历史之险——“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
1935年9月1日，率红军右路军全部过完草地到达巴西的毛泽东、徐向前、陈昌浩为促左路军北上，电张国焘“速过草地”。9月9日张改变北上方针，提出南进主张；同日，中央电张国焘：“中央认为南下是完全不适宜的。”当晚，张密电原四方面军领导人，企图以武力要挟中央南返。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叶剑英发现这份密电后，立即送达毛泽东手中。
中央当即在巴西召开政治局紧急磋商会，决定率一、三军团和军委纵队先行北上，脱离危险区域，是日夜半从巴西出发。9月10日早晨，徐向前、陈昌浩接部下报告：叶剑英参谋长不见了，指挥部的军用地图也不见了。徐、陈闻讯大吃。徐向前回忆：“发生了如此重大的意外事件，使我愣了神，坐在床板上，半个钟头说不出话来。心想这是怎么搞的呀，走也不告诉我们一声呀，我们毫无思想准备呀，感到心情沉重，很受刺激，脑袋麻木得很。那天上午，前敌指挥部开了锅，人来人往，乱轰轰的。我心情极坏，躺在床板上，蒙起头来，不想说一句话。陈昌浩十分激动，说了些难听的话，还给张国焘写了报告。”
前面追赶的干部打电话问前敌总指挥部：我们打不打？陈昌浩手拿着电话筒，转过来问徐。徐向前果断地回答：“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叫他们听指挥，无论如何不能打！”陈昌浩在这个重要关头，同意了徐的意见，避免了红军内部的一场流血冲突。
10日上午，中央机关和三军团经过一夜急行军，来到巴西以北一个村庄。毛泽东和彭德怀在一座喇嘛庙前休息，突然，部队后面骚动起来，四方面军副参谋长李特和一队全副武装的骑兵赶来了。李特在马上高喊：“原来四方面军的同志，回头，停止前进！”担任红三军团后卫的十团在团政委杨勇的指挥下，立刻进入戒备状态。空气顿时紧张起来。李特对红军大学的学员喊道：“不要跟机会主义者北上，南下去！”在遵义会议已被解职的“三人团”成员、德国人李德看不下去，用俄语训斥李特。李特这位留苏学生毫不示弱，也用俄语和李德大吵，还一边对红大学生喊：“你们跟外国人去，还是跟四方面军去？”
就在剑拔弩张的时候，毛泽东和彭德怀等赶来了。毛对李特解释北上是中央政治局的决定。李特根本不听，激动地斥责毛说：你们这是退却逃跑的机会主义！李特的态度激怒了一方面军的干部，彭德怀大骂李特是“反革命”，要枪毙他。李特待要发作，李德以为他要掏枪，上去把他紧紧抱住。
这时，毛泽东十分冷静，叫人放开李特，并对四方面军干部说：你们实在要南下也可以，相信以后总会有重新会合的机会，“我们都是红军，是一家人，一家人不打一家人嘛！现在愿意北上的跟党中央走，愿意跟张国焘的可以回去。”一方面军要教训李特。毛劝阻说：“捆绑不成夫妻，他们要走，让他们走吧。一年后他们还会回来的。”
同日，中央发布《共产党中央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并发给四方面军。全文如下：亲爱的同志们：
自从我们翻过了雪山，走过了草地之后，我们一到包座即打了胜仗，消灭了白军四十九师，目前的形势是完全有利于我们，我们应该根据党中央正确战略方针，继续北进，大量消灭蒋介石、胡宗南的部队，创造川陕甘新苏区我们无论如何不应该再退回原路，再去翻雪山，走草地，到群众完全逃跑的少数民族地区。两个月来，我们在川西北地区所身受的痛苦，是大家所知道的而且南下的出路在哪里？南下是草地、雪山、老林，南下人口稀少，粮食缺乏，南下是少数民族的地区，红军只有减员，没有补充，敌人在那里的堡垒线已经完成，我们无法突破，南下不能到四川去，南下只能到西藏、西康，南下只能是挨冻挨俄，白白地牺牲生命，对革命没有一点利益，对于红军南下是没有出路的。南下是绝路。
同志们，只有中央的战略方针是惟一正确的，中央反对南下，主张北上，为红军为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你们应该坚决拥护中央的战略方针，迅速北上，创造川陕甘新苏区去。
中央
9月10日
毛泽东率队继续北上。9月11日进入甘肃；12日，中央政治局在俄界（今甘肃省迭部县境）召开扩大会议，会议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此决定只发至中央委员一级，未向全党公布。会议一致同意毛泽东提出的行动方针，改变原去川陕甘的计划，拟经陕北、甘东北，“打通国际联系，首先到苏联边界，创造一个根据地，再向东发展”。会议还采纳了彭德怀的建议，决定将北上红军改编为中央红军陕甘支队。9月13日，陕甘支队8000人离开俄界，沿白龙江右岸，向岷山要隘腊子口前进。
俄界：山寨仍然很安静
我顺着达拉沟峡谷溯流而上30多公里，来到俄界，一个宁静的藏族村庄。这里海拔2500米。已经是6月的中午，虽太阳高悬，但气候凉爽。站在村头水泥桥上，四周古木参天，经幡猎猎。脚下白龙江源头的达拉河，翻滚着咆哮而过。
寨口柴禾堆前站着一人。
这是个30多岁的藏人，对我的到来视若无睹，眼睛眺望着远方的森林，不知在想什么。经交谈，知道他叫年秀，但说汉语很困难。于是干脆问：知不知道毛主席原先住哪里？“毛主席”三个字他听懂了，眼睛一亮，说，毛主席？就住我家，我带你们去。
跟着他沿石板路拐几个弯，来到俄界会议旧址。旧址外壁像土窑，内里全由木板镶嵌，连天花板也是粗大的木料，因年代久远，已被烟火熏得黑油发亮，像刷了一层漆。年秀说这房子是他爷爷的爷爷留下来的，“至少200年了。”他伸出两根手指比划着。屋内约四五十平方米，粮柜、神龛、碗柜、火塘、仓库……年秀一一指点给我们看。“毛主席，就在这里，开会。”问他开的啥会，他笑，“我说不来。”
1935年9月12日上午，党中央在这间土屋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张国焘的问题和下一步行动方针。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张闻天、博古、王稼祥、凯、刘少奇、邓发、叶剑英、蔡树藩、林伯渠、罗迈（李维汉）、杨尚昆、林彪、聂荣臻、朱瑞、罗瑞卿、彭德怀、李富春、袁国平、张纯清和李德。周恩来因病，未能出席会议。会上，毛泽东作了《关于与红四方面军领导者的争论及今后战略方针》的报告，讨论了北上的任务和到达甘南后的方针，作出了《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会后，部队在森林中集合，毛泽东作了重要讲话。
土窑屋外是一幢全木结构小楼，上书“毛主席旧居”。顺陡峭楼梯往上爬，上层即居室，正中挂一张毛泽东建国后在北戴河的相片，相片下置一方桌，摆3本留言簿，最大一本用毛边纸装订，留言全用毛笔书写，落款最早为1975年。粗翻，访客来自全国，新闻界人士很少。我在留言簿上写下了“红军精神万岁”6个大字，落款“重庆晚报，张卫、冉文、刘英努”。
年秀告诉我，村里让他看守旧居，因为这是他家祖业，每天补助3元。问他：“就这样一直守下去吗？”他笑：“说不来。”
俄界仅46户人家。我与摄影师冉文在寨中转悠，空空荡荡难见人影。村人不锁门，至多用一根树枝把门扣别上。我们想再找几个村人聊聊，就四处拍门，乱喊一气，未几，便闻狺狺狗吠，一般的狗倒不怕，但若真有藏獒扑出来，我们哪是它对手？便十分小心。再看门牌，均书“高吉村”。后来才知“俄界”原为“高吉”，系翻译之误。原来，当年红军从四川带来的翻译误将“高吉”读作“俄界”，政治局作会议记录的同志便将“俄界”记下了，会议也成了“俄界会议”。
“高”在藏语里意为“山”，“吉”为“八”。俄界历史可追溯到八九世纪的吐蕃王朝时期，村民们的祖先是早年吐蕃的守边军士。这一带流传着一种杂巴舞，被专家认为很可能起源于当时的军事训练。
回到村头桥上，终于见到一群年轻的汉子，他们都抱着孩子，孩子们的脸上脏得起了壳壳。我问村长和支书呢？回答说到兰州学习去了。再问怎么不见有女人？汉子们大笑，说女人们都上山干活了！我诧异：你们怎么不上山干活？汉子们说这是祖先定下的规矩，女人干活，男人带孩子。细揣摩，觉得有些道理：当年戍边军士们忙于军务，地里的活多由女人们干，几百年来这习俗再也没变。
问到如今的生活，30岁的村民扎西丹珠说，俄界看似有山有水，但仍靠天吃饭，他家6个人，8亩地，7头牛，“亩产不高，好的年岁有200斤，差时就惨啰，种子都收不回。”我问最担心的是什么。他说干旱呀。我指着脚下的达拉河，水，这么多，可以抽去浇庄稼呀。扎西丹珠使劲笑，“我们的地，在好高的山上，浇不到啰。”所以他每年都得花1500元买粮食，家里现在还没电视机。我问他一年总收入是多少。他说也就两三千元吧，其中一半多拿去买了粮食。
正说着，一个年轻小伙子骑了辆重庆产的隆鑫摩托从桥那头过来。我把他拦住。小伙子叫交巴，27岁，车是他卖了一头牛买的，他说全村有10多辆摩托，“只要勤快，上山办些货，日子还是很好过啰。你看，村里不是也有很多人盖了新瓦房吗？”30岁的村民年九已是3个孩子的父亲，全家7个人，地有10多亩，“但不够吃，每年都得到迭部县去买一千多斤粮。”我问：“你已经3个小孩了，准生这么多吗？”年九说按政策是准许的。“但生活紧张与孩子多有没有关系呢？”我问。年九羞涩地笑了，“我说不来。”
离开俄界，村头古老的大杨树在风中沙啦啦摇曳，它曾目睹当年八千勇士从这里向北挺进，它何时目睹老乡们全过上幸福生活？
“迭部”在藏语中是“大拇指”的意思。传说有位神仙用大拇指推开了原本环绕此地的大山，让当地人走出了闭塞。迭部地处白龙江上游甘、川交界处。白龙江东西横贯全境，达拉沟位于白龙江以南。说是沟，其实是一条大峡谷，峡谷里奔腾着水势很大的达拉河，其上游在四川境内称包座河。沟两岸乱石穿空，古木参天，沟的南端与若尔盖县、九寨沟县接壤。此地属岷山峡谷地带，山峦重叠，惟达拉河可通甘、川，亦使达拉沟成为甘、川天然通道。三国魏蜀相争，唐蕃吐谷浑交战，以及1253年忽必烈远征云南，均取此道。
从俄界去沟口，最惹眼的是沿河生长的古老杨树。其树干比我当年在云南老林里见过的所有大树都粗，它们三五棵或七八棵聚一块，绿阴可覆盖几百平方米，小树三五人合抱，大树要十多人才能合抱，无论四川剑阁的张飞柏还是陕西黄陵的古树，讲分量都不能同这些杨树比。这里怎么会有这些树，而且沿河整齐地生长？突然间我明白过来，作为川甘古道，它是古人栽种的行道树啊！五百年，还是上千年了？
离沟口不远处，有一座规模宏大的寺庙。寺庙紧邻公路，公路边空地上搭建着一座硕大的帐篷，一群红衣僧人排成一字队形，正在传递砖头。我和他们打招呼，他们热情回应着。这时，一个胖胖的僧人走过来，30多岁模样，普通话说得很标准。胖僧告诉我这座寺庙叫沟吉寺。我问有多大。胖僧说大概有一万五千平方米。突然，他说：“今天我们的活佛来了，要不要去见见？”我吓一跳，这可是没敢想的事，“能见吗？”我不懂宗教规矩，怕有什么闪失。胖僧说可以见可以见，活佛是很欢迎客人的。
活佛清瘦，端坐帐篷正中一张很大的木椅上，旁边是几位上了年纪的老僧，前面的地毯上摆满了水果和包子，有些蔫了。我照着电视里那样，双手合十对活佛行礼。活佛说坐吧坐吧。帐篷中只有活佛屁股下一把椅子，我就靠他身边的地毯坐下来。抬眼看活佛，无法判断他的年龄，这些如神仙般的高僧，年龄一般来说是个谜，譬如你可以认为他有90岁，也可以说只有60岁。
活佛问，从重庆过来采访红军？他口音有很浓的川味。我说是的。活佛笑，采访到了吗？我说不太好找，但还是有几个。活佛说，我们这里叫达拉沟，“达拉”在藏语里是“虎穴”，这条沟是川甘藏区惟一便捷的通道，“当年红军找这条道找对啰。”正说着，一位僧人将哈达递给活佛，胖僧对我说快起来接。我赶紧起身，活佛已经将哈达戴到我脖子上。这是一条橙黄色的哈达，我想怎么不是歌中唱的“洁白的哈达”呢？后来到了腊子口，年轻的藏族副乡长曾莉告诉我，橙黄哈达是献给尊贵客人的。
趁戴哈达的机会，我问胖僧，活佛叫什么名字。胖僧在我的采访本上写下一串汉字：俄王罗让丹巴热杰……“你们就称他丹巴活佛吧。”待我重新坐定，丹巴活佛说，他这次是从四川过来讲学，每年都要过来两次，“其他时间我住在四川。”我对佛事不懂，不敢多问，就转了话头，“请问活佛知道红军的事情吗？”
丹巴活佛温和地笑，说不太晓得，只听老一辈说过些，日子远了，记不起了。“不过，眼前这座大寺庙曾住过许多红军。”胖僧说，当时住了一个团，寺里有30多万斤粮食，红军炒粮时，炒坏了两口大锅。丹巴活佛说，我调查过，30万斤是没有的，但七八万斤是有的，当时正是收割季节，寺里刚把青稞收回来，红军就过来了。“当时的僧人不晓得红军是什么队伍，就躲到附近山上，从树林中可以清楚看到寺里红军的活动，”丹巴活佛说，“红军很守纪律，只是炒粮炒坏了两口大锅。打仗嘛，非常时期，这可以理解啦！”说罢，又笑。胖僧叫让巴加措，看得出是活佛的得意弟子。
告别活佛，顺坡而下，来到达拉沟口，一座电站在修。问过工地上的林副工段长，才知这是达拉河口水电站，坝高67米，总库容1506万立方米，装机5.25万千瓦，总投资3.7亿元，是目前甘南州最大一座水电站，计划2008年发电。
它能让俄界的日子好些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