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旅游重走长征山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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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章 小金县(懋功)

历史之魅——流血牺牲都是有目标的

小金县民国时叫懋功。1935年6月12日,红一方面军先头部队二师四团翻过夹金山,在懋功达维桥上与前来迎接的红四方面军二十五师七十四团胜利会师。6月14日,毛泽东、周思来、朱德率领党中央、军委和直属部队进抵达维,受到二十五师所部的夹道欢迎。会师当晚,两个方面军在达维喇嘛寺前的一块开阔地上,举行了降重的会师庆祝大会,由周恩来亲自主持。毛泽东、朱德、二十五师师长韩东山等分别讲话。全军同声高唱由陆定一编写的《两大主力会师歌》,庆祝大会一直持续到深夜。

红四方面军在会师初期,给一方面军的支援和帮助是真诚而实在的。斯时,双方指挥员都有一个共同愿望:两大主力会师了,应该迅速地联合起来,形成统一力量。徐向前就建议将一、四方面军的部队和干部相互调剂补充。几经周折这一建议得以实现:一方面军派到四方面军担任各军参谋长的有陈伯钧、张宗逊、李聚奎、郭天民等,对四方面军部队建设起到了积极作用。四方面军抽调给三军团的是九十师二七〇团和八十九师直属队共2600余人,抽调给一军团的是九十八师二九四团2000人和十一师二团1200余人。这些编入一方面军的部队,在后来的战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时任中央秘书长的邓小平也亲身感受到四方面军战友的情谊。过雪山时,邓的马死了。会师后,邓见到了留法勤工俭学时的老战友、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傅钟。傅钟见邓小平没马,便慷慨地送给他一匹,还有衣服食品。这些东西不多,但对邓小平来说却是雪中送炭。邓几十年后还念念不忘,对子女说:“过了雪山后,傅钟送了我三件宝:一匹马、一件皮大衣、一包牛肉干。这三样东西可真是顶了大事呀!”

懋功的山川,曾见证两大主力会师的欢愉。

懋功历史悠久,民风剽悍。长征期间,这里有1000多藏羌儿女参加红军。1953年更名小金县,现全县幅员5583平方公里,人口7.7万。红军曾翻越其境内的三座雪山:夹金山、梦笔山和巴朗山。

我在大小金川行走,除红军故事外,听当地人讲得最多的是“乾隆爷打金川”,200多年过去了,往事就像烙铁一样烙在一代代金川人心里。这是为什么?

1747~1776年间,这块大地上曾发生清乾隆帝两度用兵大小金川之战。翻阅《清史稿》和《大清全典》等史籍,从乾隆十二年(1747)年至乾隆三十六年(1771),清两次用兵金川,战事前后逾20年,清廷为此调兵18万人,拨饷7000余万两。特别在二打金川中,清兵阵亡13731人,其中官员908人,伤者无数,耗银6160万两,米296万石,火药427万斤,铅铁炮子弹300万斤,调派民夫46万人,使征讨金川之战成为乾隆十大武功中规模最大、历时最长、最激烈、最残酷的战争。

那么,乾隆为啥不惜血本要打赢这一仗?

藏学家任乃强一语中的:为维护高度的中央集权。从元明时,中央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推行有别于内地行省制度的土司制。这一制度到明末清初已不适应社会发展,一再发生土司侵吞其他地区土地,甚至公开武装叛乱的事件。清康熙雍正时期,国力强盛,中央政府已有足够力量加强对边地的统治。雍正时推行“改土归流”,即由中央政府选派有一定任期的流官直接管理少数民族地区的政务,改土官为流官,革除土司制,建立州县制。“改土归流”在云南和贵州进展顺利,但在川西藏区,则发生了大小金川事件。乾隆十一年(1746),大金川安抚司莎罗奔与小金川(今小金县)、党坝(今马尔康县)、明正(今康定县)等土司争斗以致清廷不满。次年清廷派兵镇压,三年后战事平息,清损兵7500余人,耗银2000余万两。此后,大小金川常有冲突。当小金川土司僧格桑与大金川土司索诺木(莎罗奔侄孙)联合反清后,1771年清廷派大将军温福入川督师,是为二打金川的开始。1773年,温福战死,清廷派阿桂为将军,增兵金川。经多次血战,终于于1776年初取胜。战后,乾隆为彻底稳定大小两金川和嘉绒地区,在当地采取了一系列强硬措施,其中之一即强制废除土司制度。

两次金川之战,对当地的影响巨大,也使大小金川的民族构成发生大换血,战前大小金川人口约4万,战后经过将近200年才恢复到12000人左右。战后,当地嘉绒藏族大多逃亡外地,该地区由原来以嘉绒藏族为主变为汉人、羌人、藏人交错杂居。在丹巴中路村,甲麦曾对我说,他听老辈子们讲,当年清兵打下金川后,除将掳掠的工匠带往北方外,男人全杀掉,在丹巴就有3000男人被杀,“真是血流成河啊!”

在乾隆眼里,即使血流成河也要维护中央的统一。

就在二打金川当年,有一件让乾隆分外高兴的事,就是土尔扈特蒙古族人在远离祖国148年后重返大中华怀抱。1623年,土尔扈特部因战乱,全族远走今俄罗斯伏尔加河下游一块飞地。他们虽远居欧洲,但始终认同自己的祖国,尊重中国王朝主权,不向沙俄称臣。18世纪以后,沙俄势力不断向外扩张,对土尔扈特部的高压控制日炽。1770年,俄国欲再次向土尔扈特征兵万人,部族压抑多年的愤怒爆发了。乾隆三十五年(1770)十月,年轻的渥巴锡汗率领部族近17万人,冲破沙俄军队、哥萨克骑兵的围追堵截,向着太阳升起的东方奔去。这次远征历时8个月,约10万人死在路上。1771年6月,当远方的游子风尘满面、形容枯槁回到祖国时,乾隆帝大为动容,除物质优待外,还下令国家百年不征土尔扈特部兵丁。

对金川土司叛乱的镇压和对游子归来的褒赏,“十全老人”可谓一代明君。

200多年过去了,今天的小金是个啥模样?

小金:这里的太阳很炽烈

站在夹金山海拔4114米的王母寨垭口,山脊两边的气候反差明显。往宝兴方向看,灰云低垂,天地浑沌,肉眼也能看出,雅安雨带一直从四川盆地顺山谷延伸到此,被夹金山堵住了北去的脚步,往小金方向看,蓝天白云,山谷中森林成片。

小金地处青藏高原东缘、邛崃山脉西侧。境内山脉呈南北和北东走向,是岷江与大渡河及青衣江水系的分水岭。这里沟谷纵横,褶皱强烈。北部虹桥山海拔5200米,东部四姑娘山6250米,一般山脊高达4500米。河谷地区多在3000米以下,构成早生灌木草地景观和干旱河谷。这样的河谷让我印象深刻。

从夹金山下行约30公里,即到达维桥,现称会师桥。正是下午,河谷大风。我们的车刚停下,一个少年跑过来围着车旋了一圈,好像还说了句什么,跑了,还没等我们下车,他又跑回来,又说了句什么。我问师傅刘英努:“是不是要擦车呢?”摄影师冉文说:“不像,会不会是小偷?”

结果是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原来那少年是免费导游,他叫央金,藏族,“我们是不收钱的。”他说。太阳正狠,达维桥就在我们脚下的沟里。这是一座圆木结构的木桥,始建于民国初年,后多次维修。我们想下到桥上去,央金说:“暂时不要去。你看风好大,前天才把一个人吹下了河。”细观察,这里的山谷呈东西走向,往东是巴朗山,往西一直接通丹巴与大雪山相连,中间流淌着小金川,水呈土色。央金说,由于早年砍树,植被给破坏了,“现在正积极种树,今后这里一定会有青山绿水。”

央金的话让我笑了。我被他的纯朴感动。但据我观察和考证,这条上百公里的河谷自古少树,因为夹金山挡住了北上的水汽,巴朗山和大雪山又挡住了东西水汽的对流,便注定它是干旱的。种树有时仅是善良的愿望,在焚风肆虐的干旱河谷,树很难成活。我的观察后来在小金县委宣传部新闻科长刘期荣(藏族)那儿得到了证实,“不过,除这条山谷外,小金其他地方的树特别多,如夹金山北麓和四姑娘山等。”刘说。我认为这恰恰是生物多样性对环境选择的结果。

从达维到小金,公路袒露在太阳下。两岸高山几乎是光的,树苗和庄稼在热风中摇曳。数小时前在夹金山顶我还穿着防寒服,此时脱得只剩T恤。急驶中,一座高碉突然出现在河对岸。问路人,知已到沃日乡。当年,清军在这里遭到过顽强抵抗吗?后查《金川案》,才知沃日为鄂克什土司领地,因帮助过清军,受到乾隆册封,赐杨姓,袭23代。沃日乡现有人口3000余,大部分是藏族,以务农为生,与汉人几乎无区别。沃日高碉呈四角形,坐西向东,四角作攒尖顶耸方,有13层,通高37米,碉门距地面4米。碉楼旁是原土司杨春普的经楼,5层,每层有飞檐,楼已残颓,但仍可看到雕饰的门窗和房檐下的斗拱。碉楼旁边的民居前,围坐七八个妇女,着汉人服装,用藏话快活地说笑着,正做针线。我上前和她们打招呼,问你们是藏族吧。妇女们抬起头,一齐笑,说是藏族。又问,这沃日乡的碉楼有多少年了。回答说不晓得。一个红脸膛的妇女突然怪怪地笑,说你还戴着眼镜子呢,认不到字呢。我问这话怎讲。她说我们这里不叫沃日乡,叫要日乡,“那个字读妖(要)。”几个妇女互相捶打着哄笑。我听出她们是开玩笑,但还算流而不俗,也忍不住笑了。

此时,太阳将山谷照得如红铜浇铸,热风依然。实际上,这条河谷无论200年前还是70年前,对中国历史都是很重要的:达维桥、喇嘛寺、古战场、沃日乡、猛固桥等,逐一记述着小金的沉浮,让人感到一种肃穆与庄重。

我已经走得很远了,还能听到那群妇女的笑声。她们是健康的,她们应该笑。

历史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上午8点30,高原之城小金阳光灿烂,蓝天如洗。红军会师广场纪念碑前,一位老人一边凝视着雕像,一边抹眼泪,还不停地鞠躬,敬军礼。这举动引起我的注意。上前打听,老人叫王顺生,康定人,16岁参加红军,曾任红四方面军某师三十五团传令兵,70年前亲眼目睹了两大主力的盛大会师。

“当时真是人山人海呀,今天,到这里来的只有我一个了!”老人长叹一声后,突然泪流满面。“民国二十四年,康定还叫打箭炉。我们村跑出来几十个年轻人闹红(军),现在只剩下我一个了!”老人又是一声长叹,“1995年,天宝主席(原中央委员,从阿坝马尔康参加红军的藏胞,‘天宝’是毛泽东给他取的名字,曾任四川省政协主席)来康定慰问老红军,我们一共坐了两桌,大家好激动哦,慰问活动搞了3天。10年过去了,如今,那两桌人也只剩我一个了!”

说罢,86岁的老人再次热泪长流,“我今天来这里是想会会当年的战友啊,可惜,一个都见不到啰!”老人的儿子王达胜告诉我:“这次是父亲要我陪他,专程来他曾战斗生活过的地方看一看,以满足他的心愿。”王达胜不讳言这可能是父亲最后的心愿,“四川话叫收脚印,再过几年,老红军可能一个都莫得啰!”

王顺生说,由于他是传令兵,会师期间,进出过中央各大机关,见过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等,“他们好年轻哟,走路飞快,人长得高大,声音也大,精神十足啊……”说罢,老人眯缝起眼睛,心绪似飞回到早已逝去的燃情岁月。突然,他睁开眼:“你们想听会师歌吗?”

老人的嗓音居然很亮。歌的过门很长,旋律铿锵有力:

万里长征经历八省险阻与山河

铁的意志 血的牺牲

换得伟大的会合

为着奠定中国革命巩固的基础

高举红旗向前进……

老人说,这首歌是时任红军总政治部言传部部长陆定一写的。记者惊叹于他的记忆。

“怎么忘得了呢?它都刻在我骨头上了……”

据小金县委宣传部长靳东(藏族)介绍,会师期间,小金有中央红军2万多人,红四方面军8万人,“像小金这种贫瘠的地方,每天要给10万人马提供粮草,那是什么概念?但小金人民作出了选择,节衣缩食支援红军。另外,小金还有1000多藏羌儿女参加红军,他们大多一去不返。”靳东说,“据我所知,金川有一个叫康立泽的老红军回来过,他曾任新疆军区副政委,90多岁了,看到家乡路不好,还专门给曾培炎副总理写过信。现在,从小金两河口到金川的公路已经动工。”

我静听着靳东的解释,知道作为一级官员,他的话有对也有误:70年前会师时,四方面军来懋功的主要是李先念的部队,张国焘率大部队住在茂县一带没过来,否则,真要拥进10万人马,懋功是招架不住的。

靳东坦言小金经济还比较落后,去年全县国内生产总值仅3亿元,农牧民人均纯收入1650元,还有近2万人没脱贫,“但我们有信心加速发展,重点是抓好六大基地建设和红色旅游。小金农业优势在于日照时间长,全年达2400小时,这在中国独一无二。因此,我们九寨酿业生产的葡萄酒,据国内酒业权威专家李桦讲,可与法国波尔多媲美,还有青豌豆,小金的是最好的,远销成都、重庆。至于红色旅游,国家已投资10多个亿打巴朗山隧道,一旦贯通,整个大九寨的西环线就全活了,你们从重庆过来也就大半天时间,那时,小金的面貌将会是全新的。”

小金天主教堂,是法国传教士佘廉霭于民国八年(1919)兴建的。整座建筑坐西向东,四合院落布局,由经堂、东侧厅堂、北侧厢房三部分组成。墙上砌有基督、十字架及几何图形装饰,有三道券拱门。左右两墙均开有五扇西洋式券拱窗,北侧过道尾部有一小门,南侧过道尾部有一假门。室内有大木柱十根,柱基为八棱鼓形石柱,柱顶上有叶形浮雕装饰。1935年6月,天主教堂成为中央机关所在地。

夜宿小金当晚,我独自去教堂。教堂静谧,不远处闪烁着县城里为数不多的霓虹灯。山下是小金川的激流,一轮月亮斜挂天空。我突然想到了佘廉霭,在多少个孤星冷月的夜晚,黑衣布履的他,是否想过故国、亲人?能在异国他乡忍受长期的孤寂,这需要何等的毅力和境界!

没想到第二天,我真遇到了另群有境界的人。

同样在天主教堂,我巧遇香港“长征助学步行团”。团长叫梁建华,去年10月,梁率团从江西瑞金启程,至今已7个多月,步行了5300多公里,募集助学善款1600多万元,“我们的最终目标是到陕北吴旗。”梁说。

梁接受我采访的第句话是:“你不能和我谈政治。”我愣,尊重了他的要求。

这是个瘦削高挑的男人,49岁,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曾是家大公司的电脑软件设计师,“为了长征助学活动,我已把香港的工作给辞了。”梁的团员告诉我,他辞去的是年薪百万元的职位,“我们中不少人都辞了工作,就为来走长征路。我们甚至还学会了唱长征组歌。”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梁告诉我,以步行方式重走长征路,最初的萌想是2001年,“那年,宋庆龄基金会在凉山资助了10所小学,这事让我很激动。能不能把活动搞大点,资助更多的学生?于是我和朋友们商量,没想到大家热情都很高。”2004年,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与香港著名慈善团体“苗圃行动”,共同发起这次“长征助学”活动。“我们的启步仪式还是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的呢!”

梁介绍,全团固定成员21人,平均年龄50岁,最大的70岁,每个团员除要缴7万元旅费外,还必须缴纳8万元以上的助学善款,“我们的计划是募款2020万元,用于资助我们长征路上所经过的101个县的101所长征苗圃希望小学,”梁说,“现在已经有50多所学校获得了捐款。”

据介绍,团员们每天清晨即打点行装,闻鸡上路。每天走30公里,每6公里休息5分钟。团员中66岁的宗光耀曾是中央驻澳门联络办原副主任,算是步行团里最大的“行政官员”;领队张远文,曾做过10多年的国家级运动员,也是奥运冠军刘翔的前辈。1974年,作为一名中学生,张在德国法兰克福的国际比赛中夺得110米栏冠军,这是我国中学生在国际田径短道比赛中获得的首枚金牌。

“我们的总行程是8300公里,需要305天,将于8月15日达到吴旗。”谈到步行长征的艰苦时,梁认为最难忘的是在贵州西部大山上,“天黑了,下雨,目的地还不知在哪里。大家又冷又饿,但你总不能蹲在地上不走啊。于是互相携手,你搀我扶,鼓励着,就这样,我们在泥泞中走了半夜,终于走进了灯光。那种感动,我从没体会过,我一辈子都忘不了。”

“辞掉百万年薪的职位来走长征路,你真不后悔吗?”我问。

“不后悔。人的一生,有些事不是钱能平衡的。这300天的步行,将是我一生中最难得的!”梁大声回答,眼圈忽然红了。

我一时不知再问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