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相信历史的宿命。如果应对及时，所有的障碍都可以通过充分激发和调动人的意志品质而被攻破。因此，没有不可逾越的历史法则。但是，还有生物法则在起作用。由于人类活动部分地受自然的驱使，在这一点上，人类社会必须服从生物法则。如果组织有序的世界进化是按照某些法则进行的，也就是说这种进化是借助某些力量的作用进行的，那么，个体的人和社会的人的心理进化就不可能完全抛弃这些生活习惯。
我们曾经表明，生命冲动的本质在于它的发展过程是呈扇形向外扩散的。事实上，它可以向周围不同的方向发展，每一个方向都可以被传递一部分生命冲动。我们可以补充说，这一规律并没有什么神秘之处。它只是表明，趋向是一种难以判明的多重前进推力。而且，只要我们对它进行一下回顾，只要我们对其原有特征的各种看法足以使我们根据它的实际发展因素，来对它进行重构，我们就会更清楚地发现，这一前进推力是多么难以判明，多么复杂多样。如果我们想象，橙色是世界上出现的唯一颜色，那么，它是否可能是由黄色和红色合成的呢？
显然不是。但是，当黄色和红色依次产生以后，它就可以由这两种颜色合成了。从那一刻起，原有的橙色就可以从红色和黄色这一双重视角来看待了。如果通过想象，我们假定，黄色和红色是通过对橙色的强化而出现的，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非常简单的所谓扇形扩展的事例。
但是，现实生活中，我们没有必要进行这样的想象和对比。
我们需要做的一切只不过是，不要附带任何人为修饰或改编的观念来审视生活。有些心理学家把意志行为视为一种综合反射；其他心理学家则往往发现，在这一反射过程中，意志受到了削弱。
实际情况是，这些反射和自动行为可能蕴涵着关于不可分割的原初行为的两种观点。实际上，这一原初行为不属于这两种观点中的任何一种。但是，当它借助这两种观点来对自己的行为过程进行回溯时，突然就同时属于这两种观点了。我们可以说出众多与此相同的情况，如本能与理智、动物生命与植物生命，以及其他成对出现的相互区分、又相互补充的趋向。只有在生命的总体进化过程中，由这类对分过程产生的趋向才会存在于相互区分的物种当中。它们开始单独地在世界中探寻自己未来的命运。它们所呈现出的实际形态不允许它们重新结合在一起，把比原来更强烈、更复杂、更全面进化的原初趋向带回原来的状态。但人类精神生活和社会生活的进化过程并非如此。产生于对分过程的各种趋向可以在同一个人或同一个社会中得到发展。
通常情况下，它们应当依次连续发展。如果两种趋向同时出现，这是十分常见的现象，其中一个必须首先发展。我们一般应尽可能把第一种趋向向前推进一步。然后，借助第一种趋向进化过程中所取得的经验，我们再回过头来处理被暂时搁置下来的另一种趋向。现在，轮到第二种趋向发展了，第一种就会暂时被忽视。我们发展第二种趋向的新一轮努力将持续进行下去，直到在所获得的新经验的支持下，这一发展得到巩固和加强为止。这时，我们再一次回头处理第一种趋向的发展问题，而且把它再向前推进一步。由于在这一过程中，我只全力以赴发展这两种趋向中的一种，由于只有一种是至关重要的，我们往往会说，只有这一种趋向是积极的，另一种趋向则是对它的否定。如果我们这样来看待事物的话，另一种趋向实际就成了它的对立面。那么，人们就会说，进步与发展的原因在于，相互对立的两种趋向之间存在着摆动和过渡。而且，摆动和过渡的具体情形不会完全一样。等钟摆恢复到原位时，这两种趋向已经获得了新的发展。这种说法或多或少存在一定的合理性，实际情况也大抵如此。
甚至在有的情况下，这的确是一种非常正确的分析判断方法。事物相互对立的两个方面之间的确存在着一种摆动或过渡状态。当某一有利的趋向只有在与其相对立的趋向的作用下，才能获得适度平衡时，它就属于这类情形。这时，对立趋向实际上发挥了有利的平衡作用。因此，比较明智的方式似乎是，两种趋向之间相互协作。第一种趋向可以在需要时随时介入；当第二种趋向发现第一种趋向干预得有些过分，有适得其反的危险时，便立即阻止它继续干预。不幸的是，人们很难说清，干预到什么程度才算是过分或危险的。有时，干预作用超过了表面上看起来的合理限度，反而导致了新条件的产生，甚至创造一种排除危险的新形势，同时使积极有利的趋向得到加强。
决定社会发展趋势的总体性趋向尤其符合这种情况。社会发展持续的时间必然超过若干代人。人的理智无法说出人类社会的发展将走向何方，甚至一位超人的理智也无法说出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归宿。因为，不断运动变化的行为将产生它自己的发展路线，并在很大程度上创造这一行为得以实施的条件。因而，这将挫败人们事先进行的任何深思熟虑的思考和算计。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往往盲目地向前走得越来越远，结果不得不在危险的边缘停顿下来；另一种与之对立的趋向则乘虚而入。反过来，它也独自奋力向前推进。如果我们把第一种趋向称为作用力的话，那么这一趋向就可以被称为反作用力。由于当这两种相反的趋向同时前进时，它们会相互中和；由于它们在某种不可分割的原始趋向中的解释就是对中和的定义，它们同时占用了所有的发展空间这一事实便使它们中的任何一种趋向被赋予生命冲动。在生命冲动的作用下，它们将奋力前进。同时，它们前进道路上的所有障碍也将被一一攻破。这种不顾一切的奋力前冲，非常类似于疯狂状态。在自由的领域里，我们不能过于夸张地使用“法则”这个词。但是，当我们遇到一些表示很强的规律性的重要事实时，我们就可以非常方便地使用这个术语了。我们可以把下列这一法则称为“两分法”或“对分法”：它显然是通过把事物的发展趋向分成相互对立、相互作用的两个部分，而使这两种趋向顺利实现发展和进步。我们可以说，最初，这些趋向只不过是同一种趋向的两种精确形象的观点表达。
我们提议把这种必然性要求命名为“双重疯狂法则”，这一法则将产生于这两种相互对立的趋向。当原始趋向被分成两种对立趋向，向其最终目标努力时，这一“双重疯狂法则”就开始存在了——似乎存在这样一个最终目标。同样令我们感到疑惑的是：如果我们不对这种简单趋向进行两分法处理，通过保持推动力与阻力的同时存在，来使它循规蹈矩地发展，难道它不会更顺利地发展吗？这里所说的阻力，显然是一种反向的冲力，但它是虚拟的，而不是实际存在的。这样的话，也不会有陷入荒谬的危险了，还可以确保避免灾难。但是，这样将无法最大限度地保证质和量上的创造性。所以我们必须沿着一个方向坚持到最后，去发现它能创造的一切。当沿着这一方向无法继续前进时，我们可以借助已经取得的经验，回过头来，再沿着被暂时搁置的趋向前进。无疑，从外观上看，这些往复运动似乎表现出两种趋向的对立原则，似乎是一种趋向试图阻挠另一种趋向时受挫，是第二种趋向的彻底失败，也是第一种趋向的报复结果。人们总是喜欢这类戏剧性场面。人类特别热衷于从漫长的历史过程中，选取那些以两个政党、两个社会或两种原则之间的争斗为典型特征的事件。争斗的最终结果是双方轮流取胜。但是，这种斗争只是社会进步的一种浅层表现。事实是，如果允许两种不同观点并存的趋向，把这两种可能性变成推动它前进的实际行为，每一方都会迅速向前跨越，单独占据一切可以利用的发展空间，而另一方则全神贯注地观察着发生的一切，耐心等待机会的到来，只有这种容纳两种不同观点的趋向才能最大限度地在质和量上得到充分发展。如果我们可以提及原始趋向的内涵的话，只有这样，它的内涵才能真正得到发展。实际上，没有人能够说清原始趋向的内涵里到底能流淌出什么。甚至原始趋向本身如果获得理智的话，它也不会知道自己的内涵里到底能流淌出什么。或许原始趋向的内涵可以驱使人们努力前进，并取得令人惊讶的结果。自然界的运行法则也许就是这样吧。自然界为人类上演的各种争斗与其说显示了人类的好斗本性，还不如说揭示了人类的好奇心。正是当这种趋向效仿自然时，正是当它产生原始冲动时，人类的进步才能呈现出某种规律性，并遵守我们所论述的各种法则。当然，我们说，它也不可能非常严格地遵守这些法则。现在，到了我们结束这一漫长插叙的时候了。我们只来说明一下我们所论述的两个法则如何在上述情况中加以运用。
我们在讨论人们对于生活舒适和奢华的关注，显然已经变成人类关注的主要话题。当我们思考对现代生活的关注如何使人的发明创造精神得到发展时，当我们认识到如此众多的科学发明都是对现代科学的运用所产生的结果时，当我们认识到科学的界限注定会得到无限延伸时，我们禁不住相信，人类沿着同一个方向的进步必定是永无止境的。实际上，新的发明创造在不断满足人类的已有需求。但是，人类因此而获得的满足感却从来没有促使人类就此停止前进的脚步。新的需求在不断产生，而且需求程度同样的迫切，需求种类同样的与日俱增。我们看到，人们谋求现代生活的竞赛愈演愈烈，赛场的跑道上聚集的人群越来越密。今天，我们看到了人们争先恐后地追逐现代生活的狂热场面。
但是，难道这样的场面不会使我们眼界大开吗？难道不存在被这种狂热所继承的另一种狂热，沿着相反的方向发展的可能性吗？如果存在的话，我们现在面临的狂热实际上是对它的前进运动的必要补充。事实上，从16世纪或15世纪以来，人类才似乎萌生了追求舒适的物质生活条件的愿望。在整个中世纪，禁欲主义理想一直占主导地位。我们没有必要对其造成的过分夸张进行回顾。它已经达到了疯狂的地步。有人或许会说，禁欲主义仅限于在极少数人中流行，这也是事实。但是，就像神秘主义一样，少数享有殊荣的禁欲主义是由宗教推行的。因此，真正专一的禁欲主义无疑属于例外。在普通民众这里，这种禁欲主义一般会逐渐减弱为对日常存在条件的冷漠。对他们来说，好像全然不存在舒适生活这类概念。这的确令我们感到惊讶。富有和贫穷是一种自然存在状态，没有我们视之为必备的产品盈余。有人指出，如果领主比佃农生活得更好一些的话，我们也只能理解为他享有的食物更多一些。否则的话，领主和佃农的生活几乎没有什么差别。
这里，我们所面临的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趋向。这两种趋向彼此相继，而且都表现出疯狂的状态。我们可以假定，这两种趋向对应于来自原始趋向的两种相互对立位置的各自聚焦。这样，这一原始趋向就可以通过自身，使它的能力范围所涉及的一切事物在数量和质量上得到发展，甚至使它们得到超越极限的发展。事物可以沿着两条道路交替发展。从一条道路的发展中获得的经验可以被带回到另一条道路，以促进它的发展。这就意味着摆动与进步，通过两种趋向之间的舞动获得进步。在长期经历了日益复杂的生活以后，我们都会期望回归简朴的生活。这种回归显然不是确定不变的。正是因为人类的未来是由人类自己决定的，它就充斥着众多的不确定因素。但是，如果说位于我们面前的只是我们现在可以进行审视的可能性或概率的话，对于过去，我们却不能这样说。我们刚刚指出的这两种相互对立的发展过程实际上源于同一种原初趋向。
实际上，人类思想史的发展历程见证了这一切。从苏格拉底思想中，产生了昔勒尼学派和犬儒学派。这两个学派沿着两个不同的方向发展，成为苏格拉底思想的补充。其中，昔勒尼学派主张，人类应当从生活中获得最大限度的满足；而犬儒学派则主张人类应当学会克制自己的生活欲望。这两个学派又发展成伊壁鸠鲁学派和斯多葛学派。他们的主张分别带有两种不同的趋向：宽松自由的生活和紧张克制的生活。如果人们对这些原则所对应的两种内心态度的共同本质存有丝毫疑问的话，注意下列事实就足以打消疑虑：在伊壁鸠鲁学派本身以及广为人们所知的无节制地追求个人欲望满足的享乐主义中，还存在着一种伊壁鸠鲁式享乐主义。按照伊壁鸠鲁式享乐主义的观点，人类享乐的最高境界就是不需要任何享乐。实际上，这两大原则是传统享乐概念的核心。这里，享乐一词通常用来表示某个既复杂难辨又模棱两可的概念。实际上，也许是人类有意让这样一个概念模糊不清。这样，每个人都可以按自己的方式来随意对它进行解释。但是，不论如何理解它的含义，没有安全感就不会有幸福感。这里，没有安全感指的是，人们无法看到自己可以长期在比较稳定的状态下生活的希望和前景。人们可以在对事物的掌控和对自己的掌控中找到这种安全保障；对于自己的掌控可以使人类摆脱对事物的依赖。在这两种情况下，人类都可以从自己的力量中找到欢乐。这种欢乐可能是一种内在体验，也可能是一种外在表现。内在的体验可以让人产生自豪感，外在的表现则让人显得自负。但实际上，简单和复杂来自于“两分法”，它们往往发展成为“双重疯狂”。事实上，它们具备定期轮流交替发展的所有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