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无常，但要笑着死去
1918年，纪尧姆·阿波利奈尔下葬的时候，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停战协议刚刚在两天前签署，这个一战的军官没能等到胜利，就死了。送葬的队伍很长，他生前所在的那个排的战友都来了，他的亲朋好友们都来了，毕加索、马克斯·雅各布（Max Jacob，法国诗人，1876～1944）、布莱斯·桑德拉斯（Blaise Cendrars，法国诗人，1887～1961）等，都是他在蒙马特和蒙巴纳斯生活结下的朋友。还有成千上万的百姓在大街上喊着“阿波利奈尔永存”！他直到死，才终于成为一个真正的巴黎人。
墓在拉雪兹，也是夫妻合葬墓——妻子雅克琳娜·科尔布是在诗人生命的最后一年里认识他并嫁给他的。墓的立碑上写着：
纪尧姆·阿波利奈尔（Guillaume Apollinaire）1880年8月26日～1918年11月9日
雅克琳娜·阿波利奈尔（Jacqueline Apollinaire）1891～1967
墓的横碑上，则刻了阿波利奈尔的两首诗，一首是：
我常常掂量生活
尽管它反复无常
我却可以笑着死去
……
另一首是心形的状物诗：
我所看到的阿波利奈尔的墓，虽然是在寒冷的冬天，却鲜花锦簇，与墓边枯黄的落叶一对比，真是生机盎然。我在想，这就像诗人生前一样吧，除了死前因伤病使他生命的火焰有些黯然，之前的他，一直都那么生机勃勃，奔波在蒙马特和蒙巴纳斯两座“山”间，活跃在诗人和画家两个圈子里，将当时巴黎艺术界中出色的艺术家们连接在了一起，不自觉地把整个巴黎的艺术推向了欧洲。但他却像一个永远的浪人，一直都是一个无国籍的人，一直都没能找到一个真正能厮守的女人，而后，当他最终得到这些时，却已经一脚踏入天堂。
阿波利奈尔是个私生子，出生在意大利罗马，母亲是波兰贵族的后裔，父亲据说是一名意大利军官，在他出生后几年，离家出走，再没出现。阿波利奈尔则跟随母亲先后在摩纳哥、法国戛纳、尼斯等地生活，19岁来到巴黎。在巴黎当过银行职员、记者——他甚至当过股票杂志的主编，虽然他对股票一窍不通，后来成为评论家，撰写艺术评论，结识了蒙马特以毕加索为首的艺术家们，自己也真正踏入艺术圈，成为著名诗人。
读阿波利奈尔的传记，时不时让我捧腹大笑，他没有印象中的诗人那么敏感偏激，但却有一种单纯和率真的可爱，比如他爱吃，就死命地吃。据说他一吃起来总是狼吞虎咽，吃菜一盘接着一盘，直至酒足饭饱为止。他的朋友，画家夏加尔就曾经写道过：“酒在腹中翻江倒海之时，也不耽误他大块大块地吞肉。”
在餐桌前，他总是精神焕发，喜形于色，衣领大张，腰带松开，等待着冲锋的信号。信号一旦发出，立即向酒菜冲上去。双手抓着一只鸡，大口大口地啃着，嘴巴沾满了肉屑。在整个一顿饭过程中，他始终笑逐颜开，而在吞下两份牛肉和三份牛排之后，会突然站起身来，说：“等着我，现在我必须去厕所开大。”也因此他非常熟悉巴黎最好的厕所，常指导他的朋友去这家或那家的厕所。
他有时还喜欢搞些恶作剧。比如在路过街边糕点铺的柜台前时，将脚抬起放在糕点摊上，放个臭气熏天的屁，走了。
这真是与诗人的形象相去甚远，当然，谁也没说诗人就必须苦大仇深、悲天悯人，他这么一个快活的英俊大胖子，也可以是一个优秀的诗人。当时的他，被称为自波德莱尔开创的新诗运动以来极富才华的继承者之一，诗集《烈酒集》（1913）和《状物诗》（1918）使他闻名于世。《烧酒集》是他的成名作，集中反映了他诗歌才华的丰富性和多样性，也因此奠定了他在现代派诗歌中的盟主地位。诗集出版前夕，他决定删除全部标点符号，这是诗歌史上的第一次。而“状物诗”（Calligrammes）是他自创的一个词，暗含中国书法（Callieraphie），因为他认为自己的图画诗就像中国书法艺术一样，都有把文字和绘画合二为一的特征，但因为这种诗歌有很强的游戏意味和局限性，所以后继无人。
同时他还写小说和剧本，他的小说总是一些富有悬念的离奇故事，文笔诙谐、戏谑、嘲讽，善于从荒谬悖理中透出矛盾而真实的内心世界。而他的剧本《蒂雷西亚的乳房》，首创“超现实主义”一词，被视为超现实主义戏剧的开山之作。
正是因为他生性热情率真，广交朋友，所以成为当时巴黎艺术圈的一大人物，虽然他作为艺术评论家的身份备受争议——当时很多人都认为其实他对绘画一窍不通，但是他对当时巴黎画派的形成，特别是立体派的形成，确实有着促进和推动的作用，甚至后世有人说：“没有他，就没有立体派”。
在蒙马特的日子里，他天天和毕加索等人把酒言欢，狡兔之家咖啡馆的名声就是由他们而起的。他和毕加索的友谊也充满了戏剧性。毕加索的成名有他的功劳，正是他的那些艺术评论，推波助澜，使毕加索声名鹊起。但毕加索后来却因《蒙娜丽莎》事件，深深伤害了阿波利奈尔。
1911年，《蒙娜丽莎》在卢浮宫失窃，有一个小偷拿了一件从卢浮宫偷来的雕塑到报社，嘲笑卢浮宫警卫的低能，并且声称知道《蒙娜丽莎》的下落，报道登出来之后，阿波利奈尔和毕加索吓坏了，因为他们刚从这个小偷手里买了几件雕塑，也就是赃物。他们想了各种办法销赃，都没能成功，最后用了一个现在看起来很愚蠢的办法——由阿波利奈尔把赃物交给一家报社，让报社还给卢浮宫，并让报社不要透露他的姓名。但报社在满口答应之后，第二天立刻食言了，把整件事情在报纸头版刊登，阿波利奈尔当然就被捕了，并被警方认定和那个小偷是同伙。他立刻傻眼了，便想到叫毕加索来证明自己是清白的。
结果呢，毕加索这位老兄也吓得不行，竟然矢口否认认识阿波利奈尔，两个人都在警察局里大哭。好在10天后，警方找到了新的线索，证明此事与阿波利奈尔无关，他才得以释放，但是报纸上却已经登出一张他戴着手铐的照片，这是他一生的耻辱。出狱后的他，离开了原来的朋友圈，从此不再提和毕加索之间的事情。而毕加索则在50年后，一次采访中才承认，他对在此事中所采取的态度感到十分羞愧。
也就在这个时候，他同居6年的女友，画家玛丽·罗兰珊（M a r i e Laurencin）提出跟他分手——这段感情故事我们稍后会在介绍玛丽·罗兰珊时提到。这让快活的胖子诗人深受双重打击，郁郁寡欢了好长一段时间。可怜的阿波利奈尔，虽然很招人喜欢，但在女人这方面却并不是很成功，是一个失恋“老手”。他对待每个他喜欢的女人都是狂热的，像疾风暴雨般猛烈，又像脱缰的野马般奔放，这反而经常把对方吓跑。比如他追求过一个英国女孩阿妮，有一天，他把阿妮带到一处悬崖上，对她说：“要么你嫁给我，要么我把你从这里扔下去。”阿妮还算聪明，当时稳住了他，既没答应嫁给他，也没被抛下悬崖，但第二天马上逃走了。从他身边逃走的女人可不止一两个，收到他同一封情诗的女人也不止两三个。
1914年，一战爆发，阿波利奈尔从军，申请加入法国籍，两年后得到批准，这个一直无国籍的浪人直到死前两年，才终于有了国籍有了身份。而这么积极的要去保卫一个并不是他的祖国的国家，他的朋友们怀疑这其实是他的一种逃避，为的是治疗心中那挥之不去的10天牢狱的阴影，以及失败的爱情。
在战火纷飞的战场上，我们多情的阿波利奈尔仍然不忘谈情说爱，直到1916年头部受伤回到巴黎治疗，他又经历了两三次爱情，但却都短暂，且令人伤感。始终，诗人在感情上一直在流浪，一直都没能找到一个能和他真正相爱厮守的女人。就像他那首著名的诗《米拉波桥》所说的：
……
爱情已去一如桥下流水
爱情已去
岁月慢得可悲
而“希望”却偏偏暴跳如雷
愿钟声响暮色霭
韶光逝此易犹在
悠悠是岁月岁月仍悠悠
往日不返
爱情去而不留
米拉波桥下塞纳河在流
愿钟声响暮色霭
韶光逝此身犹在
最后，老天像是要给他一点慰藉，1918年，在他临死前4个月，他终于结婚，对方是一个年仅27岁的女子雅克琳娜·科布尔。但是4个月后，他不幸得了西班牙流感，这种病在短短两年的时间内，比战争更快的将成批的人击倒，两年之内死亡人数高达2500万。在战场上，阿波利奈尔天天与死神为伴，但他从未害怕过，即使头部负伤，他还是从炮火中捡回一条命，而如今，这小小的病毒却无声无息就把他推向死亡，他异常的恐惧，恳求医生一定要救活他，并非如他诗中所说“可以笑着死去”……
这一年的11月9日，傍晚，毕加索在巴黎街头散步时，遇见一位寡妇，战争刚刚夺去了她丈夫的生命，一股突如其来的大风把寡妇的黑纱刮到了毕加索的脸上。毕加索大惊失色，回到家，对着镜子长久地端详自己的面容，他从脸上看到了一种不祥之兆。他用画笔画下了这张暗含恐惧和不祥的脸。而后，电话响起，预兆变成了现实。毕加索默然站立着：他刚刚获悉的正是阿波利奈尔的死讯。
紧接着，就是文章开头送葬的一幕。
我觉得，最让阿波利奈尔欣慰的，应该是他年轻的妻子，即便共同生活的日子那么短暂，却一辈子都忠于他，在将近50年后，终于去到天堂与他团聚。而曾经深深伤害了他的毕加索，也在1929年，诗人去世10周年时，为他立了那块我们所看到的碑。我想，这是毕加索道歉的一种方式吧——他之前从来没就蒙娜丽莎事件道过歉，而阿波利奈尔在天堂里，也可以原谅毕加索了——事实上，就阿波利奈尔的为人而言，他应该早就原谅毕加索了。
在诗人的成名作《烧酒集》中，开篇之作是长诗《空地》，《空地》的结尾是：
你喝着这烧酒
烫得像你的生命
你喝着你的生命
像喝烈酒一瓶
而这滚烫如烈酒般的生命，仅仅38岁，便遁入永恒的空间，但也将吟唱至永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