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典”
杨朱见梁王，言治天下如运诸掌。梁王曰：“先生有一妻一妾而不能治，三亩之园而不能耘，而言治天下如运诸掌，何也？”对曰：“君见其牧羊者乎？百羊而群，使五尺童子荷篓而随之，欲东而东，欲西而西。使尧牵一羊，舜荷篓而随之，则不能前矣。且臣闻之：吞舟之鱼不游枝流，鸿鹄高飞不集汗池。何则？其极远也。黄钟大吕不可从烦奏之舞。何则？其音疏也。将治大者不治细，成大功者不成小，此之谓矣。”
——《杨朱》
“古句新解”
杨朱进见梁王，说治理天下如同在手掌上摆弄东西一样简单。梁王说：“先生有一妻一妾都管不住，三亩大的菜园都种不好，却说治理天下如同在手掌上摆弄东西一样简单。为什么呢？”杨朱答道，“您见到过那牧羊人吗？上百只一群的羊，让一个五尺高的小孩拿着鞭子跟着，想叫羊向东羊就向东，想叫羊向西羊就向西。如果许尧牵着一只羊，舜拿着鞭子跟着，羊就不会往前走了。而且我听说过：能吞下船只的大鱼不会游到支流中，高飞的鸿鹄不会落在水池里。为什么？它们的志向极其远大。黄钟大吕这样的音乐不能给繁杂凑合的舞蹈伴奏。为什么？它们的音律十分古朴。准备做大事的不做小事，要成就大功业的不成全小计划，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下面是陈蕃的故事。陈蕃十五岁时，独自住在一个庭院里，平时不爱收拾，外面杂草丛生，屋里脏乱不堪。一天，他父亲的一位老朋友薛勤路过，便对陈蕃说：“孺子何不洒扫以待宾客？”陈蕃回答道：“大丈夫处世，当扫除天下，安事一室乎？”薛勤十分惊奇，知道这个少年胸怀大志。
陈蕃的故事流传很广，本来不需要说的，可是有一点令人十分费解，大多数人所知道的这个故事里还有一句“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的质问。可实际上，在史书的记载中只有上面这一小段内容，薛勤并没有发出这句慷慨激昂的质问，天晓得是谁编出来的，居然还编得挺完整，以至于众所周知。既然有人编出这么一句广为流传，就说明很多人对陈蕃的那副样子是抱着不以为然的态度的，现在再来读杨朱这番话，怕是很多人要不住地摇头：怎么又是这么一号人！可是，我们从头就搞错了。把扫屋和扫天下看作是因果关系的，不仅不是薛勤，甚至连古人的寻常观念也不是。陈蕃也是后汉时期的一代名臣，虽说生不逢时，最后的结局很是有些凄惶，但至少薛勤没有责备他，反而十分赞许他少年时的这种大气。后来读书人谈到这件事，也往往从少年立志的角度加以赞许。陆游曾经写诗道：莫笑书生一卷书，唐虞事业正关渠。汉廷若有真王佐，天下何须费扫除。
这不过是慨叹汉朝日薄西山，陈蕃虽有大志却不能有所作为。对此事颇有微词的是杨万里，他的诗是这样的：仲举高谈亦壮哉，白头狼狈只堪哀。枉教一室尘如积，天下何曾扫得来？
这是说他少年时候雄心不小，后来终究也没能做出什么名堂。不过这只是就事论事，陈蕃后来的确没做出像样的、可以称作“扫天下”的大事业，可杨万里也并没有把这种失败和“不扫一屋”说成是因果关系。从陈蕃的这句话中体味出志大才疏、好高骛远的意思的，恐怕是现代人，至于是谁首创了这样一种解读就不得而知了。现代人能普遍接受这种解读的原因，我们怀疑它或许源自两个方面的合力。一个是正面的。从教导子弟的角度出发，因年轻人往往心似浮云，不加以磨砺恐流于浮躁而妨碍成功，连儒家对孩童的训练也是从洒扫应对做起的，志向远大固然是好事，泼点冷水也是必须的。另一个是负面的。在官场文化中，打扫卫生常常成为新人的必修课，再失败的官吏只要还能有机会督责别人扫地就不会真正陷入绝望，面对这样一个口出大言的少年，画蛇添足地加上这么一句“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也是不少人的一大快事。
对陈蕃的态度如此，想来对杨朱也相去不远。尽管过去的读书人受孟子的影响对杨朱很有成见，但总不至于顺着他这番言论去推导他“不肯从小事做起”的缺陷。不论是儒家还是官场，道家都不喜欢，尤其是郁闷的政治更是道家最大的反感，所以杨朱这话照例是不理他们这一套的。如果要说理，道家可以从解放人性、顺从自然的角度阐述，不过实在有点懒得说，这道理还用不着拔得那么高去解释。不同的秉性决定了不同的选择，不同的选择产生了不同的分工，连儒家阵营的孟子都能说得出劳心者和劳力者的不同，那还有什么必要多加辩解呢？
杨朱的话肯定是不错的，但是毛病出在这个场景。一开头他就很张扬地炫耀“治天下如运诸掌”，这才有了下文这一串啰嗦。归根结底，梁王的质疑也好，“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的责难也罢，责难的都不是事理，而是在赌气。凡是赌气的，要么干脆就是粗人的做法，迎面给上一拳，否则必然要说理，而关于人家自吹自擂的理恰恰没什么可多说的。因为尧舜不合适放羊，放羊的也不会治国；扫屋的不合适扫天下，扫天下的也不合适扫屋。两样都能做并不稀奇，只能做一样无可厚非。杨朱在那里自夸，梁王很忠厚地跟他讲理，已经挺好笑的。梁王一个不小心还暗用了一个错误前提——管妻妾、种菜园是小事，治天下是大事，小事和大事的关系是线性关系，必须小事做好了才能做大事。事情的大小关乎价值观，本无一定，即便就是如此定义其大小，谁又说它们是线性关系呢？就因为这样一个荒谬的隐性前提，使得杨朱赚了好大便宜，按照这个逻辑列举了一大串能大不能小的实例，不仅赢得了辩论，还顺便继续替自己吹嘘，俨然自己就是尧舜，是吞舟之鱼，是鸿鹄，是黄钟大吕。如果把这个错误前提纠正过来，那么治理天下和放羊不过就是两件不同的事，都是自然中的一例，你杨朱爱干啥干啥。偏偏梁王想不透，听他说治理天下好简单，就此受了刺激，挑起了一场血本无归的争辩。那么，你受刺激了吗？学会用自然的眼光去观察一切，可以少受很多不必要的刺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