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小乡村学牧羊，壮年出塞讨天狼。
太平洋上风云急，白首来临新战场。
——题《牧羊儿自述》
！在台湾省台北市荣民总医院第五病区的16号单间病房里，病榻上躺着一位86岁的老人。他因患慢性肾盂肾炎和慢性咽喉炎等多种病症，脸上显得有点微肿，不时发出一阵轻微的呻吟。
老人虽然病魔缠身，面呈忧戚，但相貌堂堂，骨相惊人，满头的银发与飘垂过胸的美髯连成一片，顾盼庄重，隆起的眉脊和深邃的目光两相交织，义形于色。他平时的装束：白袜、青鞋、长衫、竹杖，神态潇洒飘逸，状若风云际会的虬髯客。乍一见，就使你感到这位老人一定经历过许多重大的历史场面，曾经是一位叱咤风云的政坛要人。
不错，他就是国民党的元老，清末在上海创办了《神州》、《民呼》、《民吁》、《民立》等报，是当时被赞为“先生一枝笔，胜过十万毛瑟枪”的老报人，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时的交通次长，后来被称为一条竹杖定西北的靖国军总司令，担任“监察院院长”前后赓续33年的于右任。
于先生还是我国历经百年沧桑的著名高等学府复旦大学的创办人之一。“复旦”的校名，是他1905年5月从《卿云歌》“日月光华，旦复旦兮”中撷“复旦”两字命名的。他的书法，笔走龙蛇，取汉魏晋唐诸家之长，熔章草、今草和狂草于一炉，风格独具，自成一家，被誉为当代的“草圣”。蒋经国生前的办公室里，一直悬挂着于先生赠给他的“计利当计天下利，求名应求万世名”的楹联。他的诗词，雄健浩荡，激情奔放，显露了拯祖国于危亡，登斯民于衽席的宏图大愿，寄托了他对国家兴亡、民族盛衰的感慨，为世人所激赏。
像这样一位在我国民主革命时期起过重要作用、久负盛誉的老人，你很难想象，他晚年在台湾，生活寂苦，处境凄凉，穷得镶不起一副假牙，在荣民总医院住了三天就嚷着要回家，连说：“太贵了，住不起。”有一年，著名国画家张大千得知老人生活艰难，还支援过他一笔钱。平日生活，有时连菜金也掏不出，还要靠厨师为他张罗，以致易箦之时，人们方知他欠厨师垫付的伙食费竟多达十余万元（新台币）。
晚年他生活孤寂清苦，重病缠身，但思念故乡、怀念大陆亲朋故旧之情，乃与日俱增。于右任的故乡在陕西省泾阳县斗口村，后因兵燹迁居三原。1879年4月11日（阴历三月二十日）于先生诞生在三原县东关河道巷。这儿濒临渭河之滨，地处白公渠之畔，八百里秦川从这里开始，自古英雄才人辈出，地以人重，人杰地灵。于右任对自己的家乡十分热爱，从清末逃亡到上海后的数十年间，曾多次回陕省亲扫墓，留下了“水环三面白公渠，垂老重来省故居”，“长途苦羡西飞鸟，日暮争投入故村”等数十首对故乡无限眷恋的诗章。
到台湾后，他写的诗词大都以思大陆、恋乡土、怀故人为主题。1962年，一位陕西同乡请于右任为其两个女儿取名，他欣然以故乡“三原”和古都“长安”两个陕西地名作为她们的名字，勖勉这两个在台湾出生的女孩一辈子不要忘记她们的故乡是陕西。也就在这一年的1月24日，因思念家乡和在大陆的亲人彻夜未眠的老人，在晨光熹微的黎明，写下了悲痛欲绝、身后传诵海内外的《望大陆》：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
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
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
天苍苍，野茫茫；
山之上，国有殇！
1964年8月，于右任一病不起，前后缠绵病榻三个月，整天躺在病床上，时睡时醒，经常梦见三原的故居和童年时代的往事，梦见数十年未见的亲朋故旧。在梦里，还“饱尝”了陕西风味——又大又松的锅盔和香气四溢的羊肉泡馍，迷迷糊糊，仿佛还见到了留在大陆已八十余岁的老伴高仲林。但这一切只能是梦。
10月底，于先生病情恶化，长时间地沉睡不醒。11月初，谵语较多，念念不忘的是要回大陆。到11月10日上午10时，于右任的主治医师丁农用医疗仪器测得：老人的收缩压是50，舒张压是20，脉搏微弱得摸不出，心脏有不规则的跳动，呼吸非常急促。丁大夫垂头丧气地走出16号病房回到内科主任办公室，拿起电话向有关方面报告：“于院长已经没有希望了。”并对守候在病榻旁的于右任长子于望德和次子于彭说：“是不是现在就让院长走？”
于望德的答复是：“父亲还有许多老朋友，应该让他们见上最后一面，如果延长一下父亲的生命，对他老人家没有什么痛苦的话，就让他晚一点走罢。”于是，丁农大夫给老人打了一针强心针，并注射了血压升高剂。
不久，汽车一辆接着一辆从台北市驰向石牌荣民总医院。这些政要和他的老友们静静地走向床前，又静静地退出。每来一人，于望德就在榻旁高声说：“大大（陕甘一带方言，称爸爸为“大大”），某人来了！”但躺在病榻上的老人，却毫无反应。就在这种情况下，于右任在人世间多活了十个小时，在当晚八时零八分与世长辞，享年八十有六。根据他的遗愿，葬在台北市淡水镇光明里海拔七百余米的“八拉卡”。该地面临台湾海峡，背负群山，林峦青翠，地势雄伟，大陆河山，遥遥在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