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不能把全部的希望只押在一处，应当多处下手，多点收获。大家知道，不要把所有的鸡蛋装在一个篮子里。这是装鸡蛋的最保险的方法。同样，投资的分散法也是符合“不把所有鸡蛋装在一个篮子里”之技的。李嘉诚做生意从不把所有的“宝”都押在一处，因为他明白最大的利润不可能总在一处，而是在多处。
1988年，李嘉诚、李兆基、郑裕彤以及加拿大帝国商业银行旗下的太平协和世博发展公司（李嘉诚占该公司10%股权），以32亿港元投得“1986年温哥华世界博览会”会址的一块204英亩的市区边缘黄金地段地皮，将在上面建筑加国规模最宏伟的商业中心及豪华住宅群，预计10～15年完成。李嘉诚约占50%股权，其余50%为各大股东分有。预计整个建筑费在100亿港元以上。
李嘉诚等华商的大举扩张，引起当地一些居民的不满，有的地方还出现排华情绪。1989年3月，李嘉诚等华人财团，投得世博会场址地皮后，卑诗省温哥华出现一张告同胞书：
加拿大同胞们，请制止癌症扩散！
醒来吧！否则太迟了！政府出卖我们，鼓励华人渗透，买光我们的土地，提高我们的税，中国人口超过10亿，正像野火般蔓延！我们的前途呢？我们下一代的前途、文化和机会呢？倘若我们不制止这种癌症的扩散，我们的孩子将一无所有！政府辩称这是有利于国家，怎样有利呢？中饱他们的私囊而已！谁得益呢？可以打赌不是我们！如果我们想维持一个民主国家，现在站起来，为着你们的权益团结起来，否则大迟！
当地华文报章刊登这张充满火药味的告同胞书，引起华人的不安。一位华裔记者说：“我们的同胞花几十万元，买一张‘太平门’门票，来到加拿大是否又能买到‘太平门’呢？”
卑诗省华裔省督林思齐博士（本人也是地产巨富），在温哥华市一次集会上，劝告当地居民善待华裔移民，并对移民同胞进行拜访安抚。
在阿伯达省（Alberta）省府赫斯基大厦，当地商会和政要为李嘉诚一行举行盛大酒会。李嘉诚及长子李泽钜，左右手马世民、麦理思出席酒会。加国殷商和政要，热情洋溢地称赞李嘉诚的投资伟业，殷切希望彼此间继续愉快合作。
其实，有关赫斯基，李嘉诚还有许多心结。
一次，李嘉诚在加拿大一家中国餐馆吃饭至半途，老板拿出一瓶红酒，他对李嘉诚说，刚刚为你服务的是个博士生，他说他要送你一瓶红酒，又怕你不接受。博士生说，我们中国人听说你收购赫斯基（加拿大最大的石油公司之一）一事，都非常兴奋，中国人不单单在这里开餐馆、开洗衣店，中国人来这里真的干了一番大事业。
还有一次是在加拿大的飞机场，当李嘉诚的私人飞机要离开时，骤然看到一辆车，飞快地驶来，驶近后，司机交给李嘉诚一封信，他说：“几个阿伯达省的中国学者一定要我赶在您离开前送到！”打开一看，这是一封有中国的学者、讲师、副教授、教授联合签名写的信，信上说：“我们第一批中国人来加拿大，是建设从加西到加东的铁路，很多人都死了。虽然我们现在的知识水平高了，我们有职业，有很多的专业人士，可是我们的专业人士一升到工程师，就没有办法再升上去做行政管理者。今天，也有了中国人做大老板，下面有超过1000名的外国人是助理员工，我们感到扬眉吐气。”谈及于此，李嘉诚地说：“这些海外华人对我说的话我都记在心里，其后那家石油公司业务发展理想，国际投资者也希望向我们收购，但当我回头一想以上种种，我便舍不得卖掉它。”
李嘉诚先后动用69亿港元全面收购了加拿大赫斯基公司，虽然加拿大一些地区曾因华人移民的急剧增加，而产生抵触情绪，但是，至今为止，李嘉诚的海外公司无论在加拿大或英国，都从未有发生过工潮，原因是他本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古训并坚持不分国籍、唯才是用的原则，对待所有员工一视同仁。他的观点是：“世界任何人都可以成为你的核心人物。老板也要讲义气。”
继赫斯基与世博会两项重大投资外，李嘉诚在加国再没有推出轰动北美的大型项目。加国《财经月刊》说：投资的魅力在于环境，除硬环境外，软环境是否适宜这些华裔巨富呢？
确实，面对激进的民族情绪，有许多非人力所能左右的事情。既如此，还是稳健为好。
李嘉诚投资英国，几乎与投资加国同步进行。1986年，他斥资6亿港元购入英国皮尔逊公司近5%的股权。该公司有世界著名的《金融时报》等产业，在伦敦、巴黎、纽约的拉扎德投资银行拥有权益。该公司股东担心李嘉诚进一步控得皮尔逊，不甘让华人做他们的大班，组织反收购。李嘉诚随机退却，半年后抛出股票，盈利1.2亿港元。
1986年，李嘉诚决定在伦敦以私人出售方式，把香港电灯股份的10%脱手。当时，他的和记黄埔的董事经理马世民知道香港电灯公司不久就要宣布获得了丰厚的营业利润，建议李嘉诚等消息宣布之后再出售，获益更大，但李嘉诚不为所动，仍按原计划进行。马世民认为“李嘉诚先生让投资者得到利润，以建立公司的名誉，使日后的销售更加容易。”他对下属说：“李先生多赚点钱，在今日的环境中并不是件困难事，要维持好名誉，那才是主要的。”
1987年，李嘉诚与马世民协商后，以闪电般的速度投资3.72亿美元，买进英国电报无线电公司5%的股权。李嘉诚成为这家公众公司的大股东，却进不了董事局。原因是掌握大权的管理层，提防这位在香港打败英国巨富世家凯瑟克家族的华人大亨。1990年，李嘉诚趁高抛股，净赚近1亿美元。
1989年，李嘉诚、马世民成功收购了英国Quadrant集团的蜂窝式流动电话业务，使其成为和黄通讯拓展欧美市场的据点。
李嘉诚进军美国的一次浩大行动，是1990年试图购买哥伦比亚储蓄与贷款银行的30亿美元有价证券的50%，涉及资金近100亿港元。因为这家银行是加州遇到麻烦的问题银行，卷入了一系列复杂的法律程序中，结果，李嘉诚的投资计划搁浅。
分散投资，就是分散风险。
在英国投资，进不了董事局，当不了大班，便适时应变，抛股盈利。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反正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
心中始终要有一付“镇定剂”
“镇定剂”的作用是：让烦躁不安的人冷静下来，以便休养身心，充沛精力。把这个道理运用到经商中，同样也是起作用的。我们知道面对竞争压力，商人心理素质尤为重要。为了不因盲目冲动，而做出匆忙决策，致使全输，商人必须要有过硬的心理素质，善于镇定自己。也就是说，心理素质过硬的人总能够坚持己见，不被别人意见所左右。李嘉诚认为，在任何危急关头，商人都必须坚持镇定自己的心态，在最清醒的时刻做出重要决策，不可因急性病而痛失一切。因此李嘉诚恪守经商的“镇定术”。
香港是弹丸之地，不仅狭小，而且多山。有限的土地，无限的需求，加之香港当局采取高地价政策，寸土寸金，房贵楼昂。
身为一业之主，李嘉诚多次为厂房伤透脑筋。寻找交通便利、租金适宜的厂房有多难？数次扩大生产规模，都是在现有的厂房重新布局。车间里，设备、人员、制品，挤得水泄不通。
香港工业化进程出人意料地急速发展，物业商喜笑颜开，趁势提租。许多物业商只肯签短期租约，用户续租时，业主又大幅加租。用户苦不堪言，李嘉诚亦然。
李嘉诚曾多次构想：我要有自己的厂房该多好，就用不着受物业商任意摆布。
他的构想，经过长时间酝酿胎动，进一步明朗：我为什么不可做地产商？
1958年，李嘉诚在繁盛的工业区——北角购地兴建一座12层的工业大厦。
1960年，他又在新兴工业区——港岛东北角的柴湾兴建工业大厦，两座大厦的面积，共计12万平方英尺。
李嘉诚虽吃准了房地产的乐观前景，仍采取谨慎入市、稳健发展的方针，他没有走捷径——预售楼花，而是将之作为出租物业。
不可否认，卖楼花能加速楼宇销售，加快资金回收，弥补地产商资金不足。卖楼花是霍英东于1954年首创。他一反地产商整幢售房或据以出租的做法，在楼宇尚未兴建之前，就将其分层分单位（单元）预售，得到预付款，即可动工兴建。卖家用买家的钱建楼，地产商还可将地皮和未成的物业拿到银行按揭（抵押贷款），真可谓一石二鸟。
继霍英东后，许多地产商纷纷效尤，大售楼花。银行的按揭制度进一步完善，蔚然成风。用户只要付得起楼价的10%或20%的首期，就可把所买的楼宇向银行按揭。银行接受该楼宇作抵押，将楼价余下的未付部分付给地产商，然后，收取买楼宇者在未来若干年内按月向该银行付还贷款的本息。无疑，银行承担了主要风险。
李嘉诚认真研究了楼花和按揭。地产商的利益与银行休戚相关；地产业的盛衰又直接波及银行。唇亡齿寒，一损俱损，过多地依赖银行未必就是好事。
李嘉诚最欣赏香港最大的地产商——英资置地公司的保守做法，重点放在收租物业。置地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一直雄踞中区“地王”宝座，拥有大量大厦物业。只要物业在，就是永久受益的聚宝盆。
资金再紧，李嘉诚宁可少建或不建，也不卖楼花加速建房进度；他尽量不向银行抵押贷款，或会同银行向用户提供按揭。
他兴建收租物业，资金回笼缓慢。但他看好地价楼价及租金飚升的总趋势。收租物业，虽不能像发展物业（建楼卖楼）那样牟取暴利，却有稳定的租金收入，物业增值，时间愈往后移，愈能显现出来。
李嘉诚预测无误。据香港当局公布的统计数据，1959年香港当局拍卖市区土地平均价：工业用地每平方米104.85元；商厦、写字楼、娱乐场等非工业用地1668.44元；住宅用地164.75元。而到1980年，这三类拍卖地价分别狂升为29549.03元、124379.06元、13728.30元。升幅分别为280.8倍、73.5倍、82.2倍。
地升楼贵，李嘉诚“坐享其利”。他拥有大批物业，储备了大量土地，渐成为香港最大的地主。
诚然，当时地产界的许多人士，认为李嘉诚的作风过于保守。
1962年，香港当局修改建筑条例并公布1966年实施。地皮拥有者，为了避免新条例实施后吃亏，都赶在1966年之前建房。这股建房热潮是在银行的积极资助下掀起的，银行不仅提供按揭，自己也直接投资房地产。
炒风空前炽热，职业炒家应运而生。他们看准地价楼价日涨夜升的畸形旺市，以小博大，只要付得起首期地价楼价，就可大炒特炒，趁高脱手。大客炒地，小客炒楼（花）。大客大都是地产商，甚至还有银行家；小客多是炒金炒股的黄牛党。
在这股风起云涌的炒风中，李嘉诚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买空卖空是做生意的大忌，投机地产犹如投机股市，“一夜暴富”的后面，往往就是“一朝破产”。
李嘉诚坚定地以长期投资者的面目出现在地产界，同时，他又是长期投资者中的保守派。他一如既往地在港岛新界的新老工业区，寻购地皮，营建厂房。他尽可能少依赖银行贷款，有的工业大厦，完全是靠自筹自有资金建造。公司下属的塑胶部经营状况良好，盈利可观；地产部已由开初的纯投资转为投资效益期，随着新厂的不断竣工出租，租金源源不断成几何级数涌来。
1965年1月，本埠小银行——明德银号发生挤提宣告破产，究其原因，是“参与房地产投机，使其没有流动资金，丧失偿债能力”。明德银号的破产，加剧了存户的恐慌心理，挤提风潮由此爆发，迅速蔓延到一系列银行，广东信托商业银行轰然倒闭，连实力雄厚的恒生银行也陷于危机之中，不得不出卖股权予汇丰银行才免遭破产。
香港当局采取紧急措施，才遏制住挤提潮，但银行危机却持续了一年有余，不少银行虽未倒闭，却只能“苟延残喘”。在银行危机的剧烈振荡下，兴旺炽盛的房地产业一落千丈，一派肃杀。地价楼价暴跌，脱身迟缓的炒家，全部断臂折翼，血本无归。靠银行输血支撑的地产商、建筑商纷纷破产。
在这次危机中，长江的损失，与同业相比微乎其微。它只是部分厂房碰到租期届满，续租时降低租金，而未动摇其整个根基。
那些激进冒险的地产商，或“执笠”（破产），或观望。“保守”的李嘉诚却仍在地产低潮中稳步拓展。
1966年底，低迷的香港房地产开始出现一线曙光，地价楼价开始回升。银行经过一年多“休养生息”，元气渐渐恢复，有能力重新资助地产业。地产商跃跃欲试，准备大干一场。
就在此时，中国内地波澜壮阔的“文化大革命”开始波及香港，并触发了香港的“五月风暴”。
“中共即将武力收复香港”的谣言四起，香港人心惶惶，触发了自二战后第一次大移民潮。移民以有钱人居多，他们纷纷贱价抛售物业，司徒拔道的一幢独立花园洋房竟贱卖60万港元。新落成的楼宇无人问津，整个房地产市场卖多买少，有价无市。地产、建筑商们焦头烂额，一筹莫展。
拥有数个地盘、物业的李嘉诚忧心忡忡。他不时听广播，看报纸，密切关注事态发展。
香港传媒透露的全是“不祥”消息。李嘉诚知道，香港的“五月风暴”与内地的“文革”有直接关系。那时，不少内地群众组织的小报通过各种渠道流入香港，李嘉诚从中获悉，内地春夏两季的武斗高潮，自8月起，渐渐得到控制，趋于平息。那么，香港的“五月风暴”也不会持续太久。
作为资产者，最关注的，莫过于“中共会不会以武力收复香港”。
“不可能，中共若想武力收复香港，早在1949年就可趁解放广州之机一举收复，何必等到现在？香港是当局对外贸易的唯一通道，中共并不希望香港局势动乱。”
经过深思熟虑的李嘉诚，毅然采取惊人之举：人弃我取，趁低吸纳。李嘉诚又一次判断正确。
李嘉诚逆同业之行而行，坚信乱极则治，否极泰来。大规模移民潮虽渐息，而移居海外的业主，仍急于把未脱手的住宅、商店、酒店、厂房贱价卖出去。李嘉诚认为这是拓展的最好时机，他把塑胶盈利和物业收入积攒下来，通过各种途径捕捉售房卖地信息。他将买下的旧房翻新出租；又利用地产低潮、建筑费低廉的良机，在地盘上兴建物业。
不少朋友为李嘉诚的“冒险行动”捏一把汗；同业的有些地产商，正等着看李嘉诚的笑话。
1970年，香港百业复兴，地产市道转旺。有人说李嘉诚是赌场豪客，孤注一掷，侥幸取胜。只有李嘉诚自己清楚他的惊人之举，是否含有赌博成分。他是这场地产大灾难中的大赢家，但绝非投机家。
70年代初，李嘉诚已拥有的收租物业，从最初的12万平方英尺，发展到35万平方英尺，每年租金收入为390万港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