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在1926年～1927年的我国现代史上第一次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对郁达夫的思想和创作曾产生过重大的影响。在这场革命中，虽然郁达夫“称不上是一个一贯的积极参加者”，但也不能因此“把他看成是一个完全主观武断的反对者或冷漠超脱的旁观者”。探讨这一段时间他所写的一些杂文便可得知，在大革命期间，尤其是在大革命高潮到来的时候，作为一个作家，郁达夫没有忘记用他的笔来宣传革命，为革命而呐喊。他对革命运动始终表现出深切的关注与同情。
我们知道，在大革命时期，包括小资产阶级分子在内的“各项小资产阶级成分，构成广大的人群，他们一般地能够参加和拥护革命，是革命的很好的同盟者”（334）。大革命初期的郁达夫，也曾像当时许多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样，对革命寄予热切的期望，甚至抱有某些不切实际的幻想。然而，当他到广州后，看到了革命的实际情形，看出了当时新军阀、新官僚的卑鄙伎俩以及蒋介石右派们的种种阴谋和野心，于是便逐渐地清醒过来，“先前的狂热和幻想，也就渐渐地为一种较为冷静的观察和思考所代替了”。正当许多人尚被一系列的表面现象所蒙蔽，而处在一种盲目的狂热心情中的时候，郁达夫开始撰文，及时地并接连不断地对广州政府的黑暗以及那些篡夺了革命领导权的野心家和阴谋家们，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揭露和抨击，并且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
1927年1月7日，他写了《广州事情》一文，在这篇文章中，作者以自己在广州期间所观察到的复杂现象为依据，揭露了当时革命队伍中隐藏的严重问题，指出了革命的危机。他说：“国民政府中有左右两派，却是不通之论，实际上只有一派在那里扬威作事”，甚至认为“这国民政府内在左右政治的大局的，只有几个人，几个和民众漠不相关的前世纪的伟人”，而“真正欲为民众谋利益的人，说话不灵，献计不取”。这实际上是在告诉人们，当时的国民政府已被蒋介石为代表的右派势力所操纵了。同时郁达夫还指出，当时虽然右派的势力得势，但左派的势力并没有消失，“他们的工作还是有效的，不过现在不是起来作结总账的时候，他们还潜伏在社会的下层里，在作基础建筑的水门汀而已”。其后，他又明确地表示过：“我觉得这时候，是应该代民众说话的时候，不是附和军阀官僚，或新军阀新官僚争权夺势的时候。”（1927年3月8日《新生日记》）此外，郁达夫还作了这样的论断：“这一次的革命，仍复是去我们的理想很远。我们民众还应该要为争我们的利益而奋斗。现在总要尽我们的力量来做第二次工作的预备，务必使目下的这种畸形的过渡现象，早日消灭才对……”（《广州事情》）
特别应该提到的是，到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前夕（即四月八日），在蒋介石磨刀霍霍的时候，郁达夫发表了《在方向转换的途中》一文，他对眼前正在进行的大革命的性质作了比较正确的阐述。他说：“这一次的革命，是中国全民众的要求解放运动”；“这一次的革命，是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的实现”；“这一次的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初步”。并深刻地指出：
足以破坏我们目下革命运动的最大危险，还是中国人脑筋里洗涤不去的封建时代的英雄主义。现在当革命运动还未完成的中间，武力当然是革命的重心。然而当全民众还没有武装，有兵器的阶级，还自成一个阶级的时候，这一种武力，很带几分危险性，尤其是在中国。
革命当然是一种暴力行动，这一种暴力行动的直接演动者，当然是革命的军队。然而这些军队，苟对于革命没有了解，他们就要以革命的成功，作为他们一个阶级的特异功绩，反过来就可以继承旧日的军阀，而再来压迫群众。
不仅如此，郁达夫在该文中还说：“革命运动不入这一条黑暗之路则已，一入这一条黑暗之路，则中国的民众，中国的无产阶级，至少要吃十年大苦”，“所以在这一个危险过程中，我们民众所应该做的工作，自然只有两条路：第一，把革命的武装重心，夺归我们的民众。第二，想法子打倒封建时代遗下来的英雄主义”。作者还就蒋介石新军阀日益明显的新独裁阴谋，针锋相对地说：“光凭一两个英雄，来指示民众，利用民众，是万万办不到的事情。真正识时务的革命领导者，应该一步不离开民众，以民众的利害为利害，以民众的敌人为敌人，万事要听民众的指挥，要服从民众的命令才行。若有一二位英雄，以为这是迂阔之谈，那么你们且看着，且看你们个人独裁的高压政策，能够持续几何时。”
同日，郁达夫又作《〈鸭绿江上〉读后感》，在这篇文章中，作者指出：“现在的中国国民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是无产阶级要求争取政权，要求解放的革命。”众所周知，“‘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这一正确的命题，还是在一九二四至一九二七年的中国第一次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提出，而为当时一切参加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人们所赞成的”（355）。据此，应该说郁达夫当初对革命的认识基本上是正确的。并且，郁达夫还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是革命成功的决定因素，他说：“真正彻底的革命，若不由无产阶级者——就是劳动者和农民——来作中心人物，是不会成功的。”（《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的文学》）
从以上这些论断可以看出，郁达夫对当时可能出现的严重情况是有足够的估计的，说明了他极为关注当时革命阵营中的情况，表明了他对于无产阶级的信任以及对无产阶级革命前途的信心，并表现了“郁达夫无愧为在时代方向转换时候的一个有识者和勇毅者！”（144）上述文章，实际上起到了及时揭露蒋介石国民党右派的阴谋、促进人们认识右派势力的本质及其危害性的积极作用，同时又使人们看出，在郁达夫内心深处，确实是基本上“认清了谁是我们的真正的同伴者”（353）。
果然不出郁达夫所料，仅仅在他写此文之后的4天时间，蒋介石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风云突变，山河失色，革命的成果被篡夺，革命的事业被出卖，革命的人民被镇压。因此，也迫使我们中国的国民革命不得不中途停止，从而也证实了郁达夫是一个预言家。
大革命的失败虽然使郁达夫感到失望，但是并没有动摇这位富有正义感的作家的进步立场。1927年9月2日，郁达夫在《民众》旬刊的创刊号上发表了《谁是我们的同伴？》一文，这是一篇具有闪光的思想和强烈的战斗性的文章。在文中，郁达夫首先指出，大革命是彻底失败了，人民大众的地位和命运没有得到丝毫的改变，还说道：
近几个月来的以共产两字而被杀的冤鬼，如数数看，还数得清吗？我们的革命在哪里？我们的革命的结果在哪里？
一本马克思的传记还不敢公然发卖的中华民国，究竟是什么政体？在我们中国，文学团体，也可以以宣传什么什么主义的罪名来解散，讨论学术的会议，也可以以秘密结社的名义来拘人……
革命革命，革到如今，除我们老百姓死于刀枪弹丸者不计外，即以现在还活在这里的民众来讲，他们的倒悬状态，究竟减轻了一点没有？
同时他又揭示了大革命失败的原因：
这些失败，这些革命的不成功，它的原因究竟是在哪里的呢？是在我们认不清同伴者。我们都被些同伴者所卖了。
这一论断是深刻的，也是符合实际的。在大革命中，许多革命者确实没有看清以蒋介石为代表的“比旧官僚更恶毒的流氓新政客”的反动本质，把他们当作革命的伙伴，最终吃了大亏，葬送了革命。
另外像《告浙江教育当局》、《公开状答日本山口君》等，也都是这一段时间的重要论文。郁达夫的这些言行，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注意，并对他采取了软硬兼施的手段，但是郁达夫丝毫没有屈服，他始终保持着政治上的气节，没有同反动势力同流合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