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经济中国粮食市场研究(第二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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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2010年2月20日新年上班第一天,国家发改委宣布继续提高2010年稻谷最低收购价,2010年生产的早籼稻(三等,下同)、中晚籼稻、粳稻最低收购价分别提高到每50千克93元、97元、105元,比2009年分别提高3元、5元、10元,提高幅度分别为3.3%、5.4%、10.5%。粳稻成为第一个最低收购价超过100元的品种。记得袁隆平院士几年前说过,稻谷价格提高到每50千克100元也不算高,当时有舆论认为国家不可能给予这么高的价格支持。如今,这一设想在粳稻上率先实现了。

自2004年实行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以来,国家多次提高粮食最低收购价水平。目前稻谷、小麦的最低收购价均比2004年提高了30%以上。2009年,在CPI(消费价格指数)负增长0.7%的情况下,粮食生产价格指数却上涨了3.7%,其中稻谷、小麦、玉米三种粮食平均收购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了6.6%。目前粮食消费价格指数已经比历史最高水平还要高出30%。在这种情况下,许多人认为,粮价的持续上涨将会给整体物价水平的上涨构成较大的压力,粮食最低收购价继续大幅提高的空间已不大,该缓一缓了。

我们认为,出于促进农民增收、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考虑,我们仍应坚定不移地继续逐步提高粮食最低收购价。有以下几个理由:

首先,粮价上涨并不会造成整体物价水平的上涨。

整体物价水平的上涨必然是一个通货膨胀现象,而通胀无论何时何地都只是一个货币现象。整体物价水平的上涨是由于货币、信贷投放过多,而不是由部分商品如粮食价格上涨推动的。在纸币流通条件下,商品的价格是以能交换到的纸币数量来表示的。如果纸币供给量保持不变,当一种商品需要用更多的货币交换时(意味着该种商品价格上涨),那么其他商品能够交换的纸币数量必然减少(意味着其他商品价格下跌),总物价水平不变。但是如果纸币供给量可以随意增加,当一种商品需要用更多的货币交换时,那么其他商品能够交换的纸币数量就不一定减少了,甚至还可以增加。这样的话,社会的整体物价水平才会上涨。在金银充当货币的时代,受到自然资源及生产开采成本的约束,货币总供给量是相当稳定的,这就保证了总体物价水平的稳定。但是在纸币流通条件下,纸币是印刷出来的,供给是人为控制的,这就为总体物价水平的上涨即通货膨胀的发生打开了闸门。明白了这个道理,作为粮食人,我们就应理直气壮地反对粮价上涨导致通货膨胀的观点。

其次,统计数据表明,在影响粮食消费价格的因素中,粮食生产价格是一个次要的因素。

研究表明,1990-2009年,粮食消费价格指数上涨了446%,粮食生产价格指数仅上涨了123%。这意味着,即使粮食生产价格的上涨100%传导到消费价格中,也只能导致粮食消费价格上涨123%,其余高达323%的涨幅需要从其他方面寻找。

最后,也是最有说服力的一个理由,即如果剔除货币因素,2009年粮食生产价格指数比1990年还要低7个百分点。

也就是说,虽然国家连年提高最低收购价,但农民真实的卖粮价格比20年前还要低。仅凭这一点,出于促进农民增收、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考虑,粮食最低收购价仍有很大的提高空间。

既然提高粮食最低收购价是促进农民增收、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必需,并且粮食收购价每提高1个百分点仅会造成粮食消费价格上涨不到0.28个百分点,而且更理直气壮的是,粮食消费价格的提高根本不会造成整体物价水平上涨,那我们还有什么理由担心不能继续提高粮食最低收购价呢?

(2010年2月)

2010年“两会”期间,来自山西的全国人大代表、山西省昔阳县大寨村党总支书记郭凤莲的“马铃薯提案”引起了一片叫好之声,据说这是2010年“两会”最热的提案。

据有关数据,2008年中国马铃薯产量达到1416万吨,居世界第一位,亩产量过万斤。郭代表认为马铃薯对确保中国粮食安全作出了贡献,应“尽快确立马铃薯的主粮地位”,并强烈呼吁国家尽快将马铃薯列为主要粮食作物,享受与小麦、玉米、水稻同样的扶持政策。

所谓享受与小麦、玉米、水稻同样的扶持政策意味着种马铃薯也可以获得各项种粮补贴,更重要的是,马铃薯将享有国家的最低收购价政策。价格无忧且享受各种补贴,可以预见,该项提案一旦实施,中国的马铃薯产量必将大幅增长。那么中国的粮食安全也就有了更为充足的保障,这估计是“马铃薯提案”会得到如此多人赞成的一个重要原因。

很少人会问这样一个问题,马铃薯可以因政策鼓励大幅增产,老百姓对马铃薯的消费是不是也可以因政策的鼓励大幅提高?显然,如果没有特殊情况的发生,人们对马铃薯的需求是稳定的。那么,这意味着大幅增产的马铃薯将根本没有市场!这是典型的以为只要生产就可以增进社会财富的思想。只管生产,不问市场,那不是创造财富而是毁灭财富。大量的马铃薯生产出来因没人消费而发霉、烂掉,这就是对投入生产马铃薯的人力、物力资源的浪费,也是对财富的浪费。计划经济时代,大跃进、大炼钢铁正是这样干的。这是其一。

其二,马铃薯不能凭空生产出来,它需要消耗土地、水、化肥、劳动力等宝贵的资源。马铃薯因政策的扶持而增产,意味着用于生产马铃薯的土地、水、化肥、劳动力等将会相应增加。资源是稀缺的,用于A往往就不能用于B。在马铃薯上耗费的资源多了,用于稻谷、小麦、玉米、大豆等真正主粮的资源就少了,那么这些主要粮食作物的产量必然受到影响。同时,由于资源的更多竞争性使用,其生产成本也将上升,很可能导致稻谷、小麦的价格上升。这样的话,由于鼓励相对不重要的粮食品种的生产,导致更重要的粮食供给下降,使之价格上升,恐有丢了西瓜捡芝麻之嫌。

当前,中国并不是缺粮到需要以刺激马铃薯的生产来确保安全的程度。粮食连续六年丰产之后,我们的库存大为充裕。不包括马铃薯在内的粮食库存消费比在50%以上,粮食安全是有保障的。历史上,马铃薯从来都是穷人的主食,人们生活水平提高以后,马铃薯基本上是作为副食来消费的。去麦当劳吃快餐,你要一个汉堡可能会搭配一包薯条。但是,没人会只点薯条充饥吧!也就是说,即使生活水平提高了,人们对马铃薯的需求也不会提高多少。对于真正的穷人而言,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反而会减少对马铃薯这种低端食品的消费,增加大米、白面的消费。

马铃薯比稻谷、小麦等粮食具有更大的增产潜力是事实,并且易于扩大成产。大饥荒时期,马铃薯、红薯等食品的消费量往往上升,经济学家的解释是人们消费不起价格高高在上的主粮,只能通过增加价格相对低廉的马铃薯、红薯来充饥。这是对的,但是这也从侧面说明,马铃薯、红薯的增产是相对非常容易的。你想,大饥荒肯定是因为稻谷、小麦等主粮产量大幅下降造成的,这个时候马铃薯、红薯的产量居然可以逆势增长(从而满足非常时期人们对它更多的需求)。既然如此,我们在稻谷、小麦等主要粮食作物供给充裕的时候,有何必要去用政策刺激马铃薯的生产呢?

马铃薯是个好东西,如果是免费的,那么是多多益善。但是好东西往往都不是免费生产出来的,生产出来是有代价的,而有成本的东西的需求也不是无限的,而应遵循基本的经济规律。

(2010年3月)

2009年2月,春节刚过,北方小麦产区出现特大旱情,总理亲自到田间给小麦浇水除草;2010年3月,两会刚过,西南地区持续干旱,人畜饮水困难,总理面对干涸河床眉头紧锁。

人们担心干旱会给灾区人民生活造成严重的困扰,市场也担心干旱会给2010年的粮食生产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从而导致粮价大幅上涨。这种担心已经在市场有所反映。由于西南地区主产稻谷,据报道,这些地区的大米现货价格近期已经开始上涨。期货市场上,在总理视察灾区的次日,郑州商品交易所的早籼稻期货跳空高开,籼稻指数最高达2165点,创下早籼稻期货上市以来的新高,全天成交201178手,亦创下上市以来的新高,比前日增加440%。

对于当前的干旱对粮食市场产生的影响,我们的看法是:

首先,此次受灾严重的西南四省,除四川外,贵州、云南、广西均非我国粮食主产区,三省粮食总产量占全国比例不到10%,加上四川也不过15%。因此,即使这四地粮食减产,也不会影响全国粮食生产大局。

其次,当前还未到稻谷大规模播种季节,如果后期有降雨,春播仍然可以正常开展,那么粮食生产受到的影响将会很小。2009年号称50年一遇的特大干旱,由于不是小麦生长的关键季节,并且后期及时降雨,结果全年小麦仍然取得了丰收。

最后,当前国家稻谷储备是较为充裕的。据美国农业部(USDA)的估计,中国2009-2010年度大米结转库存为4085万吨,占全年消费量的比例为34%(远超国际粮农组织17%的警戒线)。我们知道稻谷生产按时间先后顺序有早、中、晚三季。2009年早稻的产量为3327万吨。就是说,即使持续干旱导致全国早稻无法播种(概率极低),当前的稻谷库存仍足够支持到2010年中晚稻的上市。粮食供给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以上是从总量上分析,粮食供给不会受到旱灾的影响。但是,要真正确保粮食安全还需要发挥市场的作用。在苏联,就曾发生过城里人没有面包而饿死,但大量粮食烂在乡下地里而没人收的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中国三年自然灾害期间饿死上千万人,然而就在这饥饿的三年里,我们却向国外出口了几百万吨的粮食,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咄咄怪事?这主要是由于政府全面实行计划经济,排除市场所致。计划经济下,一切资源的调配依计划而行,排除价格信号,资源的稀缺不能在价格上体现出来,如果当时粮食有价格,在大批人要饿死的情况下,粮价早就涨上天了。政府仅凭对价格的观察,就知道国内粮食供给存在严重短缺,也就不会作出在国内大饥荒的情况下反而出口粮食的举动。但是因为当时没有价格,所以政府无法观察真实的粮食紧缺情况。大跃进期间,各地纷纷放出粮食大幅增产的卫星,为什么中央难以甄别?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排除了市场。如果粮食供需通过市场解决,地方在粮食减产的情况下放卫星,那么粮食价格必然大涨,这时候中央政府肯定知道粮食大幅增产是假的,因为大涨的价格表明市场上其实并没有那么多的粮食。

当然,经过30余年市场化取向的改革,包括粮食在内的绝大部分商品的供需都已经市场化了,粮食价格的变动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可以反映出粮食供需的变动,不会再出现计划经济时期的极端情况了。但是,我们仍应对此次干旱的影响给予足够的重视。此次干旱严重的西南四省粮食均不能实现自给,需要从外省调粮。就是说,这些地方粮食一旦减产,当地的粮食供给短缺情况就会加剧。而从外地调粮需要一个过程,也需要花费较大的成本。当前,中国的粮食物流运输成本居高不下,粮食价格中很大一部分是运输成本。更不利的是,西南四省均为山区,运输本就困难,成本也就更高。这是对当地粮食安全不利的地方。因此,确保市场畅通,确保运输畅通,对于稳定当地粮价、稳定全国粮价具有重要的意义。所谓确保市场畅通,就是要确保价格信号畅通,政府不要因为局部地区粮价上涨过快而采取价格管制手段,因为这会打击供给,从而加剧灾区的粮食短缺。受到管制的价格难以反映出真实的供求状况,容易使政府误判形势。实际上,价格上涨是发给供应商的请柬,它会激励外地粮食及时运到灾区,从而平抑粮价上涨。所谓运输畅通,就是为外地运往灾区的粮食开辟绿色通道,减免运输费用,降低运输成本。

另外,当前粮食储备大部分掌握在政府手中,一旦灾区出现粮食供给短缺,政府投放粮食时一定要做到公开、透明、及时。“十一五”规划以来,政府陆续组建了国家粮食交易中心平台,政府应加大利用这个平台调控市场的力度。通过在国家粮食交易中心以公开竞价的方式销售国家储备粮食,可以给政府和市场一个真实、可靠、明确的价格信号,这对于及时应对灾害发生时粮价的异常波动具有重要意义。我们强调价格信号对于确保粮食安全的意义,但是市场的价格信号是分散的、多元的,因此,选择什么样的价格信号作为调控的依据至关重要。我们认为,国家粮食交易中心的粮食交易价格具有普遍的代表性和真实性。由于它是现货交易,所以比期货价格更加真实;由于它是公开竞价,所以价格更透明;由于它是大宗交易,所以更能反映市场的总体供需状况。因此,通过观察国家粮食交易中心的价格变动情况,就可以纵览全国粮食供需全局,宏观调控就可以做到有的放矢。既往的经验亦表明,通过交易中心吞吐粮食调控市场可以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2004年以来,中央及省政府多次借助广东华南粮食交易中心这个平台进行粮食市场宏观调控,特别是2007年年底至2008年年初,国际粮价暴涨,政府通过交易中心公开抛售了大量粮食,有力地稳定了国内粮食价格,为保民生作出了贡献。

(2010年4月)

2010年2月20日,国家发改委正式公布了2010年稻谷最低收购价标准,粳稻价格提高了10.5%至105元/百斤,中晚籼稻、早籼稻价格分别提高3.3%、5.4%至97元/百斤和93元/百斤。国家欲以价差来鼓励生产者适度向优质粳稻种植倾斜的意图凸显,这意味着粳籼稻谷价差会进一步被拉大,2009年至今“粳强籼弱”的格局将得到延续。

“粳强籼弱”成为2009年行业分析提得最多的一个词,我们不禁要问:这是为什么?表面上答案一目了然,是人们消费偏好转变了,粳米需求量大增,市场供不应求所致。但若我们能分析各项供求数据,在一个更长的时期内比较粳籼米价差走势,便会发现看似最符合逻辑的供求因素并不是主要推手,背后隐藏着的是更深层次的政府行为及其政策意图。

首先需要清楚的是,本轮粳米上涨行情主要由成本推动而非终端需求提拉。“粳强籼弱”是2009年至今国内稻米市场的一个显著特点。我们知道,商品价格受市场供求关系变化而围绕价值上下波动。假设其他条件不变,粳米价格的持续上涨反映了供求关系趋紧。我们分析一下近年粳稻的供需情况。供给方面,粳稻连续几年增产,2008年增幅较大,供过于求问题开始突出,结转库存较高。在此基础上2009年粳稻单产虽有所降低,但播种面积增加,总供给量基本维持在2008年水平。需求方面,近年来粳米的消费量总体呈平稳增长之势,并无大幅上升。特别是2005年之后增长缓慢,增速明显下降,有些年份如2008年不增反减。这说明,在供给有保障的条件下,市场需求的小幅增长并不足以构成粳米价格持续坚挺的充分理由。此时,我们需要放松假设,因为“其他条件”并非不变。相反,在一个市场化不完全的行业环境里,有时“其他条件”才是决定产品价格的关键因素。在大米市场里,主要表现为政策对价格的影响。

2004年以来,国家取消了农业税,实行了“四补贴”(种粮直补、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农资综合补贴)以及产粮大县奖励政策,出台了粮食最低收购价、临时收储等价格支持制度,目的是保护农民种粮积极性,在促进生产的同时保障农民收入。在最低收购价水平和各项补贴标准逐渐提高的情况下,无论是粳米还是籼米的价格均稳步上扬。这里,我们仔细观察标—晚粳米和标—晚籼米的比价曲线。从2002年至2009年七年间,曲线的走势并非单调向上或向下,而是围绕1.00的水平不规则波动,且没有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季节性,但这似乎与有关政策的发布时点存在较高的吻合度。再观察近两年的走势,粳米价格均在5月之后开始持续走强。我们知道,为解决东北“卖粮难”问题,2008年国家首次出台了给予入关采购东北大米企业以运费补贴的政策。该政策虽在2月29日便已发布,但文件规定运费补贴期限为2008年1月23日(含23日,开始发运)至6月30日(含30日)。随着企业观望心理逐渐消除,粳米销售走出淡季,价格自4月初的2512元/吨的低位一路走高至3133元/吨的水平。2009年,市场对国家继续实行运费补贴的浓厚预期令粳稻(米)价格从4月中旬开始走高。2009年年底正式文件下发,确定补贴期限为2009年12月1日(含1日,开始发运)至2010年4月30日(含30日,到达本省),推动粮价高位运行至今。

利好的政策刺激了本来低迷的市场需求,使得原本处于相对平衡状态的供求关系变得紧张。但在这里,我们要区分两个层次的“需求”。一般而言,需求指的是消费者需求;而在实际商业环境里,产品从生产到终端消费之间通常要经过若干中间环节,产生“中间需求”,往往对价格变化有重要的影响。作为生活必需品的大米,其终端需求是刚性的,较为稳定,因此运费补贴的政策实施效应大多显现在中间需求上,导致粳米的价格不降反升。所谓“牵一发而动全身”,运补政策通过转移支付增加了企业收入的同时也刺激了中间需求,使得企业对粮源竞争加剧,稻米收购成本上升。两种效应互相角力,后一种占优,企业总的采购成本上涨。还有一点,面对成本的上涨,企业需要作出即时反应,增加支出;运费补贴的收入却是滞后的,往往是今年采购明年才发放补贴,这部分收入虽预期可得,但企业并不会把它完全作为成本的抵减而成为今年降价的动力。举个例子,按规定,2009年国家对通过水路运输进入吉林省采购的广东企业给予80元/吨的补贴,这一政策使企业入市积极性大增。本来最低收购价标准便较2008年提高了260元/吨,企业入市竞争更进一步推动了价格上行。马歇尔告诉我们,消费者需求与贸易商需求在性质上有所不同,前者因价格上涨而减少需求,后者则在价格上涨时看到利润空间而增加入货量。很多时候,价格的上涨对于中间商而言不是一种抑制,而是一种看涨信号。因此,粳稻收购价在竞争中上涨,在市场看涨心理中坚挺反而是“常态”。另外,2009年运输价格的上涨也极大地提高了采购企业的成本。据监测,2009年我国沿海粮食货运价格指数持续上升,从500点上涨至年末的1400点以上。收购价格和运费这两大成本的上涨是企业当期要支付的成本,而补贴的获得是下一期的,其中包含一定的风险因素和利息损失,所以,即使成本上涨幅度小于补贴的额度(实际上远大于),企业也会通过涨价将部分成本转移到消费者身上。

问题是,为何消费者会为之埋单?这是我们要厘清的第二个认识。没有任何法律或强制性力量逼迫消费者一定要买某种产品,面对价格的上涨,消费者可以选择用脚投票。虽然大米是人们生活的必需品,属于刚性消费品,但大米有不同的品种,粳米价格上涨了,人们会转向以籼米取代之。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一种米的价格都难以持续上涨或下降。然而晚粳米/晚籼米比价曲线并非围绕1.00的水平频繁波动,而是同一走势会持续一段较长的时间(大约半年)。

答案在于大米较低的需求价格弹性。需求价格弹性指的是单位价格的变动所引起需求量的相应变动幅度,弹性系数的高低受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第一,大米是廉价的必需品决定了其价格弹性很低。大米是生活必需品,准确地说,是生存必需品,根据需要程度的高低,必需品比奢侈品的弹性要低;且大米相对廉价,一种商品的花费占收入的比例越小,其需求弹性越低。随着恩格尔系数的日益下降,大米消费支出比例越来越低,当社会上大多数阶层都认为某产品属于低价时,价格的上涨(当然是在合理范围内)并不会引起需求量的相应下降。第二,大米的消费偏好较为稳定,品种间替代程度不高。口味的形成是需要时间沉积的,东北、苏皖地区消费者爱好粳米,广东地区消费者爱好籼米,虽然近年来粳籼米消费比例有所改变,但相对缓慢,要转变口味并非一朝一夕之事。因此,对于习惯食用某一品种的消费者,价格的小幅上涨对其需求几乎没有影响,正是大米的刚性需求特征支撑了价格在一定时期内的持续上涨。从这个角度看,大米市场消费者的谈判议价能力较低,价格水平主要是政府、企业及农户三方博弈的结果。

如此看来,在特定的需求特征条件下,利好的政策是因,市场供不应求(中间需求)是果,而不是反过来。那么,国家有侧重地支持粳稻,特别是东北粳稻的目的何在?除了解决东北地区“卖粮难”的问题外,系列政策集中体现了国家调整稻谷库存结构、提高稻谷品质的战略意图。其中东北优质粳米作为国内高档大米品种之一,备受国家重视。日前,农业部明确指出要“加快发展优质粳稻,尤其是发展东北优质粳稻”。尽管现阶段粳米供给尚能满足消费需求,但近年粳稻库消比已处于历史低位,远低于籼稻,产量继续保持增长难度大,按此趋势,未来要实现供需平衡存在较大压力,国家未雨绸缪,引导农民适当扩大粳稻生产有其重要的战略意义。另外,粳稻单产远高于籼稻,鼓励粳稻种植有利于提高土地的使用效率,这也体现了农业部“主攻单产”的指导思想。

然而,在深入理解政策指导思想的基础上,各地政府要严防不顾实际而盲目调整种植结构的情况,绝不能忽视客观存在的区域差异性。首先,各地种植条件存在天然的差异。对于大部分地区,本次粳籼价差的拉大并不能刺激当地稻谷生产由籼稻向粳稻转移。相反,由于价差的进一步拉开,籼稻种植收益相对下降,反而不利于保护籼稻种植的积极性。其次,大米的消费偏好也因地域不同而存在较大差异,而且这种差异是相对稳定的。粳米的强劲主要表现在东北地区和长江流域一带;而籼米在广东、两湖地区却并不弱,特别是优质的中晚籼米。近年来,籼稻产量增长较快,使得市场处于供过于求的状态,库存压力甚大,但优质籼米所占比例较低,不能满足市场日益多样的需求。实际上,2010年的最低收购价标准也拉大了中晚籼稻和早稻的价差,但其倾斜力度明显不及粳稻。调查发现,广东等地区粮食工作者普遍认为中晚籼稻价格提高幅度还不够大,不足以体现稻谷市场的优质优价,对中晚籼稻种植难以起到较强的刺激作用。对此,当地政府应因地制宜,结合种植条件和市场需求的具体情况合理引导农民的生产行为,加大良种补贴,在稳定籼稻种植数量的同时着力提高品种质量,重点培育一批优质籼米品牌。此外,在储备方面,结合大米需求的区域差异性,如广东等地区应适当增加优质籼米的储备量,优化储备结构。广东粮食对外依存度很高,且稻谷储备以早稻为主,一旦发生供应紧缺,早稻恐难被长期以来习惯消费优质籼米的居民所接受,适当增加该地区的优质籼米储备量有助于提高政府的调控能力。

(2010年3月)

6月中旬以来,小麦收购价一路攀升,国内粮价开始了新一轮的上涨,引起了媒体的广泛关注。在寻找原因时,分析人士普遍认为,今年参与政策性收购主体的增多,特别是中粮、华粮等国资巨头的加入以及以益海嘉里为代表的外资企业进军中国粮食收购市场,竞争性收购导致粮食价格上涨。譬如,有媒体报道:“中粮猛烈进攻市场的背后,是以直接将收购费加到4分/斤为代价,比中储粮有每斤多付1.5分的优势,而在粮食收购中,每提高1分钱,就可以将收购半径扩大100公里。”

但是,收购主体的增多并不必然导致粮价上涨,正如需求上升并不必然导致价格上涨。任何时候,脱离供给谈需求,或者撇开需求谈供给,都是片面和不合适的。近一个月来,小麦价格上涨得最凶,但是小麦也是供给最为充裕的品种。据国家统计局最近公布的数据显示,夏粮连续六年增产的势头于2010年戛然而止,而占全国夏粮产量90%以上的小麦产量仍保持继续增加的势头,全国夏收小麦产量超过上年。其中冬小麦产量10879万吨(2176亿斤),比上年增加近100万吨(20亿斤)。美国农业部预计2010-2011年度中国小麦的库存将达到6488.5万吨,库存消费比例达61.3%,是中国所有粮食品种库存消费比例中最高的。可见,小麦需求上升,但是小麦供给也是上升的,在这种情况下,因收购主体增加导致的需求增加就不一定是价格上涨的全部原因。

在提到收购主体增加、收购市场竞争激烈的同时,农民惜售也是经常被提及的原因。那么,在小麦连续七年丰收,收购价格已经大幅高于2009年的情况下,农民为什么还要惜售呢?答案在于比较收益。也许粮价的上涨足以弥补生产成本的上涨,并让农民的种粮收益高于去年,但是这并不足以让农民满意。是农民贪得无厌吗?不是。因为即使农民的种粮收益高于上年,但种粮行为仍可能导致农民变得相对更加贫穷。为什么?可以从两方面予以解释。第一,农民卖出粮食获得的是货币收入,由于物价上涨导致货币贬值,这部分增加的收入可能不足以抵消货币购买力的丧失,表现为农民的绝对处境反而变差了。举个例子,假设2009年农民种粮获得的收益是2000元,今年是2200元,从货币上看,收入增加了10%。但是,由于物价上涨导致农民需要购买的商品或服务如农资、医疗、子女教育、出行等价格上涨超过10%,那么2010年2200元的购买力还不如2009年,从表面看农民收入增加了,但实际上,变得更穷了。农民自然对当前的粮食价格不满意,还希望价格再涨,这就导致了惜售。当然,从现实看,当前物价上涨侵蚀的货币购买力并没有完全抵消粮价上涨带来的货币收入增加,农民还是可以从粮价的上升获得绝对的好处。因此,物价上涨导致货币购买力的下降是一个相对次要的原因。第二个原因才是关键性的。

在经济学看来,一项行为是否具有经济效率取决于收益和机会成本的比较。只有收益大于机会成本的行为,才是有经济效率的行为。机会成本是指因为当前的行为而放弃的其他行为所能带来的最大收益。譬如,假设一块地上种玉米是最赚钱的,可以赚1000元,次之是种大豆800元,再次是种小麦700元。那么种玉米的机会成本就是800元,种大豆、小麦或其他一切作物的机会成本都是1000元(放弃了种玉米的收益),大于其收益,所以只有种玉米才是具有经济效率的。就绝大多数农民而言,他有两个选择,或者种田,或者外出打工。种田的机会成本就是打工的收益,打工的机会成本就是种田的收益。2010年以来,各地纷纷上调了最低工资,制造业的工资也普遍有较大幅度的上涨。因此,打工收益增加的幅度大幅高于因粮价上涨而导致种粮收益增加的幅度。也就是说,种粮的机会成本突然增加了很多,在种粮收益增幅有限的情况下,农民选择种粮的行为是越来越缺乏经济效率的。这就倒逼农民寄希望于通过惜售来进一步抬高粮价以获得一定程度的弥补。这才是在粮价上涨、种粮收入提高的情况下,农民仍对粮价不满意的关键原因。当前,最低工资、制造业工资普遍提升。有人说,这种提升标志着中国廉价劳动力时代的终结。我们不这样看。在房价居高不下、城市生活成本显著上升的情况下,工人的实际工资在下降,加薪仅仅是避免了工人实际工资的下降。根据国家公布的CPI数据显示,2000-2009年十年间,中国物价水平累计上涨20%。然而,我们看到的报道却是农民工工资十年不涨。现阶段的涨工资,仅是对因货币贬值导致实际工资下降的弥补。制造业的实际工资很难说有实质性的提升。需要注意的是,由于人均耕地太少,很多地方务农的收入是相当低下的,不足以维生,农民工工资即使十年不涨,务工的收益仍然强过在家务农。

上面的分析清楚地揭示了比较收益对粮价的影响。它侵蚀了农民种粮所得,让种粮收益打了一个折扣,逼迫农民以更高的价格售粮以挽回损失;制造业提升工资又进一步提高了种粮的机会成本,给粮价上涨以直接的动力。这就是在粮食持续增产、连年丰收的情况下,价格水平仍然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

当然,粮价上涨也与市场整体预期有关。由于国家的托市政策,粮价的下行空间被封死,大家均看好后市,导致中间商抢购囤货的积极性增加,支持了粮价的上涨。

考虑到货币贬值因素,当前粮价仍处于温和可控范畴,政府不必有太过激烈的宏观调控举措。

(2010年7月)

近期西部某省出台政策,严控粮食不合理加工,严格控制高度白酒和发酵酒精两大类产品扩大生产,决定今后新建白酒厂一律不再审批。理由是酿制高度白酒、发酵酒大量消耗粮食,生产1千克白酒需要3~5千克甚至更多粮食。据说,2006年我国酿酒所耗粮食足以让全国人民吃上三个月,无疑,少饮酒等于多产粮。

笔者理解政策的苦心。“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节约粮食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但问题是,酿酒是浪费粮食吗?在政策制定者看来,酿1千克酒需要耗费3~5千克粮食自然是很大的浪费。粮食有着多种用途,既可以满足低层次的需求——果腹,也可以满足高层次的需求——饮酒。在政策制定者看来,用于低层次的吃就不是浪费,用于高层次的酿酒就是浪费。如果遵循这种逻辑,汽车消费是更高层次的需求,酿酒需要消耗大量粮食,生产汽车其实也需要消耗更多的粮食,因为生产汽车的工人需要吃饭。那么应该出台政策控制汽车的生产。推而广之,为了避免粮食浪费,除了农业生产,似乎没有什么是不可以限制和禁止的。人类的喜好和需求多种多样,有人好饮酒,有人好服饰,有人好名车,有人好大宅……为了满足这些喜好,需要大量的人消耗大量的粮食生产美酒、衣服、汽车、房子……人们看到了酿酒直接消耗的粮食,却没有看到生产衣服、汽车、房子间接消耗的大量粮食,然而两者之间没有本质的不同。

有人可能争辩,生产汽车、衣服的人即使不生产汽车、衣服也是要消费粮食的。没错,问题是这些人如果不生产汽车,可以自己去生产粮食。“少饮酒等于多产粮”,我们同样可以说,“少产车等于多产粮”。逻辑是不是完全一致了呢?

所以说,如果酿酒就是不合理加工粮食、浪费粮食,那么几乎一切工业生产都是不合理加工粮食、浪费粮食。只不过这种所谓的“不合理”加工没有酿酒那么容易直接看出来罢了。

在限制粮食不合理加工的潜意识里,饮酒是一种奢侈性消费,而对于奢侈品消费,应该是不鼓励甚至是应该禁止的。这是对奢侈品极大的误解。奥地利学派大师米塞斯关于奢侈品有过如下精彩的论述:“要想正确地认识奢侈的社会意义,人们必须首先认识到奢侈是一个相对概念,它是一种与广大民众的生活方式形成鲜明反差的生活方式。何为奢侈?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判断标准,从这个意义上看,奢侈也是一个历史范畴。许多在我们今天看来是必需品的东西,以前曾经是奢侈品……在我们之前的两至三代人中,即使在英国这样的富裕国家里,如果谁家里拥有一间浴室,人们都觉得这简直是一种奢侈。如今,在那里,几乎所有生活条件较好的工人家庭都已有了浴室。25年前人们还没发明汽车,20年前拥有一辆汽车是特别奢侈的生活方式的一种标志;今天,在美国甚至连一般工人也都拥有了自己的福特汽车。今天的奢侈品就是明天的必需品,这就是经济历史的发展规律。人类生活的一切改善和进步都首先以少数富人奢侈的形式进入人们的生活领域,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奢侈品就变成了所有人生活的必需品。奢侈鼓励了消费水平的提高,刺激了工业的发展,促进工业新产品的发明创造并投入大批量生产。它是我们经济生活的动力源之一。工业的革新与进步、所有居民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都应当归功于奢侈……过去,出国访问是一种只有富人才能享受的奢侈。席勒在他的著名诗篇《威廉·退尔》中歌颂的瑞士山脉,他一生都没有亲眼见到过,尽管这些山脉与他的施瓦宾家乡毗邻。歌德既没到过巴黎,也没去过维也纳,更没能造访伦敦。而今天却有成千上万的人去那里旅游。不久的将来,去那些地方旅游观光的人数将以百万计。”一句话,限制、禁止在今天看来是奢侈的行为,意味着扼杀了未来前进的动力。

接下来,有必要站在经济学的角度探讨一下我们一直以来对浪费的理解。

什么叫浪费?《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对人力、财物、时间等用得不当或没有节制。”从定义看,这完全是一个主观的判断!就是说,行为是不是浪费取决于他人的评价。什么叫“用得不当”?什么叫“没有节制”?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标准。有些人天生需要睡眠的时间很长,据说爱因斯坦每天需要保证12小时以上的睡眠;有些人天生需要睡眠的时间很短,据说拿破仑只需要工作时打个盹就可以。如果让拿破仑去评价爱因斯坦对时间的利用,肯定认为爱大师太不珍惜时间了,大把的光阴用来睡大觉。但是以爱因斯坦一生的成就而言,世上没有几个人在时间的使用效率上比他高。生产同样商品、生产规模相同的两家工厂,中国工厂需要1000个工人,美国工厂可能只需要100个工人,美国工厂会不会说中国在浪费人力?

进一步追问,为什么美国工厂对人力的使用那么“节约”,中国工厂对人力的使用则那么“浪费”?如果仅从道德层面去理解节约和浪费,难道美国人的道德水平比中国更高?显然不能下这样的结论。经济学知识告诉我们,决定中美在劳动力使用上的重大差异是价格。美国劳动力昂贵,为降低成本,企业自然节约使用。中国劳动力廉价,为降低成本,自然增加劳动力的使用。无论是“节约”还是“浪费”,中美企业在劳动力的使用原则上是一样的,那就是尽量使成本最小化、利润最大化。经济学没有浪费的概念,只有效率的概念。

价格决定了一种资源的使用效率的高低。价格越高,资源的使用效率越高;反之亦然。老一辈人经常对年轻人浪费粮食的行为痛心疾首,酒店餐馆里粮食浪费行为的确是触目惊心。是现代人的道德水平下降不懂得节约了吗?笔者不赞同道德水平滑坡的说法。这些所谓浪费粮食的行为用经济学的术语来说是粮食使用效率低下的表现。为什么粮食的使用效率下降?那是因为粮食相对价格大幅下降。在一年辛苦到头只能温饱的年代,粮食相对价格是很高的,掉在饭桌上的一粒米自然也要捡起来放进嘴里。在食品开支占家庭收入开支不断下降的当下,粮食相对价格也是不断下降的,既然能够轻松买得起吃得起,所谓的浪费自然在所难免。为什么无论在哪个国家公共物品的使用寿命总是大幅低于私人物品?那是因为公共物品是免费使用,免费决定了大家不会像爱惜自家物品那样去爱惜公共物品,公共物品使用的低效就是这样形成的。

其实,要节约使用资源,价格比苦口婆心的道义劝说更为有效。人是理性的动物,当资源需要花费很大的价格获取时,不需要说教,人们在使用资源时自然会懂得节约。当资源唾手可得甚至是免费可取时,再怎么宣传教育,所谓的浪费使用行为也必然是普遍存在的。以酿酒为例,在食不果腹的年代,酒的产量必然是稀少的。普通人连饭都吃不饱,自然没有余钱去消费酒。但是当居民收入普遍提高后,粮食相对价格下降了,酒的相对消费价格下降了,普通人也消费得起白酒了,酒的产量必然大幅上升。

粮食的相对价格为什么会下降?那是粮食生产效率提高,产量大幅提升,供给充裕的结果。充裕的粮食供给鼓励了酿酒行为,酿酒并不会影响粮食安全,酒的产量大幅攀升反而是粮食足够安全的外在表现。而一旦粮食供给紧张,价格上涨,不用政府人为限制,酒的产量自然会下降。当前粮食连续六年增产,供给相对过剩,如果不是国家的托市政策,“卖粮难”必将大范围存在。此时,一部分粮食用于酿酒实际上起到了刺激粮食需求的作用,缓解了国家托市的压力。如前所述,2006年我国酿酒所耗粮食足以让全国人民吃上三个月。试想,如果这三个月的粮食不用于酿酒而是只准用来食用,粮价将会面临多大的下行压力?国家将要兴建多少仓库用于托市收购这些粮食?因此,酿酒的粮食需求相当于一个缓冲器,粮食供给相对过剩的时候,可以通过酿酒进行一部分的转化,粮食价格不至于被压得过低;当粮食供给紧张的时候,减少酿酒,粮食的需求也减少,价格也不至于被抬得太高。

(2010年8月)

2010年小麦市场回顾

一、小麦市场行情回顾及分析

(一)现货市场:行情坚挺,价格高位稳定

2010年我国小麦市场行情延续2009年坚挺态势,价格整体呈阶梯式上升,其中6月中旬至7月中下旬新粮上市,价格大幅上涨的行情备受瞩目。总体而言,2010年小麦市场行情变化可分以下三个阶段:

一是年初至5月高位稳定,小幅走高的阶段。节前市场供销两旺,面粉需求膨胀提高企业入市积极性,但与此同时,市场粮源供应充足,且政策调控力度加强,限制价格走高。受节日效应消退和猪肉价格连续下降影响,节后小麦面粉需求和饲料需求均减少,加上新粮上市量放大,供过于求格局更加凸显。而春节和3月“两会”期间维持物价稳定的政策需求强烈,使得这一时期的麦价难以上涨,很难稳定在2009年的高位。据统计局监测,1至3月小麦原粮收购价在2000元/吨的略上方位置。4至5月因借助天气炒作,价格小幅走高。2010年上半年灾害情况较为严重,粮食生产先后受到西南特大旱灾和南方持续暴雨等的影响。但由于这些大灾害发生在南方非小麦主产区,对小麦产量的减少和需求的增加实际影响很小。如西南地区种植小麦面积仅为全国的5%;国家专项安排30万吨最低收购价小麦投放到灾区,还不到小麦去年期末库存的0.5%。不过在这一时期小麦价格仍不可避免地自高位小幅上扬至2100元/吨的水平。灾情对小麦市场的影响主要源自相关品种上涨的联动效应和心理层面。特别是农民对后市的看涨预期受灾情的影响得到加强,产生惜售行为。

此期间,优质麦价格的上涨动力较普麦强劲。因临储进口麦投放的数量、品种和区域均有不同程度的减少,令进口麦的竞价销售大热,连续数周成交率稳定在100%。期间国内外小麦价差不断缩小,由于进口麦质量较好,其比价优势凸显,销售火爆。

二是6至7月中下旬新麦上市价格高开高走阶段。新麦价格的节节走高可谓2010年小麦市场最值得关注的行情。受农民种植成本增加、最低收购价提升、多主体共同入市收购等因素的支撑,新麦开称价便已超过2100元/吨,较去年同期上涨约300元/吨。2010年小麦收购市场竞争异常激烈,除传统的国有资本、民营资本外,还有实力雄厚的外资进入。我们曾就此现象专门撰文《产能过剩:粮食价格背离的幕后推手》,指出大资本的进入对小麦价格的影响途径和作用。此外,2010年新麦上市的时间较往年有所推后,部分企业粮源不足,加上新麦的质量比陈麦好,在陈麦价格高位的条件下,新麦需求旺盛。与此同时,农民惜售心理较重,市场流通粮源有限,助推价格上涨。

面对日益攀升的麦价,国家于6月底相继出台组合拳进行调控,包括叫停河南地区最低收购价小麦收购,开展粮食最低收购价格检查,下发《关于发挥骨干企业积极作用健全和完善政府对大宗农产品市场调控体系和机制的通知》和《关于严格执行粮食最低收购价和临时存储粮油收购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加大市场投放数量,一周举行了两场竞价销售交易会,修改竞价销售规则,对收购市场进行价格检查,对相关农产品非法炒作进行处罚,严肃纪律切实做好政策性粮食出库工作等一系列政策。在政策与市场博弈近一个月的时间里,麦价仍然上涨,但涨幅回落,市场看涨预期降低,据国家粮油信息中心监测,当期小麦市场趋势指数下跌至51.9.

三是8月至今麦价高位稳定运行的阶段。在国家持续强有力的调控下,麦价终于在8月初停止大幅上涨之势,恢复理性,但价格仍保持坚挺,并无回落迹象。进入9月,受各大中小学校开学及中秋、国庆双节面粉需求回暖提振,麦价小幅上升,但总体以稳为主。10月,国家公布2011年小麦最低收购价再提政策,市场表现也较为平静,在供应充足及政策大力调控的背景下,麦价难以重现大涨行情。

与普麦的稳定相比,优质麦行情因供不应求而不断走高,等级价差持续扩大。据监测,自2010年夏粮上市以来主产区优质麦价格已累计上涨300~420元/吨。截至11月底,华北产区优质麦价格为2345~2500元/吨,10月单月平均涨幅近100元,与普通麦的价差扩大到200元。南方地区制粉企业对优质麦的需求更加旺盛,价格持续走高。当前广州黄埔中等红麦港口价报2280~2300元/吨,福建报2240~2260元/吨,均较上周上涨20元/吨;深圳制粉企业收购一号加麦挂牌价2240~2260元/吨,周环比上涨10元/吨。

(二)政策性小麦成交情况:普麦疲软,进口麦火爆

1.最低收购价小麦供应充足,成交疲软

2010年最低收购价小麦平均投放量为434万吨/周,较去年周均值增加255.4万吨。去年自托市收购启动以来,小麦价格便开始了坚挺的行情。为保持价格的平稳运行和减轻仓容压力,2010年国家加大了每周最低收购价小麦的投放量,4月14日开始更是每周稳定投放约450万吨。鉴于新麦上市之后价格涨幅扩大,国家于7月底一周之内举行了两场竞价销售交易会,共投放900万吨,向市场传递国家平稳价格的决心和能力。实际成交情况方面,2010年国家把三等白麦的销售底价上调至1810元/吨,加上出库费用和去年陈麦质量较差的贴水,企业实际进场采购价格比较高,主体倾向于等待新麦上市,多采用边销边购的策略,导致成交率维持在较低水平,一般为10%~20%,年初较高,在20%~30%的水平,而7月底至9月初国家调控最为严厉之时成交率不足10%;平均成交价为1873元/吨,较去年有近70元的涨幅,远高于底价运行。

2.临储进口麦竞价交易火爆

2010年临储进口麦下半年呈现供不应求的局面,全年投放量为761.72万吨,较去年的1514.84万吨减少近一半,共成交340万吨,与去年几近持平,成交率为45%,较去年提高一倍。上半年临储进口小麦的成交情况一般,成交率为15%~30%;进入下半年,成交大幅放量,连续十周成交率接近100%。由于2010年临储进口麦供应有限,9月29日竞价销售便已停止,但市场对优质麦的需求不断升温,间接推高了国内优质麦的行情。

(三)国内期货市场:资金炒作刺激,走出大牛行情

在现货市场坚挺的支撑下,2010年郑州小麦期货市场整体走势强劲,下半年走势更是出现了较大程度的期现背离现象,具体反映在6月底现货市场在国家有力调控下价格恢复稳定运行,而期价却在过剩流动性和国际粮价飙升的推动下走出持续数月的大牛行情。2010年期市行情也可分为三个阶段:

一是年初至6月下旬震荡上升时期,小麦指数从2237元/吨上涨至2274元/吨,涨幅37元(1.6%)。在大宗商品走势趋弱、国际粮价疲软的背景下,郑州强麦表现出了较强的抗跌性。但从波浪式形态可知,由于缺乏持续的利多或利空消息提振,市场多空双方处于胶着状态,不过国内现货价格坚挺为期价提供了强劲的支撑,加上西南大旱灾情也有一定的刺激作用,推动期价总体上扬。

二是6月底至10月初持续上升期,价格从2280元/吨上升至2543元/吨,涨幅为263元(11.5%)。这段时间小麦价格出现了期现背离的走势。一方面现货市场自7月底在国家的调控下回复稳定走势,而期货市场却节节走高,表现强劲。究其原因,主要是过剩流动性促使炒作资金进入粮食期货市场所致。在资金充裕的情况下,国内通胀预期升温、国际大宗商品回暖、国际粮价上涨对强麦期市构成了有效的刺激,助推价格一路上扬。

三是10月至今的暴涨暴跌期,最大日涨幅为68元,日波动率为2.6%;最大跌幅为60元,日波动率为2.3%。自10月11日受俄罗斯2011年将继续限制粮食出口消息刺激,国内粮食期货集体跳空高开大涨,拉开了近期暴涨暴跌的序幕。我们曾撰文《早稻期市异动:资金炒作已是强弩之末》,这段时期粮食期市的异动源自流动性过剩,在传统市场被轮番爆炒后,过剩的资金对粮食期市从小规模的试探变成大规模的进入,以期在相对价值洼地寻求利润。而资金在农产品市场的炒作一般呈现快进快出的特点,因此持续的时间并不长。目前二次加息预期日益升温,资金开始退出市场,价格已与现货市场形成了300元/吨左右的差距,回落风险较大。

(四)国际期市:受大幅减产影响,出现阶段性飙升

2010年国际小麦期市呈现先跌后升再震荡的走势,以CBOT小麦指数为例,全年行情同样可分为三个阶段:

一是年初至6月底价格呈波浪式下跌时期,价格从573.7美分/蒲式耳下跌至449.5美分/蒲式耳,延续去年弱势。受全球小麦库存充足和欧债危机导致全球经济出现二次衰退危险、大宗商品走弱的影响,2010年上半年美麦维持低位震荡。

二是7月初至8月初的强势反弹时期,价格自455.2美分/蒲式耳上涨至796.4美分/蒲式耳,涨幅近75%。进入7月,市场对全球小麦减产担忧加剧,USDA供需报告下调全球和美国小麦年末库存量,尤其是欧盟、黑海地区(俄罗斯、乌克兰等)大幅减产的消息对市场产生重大利多,拉动价格大幅上行。此后俄罗斯等地宣布将限制粮食进口以满足国内需求,更对大盘起到了助推作用。另外,邻池玉米价格的坚挺走势和CRB指数走强都对CBOT小麦期价形成有力支撑。

三是8月初至今的宽幅震荡期,价格涨跌互现,自736.7美分/蒲式耳下跌至686.1美分/蒲式耳。随着市场对小麦减产消息的消化,价格涨幅受限,小幅回落。尽管2010年全球小麦预计减产3800万吨,减幅达5.6%,但由于前几年的丰产,库存仍处于历史高水平。且中国等库存充裕的国家预期将加大出口以调节国内外供需,全球小麦贸易数据变化不大,抑制价格过度上涨。

二、小麦收购情况呈现新特点

2010年小麦收购情况呈现以下两个特点:

一是企业收储量同比减少,农民留存量增加。截至9月30日,河北、山西、江苏、安徽、山东、河南、湖北、四川、陕西、甘肃、新疆等11个小麦主产省各类粮食企业累计收购2010年新产小麦5191.1万吨,较去年减少824.6万吨,减幅为13.6%。其中:国有粮食企业收购4025.8万吨,同比减少1122.7 万吨,占收购总量的78%。中储粮委托收储库点在江苏、安徽、山东、河南和湖北5省按最低收购价累计收购小麦2240.9 万吨,占国有粮食企业收购量的56%。中储粮委托收储库点在新疆收购国家临时存储小麦74.9万吨。

企业收购数量减少,意味着农户存粮数量增加。近年来,随着农民非农收入增加和市场意识的提高,农民逐渐具备了惜售的能力和意愿,卖粮方式也由集中卖粮变成全年卖粮。这说明农民作为市场的主体正在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然而对于大部分需求弹性较高的小型企业而言,农民售粮行为的转变导致企业更难以较低价钱收到粮,进场竞价交易的渠道作用将有可能得到更好的发挥。

二是多元化主体进入收储市场,最低收购价小麦收储量占比下降。2010年国家进一步放开了粮食收购市场,允许国有、外资、民资多方资本进入,使竞争更加激烈。中储粮从最低收购价收购的小麦共2240.9万吨,较去年减少了1763.3万吨,降幅约44%;占企业总收储量43%,较去年66.5%的水平大幅下降。国有企业收储量占比同样由去年占比的85.5%下跌至77.5%,意味着国家对粮源的控制力减弱,非国有资本掌握粮源数量增加。但这种格局的改变未必值得担忧,因为国家的调控能力仍非常强大,小麦政策市的特征没有改变,在这样的前提下,适当引入多元主体的竞争有助于市场的发展。

三、小麦微幅减产,但维持宽松供需格局

2010年我国粮食迎来连续第七个丰收年,但2010年小麦产量与去年基本持平,预计有微幅下降。据国家粮油信息中心10月预测,2010年中国小麦播种面积为2432万公顷,较上年增加3万公顷,增幅0.1%。预测2010年小麦总产量为11510万吨,与去年基本持平,略减少2万吨。

2010年我国小麦消费稳中有升。国家粮油信息中心预测2010-2011年度小麦消费总量为10749万吨,同比增加140万吨。回顾历史,近十年我国小麦消费呈现平缓的“U”字形走势,即先降后升,但总体保持稳定,波动区间为10000万~11000万吨,幅度不超过1000万吨。从消费结构看,食用消费依然是小麦的主要消费方式,占总消费量的75%左右,饲用和工业消费次之,分别约占10%,种用消费比例最小,约为4%。2010年小麦的饲用消费比例小幅增长,主要原因是玉米价格持续上涨,小麦/玉米价差缩窄,小麦比价优势凸显,在小麦、小麦替代率不断提高的情况下,小麦饲用消费呈现上升趋势。

供需平衡方面,虽然近年小麦产量增速较消费增速慢,但由于连年增产,产大于需格局得以维持,小麦库存充足,预计2010-2011年度国内小麦结余量为860万吨,上年度为1039万吨。加上年初库存,预计2010年小麦年末库存在6000万吨以上,库销比保持在55%之上的水平。

四、国际贸易逆差扩大,进口量大增

截至2010年10月,我国小麦贸易逆差进一步扩大,进口继续放量,1至9月共进口超过127万吨,较去年同期增加60.9万吨;出口量依然为零,连续14个月出现单月无出口。逆差的产生主要源于我国小麦供需的结构性不平衡。一方面,普通小麦供应充足,但质量却在国际竞争中缺乏优势,长期以来主要作为饲料用粮出口到印度尼西亚、韩国、日本等亚洲国家,然而近年出口量骤降,导致普麦供过于求且难以通过出口来调节盈余;另一方面,优质麦供不应求,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在面粉消费上,对小麦质量的要求日益提高,由于国内优质麦供应不足,需从国外进口以满足需求,这就产生了较大的国际贸易逆差,出现了国产小麦库存增加与优质麦大量进口并存的现象。

回顾2010年,国内外小麦市场均起了较大的波澜,国内新麦上市期间掀起的“抢购潮”和全球小麦减产导致国际麦价持续上涨的行情备受瞩目。国内小麦市场的政策性特征依然相当明显,最低收购价小麦的持续投放对市场价格起到了较大的稳定作用,但收购市场出现的农民存粮增加和竞争主体多元化的新特点导致国家对流通粮源的控制力有所下降。2010年我国小麦市场维持宽松的供需基本面,但结构性不平衡问题凸显,优质麦供不应求催生进口量大增,国际贸易逆差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