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各大媒体纷纷热衷于报道金融危机的时候，我们往往容易忘记，还有一种危机比金融危机对人类的威胁更大，那就是粮食危机。也许你会认为吃饭问题早就解决了，哪来的粮食危机？那么请看以下数据：1981年至今共29个世界粮食日主题中，超过20个主题都在警示粮食安全和饥饿问题；全球共有60多亿人，其中有10亿人每天都在饥肠辘辘中度过；全球约200个国家，其中近40个国家时刻笼罩在粮食危机之下，它们分别在欧洲、美洲、亚洲和非洲。
“一个饥饿的世界是危险的世界！”世界粮食计划署执行干事希兰面对粮食危机时曾发出这样的感叹。金融危机掩盖不了世界性粮食危机的事实。世界粮食计划署在2009年9月份的伦敦会议上曾表示，金融风暴使得2009年的粮食援助资金面临30亿美元的缺口，而饥饿人口却将创下10.2亿人的历史最高纪录。粮食危机不仅仅是一个地区或者一个国家的问题，它已经成了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如果把地球看成一个村落，那么在地球村里，每6个人中就有1个人食不果腹，这样的村子能实现和谐和稳定吗？纵览全球，从乌干达到尼日利亚，从伊拉克到阿富汗，从埃塞俄比亚到肯尼亚，从海地到玻利维亚，从刚果到孟加拉国，从朝鲜到摩尔多瓦……我们不仅看到饿殍遍野的惨状，还看到政府无力解决危机而被迫下台的悲凉。粮食危机不但造成了穷国严重的社会危机，还引发了美国等富国的道德危机，最终通过一系列传导机制，引发全球人道主义危机，给人类的发展蒙上了一层厚厚的黑幕。
历史是在不断解决问题和困难之中前进的。这种世界性的难题亟待世人去解决，而若要彻底终结这种危机，我们就必须深入挖掘危机产生的真正原因。
对粮食危机产生的原因，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危机的出现绝非短期内一种因素所能促成，而是在长期的发展中，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在深入研究粮食危机产生的历史与背景之后，我们认为是以下四个方面共同造成了近年肆虐全球的粮食危机。
第一，自然地理的变迁是粮食安全的慢性毒药。
最显而易见，也是最容易令人信服的原因是自然地理的变迁。首当其冲的便是水资源的不断减少。水资源的短缺使得以色列等中东国家的矿泉水价格是石油价格的2倍多！以至于风靡全球的007系列电影之一《量子危机》都把控制水资源当成一种重要而严肃的主题来讲述。然而，我们赖以生存的粮食却是离不开水的。耕地面积的减少也是一个问题。一方面，城市化和交通网络的搭建占用了大片良田，如德国每天被占用的耕地多达110公顷；另一方面，土壤沙化和农民改种非粮食类植物又削去了一大部分耕地，这种现象在非洲和亚洲非常普遍。从这点上看，中国死保“18亿亩耕地”的策略是非常明智的。除此之外，不断恶化的全球气候，也给粮食的安全带来了些许威胁。2009年我国东北等粮食主产区因干旱而出现粮食减产，就是气候恶化对粮食安全造成威胁的明证。最后，人口的增长是造成粮食危机最直接的因素之一。最近，联合国和德意志银行等权威机构发表报告称，人口增长的速度超过了粮食增长的速度（2050年全球人口将从目前的60多亿增长到91亿），它对粮食危机的产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第二，经济利益的驱使恶化了全球粮食危机。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深入，粮食已经不再是一种只供食用的商品，它已经渗透到世界经济的血脉当中；而在其经济属性不断增强的同时，不断发展的经济对粮食的影响也越来越大。首先，经济的飞跃推进了生物能源转化技术的发展，而这种技术却使得贫穷国家的人民要与发达国家的汽车油箱争口粮。仅美国过去三年，就投入共1.5亿吨玉米用于乙醇生产，而这些玉米足够1.5亿人吃上两年（在考虑全球平均食品消费水平和玉米只有40%用来当口粮的基础上）。难怪2008年的世行秘密报告称，世界粮食危机的“主谋”是美欧国家。其次，为了获取更多的利益，粮食垄断集团图谋主宰粮食播种和分配格局。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南美各国经济处于危机阶段，孟山都、杜邦、陶氏和先达等转基因种子巨头借政府势力进入肥沃的南美大地。随后，墨西哥、巴西和阿根廷无一例外地大面积播种转基因玉米与大豆，接着“ABCD”（ADM、邦吉、嘉吉和路易达孚）等跨国粮商接过孟山都手中的棒子，开始粉墨登场。他们一方面控制了美洲等粮食出口地的生产量，调控着国际粮食供应“水管”的粗细；另一方面利用各种基金会和国际组织的名义，借援助之名，行垄断之实，控制了非洲和东南亚等地区大批的土地和农产品市场。还有，金融投机家也加入到危机的簇拥者当中，他们借粮食短缺之东风，点燃了粮价飙升的导火索。粮食危机的一个直接原因是粮价的暴涨，而全球粮价唯CBOT（芝加哥商品交易所）马首是瞻。CBOT是跨国粮商、金融投机家和农场主等各路人马的角斗场。尽管，我们不太相信所谓有人借道CBOT进而随意控制粮价起伏的阴谋论，但我们相信这些人在利益激励下，有可能联合起来，一起做多或者做空，实现现货和期货两个方面的丰收（2004年中国大豆采购团看好CBOT大豆，但其价格随后暴跌，采购团损失巨大，进一步导致大豆产业的沦陷）。最后，美元的低迷是粮食危机的助推器之一。美元作为一种主权货币，却又行使着全球货币的职能，这种畸形的货币体系使得美元陷入了“特里芬难题”之中而不能自拔。近年来，美国经济风光不再，而国家债务却连年上升（目前有57万亿美元国债，且以近6%的速度递增）。美国为了促进国内出口以及赖掉部分国债（2009年美联储印钞票购买国债和次贷就是赤裸裸的明证），便推动美元朝着贬值的方向高歌猛进。仅2009年3月至今，美元指数就从89.624下跌到现在的76左右，跌幅超过15%！众所周知，国际粮价是以美元为计价单位的，在美元一路狂跌的过程中，粮价自然会逐层上升。而众多贫困国家买不起高价的粮食，只好眼睁睁地看着国民挣扎在死亡边缘。
第三，粮食的政治属性助推了危机的发展。
在2009年7月召开的G8首脑会议上，联合国粮农组织总干事雅克·迪乌夫表示，在科技和文明取得长足进展的今天，世界每6个人中，就有1人在挨饿！“这是一个政治问题。”首先，发达国家为了打开发展中国家紧闭的农产品大门，到处鼓吹“自由市场”的理念。在这种蛊惑下，不少发展中国家开始放弃种粮计划，转而生产非粮食经济作物，导致国内粮食供应缺口变大，进而引发危机。同时，危机造成的国内政治****，又引发耕地撂荒等，再次助推了粮食危机的蔓延，由此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其次，不合理的国际政治协定，间接助推了粮食危机的发展。以美国为例，在经过GATT（关贸总协定）和WTO多次农业谈判后，美国与欧盟等签订协议，取得了在欧盟的饲料、小麦面筋以及日本、韩国大米市场的准入资格。然而，欧盟和日本等在这些粮食品种上已经实现自给自足了（日本政府甚至通过奖励“休耕”或将成熟的水稻“割青”用作饲料，以防止大米产量严重过剩），他们每年从美国进口的几百万吨粮食只好堆积在仓库中，等待发霉。与此同时，世界上有多少人却还在嗷嗷待哺！再次，粮食的政治属性越来越浓，已然成为国际政治博弈的主要媒介之一。当一个弱国不遵从强国的利益安排时，强国便会拿起粮食禁运的大棒，狠狠地加以训诫和制裁。“二战”至今，苏联、古巴、中国、朝鲜、伊拉克、锡兰、伊朗等众多国家都遭受过粮食禁运，始作俑者几乎都是美国。尽管美国的“粮食政治大棒”没能击垮苏联和中国等大国，但对于古巴等弱小国家来说，这种粮食禁运的确是相当致命的。
第四，粮食的特性为危机的出现埋下了种子。
如果说政治方面的原因人们往往难以察觉，那么粮食特有的属性对危机的推波助澜作用就显得更加隐蔽了。基辛格曾经说过：如果你控制了石油，你就控制了所有国家；如果你控制了粮食，你就控制了所有的人；如果你控制了货币，你就控制了世界。粮食作为一种商品，它具备一般商品的价值属性，可以转变成货币和能源等；同时，它又具备货币和能源所没有的“生命属性”。当石油价格攀升时，我们可以暂时不买，当货币出现贬值时，我们可以购买资产进行保值，但是，当粮食出现短缺时，我们能暂时不吃吗？这种因刚性需求而带来的“生命属性”，使得粮食在人类心中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一旦商品市场上有个风吹草动，人们就会担心粮价会不会上涨，粮食供应够不够。2008年在日本和南美等国家和地区出现的粮食抢购和囤积（担心未来自己买不到粮食这种关乎性命的商品）便证明了粮食的特殊地位。也正是粮食的这种“生命属性”，使得各个国家都尽可能地把粮食控制在国内。例如，柬埔寨、缅甸和印度等国家对粮食出口有非常严格的限制；2008年，连泰国这样的稻米出口大国都加入了粮食出口限制的行列，而这进一步加重了中东和非洲等地区的粮食危机。
由此可见，粮食危机的出现有着非常复杂的缘由。自然地理的变迁、经济利益的驱使、政治博弈的需要以及粮食自身的特性等四个方面，共同铸造了粮食危机这个世界性难题。面对这些庞杂的原因，我们不能简单地说哪一个是造成粮食危机的最重要因素，因为我们无法通过数量化的实证研究来区分各个原因的重要程度（许多变量难以数量化或者准确赋值）。不过，我们只要知道了这些原因，便可以有的放矢。
危机当前，需要各国同心协力，共度时艰。全球各国要充分认识到粮食危机与金融危机的不同，必须建立起帮助别国就是帮助自我的意识。金融危机大多造成财富缩水，是“要钱”，而粮食危机大多造成饿殍遍野，是“要命”。当众多弱国出现粮食危机，进而导致政治动荡和社会骚乱的时候，主要大国难道还能独善其身吗？各国应当通过WTO、IMF和WB等国际性组织，逐步改变目前不平等的粮食分配格局，加强环境保护和国际合作，限制过度的生物能源开发（像巴西等国用甘蔗而非玉米来生产乙醇，就没有限制的必要）和助纣为虐的金融投机活动，切实把共同解决粮食危机当作一项重要的合作项目来做，而不要让粮食安全会议和协定流于形式。
但是国际协作只能缓解危机的恶化，而无法根除粮食危机。内因是危机出现的决定性因素，而国际粮食市场剧变等外因只不过是推进了危机的发展。据统计发现，发生粮食危机的国家几乎都是粮食净进口国，国内粮食常年供不应求，加上农业基础薄弱，政治局势动荡，即使国际粮食市场不出现供应缺口和价格大涨等情况，这些国家的粮食安全体系也岌岌可危。
近年的全球粮食危机有两大特点：一是危机肆虐之时，世界粮食总产量并没有大幅降低；二是危机全部出现在国内粮食安全体系脆弱的国家，而它们多为发展中国家。
可见，全球性粮食危机并非全球粮食供给不足的危机，而是国际粮食供需分配不均衡带来的危机，更是这几十个国家因自身的脆弱和无力而引发的危机。
显然，国际协作无法完全改变全球粮食供需分配不均衡的现实（牵涉到各国的政治经济利益），最切实也最有效的解决之道便是自力更生、实施自救。
粮食危机频发的国家一定要看清危机的本质，即内因是导致国家出现危机的最重要因素，而美国的铺张浪费、投机家的炒作及美日间不合理的农业协议只不过起到了进一步推动的作用，而非危机之根源。这些国家必须综合考虑造成粮食危机的四大方面，坚决实施内部战略。一是要严格控制人口过度增长、限制耕地占用和保护水资源等，在确保粮食生产拥有充足基本要素的同时，控制粮食需求的过度增大。二是要转变轻视农业、过度重视工业的思维。有些国家前些年还是粮食出口国，在放弃种粮转而发展经济作物和工业后，变成了粮食进口国，加上经济基础不牢固，缺乏外汇储备，危机便随之而来。三是认清粮食区别于其他商品的本质，世界不会出现所有出口国同时禁止出口石油和钢铁的情况，但绝对有可能出现所有出口国禁止粮食出口的情况，所以不要轻信“有钱就能买到粮食”的论断。四是实施激励政策，大力发展农业。通过农业和税收政策改革，调动人民种粮的积极性。只有人民的温饱问题解决了，农村的大量劳动力才能得以释放，工业经济发展才有动力和活力。在这一方面，中国60年来的经验值得众多国家学习和借鉴。
纵观全局，全球粮食危机可以看成是众多发展中国家的粮食危机。良好的国际合作环境有利于粮食危机的解决，因此，各国应当通过国际组织来共同执行外部战略。但外部战略主要依赖于国际上大国的合作意愿和利益取向，战略的执行很难把握，效果也很难预知。而内部战略却是这些弱国可以自我实施的，对解决粮食危机来说，更加现实，也更为可靠。一句话，他们才是全球粮食危机的终结者。
（2009年10月）
综合各地粮食主产区传来的喜讯，2010年全国粮食产量有望再创历史新高，产量连续四年保持在1万亿斤以上，实现改革开放以来首次“七连增”。很多人认为，粮食连续七年增产，可有效缓解当前粮价不断上涨的压力。其实，这是一种误解。
持有这种想法的人，一定以为粮食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得来全不费工夫，价格自然可以卖得便宜一点。但是，粮食显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它是要消耗一定的资源生产出来的。每多生产出一份粮食，就要多投入一份资源（短期内可认为粮食的生产效率没有改变）。而要让更多的资源投入生产粮食，需要价格上的激励。只有粮食价格足够高，那些荒地、自然条件差的耕地才会被开发出来用于种粮，因为在劣质土地上种粮的成本要高于在土壤肥沃的土地上种粮的成本。就是说，生产的边际成本是不断增加的。这就是经济学里供给曲线向上的原因。近期网上流传一幅图片：受到蔬菜价格高涨的刺激，海南琼海市人民路上的绿化带被当地居民种上蔬菜。张五常说的“如果价格足够高，上海的马路上将种满粮食”，就是这个意思。传说，有人设想，拟耗资600亿元将渤海水引入新疆，则新疆最少可再增18亿亩农业用地。中国政府严防死守的全国耕地红线也不过18亿亩，然而新疆一地就有再造18亿亩农地的潜质。很多人觉得，如果新疆的18亿亩农地真能被开发出来种粮，那粮食一定便宜得很。且不论传闻是否可信（笔者认为几乎不可能），即使是真的，其实也恰恰相反。如果真等到新疆都要大规模种粮，那也就意味着粮食价格不是很低而是很高了，否则人们怎么会费那么大劲、花那么大的成本在新疆生产粮食呢？东北大米为什么一直比籼米贵？那也是因为相对于籼米产区来说，东北是一个种植水稻成本更高的地方。不给予更高价格的激励，东北是不可能生产水稻的。
因此，从我国国情来看，粮食不断增产意味着粮食的边际生产成本是不断上升的。而在完全竞争的市场，价格等于边际生产成本。这就是我们看到粮食连续七年增产价格却不断上涨的一个重要原因，而1998-2003年粮食连续几年减产粮价却不断下跌也是基于同样的原因：粮食减产意味着粮食边际生产成本下降（边际生产成本下降是因为生产资料价格下降和播种面积的缩减），而生产成本高、贫瘠的土地率先退出了生产，生产者索要的销售价格自然也下降。
这些花了大价钱种出来的粮食，农民正满心期待着卖个更好的价钱以收回成本，农民怎么可能甘心低价出售呢？所以指望粮食连续七年增产来缓解当前粮价不断上涨的压力是不现实的。但是有人可能争辩说，既然粮食已经种出来了，现在就由不得农民想卖多少钱就卖多少钱了，卖什么样的价格得由供需说了算。如果供大于需，价格就得下跌。多收了三五斗的故事不就是这样发生的吗？但是人们忘记了多收的三五斗是怎么来的，是老天爷赏赐的，是风调雨顺而来的，说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为过。既然增产不是通过增加投入得来的，那么粮食的边际生产成本并没有上升反而下降，那么市场价格自然会下跌到接近边际生产成本。但是，显然当前的粮食连续增产不是老天爷的赏赐。在《农民日报》上，一篇题为“粮食‘七连增’奇迹的伟大实践”的文章中，这样描述过去一年来的天气：“回首去冬今春西南的特大干旱百年一遇，2010年年初东北西北的雪多雪大、持续低温，北方的低温天气多年少有，江淮和长江中下游地区持续低温阴雨寡照；经历了东北和南方汛期的洪涝，东南沿海接二连三的台风，谁能想象得到，在粮食连续六年丰收的高起点上，又撞上了这样一个极端天气异常肆虐的年份，2010年的粮食生产能够再上台阶？但是，奇迹就是这样发生了！”《农民日报》将恶劣天气条件下的增产归于奇迹，其实哪有什么奇迹？无非是生产投入的加大抵消了恶劣气候的影响：土地投入加大（播种面积上升），抗灾抗旱的资金投入加大，等等。也就是说，当前的增产是以实实在在地投入真金白银换来的，是花了血本的，这决定了粮食价格难以轻易降下来。即使供略大于求，由于每个生产者的生产成本都很高，也没多少降价空间。其实，仔细观察，现实确实如此：当某一年粮食增产主要是因为天公作美时，粮食价格往往卖不起价钱；当粮食增产主要依赖刚性增长的投入时，价格就非常坚挺。
除了边际生产成本不断提高的因素，日益上升的通胀预期也是导致粮食价格难以下降的重要因素。如果把粮食卖了换得的是不断贬值的货币，那还不如把粮食握在手中靠谱。显然，当物价不断上涨时，农民的存粮会倾向于增加。这必然导致市场上可流通粮食的减少，价格难以下跌。
当然，上述讨论没有考虑到政府干预粮食市场的情况。毕竟，在中国，政府握有大量的粮食储备。只要政府愿意，是随时可以抛向市场打压粮价的。粮价有可能因此下降，但是这会伤害到农民的利益，因为农民为粮食增产付出了很大的投入，他们有理由期待一个更高的价格。而且，政府过快地抛出手中的储备，意味着后续对市场的控制力减弱。一旦明年粮食生产有个风吹草动（毕竟中国已经连续七年增产，粮食产量有可能随时掉头向下。世界粮农组织也预计，2010-2011作物年度全球谷物产量将下滑2.1%，这与6月份预计的增长1.2%形成了鲜明对比），储备空虚会让政府趋于被动。怎么办？一个更为可行的做法是按照食品价格上涨幅度给低收入群体提供食品价格补贴，这样可最大限度减少粮价上涨对低收入群体造成的冲击。
（2009年12月）
全国首部全面系统规范粮食安全保障的地方性法规《广东省粮食安全保障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将于2009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填补了我国现行粮食安全立法的空白，其内容全面，涵盖了粮食生产与经营、储备与管理、调控与应急等方面，明确了“政府主导，部门协作”的粮食安全保障机制，充分体现了广东省粮食安全保障一手抓粮食市场机制的完善，一手抓政府粮食安全保障能力建设的基本思路。
一、警钟长鸣，缺粮大省未雨绸缪
作为我国的经济大省，广东省此次率先为粮食安全立法，把粮食安全问题置于法律框架的保护之下，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良好的示范作用。近年来，受全球气候变化、生物能源发展、人口持续增长等多种因素的交织影响，全球粮食危机的阴霾始终难以消退。国际粮食供求失衡、粮价上涨、库存下降等现象都向人类敲响了粮食安全的警钟。我国尽管一直重视粮食安全问题，坚持自给自足的粮食战略，但工业化、城镇化发展，人口增加和人民群众生活水平提高导致粮食消费需求呈刚性增长，与此同时，耕地减少、水资源短缺、气候变化等因素制约了粮食生产，这将使我国粮食供给长期处于紧平衡的状态。而广东省面临的粮食安全问题则更为严峻。据有关资料显示，广东省地少人多，人均耕地面积正逐年减少，2007年人均耕地面积仅为0.38亩，远低于0.8亩的警戒线，不足全国水平的三成。另外，广东省粮食的对外依存度高，自给率仅为33%，每年需从省外购入约2400万吨粮食，是一个缺粮大省。如何保障广东省的粮食安全一直是各界关注的问题，因此，粮食立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能为粮食安全工作提供法律保障。
二、法规分布零散，新《条例》进行有效整合
事实上，与粮食相关的法规并不少，但大多局限于粮食生产和流通领域，如******已颁布的《粮食流通管理条例》和广东省政府早前颁布的《广东省省级储备粮管理办法》均未对落实粮食安全责任、保障粮食生产、保证粮食应急措施的有效实施等粮食安全保障工作作出具体规定。人大代表黄河指出，现行的法律法规文件涉及行政法规、地方法规、部门规章，效力层级参差不齐，制度内容分布零散，缺乏体系性和逻辑性，甚至中央与地方的法规之间存在部分规定上的冲突。鉴于此，制定一部专门的法律对我国粮食安全保障所必需的各项具体法律制度进行全面而统一的设计，对于既存的各种法律规范按其在统一立法的内容归属进行整合、修改和完善是非常必要的。事实上，我省省委省政府在粮食安全保障工作方面有着较丰富的经验，如在全国率先实行粮食工作各级政府负责制，率先建立粮食风险基金制度和出台粮食应急预案等。这些粮食工作都取得了很好的成效，成功经受了“非典”、洪涝灾害、雨雪冰冻灾害等多次考验，但仍然缺乏对这些零散法规的统一整合。《条例》正是在这样的现实和法律背景下，借鉴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粮食行政法规，由省政府主导，在各界民主人士热烈提案和热切关注下产生的。在法律框架内从各个环节全方位保障粮食安全，不仅具有现实意义，而且有助于建立长效、有序的管理机制。
三、明确多方责权，《条例》全面保障安全
《条例》内容全面，打破了现行有关法规侧重于粮食生产或流通的局限，从粮食生产、经营、储备、调控、应急等各个环节全方位设计粮食安全保障制度，并对粮食应急情况下政府有关部门和粮食经营者的义务作出了规定，特别是明确规定了政府及其有关部门为落实粮食安全保障职责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体现了广东省省委省政府落实国家粮食安全战略的决心。
1.以法律规范形式定义“粮食安全保障”
《条例》明确定义“粮食安全保障”包括粮食的供求平衡、价格稳定及粮食的质量安全三方面内容，涉及粮食生产、经营、储备、调控及应急等各个环节的管理，体现了全面保障的思想。
2.鼓励粮食产业化，完善粮食市场机制
《条例》指出，政府应采取多种形式鼓励社会资金投资建设粮食生产和流通基础设施，鼓励粮食经营者到外地投资建设粮食生产基地，与粮食产区建立长期粮食产销合作关系，发展粮食产业化经营。这体现了保障广东省粮食安全的基本思路，即一手抓政府粮食安全保障能力建设，一手抓粮食市场机制的完善。完善粮食市场机制，盘活粮食流通，有助于实现粮食市场配置的优化。
3.严格规定企业资质，确保粮食质量安全
《条例》明确指出，粮食质量安全是粮食安全保障体系的一个重要部分，这需要政府对粮食企业严格监管把关。因此，《条例》规定了粮食经营者的资格条件和行为规范，要求粮食经营者严格执行国家粮食价格、质量安全等规定；从事粮食收购、加工、储存、销售的粮食经营者应当建立台账制度，其粮食库存量应当符合国家和省的规定。在粮食的储存上，《条例》还规定县级以上政府的储存粮由本级政府直属粮库储存，需要委托其他粮食企业承储的，应当通过招标的方式确定，并且对承储政府储备粮的企业应具备的条件也作出了明确规定，如仓库容量必须达到国家和省规定的标准，具备符合国家和省规定的粮食质量检测能力和对粮食储存温度、水分、虫害状况等监测条件。
4.明确政府责任，兼顾各方权益
与其他粮食法规相比，《条例》不仅强调了企业的责任，更突出了政府在监督、管理粮食生产、流通等各个环节，特别是在应急措施的落实方面的相关责任和义务。如法律责任一章规定了若干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因未按照该条例落实粮食安全保障责任而须承担的相应责任。另外，《条例》还就执行该《条例》而受损的主体作出了利益补偿的规定，避免了权力的滥用。如规定有关单位和粮食生产、经营者因承担粮食应急任务遭受损失的，下达粮食应急任务的人民政府应依法给予补偿。这些规定都要求政府承担更多的责任和义务，既为粮食应急措施的有效实施提供了保障，也兼顾了有关单位和个人的合法权益。
四、敢为天下之先，我省创新保障思路
多年来，广东省省委省政府一直高度重视粮食安全问题，严格按照中央的部署和要求，充分发挥改革试验田作用，在多个领域均敢于探索创新，走在全国前列。如率先放开粮食市场、经营和价格，率先实行粮食工作各级政府负责制，率先出台粮食安全责任考核办法，率先建立省、地、县三 级地方粮食储备和粮食风险基金制度，率先出台粮食应急预案等。这次更率先为粮食安全立法，颁布了《广东省粮食安全保障条例》，务求从各个环节全面设计保障制度，为确保粮食安全提供了更多的法律解决路径，也为全国推进粮食储备制度改革指出了一些新思路。
（2009年7月）
2009年10月12日，******常务会议明确提出，2010年我国小麦各品种最低收购价每斤将再提高0.03元，其中白麦提高到0.9元/斤，红麦及混麦提高到0.86元/斤；并且适当提高稻谷特别是优质稻最低收购价；同时继续实施玉米、大豆、油菜临时收储政策。最低收购价政策作为一系列惠农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自2004年出台伊始，便一直存在争议。支持者认为这有利于粮食安全和农民增收；反对者则表示这是对市场机制的破坏，是回归到以前的保护价政策。实际上，这些看似对立的观点都可归结为对同一个问题的探讨，即政府实施这一政策的行为是否符合利益最大化原则？要衡量一个行为、一个决定是否划算，普遍的方法便是成本—收益法。考量政府实施该政策付出了多大的成本，又得到了怎样的收益，这有助于我们透过纷繁的现象看清事物的本质。最低收购价政策在争议中走过了五个年头，随着外部环境的变迁，该政策也在诸多方面进行了一些重要的调整。许多影响该政策成本、收益的因素也随之变化，甚至互相转化，在新的社会、经济条件下，需要对该政策进行新的解读。
一、最低收购价政策实施成本分析
衡量一项政策所要付出的成本不仅要考虑其显性的财政成本，还应包括实施该政策的机会成本和因政策实施所带来的负外部效应等，后两者属于隐性成本。
1.显性成本——财政成本
最低收购价政策的核心在于“托市”，无论是收购还是销售环节，政府都不是以盈利为目的的，而是以财政支出主动承担了价格波动的部分风险。在实施最低收购价政策过程中，构成中央财政成本的部分包括收购费用补贴、保管费用补贴和贷款利息补贴。其中，收购费用补贴为每市斤2.5分（含县内集并费）；保管费用补贴标准为每市斤3.5分/年；贷款利息补贴根据入库结算价（这里用最低收购价进行估算）与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2008-2009年度国家分别按最低收购价收购小麦4500万吨、水稻2250万吨、玉米4000万吨和大豆750万吨，以上品种收储均价分别为1490元/吨、1600元/吨、1500元/吨和3700元/吨；上年度央行公布的一年期基准利率为5.31%。根据上述补贴标准，按平均库存一年计算，中央财政要为实施最低收购价政策付出的财政成本共计239.31亿元。2009年年初，中国财政部部长谢旭人估算2008年中央财政用于“三农”的支出为5955.5亿元人民币，增长37.9%；其中对农民的粮食直补、农资综合补贴、良种补贴和农机购置补贴达到1027.7亿元，增长107.7%。从所占的比例看，姑且用239.31亿元作为2008年最低收购价政策实施的显性财政成本，这已经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2.隐性成本——政策实施对市场带来的负效应
与显性成本不同，这部分成本并非直观可视的财政支出，但若不对其进行深入剖析，容易对政策形成有失偏颇的理解。
早在2004年最低收购价政策初出台之时，市场便发出了忧虑的声音。粮价从2004年开始大涨，当时最低收购价根据市场情况确定为0.7元/斤，而当2005、2006年粮价回调之时，市场价只有0.65元/斤，可最低收购价仍然保持0.7元/斤，俨然成了最高收购价，使得政府定价逐渐取代市场价格。在这种情况下粮食经营的多渠道又变回了单渠道。由于最低收购价高于市场价，一般粮食企业若以市场价收购难以收到粮食，若以最低收购价收购又担心亏损而放弃入市，最终导致收购主体由多样化再次变成单一化。这使得大部分粮食企业进退两难，或退出市场，或替中储粮“打工”进行代储业务以维持经营，或呈僵持状态，再度形成“三老”问题，只有少数规模较大的企业能正常运营。因此，有业内人士担忧，该政策扰乱了正常的市场机制，粮食市场化改革可能会走回头路。如果最低收购价水平定得过低，就失去了对农民的保护意义和预案启动的必要性；而当最低收购价高于市场价格时，又容易对市场价格形成干预，不利于市场机制的运行。这是实施该政策所面临的困境，由此而给市场带来的负外部性，构成政策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
3.机会成本——实施农民直补政策所能得到的最大收益
机会成本，可以理解为把一定资源投入到某一用途后所放弃的在其他用途中所能获得的最大利益，只要进行了选择，机会成本便随之产生。机会成本小的行为将获得较大的比较收益。在这里，实施最低收购价政策的机会成本便是实施其他可替代政策所能产生的最大收益，而“其他可替代政策”主要指农民直补政策。早在最低收购价出台之时，部分业内人士就曾建议以农民直补机制取代之。从理论上说，农民直补是一个更优的选择，至少可以不用通过涨价就达到令农民增收的效果。但这是在政策能完全落到实处的前提下才能实现的，而直补政策的最难之处恰好在于执行环节。且不说逐户核实耕种面积、粮食产量所耗费的人力、物力有多巨大，光是保证巨额补贴最终能落实到农户手上的监督费用就是天文数字。如果该政策只是走过场而不落实，即使补贴标准年年提高，经过中间环节的诸多截留，分到农民手里的钱也相当有限，这对提高农民的种粮积极性刺激作用不大。所以相对其他政策，最低收购价政策在现阶段仍是一个较优的选择，政策实施的机会成本不大。
二、最低收购价政策收益分析
政策的收益来自其内在目标的实现。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的目标有三：稳定粮食市场价格、稳定农民收入预期、保护和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三个政策目标实现的效应如何？让我们逐一分析之。
1.目标一：稳定粮食市场价格
由于最低收购价为粮食构筑了坚实的底部价格，当市场价格低于收购价时，该政策启动，此时农民自会选择政府这个买家出售粮食，从而起到了保护农民收益的作用。而当市场价格上涨过快，远高于最低收购价时，政府可充分利用手中掌握的大量粮源，通过国家粮食交易中心这一平台进行竞价销售，实现对市场的调控。因此，我们看到，在2008年上半年国际粮价疯涨的时候，国内价格相对稳定；而2009年上半年国际粮价有较大幅回落之时，国内价格仍然稳步上升。
然而，政府对粮价的调节行为，即使是通过市场手段，也必定对市场价格机制的运行造成较大的干预。粮价的波动被人为地限制在一定范围内，价格难以真正反映市场供求关系，而更多地体现了政府意志。有了最低收购价政策，农民种粮不用考虑市场风险，实际上是割断了市场对农民种粮的引导机制，这是该项政策目标对市场机制和整个粮食产业带来的一种负效应，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其正收益。
2.目标二：稳定农民收入预期
自2005年真正启动最低收购价政策以来，各粮食品种最低收购价水平均有不同程度的提高。但收入是一个综合的概念，只有销售收入的提高幅度大于成本增幅之时，收入才真正有所提高。但现实是，粮价难以追上农资价格上涨的脚步。2008年年初，财政部部长谢旭人就表示，由于农资价格持续上涨，而且涨幅大大超过粮食等农产品价格，种粮的成本收益率已从2007年同期的21%下降到目前的16%。虽然政府已出台了农资、农机补贴和直补等政策，可种粮成本收益不升反降。不过，我们应注意，该项政策目标是“稳定”收入预期，而非从根本上“提高”收入。作为一个保障性质的政策，其核心任务是要保证农民的种粮基本收益，但不要期望依靠它来实现脱贫致富。对于这一点，下文将会作进一步探讨。无论如何，最低收购价的提高为农民设定了一个较高的价格心理底线，综合其他补贴行为，该政策在稳定农民收入预期这一目标上确实起到了较大的作用。
3.目标三：保护和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
由2008年开始，最低收购价的出台时间从原来的粮食播种之后提前到播种之前，充分体现了政府保护和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以稳定粮食产量的战略意图。是否能实现这一政策目标的关键与上一目标本质上是相同的，即要看最低收购价政策能否真正提高种粮收益，达到农民的预期收入。从数据上看，2003年播种面积和产量均下降到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最低水平，2004年开始出现较大的反弹，播种面积和产量双双回升，粮价也延续了2003年年底的高位。与此同时，2004年出台了最低收购价政策，但由于市场价格较高，该政策并未真正启动。因此有分析称2004年粮食增产是基于最低收购价的拉动是没有根据的。但2005-2009年粮食播种面积扩大和产量增加在一定程度上的确可归功于最低收购价政策的刺激作用。
三、明确政策定位，客观评价政策成果
从上述三个政策目标的实现情况来看，该政策的成果值得肯定。最低收购价政策走到今天，之所以在肯定的背后仍然有一些争议，主要是因为人们对这项政策寄予了过高的期望，许多争论话题远远超出了政策本身所涵盖的内容，而造成的结果便是低估了其政策收益。作为保障性政策，该政策各个目标强调的是稳定和平衡，过度实现目标反而使整体收益下降，如过度刺激生产、过度控制粮价等。而且，该政策只是一系列三农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需要充分结合农资补贴等政策以发挥综合效益。我们不能期望通过一个政策就解决所有的问题，明确以下几点，将有助于深化我们的理解。
（1）政策对粮价的调控应以促进粮食市场化为前提，降低政策对市场产生的负效应，平衡粮食生产者、中间商和消费者之间的利益。
最低收购价政策以惠农为出发点，对粮食生产者进行政策倾斜，初衷是好的，然而在施行过程中不可避免地涉及农业产业链的多方参与者，包括作为中间商的各类加工企业和终端消费者，还有农业市场机制本身。
生产者、粮食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利益需要得到平衡，政府在这个问题上大有可作为的空间。国家提高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向生产者倾斜，利益会在产业链上自动重新分配，一种情况是，粮企的收购成本提高，价格的上涨最终传导到消费者身上，消费者为该政策对市场造成的负效应买单。由于我国的恩格尔系数不断降低，食品支出在总支出中所占的比例随着经济的发展而下降，因此大部分消费者能够承担正常粮价上涨带来的压力，此时政府可给城镇低收入群体发放补贴，集中解决这一群体的问题。另一种情况是粮企之间激烈的竞争使得成本的上涨不能传导到消费者身上，只能自己消化。但政府可以加以引导并提供相关支持，使其成为粮食产业优化升级的契机，过剩的产能、无度的竞争会被整合，也会促进科技、管理的现代化。还有一种情况是促使市场通胀预期抬头，在现阶段的敏感时期尤甚。尽管粮价与通胀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但孰因孰果，两者相关度究竟如何，存在激烈的争论。笔者个人并不认为粮价的上涨是通胀的主要诱因，说粮价是“百价之基”，无异于将其定义为“万恶之源”。这种观念在市场盛行，人们的思维模式已被固化，一旦粮价上涨和通胀同时发生，那么前者便难辞其咎。在流动性逐步积累的当下，政府继续提高最低收购价水平会强化市场的通胀预期。事实上，从市场监测信息看，尽管最低收购价水平提高了，但小麦、稻谷等品种的市场价格仍普遍高于该水平，并不会因此而导致通胀。这些信息，业内人士知道，可广大消费者并不了解，政府和粮食行业是时候为粮价正名了。
（2）最低收购价政策的目标定位应是保障农民的基本收益，而不能依靠其帮助农民脱贫致富。
我国农民数量庞大，农户人均种植面积低导致农业生产根本无规模经济可言。现阶段这种生产经营特性决定了仅靠提高粮价或降低成本无法摆脱农民的低收入困境。美国每个农业劳动力有1.5万亩的土地可以耕种，而中国的每个纯农业劳动力仅有4.4亩的土地去耕种，美国农业人均占有耕地是中国真正农业人口的3400倍还多。2004年，我国粮食平均每亩成本收益率已高达50%，高于工业平均成本利润率43.75个百分点，但由于规模太小，农村劳动力人均粮食纯收益仅为822元，仍远低于城镇居民收入。今后即使成本不变，粮食价格翻一番，农村劳动力人均粮食纯收入也只相当于城镇居民人均纯收入的1/5.因此，在现今条件下，确立最低收购价是必要的，但其意义在于保障农民的基本收益不受损，并在此基础上稳步提高农民收入，却无法依靠这个政策真正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实现农民的脱贫致富。要实现这个目标，还得从根本上把大部分的农业劳动人口转移到工业上面，同时实现农业生产经营的规模化、产业化，这显然不应当是最低收购价政策考虑的范围。
（3）我国粮食安全有保障，粮食生产应以“适度”为主。
近年来随着全球粮食危机言论的盛行，在实现了多年的粮食供给自足、库存有余的今天，紧缺时代的阴霾依然隐约地笼罩在人们心头。即使粮食总产量已突破5亿吨，库消比将近40%，国家仍然把促进粮食生产置于战略地位以确保粮食安全。而上至国家下至百姓对粮食安全的担忧莫不出于对以下几个问题的思考：一是对我国粮食生产能力的担忧。近年来我国粮食产量波动较大，特别是2000年和2003年的减产让国家心有余悸。但从总的趋势来看，产量是稳步增长的，我国粮食产能是有保证的，对于未来产量的持续提升，我国大部分学者还是持乐观的态度。其中，国内知名粮食经济学者丁声俊在《中国有能力养活自己》一书中提到，我国耕地增产潜力巨大、科技兴粮前景广阔、开发国土资源余地广阔、“食物节流”潜力可观等几个因素足以使中国养活自己。因此，一个较保守、中立的预测是，产量既不会大幅提升，但也不会大幅下滑，稳定的小幅提升是可以预期的。二是对我国粮食需求持续膨胀的担忧。我国粮食需求究竟是多少？相关部门从没公布过官方的数据。我们只能沿用美国农业部的资料进行分析。自2000-2009年（其中2009年为预测值），中国的粮食总体需求是波动的，并非随时间的推移而单调递增。据研究，推动粮食需求增长的动力主要来自人口增长及对非食物需求的增长。其中人口增长可能是一直被高估的推动因素。20世纪90年代及较早时期，国内外人口学学界对我国人口增长峰值普遍预测较高，一般认为会达到15亿～16亿人甚至更高水平。与之对应，2030年我国粮食需求的预测值非常高，由6亿～9亿吨不等。但从近十年的发展趋势看来，学界普遍把我国人口的峰值调整为14.5亿左右。另外，人口结构老龄化趋势也对粮食需求产生了较大的抑制作用。至于非食品需求的增长主要来自生物能源需求。国家已明确表示发展生物能源应不与粮食争地为前提，因此只要平衡好能源需求与粮食安全之间的关系，这部分需求增长将被控制在一个可接受的区间。总的来说，我国未来粮食需求总量峰值大概在5.5亿～5.8亿吨这一预测应是较为合理的。三是对库存的担忧。直到2009年国家公开数据之前，粮食库存一直被视为机密信息而不为人知。但从多方估计和美国农业部的估算可知，中国库存水平非常高，库消比远高于国际安全线17%，2000-2002年期间高达50%～70%，直到2003年才下降到较为合理的水平，即30%左右。随着产量的恢复，2008年库消比又上升到35%，2009年的预测值是38%。尽管如此，库消比从70%降至2003年的30%的合理水平仍然给人们带来了担忧。这正是因为人们缺乏对粮食未来供求趋势的深入认识和正确把握而导致的。
事实上，我国粮食安全是有保障的。在这个前提下，粮食供求紧平衡才是理想的状态，供给过少和过多都是有危害的，而供给过度的危害常常为人们所忽视。如果政府通过调控，而非根据市场导向，人为地鼓励农民过度生产粮食，生产出来的粮食最终会因需求有限而难以消化。此时，为了保证农民增产且增收，政府需要以托市价进入市场收购大量的粮食，使财政负担增大，进一步考验本已很紧张的仓容能力。与此同时，过量的库存由于国内需求不足，国外出口紧缩因而得不到及时的消耗，容易造成新的“卖粮难”问题，而且过度生产对国家耕地、水资源等都是巨大的浪费。因此，我们需要对未来粮食供需情况作与时俱进的、科学的探讨，并在此基础上走出僵化的思维模式，消除粮食短缺和生产过剩带来的危机。
总体而言，最低收购价政策的实施成本和收益都被低估了。在成本方面，除了显性的财政成本外，隐性成本也应受到关注；而收益方面，该政策在农民收入、粮食生产和价格波动问题上起到了很好的稳定和保障作用，就其政策目标而言，这已足够。可人们却往往认为它应发挥更大的作用而降低了对它的评价。殊不知，任何政策都有其特定的效用范围，不应被赋予过多的意义，最低收购价政策也是如此。作为一项保障性政策，稳定是首要的，政府须清楚其作为与不作为的区间。而要真正解决“三农”问题，不能寄望在一项政策身上，而是需要我们进一步解放思想，寻找新的突破点。
（2009年10月）
2009年11月4日，国家发改委正式全文发布《全国新增1000亿斤粮食生产能力规划（2009-2020年）》（以下简称《规划》），这项议案曾于2009年4月8日在******主持的******常务会议上通过，时隔7个月后，详细的规划方案最终得以公布。作为2008年11月14日公布的《国家粮食安全中长期规划纲要（2008-2020年）》（以下简称《纲要》）的具体落实措施，《规划》的出台对于确保我国中长期粮食安全具有重要的意义，因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粮食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商品，是关系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国家自立的基础，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始终是治国安邦的头等大事。随着人口增加，我国粮食消费呈刚性增长，同时，城镇化、工业化进程加快，水土资源、气候等制约性因素使粮食持续增产的难度加大；生物燃料发展，全球粮食消费增加，国际市场粮源偏紧，粮价波动变化加剧，使利用国际市场调剂余缺的空间越来越小。为此，必须坚持立足国内实现粮食基本自给的方针，着力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以确保国家粮食安全。
依据《纲要》，2020年全国粮食消费量将达到5725亿千克，按照保持国内粮食自给率95%测算，国内粮食产量应达到约5450亿千克，比现有粮食生产能力增加近450亿千克。考虑到影响粮食生产和有效供给的不确定性因素较多，本着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确保供给、留有余地的原则，未来12年间，需要再新增500亿千克生产能力，以提高国家粮食安全的保障程度。这就是新增1000亿斤粮食生产能力的由来。
那么，我们的粮食生产现状如何呢？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粮食产量从1949年的1132亿千克增加到2008年的5285亿千克。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粮食总产量在3000亿千克起点基础上，先后迈上3500亿千克、4000亿千克、4500亿千克和5000亿千克四个新台阶，特别是2004年以来连续五年增产。目前，我国粮食生产能力基本稳定在5000亿千克的水平，实现了由长期短缺向供求基本平衡的历史性跨越，成功地解决了十几亿人口的吃饭问题，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也为世界粮食安全作出了重大贡献。
伴随着粮食不断增产的是粮食生产格局发生了明显的变化。随着东南沿海工业化、城镇化加快推进，粮食播种面积不断缩小，北方地区粮食生产占全国比重也逐年上升。2008年，北方地区粮食播种面积占全国的55%，产量占全国的52.5%，分别比1980年增加5个百分点和11.9个百分点；稻谷产量占全国比重达到17.7%，比1980年增加近11个百分点，其中，黑龙江省稻谷产量占全国7.6%，比1980年提高近7个百分点。粮食流通格局由“南粮北调”变为“北粮南运”。另一个引人注目的变化是，稻谷、小麦、玉米三大粮食品种结构出现了重大转变，玉米占粮食总产量的比重由1978年的18%提高到2007年的30%，增加了12个百分点；小麦的比重由18%提高到22%，增加了4个百分点，优质、专用品种比重逐步提高；稻谷的比重则由45%减至37%，降低了8个百分点，但表现为早籼稻减少，粳稻增加。这就是我国当前粮食生产的“基本国情”。
与粮食增产同步，我国粮食消费呈现出刚性增长态势。未来12年，随着人口的不断增加和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我国粮食需求将继续呈刚性增长态势，产需缺口不断扩大，粮食品种和区域结构性矛盾加剧，供求平衡难度加大。2010年和2020年全国粮食需求量将分别达到5250亿千克和5725亿千克。从用途上看，口粮消费略有减少，饲料和工业用粮增加，种子用粮基本稳定。虽然当前我国粮食总量能保证基本自给，但全国粮食人均占有量仅为380千克，与《纲要》提出的2010年不低于389千克、2020年不低于395千克的目标相比仍有差距。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畜产品的增加和食品工业的快速发展，粮食产需缺口还将扩大。按照《纲要》提出的国内粮食自给率95%，其中谷物自给率100%的目标测算，2010年现有粮食产能基本满足需求。但2020年，粮食产能存在缺口，品种间产能差距加大。
因此，粮食生产能力必须有进一步的提升才能满足未来更大的粮食需求。但是粮食增产遇到以下制约因素：一是水土资源约束加大。我国常年人均水资源量约2200立方米，为世界人均占有量的1/4；全国耕地面积从1996年的19.5亿亩降至2007年的18.26亿亩，年均减少1100万亩，目前人均耕地面积1.38亩，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40%。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加快，耕地仍将继续减少。二是种粮比较效益长期偏低。随着农资价格上涨、人工费用增加，今后粮食生产成本将呈逐步上升的趋势，而粮食价格涨幅低于成本增幅，种粮比较效益长期偏低，不利于保护和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一些地区已出现粮食生产口粮化、兼业化势头，影响了未来粮食增产潜力的发挥。三是农业劳动力素质下降。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大多外出务工，留守的劳动力接受新知识、新技术的能力相对偏弱，劳动技能提高难度大，影响了粮食新品种和配套栽培技术的推广和应用，制约了粮食科技水平的提升。四是气候的不确定性增加。我国是水旱灾害频繁的国家，受季风气候影响，降水年际年内变化较大，加上近年来温室效应，气候变暖，导致极端性天气增加。五是生态环境约束大。当前，北方部分地区地下水严重超采、农田掠夺性经营及化肥、农膜等长期大量使用，导致耕地质量下降，土壤沙化退化，水土流失严重，面源污染加重，水环境恶化，城市周边、部分交通主干道及江河沿岸耕地的重金属与有机污染物严重超标，严重影响着粮食质量和效益。此外，我国农业基础设施依然薄弱，中低产田比重高，抗灾能力弱。现有耕地中，中低产田约占2/3，粮食单产不稳定，年际波动大；农田有效灌溉面积所占比例不足47%，灌排设施老化失修、工程不配套、水资源利用率不高、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差，未从根本上摆脱靠天吃饭的局面。
尽管当前粮食生产面临着一些不利因素，但从长远看，未来我国粮食增产仍有潜力。我国现有粮食单产水平与发达国家有不小的差距，稻谷、小麦、玉米平均单产约425千克、300千克和350千克，分别是单产排在前10位国家平均水平的71%、60%和67%。国内同一种植区内的同一作物，省际单产差距也较大，有的相差50千克以上。从我国历年粮食单产情况看，1949-1978年粮食单产年均增长3.2%，1979-2007年单产年均增长1.9%，未来12年，在面积不变的情况下，新增粮食500亿千克，粮食单产年均仅需增长0.9%。因此，通过加大投入，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增强科技支撑能力，实现粮食增产目标是可能的。
如何将潜力转化为现实？关键在于激发种粮农民的积极性，毕竟增产最终还得落实到亿万农民身上。2004年以来，国家取消了农业税，实行了“四补贴”（种粮直补、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农资综合补贴）及产粮大县奖励政策，建立了粮食最低收购价、托市收储及支持粮食生产的补贴制度等政策。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国家将继续扩大对粮食生产的补贴规模，提高粮食最低收购价格水平，进一步保护和调动农民的种粮积极性。2009年10月，政府宣布，2010年的小麦最低收购价将在2009年的基础上每斤提高3分钱，稻谷最低收购价也会提高。从这个角度而言，新增1000亿斤产能落实的过程也将会是粮价持续稳步上涨的过程。
大家在为国家规划新增1000亿斤粮食产能欢欣鼓舞时，却忽略了一个关键问题，即国家如何保证有足够的仓容来收购农民手中的粮食？如何保证在粮食丰收的时候“卖粮难”不会重现？既往历史表明，“卖粮难”是打击农民种植积极性的重要因素，也是粮食持续增产的隐患。特别是在此次增产规划中，东北地区被赋予特别的重任。东北地区虽然粮食增产潜力巨大，仓容物流设施却难以及时跟进，东北粮食入关一直是老大难问题，希望国家在增产规划中对此予以足够的重视。可喜的是，国家已经充分认识到了问题的重要性。******副总理李克强同志在2009年10月的全国粮食清仓查库总结工作会议上强调，搞好主产区和主销区的产销衔接，加强粮食仓储设施建设，今明两年增加300亿斤粮食库容。
（2009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