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有关清末至民国时期的文学、电影与文化的研究，按内容可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包括四篇文章，是讲清末“革命”话语的；第二部分的三篇探讨民国初期报纸副刊与文学杂志的政治文化；第三部分的三篇关于中国早期电影与都市文化；第四部分讨论的是文学文本、类型与文学主体，最后两篇是谈张爱玲的，涉及1940年代欧美现代主义与本土文化的接受和挪用等问题。
第一篇文章原是2005年夏在华东师范大学中国思想研究所作的报告，谈到自己怎么开始“革命”话语研究的，我想那一方面是在海外，得益于那种乡愁中的距离感，另一方面我对文本辨证的兴趣则受赐于过去在大陆的学术训练。当然也谈到福柯了，勾起在美国学院最初与文化理论遭遇的惊喜和困惑，其实那时的北美学界对于福柯几乎是一面倒，只是近些年对他有了更多的批评，有更清晰的认识。那篇文章除了回顾，也提出了新的问题。那时正在继续茅盾早期小说的研究，触及1920年代末“革命文学”的争论，却发现“革命”已经铺天盖地，巨浪滔天。随着北伐战争军事上的胜利，“三民主义革命”仿佛继入大统，成为主流意识形态。在这情势下，共产党人转入地下，以文学为战场争夺“革命”主权，“左联”的产生意味着反抗力量在理论和策略上的整合。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转型过程中，话语语码随之变化，“五四”的反偶像传统转向党派和群众政治。很快地，这样的语码转换体现在文学创作中，如茅盾的小说《虹》描写梅女士的成长历程，从《新青年》到“五卅”运动，这两点一线规范了她对“革命”的价值认同。作者始料未及的是，在1950年代之后的现代文学史里这两点一线成为经典的历史框架，北伐这一段及其“革命”含义、包括在文学中的表现就被排除了。使我更觉兴味的却是发自角角落落的革命之声，那些都市消费性的报纸副刊和流行杂志在欢呼北伐之中，“革命”成了无数个随意装扮的女孩子，和主流意识形态形成不协的和音，之所以如此，因为背后还颠颠歪歪地站着“共和”的机制，虽然在那篇文章里没有对此作深入讨论。
第二篇文章意在解析孙中山的“革命”神话，原在《“革命”的现代性》一书中讨论过，其单独成篇时则突出了他如何在世界革命语境中做出文化选择的，也附带提出了历史诠释的方法论问题。那时张灏先生还没有从科大退休，幸能有机会向他请教。他认为中国革命波澜壮阔，可有多种多重的视角，不限于词语的历史诠释，真乃有味之言。的确，当定于一尊的“正典”瓦解之时，理应释放出无量书写的可能性，这使我想到“重写文学史”、“重写电影史”之类，其实对于“革命”也当如是。当然这更是个伟业，正须大音声起，呼唤新的历史哲学，发扬重写“革命”的活力。第三篇是重读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这篇世纪初经典之作。自甲午之后，国人意识到老大帝国腐朽而臃肿，先在文化上作瘦身运动，这方面梁启超厥功甚伟。如他所提倡的一系列文学革命，也是对传统文类的简化，但相对“诗界革命”、“文界革命”而言，“小说界革命”是后来者居上。他对小说是抱有偏见和戒心的，在谴责旧小说是造成中国腐败文化的总根源时，对于“诲盗”的《水浒》、“诲淫”的《红楼》甘之如饴的群众也痛心疾首。因此梁氏的“小说界革命”与其“新民说”同时出台，并非偶然。所谓“新民”，仅存在于他的以英美公民社会为楷模的未来中国的想象之中；所谓“群治”应倒读为“治群”，“新小说”即担当治群之具，具有培养“新民”的启蒙、规训的功能。第四篇考索19世纪以来拿破仑的中国传奇。有别于其他外来概念的翻译，“拿破仑”这一指符的传播方式丰富多样而动人心魄。伴随着他的生平事迹带来了花都巴黎的浪漫想象和法国大革命的恐惧，而中国人对于近代世界史和西方民主政体的了解也渐趋深入。这已是西学东渐，为1895年之后整体拥抱西学作了铺垫。到“小说界革命”兴起，拿翁形象为之一变，被通俗化、漫画化。他的英雄末路和风流韵事被大肆渲染，也因此变得可怜可亲起来。在探究过程中我常常自己会莞尔失笑，无意间使我涉足于普通人的心灵地带，而这方面的研究还犹如荒村鸡鸣。这篇文章似乎意味着我近几年来的研究趋向了。
第二部分的三篇文章以都市“消闲”副刊与杂志为中心。《申报》是上海大报之一，其副刊《自由谈》创始于民国初年，主编者王钝根、周瘦鹃等一向被视作“礼拜六”派。《自由谈》上的“游戏文章”和“三言两语”栏目对于北洋军政当局冷嘲热讽，或指名痛骂，代表了某种民族资产阶级的“民意”。谈周瘦鹃“报屁股”那篇收入《文人论政》一书中，出版后见到南方某报的一篇评论，刊出周的照片，称之为“启蒙者”。我想这有助破除对于“鸳鸯蝴蝶派”文学的一些成见，虽然这个名谓本身负荷着“正典”的语码。讨论“通信”和“谈话会”栏目的那篇论文围绕1920年代初“新”“旧”两派之间的文学争论而展开，旨在描述文学杂志中公共论坛的不同理念及社会效应。上海本是旧派杂志的天下，茅盾接手编辑《小说月报》，等于让“新文学”拔了“白旗”，由是顿起杯葛。一时间争论愈烈，不仅是商战，也体现了新旧各自的文化取向及印刷文化中民族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复杂要素。旧派先是进攻，继而沉默，主要在白话、文言问题上失手，但在争论过程中显得绅士风度，适可而止。新派则战斗性强，大有非我莫属之势，而《小说月报》的“通信”栏目所隐含的“读者”发挥了“政治正确”的效能。当然一听到“救亡”，旧派就不得不乖乖缴械了。
接下来三篇文章都与中国早期电影史有关，逼我看了不少中外电影方面的东西。纠正一些史实的谬误还在其次，更为我关注的是电影观念在中国落地生根的过程。在西方把电影当作“艺术”看待有个演进过程，在中国也是这样。如周瘦鹃把电影和小说相提并论，皆为“开通民智”的“锁钥”，在大众传媒与现代社会的认识方面，这大约是继梁启超之后最富革命性的宣言。不过那也是经过他的一番情感和文化上的调适之后，其中文人趣味与抒情文学传统在那里把关验收。同样格里菲斯在中国走红，多半靠的是其爱将丽琳·甘许在银幕上的丰富“表情”，体现了电影的魔力。而被称为“中国第一位女明星”的殷明珠，却是一个挪用好莱坞明星文化的佳例，紧密扣联妇女解放、时尚杂志及商品消费等本土文化的现代性追求。
的确，作为影迷的周瘦鹃在《九华帐里》这篇小说中不自觉地被现代视觉装置所控制。当新郎对新娘悄悄作枕边语时，那床帐具有银幕效果，在满足读者的窥视欲。这样的双重性正如哈贝马斯所说的，卧房和沙龙在同一屋檐下，私人空间与公共空间是互为依赖补充的。新郎的甜言蜜语夹杂着家庭伦理、国耻与个人奋斗的叙事，对当时的读者来说，是一种合乎新潮的“爱”的说教，其中蕴涵着小市民式的“想象共同体”，对于发展中的城市经济秩序充满着玫瑰色乐观。
最后两篇以张爱玲压轴，将视阈移到了1940年代，对于现代主义的中国风景投以惊鸿一瞥——华丽而荒凉。或许觉得对于这位“临水照花人”自恋的一面已有不少研究，我想较多强调她“妇人性”所含的温馨、超越的层面。波德莱尔和塞尚犹如通向现代主义的门槛，在中国也是如此，而张爱玲属于少数登堂入室者，仿佛画界里的林风眠。她不喜欢“浪漫主义”或“唯美派”，对塞尚却情有独钟，但她不迷信现代主义，对于“真实”如古典般执著，她的奇幻小说精擅弗洛依德式的心理描写，其文本“底子”却编织着金碧辉煌的唐三彩。“参差的对照”作为张氏的招牌笔法，据她自云，那是受到中国传统“配色”法的启迪。我想她终究是出身于最后的贵族之家，那自小笼罩的鸦片的氛围交织着她的悔恨与痴迷，不断萦绕追随她后来的写作，从中孕生出不中不西、似真如幻的文学境界。
回过头来看这些文章，大多属于发掘“被压抑的现代性”的工作，虽然不尽在文学方面。所谓“从革命到共和”，只是指从清末到民国的时段，并没有历史必然进步或英雄造就历史的意思。事实上革命和共和形影不离。1913年民国还在襁褓之中，孙中山发起“二次革命”，共和政体的合法性即遭否定。1928年6月6日阎锡山带兵开进北京城，满城飘扬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欢呼全国统一，代表共和的五色旗至此寿终。这一“城头变幻大王旗”的插曲后人很少提起，但在当时少数有识之士中引起震动。看一下鲁迅的《而已集》，在《扣丝杂感》中借“革命尚未成功”而加以发挥：“既然已经成功或将成功，自己又是革命家，也就是中国的主人翁，则对于一切，当然有管理的权力和义务。”对于即将出现的政治专制表达了忧虑。《小杂感》里：“约翰·穆勒说：专制使人们变得冷嘲。而他竟不知共和使人们变得沉默。”当“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革革……”铺天盖地而来，“共和”随之变质。另一个是陈寅恪，其盛赞王国维“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之语为世传诵，然而据学者考证，此文撰于1929年，在王氏弃世二年之后，陈先生实乃有所针对，而清华园是最早推行国民党党治的高校之一。
这些文章多数探讨民国初至1920年代以上海为主的都市文化，集中在电影和流行文学等大众传媒方面。我们可看到其浮世繁华、争奇斗艳的盛况——一种半殖民条件下不免畸形的都市发展。从整体走势看，文学、演艺与电影的合流从民国初即已开始，郑正秋、张石川等从事电影和改良新剧时，包天笑、王钝根、周瘦鹃、徐卓呆等都来帮衬，或写剧本、或写评论、或参与演出。嗣后他们分道扬镳，到二十年代中期明星公司以《孤儿救祖记》奠定本土电影之后，又乘胜会师。二十年间里这些人代表了上海大众传媒的主干，当然还有无数枝枝叶叶的生长。这种娱乐文化，正像《礼拜六》杂志鼓吹消闲，其实是为上班族做心灵按摩，然而以阅读代替“晚九朝五”，骨子里继承了梁启超的“新民”启蒙。那是资产阶级的一套，发展以“小家庭”为核心的都市消费的社会模式，在实践一夫一妻制及其爱情、社会和性别规范方面，几乎在移植19世纪维多利亚文化，但另一方面对于“现代性”欲迎还拒，诉诸传统的“情教”及伦理价值来抵御其“人欲横流”。
在民族革命的大潮冲浪底下，与其说郑正秋、周瘦鹃他们是在维护现状，毋宁说是在民族主义和买办资本主义的夹缝里开拓一种与“共和”理念相连的新文化。中国历史上朝代兴亡，“革命”如周而复始，无时不有，而民国宪政却是无根之木。他们的文化实践即在解读某种“共和”的涵义，在兑现立国之初它给国民的种种自由且加以法律保证的许诺。这样的历史经验跟我们今日所处的现实环境更为切近更有借鉴之处。如近年来一些研究民国时期的著作所揭示的，在司法、教育等领域中贯穿着一种“独立”的思想传统，这在郑、周等人那里则体现为某种“自主性”。他们大都是些低调的实业文化人，在半殖民和民族主义的特殊境遇里努力发展新兴民族资产阶级的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在商业上打造本土的消费共同体，在电影方面与好莱坞相抗衡即为显例。
历史书写中重构与记忆联袂而来，而作为专业性的书写，史料与理论也纠缠不休。就理论而言，在近现代中国文学研究中，最有影响的大约是安德逊的“想象共同体”和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之论了，我的文章里也处处可见。其实这不过是最近二十年的事，理论的运用或许有季节性，看看遍地风流，却是落地的烂熟果子。李欧梵先生常告诫，在中国境遇里安德逊或哈贝马斯各有局限性，而把两者作蒙太奇并置，却另有一种启迪。20世纪中国不尽是一部民族解放史，也在实践“第一世界”的历史经验，国族想象与公私空间交缠在一起，别有目眩神旺的光景。
如果有的文章有些新意的话，多半是受到近年来跨学科、跨文化的研究方向的鼓舞，游走于思想史、文学史或电影史的三不管边缘地带。那也是研究生时期养成的习惯，喜欢作个案研究，在收集材料过程中却顺着感觉走，常会给一些有意味的历史细节带来惊喜，回味中衍生出新的课题，引向新知的探索。记得朱熹说到他阅读经典的经验，仿佛进入了一座城池，其间街衢楼宇令人应接不暇。我觉得自己也沉浸在文本和都市、历史和人心的迷宫里流连忘返，漫无底止了。
我2002年来香港之后，授课之余必得做研究，此书即为部分成果，其中浸润着师友、同事和学生的鼓励、关心与切磋，令我感铭至深。其中一些研究课题获得科大人文社会学院的研究经费的支助，也得到香港大专教育资助委员会研究资助局2007—2008年度专题研究计划（RGC，编号640507）的支助。本书的出版出自林贤治先生的建议，而得到郑纳新先生慨然惠允，另外竺金琳女士和魏东编辑都付出辛劳，谨在此对他们表示诚挚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