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吴炫《当前文艺学论争中的若干理论问题》引发的思考
一
新世纪的中国文艺理论界似乎有了新的繁荣迹象。摆脱传统学术路径、建构新的研究范式成为理论工作者关注的主要内容，这一点无论在古典诗论的现代转换中，还是在形而上学美学的观念转型中都已得到足够的证明。与之相伴的，自然是数不胜数的学术成果：五花八门的概念、范畴、理论、精神次第呈现，几乎建起一个春意盎然的“术语百花园”。的确，哪怕只是粗略地翻看一下当前流行的期刊杂志或专著论文，便会承认此言不虚。更引人注目的是，这些文论术语甚至已经播撒到我们的日常生活，成为伦常日用的一个组成部分。比如，某处的房地产商会在海报上刷出“诗意地栖居”的字句，南方某滨海城市出售海滩门票时也不吝惜“散步美学”的招牌，而所有这些无意识话语似乎都在暗示我们：文学乌托邦已经全面降临，审美主义成了本民族支配性的意识形态。然而，一旦我们返转身来，从自己真实的生活境况出发，诚实地审视连篇累牍的既有成果时，却不得不遗憾地发现：一些名噪一时的“学术”不过是自我安慰意义上的屠龙术，而所谓的“繁荣”也无非类似于一场秉承“友谊第一”的篮球表演赛，没有多少切实的学术推进作用。坦率地讲，笔者这个评论并不是空穴来风——引发如此慨叹的直接原因是拜读了吴炫教授新近发表的长文《当前文艺学论争中的若干理论问题》。吴炫：《当前文艺学论争中的若干理论问题》，《文学评论》2008年第4期。
近年来，吴炫教授致力于建构“富有原创性”的“否定主义美学”体系，为学术界贡献了颇具启发性的新角度与新范式，思想深邃，成绩斐然，也获得不少热烈反响。比如，有学者认为，作者的学术专著《否定主义美学》“从当代现实问题和需要出发，提出了一种全新的美学”，其中，“有两点不能不给予充分的关注和肯定：一是前述作者对‘批判’的独特理解，既不同于横扫一切、破坏一切、取消主义的大批判，也不同于‘扬弃’论的包含肯定的批判，作者在本书中以自己的批判实践作出了这种新‘批判’的示范；二是这种批判虽不包含肯定，却包含着创造，由于贯穿着否定主义的哲学立场和价值观念，使本书中对中、西美学历史和现实的观照、概括、分析、批判，具有许多与众不同、与前人不同的独创性”朱立元：《〈否定主义美学（修订本）〉序》，见吴炫：《否定主义美学（修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页2—3。。这自然是有道理的。但在这里，笔者并非要接续前辈学者的思路全面评述否定主义美学的学术意义——这既不是我的学力所及也不是本文的任务，而只想就吴教授《当前文艺学论争中的若干理论问题》一文中的有关问题谈谈自己的理解，并旁及当前文艺学建设中的若干问题，以就教于学界同仁。
简单地说，这篇文章是对所谓“当前文艺学论争”的一个理论回应。在作者看来，针对“中国的现代文艺学建设需要不需要‘本质’或‘本质主义’的思维？需要何种性质的‘本质’或‘本质主义思维’，‘反本质’或‘反本质主义’思维是否可能”等问题，目前已经形成针锋相对的两种观点：以陶东风为代表的“建构主义者”主张在特定语境中提出并讨论文学理论的基本问题，强调“历史性和地方性”的建构，反对“本质主义”思维；以支宇、章辉为代表的“本质主义者”则质疑了“反本质主义”文艺学的现实可能性，认为这一主张有理论解构和虚无主义的倾向。而作者本人的意见貌似中庸却在事实上颇为鲜明。比如，他首先指出上述两种观点均是“遮蔽了制度和权力因素”之后的产物，又顺便将南帆所倡导的“关系主义”的文学研究理念判定为“文化思维对文学自身思维的又一次遮蔽”。在此基础上，作者认为，“仅仅对这两种文学观的批判，就没有多少必要。因为对一个有能力建立自己的文学观的理论家而言，他对一切现成的文学观都应该是一种‘尊重、审视、改造’的批判和创造相统一的态度”。最后，吴炫得出了自己的结论：“理论的观念化思维不是简单赞同‘本质化思维’，也不是简单认同‘非本质化思维’，而是在这两种或对立或调和性意见的批判中产生自己的理解、创见并产生‘中国理论思维方式’。”吴炫：《当前文艺学论争中的若干理论问题》，《文学评论》2008年第4期。
表面看来，《当前文艺学论争中的若干理论问题》一文中的逻辑分析无懈可击。无论是对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式的辩证思维的运用，还是对同行学者主要观点的评述，都体现出一个理论操作纯熟的学者的基本功。换言之，能够用简明的语言将歧义纷争的理论现状概括出来，这本身就是一个成绩。此外，作者得出结论的方式也值得我们学习。在具体论证中，他没有武断地先入为主，而是层层深入，逐步推导，最后才使自己的结论露出端倪：“倡导文艺学知识转型以及认为中国文艺学发生危机的学者，关心的是从‘一元’走向‘多元’的问题，而不关心中国文艺学在一元或多元状况中其实都没有属于自己的‘声音’之问题；关心的是文艺学如何描述和把握新出现的文化和艺术现象，而不太关心这些似乎与国际接轨的现象中存在着一以贯之的‘中国问题’。”吴炫：《当前文艺学论争中的若干理论问题》，《文学评论》2008年第4期。如此这般，不仅使文脉显得流利顺畅，而且让我们体会到学术语言别有的思辨滋味。
然而，在我看来，这篇文章的价值却不值得过分推崇。这首先表现为概念对观点的淹没。通读下来，触目可及的只是纷飞的概念或术语，诸如“本质”、“本质主义”、“本质化”、“反本质”、“本质论”、“本体论”、“知识论”、“价值论”等词汇反复出现，却并没给出清晰的界定，作者的主要观点反而被由此掩盖，学术意义自然大打折扣。其次表现为对逻辑的过分依赖。作者虽然强调在处理问题时应考虑制度与权力等相关因素，但在具体操作时却犯了唯逻辑是从的毛病，满足于精巧的思辨乐趣，异化于理论家的建构快感，而忽略了鲜活具体的生活世界，遗忘了理论研究对于人生的基础使命。最后，文章的结论，即呼吁建立“中国式文学本体论”，主张以“价值知识论”或“价值本体论”打通“知识论”与“价值论”的分离状态等观点，除了让人感受到一种民族主义自豪感外，实际上没有多少启迪思想与引导智慧的作用。由此，如下的疑问自然就在所难免：吴炫文章中的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属于特例还是普遍现象？解决的途径又在何处呢？
二
依笔者看来，问题的症结在于根深蒂固的理论主义。放眼当代文论界，可以发现，这种观念形态绝非特例，而早已固化为一种惯性的运作模式，成为弥漫于理论著述中的一种表达风格。因此，这里所谓的“理论主义”，并不是对某种思想体系的命名，也不是对特有艺术流派的发现，而只是对学术研究中存在的问题的把握，其基本特征则正如吴文所呈现的：膜拜逻辑而非生活，依赖理论而非经验。毋庸讳言的是，这一运作模式已显出了明显的弊端：它不仅制造了太多的学术泡沫，而且正在危害着我们健康的感官系统。对此，批评家徐岱严肃地指出：“艺术实践需要的是真正的批评艺术而不是胡说八道的批评理论。如何尽早地让批评实践从声名狼藉的批评理论的蹂躏中得到解放，让关于艺术的审美批评恢复名誉，这对于仍沉浸于批评理论的自慰游戏的当代中国文艺理论界来说，还是十分沉重的话题。”徐岱：《艺术新概念：消费时代的人文关怀》，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年，页411。
实际上，以概念为基础的逻辑并不构成生活世界，任何满足于逻辑地图的理论家在现实世界中其实寸步难行。这一点在历代学者对“理论”与“理论主义”的探究与反思中已露端倪。从词源学上看，“理论”（theory）一词原指内心的沉思与想法，也表示供观众观看的某种景象。它与意指“观众”的theoros与意指“戏剧”的theatre有直接的关联。也就是说，“理论”原本只是对生活现实的一种假说与反映，并不具备笼罩群言的意识形态优势。正如法国思想家莫兰所强调的，“一个理论不是认识，它只是使认识可能进行的手段；一个理论不是目的地，它只是一个可能的出发点；一个理论不是一个解决办法，它只是提供了处理问题的可能性。换句话说，一个理论只是随着主体的思想活动的充分展开而完成它的认识作用，而获得它的生命”埃德加·莫兰：《复杂思想：自觉的科学》，陈一壮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页270。。然而，由于现代知识分子的发明，“理论”逐渐溢出了它的固有边界，而膨胀为一种君临天下的观念偶像，危险便由此产生。
可以认为，吴炫《理论问题》一文反映出来的理论纠缠正是这一结果的直接表现。概括说来，它所探讨的核心问题是艺术究竟有没有确定的本质。这自然不得不追溯到古老的“逻各斯中心主义”。众所周知，由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开创的形而上学美学，曾雄踞西方思想界两千多年。这种以“逻各斯中心主义”为标志的古典美学认为在变动不居的现象背后有一个理念原型，它作为事物内在的本质不仅稳定、恒久，而且具备一种先验实在的力量，可以抵御关于意义本体的追问。因此，长期以来，古典美学研究始终将发现和描述现象背后的美的本质作为最终目标。然而，随着20世纪初那场声势浩大的“语言学转向”的出现，这一切都遭到了坚决而无情的质疑。发出质疑之声的学者主要是瑞士人索绪尔与奥地利人维特根斯坦。通过对语言与言语、能指与所指的分辨，他们发现，语言活动与实际世界之间的同盟关系并非如我们素常以为的那样有先天的合法性，而多半是偶然性的产物。一个无法被确认的孤立的语词其实是飘零而空洞的，处于繁杂的形式系统中的语言活动必须以具体的“关系”为基础才有存在的意义。在这个意义上，历代哲学家乐此不疲地对“理论体系”的崇拜不过是一场语言的冒险，是终究无解的思想乌托邦。由此，一个根深蒂固的“逻各斯中心”受到了强有力的撼动，世界的意义本体也一下子弥漫了虚无的色彩。后期维特根斯坦提出的“语言游戏说”更加强化了这一冲击的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