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普尔曾动情地说：“所有的人都是哲学家，因为他们好歹都要设法对生与死表示一种态度。有些人认为生命没有价值，因为它会完结。他们没有看到也许可以提出相反的论点：如果生命不会完结，生命就会没有价值；在一定程度上，正是由于每时每刻都有失去生命的危险，才促使我们深刻地认识到生命的价值。”卡尔·波普尔：《我怎样看待哲学》，见《通过知识获得解放》，页406。实际上，这一思想宗旨不仅深刻地贯彻于他所倡导的建立在猜想—反驳基础上的试错机制上，而且体现在他对柏拉图、黑格尔与马克思等思想家的批判中。总之，借助对影响人类历史的思想家的批判性解读，波普尔努力指引一种“反对大词”、回归具体的学术方向，在对既有科学成果的检审与反思中体现思想的力量。其中，由于马克思主义对19世纪以来的世界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他笔下的马克思形象尤其值得我们关注。
其实，波普尔对马克思的批评并非突兀而来，而是有着现实根据与理论基础的。在晚年所作的一次访谈里，他谈到自己年轻时遇到的一件“蹊跷”事：“在维也纳，几个共产党员被囚禁在警政大楼，共产党决定号召示威人群，要求当局释放他们。参加游行的多是年轻人。警察开枪了，六个年轻的示威群众死亡。我目睹了全程：我在现场。于是，我开始想，那些共产党领袖是故意把情势说成那么坏的，其实不然；但是，把情况说得糟一点，群众的情绪才会激动，这是革命、大革命必备的要素之一。看到悲剧发生，他们不会后悔。可是，我觉得那六个年轻人的死，我应该负一些责任。”卡尔·波普尔：《二十世纪的教训》，页11。这显然是一个主要的触机，激发他开始反思自己先前无意识接受的观念，即共产主义的历史法则。众所周知，共产主义预言了一个美好的社会，认为只要共产革命成功，胜利终将属于自己。这自然是一个值得期待的未来。但要追问的是，在实现革命成功的路途上，我们如何面对牺牲者的利益？如果为了未来的美好，必须牺牲当下的生命，或者为了革命目标的正当性，必须执行斗争策略的残酷性，这是不是合理？所有这些疑问，都促使波普尔开始了自己“无穷的探索”。正如他后来所追忆的，“我那时已经面对一个日后深深吸引我的核心课题：共产主义，好还是不好？”卡尔·波普尔：《二十世纪的教训》，页7。
除了现实生活所引发的对马克思学说的怀疑之外，波普尔的批评还有着坚实的理论基础。实际上，早在《历史主义贫困论》的序言中，波普尔已经严正声明：“我已经表明，由于严格的逻辑理由，我们不可能预告历史的未来行程”，“假如有增长着的人类知识这样一种东西的话，那么，我们今天就不可能预见我们明天将知道什么。但是它并不等于对这一陈述的逻辑证明”。这一宣言的根据源自波普尔对他称之为“历史主义”观念的摧毁。正如他接下来满怀信心地宣布的，
波普尔作品
“我已经试图表明历史主义作为一种迷人的智力结构的意义。我已经试图分析他的逻辑——那往往是如此之微妙，如此之动人而又如此之骗人——并且我已经试图论证它在遭受着一种内在的而又无可弥补的弱点之苦”卡尔·波普尔：《历史主义贫困论》，何林、赵平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页2—4。。显而易见的是，按照波普尔的推断，正是这种摧枯拉朽般的理论的力量，导致了20世纪无穷的政治灾难的发生，导致了一种精神、观念与方法的“贫困”。
那么，波普尔笔下的历史主义究竟是什么？它正在遭受的“弱点之苦”又是什么呢？“历史主义”本是19世纪末西欧史学界的一个热门题目。德文原为Historismus，字面上相当于英文的Historism，波普尔却没有沿袭这一名词，而另拈出Historicism代指，以示与狄尔泰、梅尼克等人的历史主义观念相区别。在传统的历史主义者看来，历史的意义可以、而且应该以某种法则或规律加以解释，每一种世界观都相对于其时代而存在，且被历史地限定与制约。而在波普尔笔下，历史主义即历史决定论（historical determinism），指那种根据客观的历史规律解释过去从而预见将来的历史观。
经过对历史主义方法论的研究，波普尔发现，这是一种“贫乏”的、不会结出果实的方法。在他看来，“历史主义的方法蕴涵着一种出奇相似的社会学理论——这一理论是：社会必然要变化，但却是沿着一条不能改变的前定的道路、是通过对无情的必然性所前定的各个阶段在变化的”，因此，“任何改变行将到来的变化的企图都是枉然的；这仿佛是定命论的一种特殊的变种、一种有关历史趋势的定命论”。卡尔·波普尔：《历史主义贫困论》，页46。换句话说，正是这种静态的本质主义的观念导致其“弱点之苦”，导致在把握历史时执著于对社会规律的探索，甚至当发现现实生活与所谓的历史规律不一致时，不惜牺牲个体的观念，调整自己的价值体系。
但是，正如波普尔鲜明地指出的，“在方法的，正如在科学本身的发展和改进上，我们只有通过尝试和错误而学习；而为了发现自己的错误，我们就需要有别人的批评；因为新方法的引用可能意味着一种带有根本性的革命性的变化，所以这种批评就更加重要”卡尔·波普尔：《历史主义贫困论》，页51—52。。也就是说，只有在科学研究中贯彻试错法，才能更加真切地贴近生活本身，才有可能少犯一些自负的理念先行的错误。必须承认的是，试错法这一天才发现对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冲击力是巨大的。在这个意义上，波普尔在“猜想—反驳”基础上展开的对马克思的批评就更加显得引人瞩目。不过，要指出的是，在这个问题上，波普尔的深刻意义并不在于他关于马克思学说的相关剖析，而在于他从西方政治哲学史的角度细致地梳理了历史主义的线索与脉络，并呼唤了一个以批判理性主义为方法、以个体自由为目标的“开放社会”的到来。
波普尔是由对柏拉图理念论的解析展开自己的批评之旅的。众所周知，在柏拉图笔下，理念指的是事物的原型或起源，是事物的品质、理想与完善，是事物得以存在的恒定而持久的原则。理念至少有如下三种功能：首先，它是一个重要的方法论设计，它使纯粹的科学知识成为可能，使建立政治科学成为可能；其次，它为研究历史提供了线索；最后，它在社会领域里打开了一条通向某种社会工程的道路。总之，理念一旦与政治统治发生关系，便随即产生一种笼罩群言的力量，使一切政治行为均被纳入以正义为目标的社会工程之中，从而在国家有机体内为任何政治元素确立自己的位置。显然，这是一个美妙的政治图景，是充满艺术魅力的正义乌托邦。因此，理念论实际上是历史主义的根源，是在静态存在中抵制一切社会工程的乌托邦主义。但是，正如波普尔所尖锐指出的，这个“正义”的实质是极权主义，因为它意味着：只要统治者统治，工人们工作，而奴隶们被奴隶，国家就是正义的。其根源在于，“我们用正义意指对待个人的某种平等；而柏拉图不把正义看作是个人之间的一种关系，而是视为以阶级关系为基础的整个国家的一种性能。只有具备了健全、强大、统一——稳定，国家才是正义的”卡尔·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一卷，陆衡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页177。。
继柏拉图之后，另一个遭到波普尔尖锐批评的思想家是黑格尔。在他看来，黑格尔“作为一个逻辑大师，从纯粹形而上学的丝帽变出真实的物质的兔子，对其强大的辩证法来说，简直如同儿戏”，因此，“正如法国大革命重新发现了伟大世代和基督教的永恒观念，即自由、平等和人类的兄弟之爱的观念一样，黑格尔重新发现了隐藏在对自由与理性的永恒反对之后的柏拉图的理念。黑格尔主义是部落主义的复兴”，这种部落主义高度崇尚集体的地位，高度肯定构成国家的民族精神，却恰恰遗忘了个体的存在，“他们的理论是，国家即一切，个人什么也不是；因为他一切都归于国家，包括他的肉体和他的精神存在”。卡尔·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二卷，郑一明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页61—66。所有这一切，最终都归结为一种伦理的和法律的实证主义，即通常所谓的“存在即合理”的理论，而它的实质则是强权即公理的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