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时的红色风暴中，加缪显示出了难得的清醒。他批评马克思主义把历史视为一个封闭的系统，以特别尖刻的措辞谴责苏联的“虚伪”，“辩证法的神话，就是决意把完全的奴役叫作自由”。他认为，把人类视为经济力量的产物，是没有认可“一种全人类共同的限度、尊严和美好”。可以明确地说：“在《反抗者》中，加缪的首要目标是马克思主义和苏联的社会主义。在前者，加缪找到了追求整体性的推论如何违背自身原则的深刻例证；在后者，他看到了宽容的反抗精神如何被扭曲成为‘极权主义’的噩梦。”理查德·坎伯：《加缪》，马振涛等译，中华书局，2002年，页106。他力图通过反抗理论建立一种新的人道主义，一种建立在理解、博爱、节制、平衡的基础之上的人道主义。可以说，这种新人道主义不仅是对维克多·雨果式的人道主义的继承，更是对古希腊精神的描摹与追怀。在当时腥风血雨的时代里，具有发人深省的力量。
因此，正如有研究者直截了当的表态，“不消说，就加缪与萨特的争辩而言，我毫无保留地站在加缪一边”刘小枫：《拯救与逍遥》，页413。。的确，今天看来，加缪的这一被萨特阵营讥为“脱离现实”的“新人道主义”是有意义的，历史已经证实了他作为一个艺术家的政治直觉。值得批驳的，恰恰是“左”派色彩浓郁的萨特阵营。理论的迷雾使他们陶醉于宏大的“解放全人类”的事业，却无法将个体生存的基点落实，他们在强调经济基础的口号下，忽略了人的两重维度——首先忽略了个体的独特性，这导致属于个体所有的情感、性灵与生命姿态无法得到辨认；其次忽略了人的超验维度，这导致存在主义获得“动物主义”的恶名。
必须承认，遭到孤立的加缪是诚实的。他从人类普遍存在的冷漠与孤独中看出人的危机，他不愿意为了明天而牺牲此刻。在概括了这种被描述为追求效率、追求进步的倾向后，他宣称，人们迷信的关键在于黑格尔的那条“可恨的原理”。因为根据这一原理，人是为历史而创造的，一切服务于历史的东西都应该被视为是有用的。既然对历史有用，那就应该保留，哪怕有暴力的危险，这就为专制主义提供了堂皇存身的口实。
加缪的诚实还表现在，从对历史主义的批判出发，他深刻地反思了20世纪的知识分子问题。1952年1月，在回答“知识分子在这个时代该做什么”的一次访谈中，加缪总结说，知识分子首先要做到自我克制，要从狂热的意识形态梦幻中清醒过来。因为，只有他们自身才能消除他们带给世界的痛苦，而实现这一目标的条件是：
第一，他们必须承认这种痛苦，并且要予以公开；第二，不能说谎，并且要坦率地承认自己的无知之处；第三，不实施统治；第四，不准在任何情况下，也不准有任何借口建立专制政权，即使是临时性的也不行。加缪：《时政评论二集》，王殿忠译，见柳鸣九、沈志明主编：《加缪全集》散文卷Ⅱ，页142。
这就是说，应该让世界摆脱恐怖，令政治回到次要的位置，从否定一切转向承认一切，从暴力与杀戮转向提倡积极的价值标准。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没法不叹服加缪的清醒，正如不能不惊讶于萨特的愚蠢。波普尔在反思20世纪暴力革命时指出，所谓知识分子，即“那些对理念感兴趣，能读甚至能写的人”，其实是20世纪罪恶的罪魁祸首，“因为这么严重的惨剧就是我们知识分子害的。在理念、原则、理论的大旗下，曾经导致过多少次大规模的人类灭绝悲剧——这都是我们的作品、发明，知识分子的发明所导致的后果。如果我们不再挑拨人民仇视他人——通常是出于善意——单单这点就积了莫大的功德”波普尔：《二十世纪的教训》，页135。。可以看出，波普尔对知识分子的期待很低，仅仅处于底线水平，这可能源于他对知识分子的极度失望。然而，加缪却不甘于此，他高扬起普遍人性的旗帜，呼吁一种更体面、更良善的生活的到来。这一点构成了他与萨特的另一重争执。
三
在著名的《答加缪书》中，萨特这样写道，“1789年的思想比您的思想更明确：一种权利（就是说一种自由）的界限，就是另一种权利（也就是说仍是自由），而不是我不知道的什么‘人性’：因为‘性’——不管它是不是‘人’的——可以消灭一个人，但不能活生生地使一个人处于物的状态；如果人是物，那是对另一个人而言的，正是这两个我也认为是难以理解的思想，即人是自由的，人是因之而成为物的存在，确定了我们现在的状况，使我们得以理解压迫。”萨特：《答加缪书》，郭宏安译，见柳鸣九编选：《萨特研究》，页39。从这番话可以读出，萨特能对人的具体情况做精密的分析，这是他思想的特色与长处。一直以来，萨特通过这种分析方式，印证了他的许多理论概念，如《恶心》中的荒诞感、《存在与虚无》中的眩晕感等等。但我要说的是，对现实分析得出的思想虽然很扎实，却未必完全正确。比如这里谈到的对人性的理解。实际上，萨特—加缪之争的第二个焦点正是有关共通人性问题。
众所周知，萨特强调生存处境对人的绝对意义，反对绝对道德的存在，所谓“存在先于本质”就是对这一观念的表达。萨特认为，如果存在确实先于本质，就无法用一个定型的、现成的人性论来说明人的行动。因此，他一直强调，“没有什么人性，换句话说，每个时代都是按照辩证法的规律而发展的，人们是依存于时代而不是依存于人性的”萨特：《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附录。。很明显，这是其历史主义观念的延续，也是其“选择”理论的渊源，即重视人的主观能动性，认为人的本质就是自由，一切取决于自身如何行动。在批评人文主义时，萨特说：“人们可以把人道主义理解为一种学说，主张人本身就是目的而且是最高价值。……这就是认为我们可以根据某些人的最出色行为肯定人的价值。这种人道主义是荒谬的，因为只有狗或者马有资格对人作出这种总估计，并且宣称人是了不起的……存在主义者从来不作这样的判断；一个存在主义者永远不会把人当成目的，因为人仍旧在形成中。而且我们没有权利像奥古斯特·孔德那样，肯定人类可以作为崇拜的对象。”萨特：《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页29—30。这些表述印证了萨特的反人文主义的立场，这也是他攻击加缪思想的理论根据。
顺便要提到的是，与萨特处于同一战壕中攻击加缪的还有他的忠实伴侣西蒙娜·波伏瓦。波兰著名作家，1980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切斯瓦夫·米沃什在谈到波伏瓦时这样说：
我不能原谅她与萨特联手攻击加缪时所表现出的下作。这是一幕道德故事中的场景：一对所谓的知识分子以政治正确的名义朝一位可敬的、高尚的、讲真话的人，朝一位伟大的作家吐唾沫。是什么样的教条导致的盲目，使她居然要写出一部名为《名士风流》的长篇小说，来诋毁加缪，将他的观点与人们对他的私生活的流言飞语搅在一起。……在女权主义者中，波伏瓦的嗓门最大，败坏了女权主义。我尊重甚至理想化地看待那些出于对妇女命运的体认而捍卫妇女的妇女。但在波伏瓦这里，一切都是对下一场知识时尚的拿捏。这个下流的母夜叉（A nasty hag）。切斯瓦夫·米沃什：《米沃什词典》，西川等译，三联书店，2004年，页53—54。
语气之尖锐甚至尖刻是显而易见的，但我们必须理解并且原谅米沃什压抑不住的愤怒，因为他用“对知识时尚的拿捏”这几个字传神地概括出了萨特、波伏瓦等人对真正思想的玩忽职守。
有普遍的、共通的人性存在，有永恒的、绝对的美存在，承认这一点，还需要理由吗？！然而，令人惊讶的是，萨特等人却要写作厚厚的书籍来推翻这些常识。是的，在那个极端的年代，那个远没有古希腊城邦一样的宽容，可以容纳像苏格拉底这样宽广心灵的时代，人们往往不自觉地陷入了一种选择困境：当黑与白截然对立，必须在两个都有缺陷的选择中择取其一时，保持中立似乎是可耻的。于是，许多人，包括无数知识分子，都在黑与白之间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然而，加缪在这个问题上表达了自己的选择困惑，他反复地表达过这样一个思想：“我不可能参加两个阵营中的任何一个，而第三阵营又在逐渐消失，只有在这个阵营中人们可以保持冷静的头脑，而且我对自己确信的事和知识也没有把握，但我坚信我们时代疯狂的真正原因在于我们这个政治文化社会的风俗和运行，我决定不再参加无休止的论战。”张容：《形而上的反抗：加缪思想研究》，页205。可以看出，加缪虽然没有像雨果那样肯定地说，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但世间存在着绝对的道德、绝对的美这一信念却伴随着他思想的始终。早在写作《反抗者》之前的1948年1月，加缪在日记里写道：
暮色降临，一种极度的惆怅笼罩在静静的海面上，现在，我明白希腊人为什么总是通过美和美中包含的令人抑郁的东西来制造绝望和悲剧。这是一种最崇高的悲剧。而现代精神则从丑陋和平庸出发制造绝望。这也许就是夏尔所想表达的，在希腊人看来，美丽是起因；而对欧洲人来说，美丽是一个很少能实现的目的。我不是一个现代派人士。埃尔贝·R.洛特曼：《加缪传》，页488。
加缪的确不算是一个“现代派人士”，他注定要走自己的路。他痛恨基督教，也不相信哲学的推论，他是通过耐心地研究人们如何行动、如何努力保持生活的连贯性，来启发自己和读者去辨别人类的生活中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他的探索凭借的是自己的直觉、作家的才华和虽然不甚丰富但感觉良好的哲学词汇。换句话说，他凭借自己作为一个人的信念断定世界上有共通的人性，无论一部分人如何疯狂，无论世界如何荒诞，无论黑暗要笼罩多久。
在欧洲最黑暗的1944年，加缪通过《致一位德国友人的信》驳斥了道德相对主义的谬论，他直率地说，“您曾认为，不存在任何人类的或神圣的道德，唯一的价值就是支配着动物世界的规律，即暴力和狡诈。您还从中得出结论认为，人是无足轻重的，可以杀死他的灵魂，在最荒诞的历史之中，一个人的任务只能是追逐权势，而他的道德标准就是征服”，但是，在他看来，这些流播极广的说法实际上荒唐而愚蠢，道德、正义、良善等价值会永远闪耀光芒。因此，加缪激动地说：“我选择了正义，保持对人世的忠诚。我一直坚持认为，这个世界并无超凡的意义。但我知道这世界上的某种东西是有意义的，那就是人，因为人是唯一提出了生而有意义的生灵。在这个世界上至少存在着人的真理，而我们的任务是赋予这个世界以理智，同其命运抗争。”加缪：《致一位德国友人的信》，杨荣甲译，见柳鸣九、沈志明主编：《加缪全集》散文卷Ⅱ，页18。可以看出，加缪的思想是一以贯之的，尤其在《反抗者》中全部得以再现。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小说《堕落》（1956）。
《堕落》的发表比《反抗者》的出版晚了五年，这里描写的是一个单向的谈话。谈话者一个是巴黎的前律师，叫克拉芒斯，另一位是个中产阶级男子。克拉芒斯扮演审判者兼忏悔者的角色，通过“忏悔”自己生活的罪恶，来引诱对方忏悔，以求得平衡和安慰。有人认为，这里讽刺的是包括萨特在内的一伙自命不凡的法国知识分子，但据理查德·坎伯所说，“加缪是想用《堕落》一书来刻画他所处时代的邪恶。同时，他还希望表现某种普遍的东西”。这部小说以问号结尾，暗示了加缪内心无穷的困惑。“因为，从整体上讲，这本小说充满了没有回答的问题。出于种种原因（包括一些个人原因），加缪早已开始思考人性恶的一面。在《反抗者》中，加缪把人性视为道德的基础，他发现对自由、尊严、美和统一性的本能渴望，与固有的调和、限度和适度原则恰好相辅相成。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加缪又发现了（人性中的）自私、虚妄和残忍。”理查德·坎伯：《加缪》，页115—121。可以说，阳光与阴影的交织、邪恶与良善的搏斗是加缪在挖掘“人的可能性”这个大题目时倍感真实的体会。
实际上，正如有人从《鼠疫》中读出的，“‘人性’一词在人类历史上，就好比一汪清泉，在每个人心中，居于有形与无形、实有和虚无之间。它真真切切地存在于那里，却又时时逸出人的把握之外。对于这样一汪清泉，有的人可以不管不顾，放任自流，有的人却池之渠之，桶之杯之，问题的关键在于用什么样的容器去装载它。一种容器就是一种眼光，一种眼光就是一种境界”孙燕华：《悲剧境遇中的精神诉求——重读〈鼠疫〉》，《上海戏剧》，2004年刊。。“加缪事件”暗示出，加缪以自己的写作和行为守住了人的根本，也经受住了人性的考验。这是加缪的选择，其实，也是他的反抗。当然，“加缪事件”，这桩被论争的当事人之一弗朗西斯·让松定位成“整个战后最精彩的个性化（着重号原有——引者）论战”弗朗西斯·让松：《存在与自由：让保尔·萨特传》，页162。的意义，比我们预想的还要丰富得多，它所表征的政治困境与哲学内涵绝不是非此即彼的一个简单结论可以概括的。但无论如何，纷乱的历史风云既然塑造了歧变中的思想，20世纪的思想纷争给我们的启示就不会迅速黯淡而消逝。
在下面的部分里，笔者将提供另一份思想旁证，以深化我们对20世纪思想界的理解。这份旁证就是波普尔对马克思的深刻评论。笔者这么做的理由是，英国现代哲学家卡尔·波普尔从批判理性主义角度，围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展开了令人耳目一新的分析与批判。他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历史主义的贫困是其“失败”的主要原因。因为这只是一种致力于对社会实践进行整体计划与长远安排的不可证伪的教条式科学。在此基础上，他倡导一种“零星社会工程”理念，主张在“猜想—反驳”中遵循社会演进模式的本来规律。不过，他同时又区分了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本人的理论，并对后者表达了自己由衷的敬佩之情。在思想史的意义上，这是审慎的理性对“理性的自负”的一次胜出，富有积极的理论价值，值得我们加以关注，更加有助于加深我们对“加缪事件”的理解。
四
古希腊的前苏格拉底哲学和从开普勒到爱因斯坦的多种宇宙论先驱的思想。”贡布里希：《悼念波普尔教授》，见卡尔·波普尔：《通过知识获得解放》，范景中、李本正译，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6年，页2。然而，视野的开阔并不意味着波普尔是一位以赛亚·伯林笔下的“刺猬型”哲学家。恰恰相反，在其驳杂的思想面相中却有个一以贯之的主题：维护生命的价值与尊严。这一点我们不仅能从波普尔关于科学发现的逻辑的论述中得到证明，而且也可以在他关于社会哲学领域的天才发现中体察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