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鼠疫》（1947）是加缪历时六年完成的一部力作，描述了一场在北非奥兰小城发生的持续近一年的鼠疫之灾。作者生动地刻画了在那个恐怖时期，人们所经历的从肉体到精神的折磨，以及对幸福和安宁的渴望。小说取材于现实生活，又注入作家一贯的对生命、死亡与存在的思考，不仅将现代人的生存困境推演到了极致，而且构造了一种荒诞与反抗之间的张力，肯定了力所能及的行动的力量，提示无神时代的现代人在爱中寻找信仰之源。因此，小说虽说情节简单，但意蕴丰富，常读常新。本章力图借助对表层文本的叙事学解释与对深层意蕴的哲理性挖掘，从双重维度把握《鼠疫》中细腻丰富的肌理。
一叙事：小说的现代意义
《鼠疫》（1947）
加缪曾在《手记》中这样表述过《鼠疫》的写作动机：“试图通过鼠疫来表达我们所遭受的窒息以及我们所经历的受威胁和流放的环境。同时我还想把这种表达推广到总的生存概念上。《鼠疫》将描述那些在战争中经历了思考、沉默和精神痛苦的人的形象。”加缪：《手记之二》，伽利玛出版社，1964年，页72。转引自张容：《形而上的反抗：加缪思想研究》，页131—132。在具体的文学描写中，我们显然不难从其多层的内在象征关系中读出这一点。
实际上，早在1940年巴黎被德国法西斯占领时，加缪就已打算用寓言的形式对这一吞噬千万人生命的恐怖时代作出回应，“从加缪最初的写作计划开始，他便视鼠疫为绝对的恶。我们可以通过研究他1941年10月作的读书笔记来做这一设想：他发现1342年黑色鼠疫流行期间，犹太人被处决；1481年，当鼠疫肆虐于西班牙南部时，宗教裁判所把罪孽归咎于犹太人”埃尔贝·R.洛特曼：《加缪传》，页289。。在持续六年的写作过程中，当时处于法西斯专制强权统治下的法国人民——除了一部分从事抵抗运动外——就像欧洲中世纪鼠疫流行期间一样，长期过着与外界隔绝的囚禁生活。因此，把纳粹铁蹄蹂躏下的法国搬到小城奥兰，把残酷的战争转换成肆虐的鼠疫，这部作品的现实针对性显而易见。小说结构严谨，生活气息浓郁，人物性格鲜明，贯穿着人与鼠疫搏斗的史诗般的篇章、生离死别的动人哀歌、友谊与爱情的美丽诗篇以及地中海海滨奇幻的画面，具有强烈的艺术魅力。
然而，作品的精神寓意尚不尽在此。在卷首献词中，加缪引用了英国作家笛福的话：“用别样的监禁生活再现某种监禁生活，与用不存在的事表现真事同等合理。”加缪：《鼠疫》，刘方译，《加缪全集》小说卷，页63。（本章后文凡引该著，直接在文中标注页码）这里所谓“某种监禁生活”，类似于帕斯卡尔关于“在终极意义上，人都是一个被流放的国王”的比喻，指示着现代人荒诞的生存处境；同时，《鼠疫》又通过对创造生命价值的反抗姿态的刻画，肯定了一种力所能及的行动与思想，让我们在爱的交融中领会荒诞与反抗之间的张力。这些都使作品远远超越了现实政治层面，进入了存在论维度。
且让我们从这部作品的叙事轨迹入手。《鼠疫》一共由五个部分组成，讲述的是一个从发现鼠疫、陷入绝望到寻找对策、摆脱鼠疫的故事。阿尔及利亚的奥兰是故事发生的地点，这是一个没有鸽子、没有树木和花园的现代化都市，在这里既没有鸟儿拍打翅膀，也听不见树叶沙沙作响，总之是一个毫无色彩的地方。市民们每天麻木地消磨着时光：起床、乘车、上班、咖啡馆、游泳、电影院、做爱、睡觉。日子在乏味无聊的状态中重复，没人感受到激情，也没人感受到痛苦。在小说第一部，鼠疫开始降临这座城市，成群感染上病菌的老鼠从下水道蹿出来，在大街上、楼道里以及一切可以看到的地方死去。于是，一种逐渐加强的恐慌的情绪在市民中流转。市政府下令紧闭城门，成了“囚徒”的市民在死亡的威胁下，忍受着与亲人分离的痛苦和物资供应不足带来的困难。
第二部着重描写流放感。一个曾经十分陌生的心灵秩序突然降临。“原本属于个人的感情，比如，和心爱之人的离情别绪，从最初几周开始，都突然变成了整城居民的共同感情，而且还夹杂着担惊受怕——那长期被迫异地分居生活中最主要的痛楚。”（页102）在孤独的名义下，似乎每个人都团结起来了。用作家的话说就是，“那时刻不离我们心田的空虚，那确确切切的激情，那希望时间倒流或相反，希望时间加快飞逝的非理性的愿望，那刺心的记忆之箭，正是这种流放感”（页104）。随着疫情的发展，绝大部分人认识到应该同鼠疫作斗争，而不应该听之任之，或屈服于恶。塔鲁组织了第一个志愿防疫队。里厄医生日夜不停地救治病人，阻遏疫情的扩散，化解人群中弥漫的恐慌情绪。市政府普通职员格朗自愿担任卫生防疫队的秘书，夜以继日地进行繁琐的记录、统计工作。记者朗贝尔原计划设法逃出奥兰城，去巴黎与心上人团聚，后来在斗争中受到教育，决心留下来与里厄医生共同战斗。
第三部在篇幅上最短，却是实际上最黑暗的一幕。死亡早已不是一个阴影，而成为真实的存在。曾经拂过人们心头的希望的微风，渺远得像没有来过一样。“从前，远隔天涯的人们并非真不幸，在他们的痛苦里还有一线使人感悟的光明，但这一线光明已然消逝了。如今，只见他们待在街角，待在咖啡馆或朋友家里，平静而又心不在焉，眼神显得那样无聊，以至整个城市因为有了他们看上去就像一座候车大厅。”（页168）这种让人窒息的场景在作家笔下缓缓呈现，平静、安详却令人毛骨悚然。叙事停滞的结果是阅读感受也被迫停了下来，读者在一种被死亡弥漫的氛围里停顿、消化与接受。压抑，无边的压抑自然油然而生。“在各城门响起的阵阵枪声里，在标志我们生死节奏的一下一下的印戳声里，在登记造册的屈辱性的死亡所经历的大火、填卡、恐惧和例行手续中，在令人不寒而栗的烟雾和救护车的铃声里，我们所有的人都吃着同样的流放饭，等待着同样毫无把握而又激动人心的团聚和太平。”（页170）诗化的语言背后，却是没有诗歌与爱情的生活。
在第四部中，希望之光再次从黑暗中冉冉升起，里厄与塔鲁的友谊也让我们感受到一丝温暖，但鼠疫依然笼罩全城，一个无辜孩子的死与帕纳鲁神甫布道的失败让人质疑“神正论”的正当性。此外，这里有一个小插曲颇为耐人寻味：一个名叫“朗贝尔”的记者本是无意中被困在鼠疫肆虐的奥兰小城的。由于迫切想与自己的爱人团聚，他一边被动地参与里厄医生组织的医疗队，一边寻找机会逃离这座死亡之都。当机会终于来临时，已与大家患难与共的朗贝尔却犹豫不决，反复考虑私自逃离的必要性。待到再次看到里厄、塔鲁等人的工作时，他断然决定：舍弃与亲人团聚的“幸福”，而坚定地与死神战斗到底。朗贝尔是这样表达自己的心声的：如只顾自己的个人幸福，他可能会感到羞愧。这会妨碍他热爱自己留在外边的亲人。（页183）苦难，给孤单的个体打开了一扇新的窗户，一个将自己的命运汇入到集体中去的机会。
在小说的最后部分，不懈的反抗终于有了成效，肆虐的鼠疫奇迹般地消失了，奥兰城在欢呼声中解禁。人们举行盛大的狂欢活动，火车、轮船重新开始通行，长期与亲人分离的状态终于变成了幸福的团聚。但故事的主人公里厄医生并没有感觉到轻松多少。“在倾听城里传来的欢呼声时，里厄也在回想往事，他认定，这样的普天同乐始终在受到威胁，因为欢乐的人群一无所知的事，他却如有明镜在：据医书所载，鼠疫杆菌永远不会死绝，也不会消失，它们能在家具、衣被中存活几十年；在房间、地窖、旅行箱、手帕和废纸里耐心等待。也许有一天，鼠疫会再度唤醒它的鼠群，让他们葬身于某座幸福的城市，使人们再罹祸患，重新吸取教训。”（页242）
这就是《鼠疫》的叙事轨迹。不能不注意的是，它所体现出来的有现代小说特征的叙事节奏。众所周知，如果把对叙事时间的扭曲作为现代小说标志的话，那么，乔伊斯在《尤里西斯》（1922）中的实践显然是非常彻底的。但是，另一个现代作家卡夫卡也值得注意。曾有论者恰切地指出，“卡夫卡无疑是透过‘表现真实细节’并将之纳入一个荒诞非实的框架中去的先驱。在卡夫卡对细节的要求上，有更为抽象的想法——他越是描写细节，便越是显示‘真实’这个概念的不可靠。这个理解在小说史的发展上已属启蒙，‘现代主义’便自此诞生。从此小说家开始掌握另一种对抗时间的方式。”张大春：《小说稗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页150。而这种方式就是故事时间与叙事时间的歧异与错位，具体可以细分成“无话则短”与“有话则长”两种类型。
2008年4月22日，上海现代人剧社上演加缪经典名剧《鼠疫》
可以看出，这两种类型在《鼠疫》里均有精彩的体现。比如，如果说“无话则短”指故事时间对叙事时间的征服，即作者用三言两语使读者快速掠过或许很漫长的一段日子，从而营造出一种紧张氛围的话，那么，在《鼠疫》的第一部，这种方式体现得很明显。“4月16日清晨，贝尔纳·里厄大夫从他的诊所出来，在楼梯平台上被一只死老鼠绊了一下。”（页67）这句淡然的叙述开始了一个越来越紧张的事件。4月17日，看门人有些不舒服。4月18日，老鼠成批死去。4月29日，看门人发病。4月30日，看门人死去。市民越来越恐慌。5月1日，里厄打电话给里沙尔要求隔离病人。（页68—82）由此可知，快速的叙述节奏有效地模拟了事件的紧迫性，的确强化了读者的阅读心理。而“有话则长”的类型在《鼠疫》里表现得更为充分。例如小说第三部中对作为孤岛的奥兰的描写，正是人们丧失了对物理时间的掌握，从而产生孤独绝望情绪的反映。换句话说，在这里，叙事时间实现了对故事时间的征服。时间的停滞使作者的笔触集中到对流放感的细腻刻画，并酣畅淋漓地表达了人类的生存处境。
由此推延出去，可以知道，这部小说的主题是隐喻欧洲在抵抗纳粹时的选择——它通过“荒诞”与“反抗”之间的辩证转换，体现了从“个人反抗”到“集体反抗”的意识演变。鼠疫的残酷已经不仅仅属于个人，而是所有人的命运，是我们共同的历史，“他们现在才明白，如果说世上还有什么东西值得永远想望而且还能得到，那就是人间的真情。相反，那些想超越人类而去寻求连他们自己都想不清楚的东西的人，谁都没有找到答案。”（页237）在这个意义上，加缪关于“作品是一种经常意在言外的哲学终点，是这种哲学的图解和完成”加缪：《西西弗神话》，沈志明译，见柳鸣九、沈志明主编：《加缪全集》散文卷Ⅰ，页126。的创作主张在这里得到了恰切的实现。值得注意的是，在给罗兰·巴特的公开信中，加缪又明确表示，“我希望人们从几种意义上来阅读《鼠疫》”张容：《形而上的反抗：加缪思想研究》，页148。，也就是说，在创作时他已赋予了小说多重的解读空间，从而使这部现代小说显示出了叙事模式的独特性。
众所周知，多样性和不确定性是现代小说的共同特点，它源于现代人对传统世界观和小说本体论的转变。在《鼠疫》中，叙事时间与事件空间的穿插和搏斗，不仅打破了传统小说以某一个叙述者为主的话语霸权，而且营造了一个充满寓意的舞台背景，使小说的故事情节转化成了一种情势和氛围，众多人物在此“自由选择”，“诉诸行动”，演绎人类的生存荒诞性。比如，在小说末尾，作者承认里厄医生是故事的叙述者，而且里厄沉着冷静的救治活动也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但作者并没有让他的活动覆盖整个舞台；面对灾难，朗贝尔内心发生的转变更让我们感到人性的真实与丰富，领会到“圆型人物”的魅力。由此，《鼠疫》体现了一种泛狂欢化的风格，突破了从塞万提斯到托尔斯泰习惯性维持着的均衡的叙述节奏。这里显然可以看出加缪对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卡夫卡的继承。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中，巴赫金强调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实现了对独白型（单旋律）欧洲小说模式的突破，从而创造了一个复调世界，“这里恰是众多的地位平等的意识连同它们各自的世界，结合在某个统一的事件之中，而互相间不发生融合”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白春仁等译，见钱中文编：《巴赫金全集》第五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页4—5。，这种迥异于传统的“狂欢诗学”由此成为现代小说的诗学品格。从《鼠疫》中33个人物之间复杂的意识表现与应对鼠疫这一共同的精神紧张中，我们可以明显感受到一个类似于舞台剧的复调世界。无论是塔鲁从原罪角度对鼠疫的思考，还是朗贝尔在情爱与友爱之间的彷徨，无论是隐匿在柯塔尔内心中的阴暗，还是帕纳鲁一心依赖上帝后的绝望，都已经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审视现代人灵魂的舞台。
二流放：一个文学的主题
从叙事角度展开的上述分析，显然已经凸现了《鼠疫》的现代意义。但是，值得称道的是，加缪在叙事模式上又理性地维持了文本的可读性，巧妙地延续了传统的批判精神，实现了隐喻式书写的特有价值。或许这正是《鼠疫》能成为一部现代经典的原因吧。《鼠疫》完成于1946年，1947年6月在巴黎出版。一问世，它就取得了极大的成功，深受读者欢迎，并获得了当年的文学批评奖，其发行量将近500万册。在法国小说中，《鼠疫》与《局外人》皆居首位，成为加缪文学创作中的双璧，也是20世纪世界文学中的经典。我们在马尔库塞的名作《审美之维》中不难读到这样的概括，对于现代派而言，“艺术特有的对经验世界的倾覆成为可能：艺术创造的世界被认作是一种在现存的现实中却被压抑和扭曲了的现实。这种体验，于一种极端的情境（如爱情与死亡、犯罪与失败，还有快乐、幸福和满足）中达到顶点；这些情境以正常条件下被否定的甚至前所未闻的真理的名义，粉碎着既存的现实。艺术作品从其内在的逻辑结论中，产生出另一种理性、另一种感性，这些理性和感性公开对抗那些滋生在统治的社会制度中的理性和感性”马尔库塞：《审美之维》，李小兵译，三联书店，1989年，页210—211。。而实际上，这种表现为极限情境中的新的“理性与感性”，在《鼠疫》中的确被作家作为重点加以刻画与描写，并最终使之呈现为对人的精神处境的探测与追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