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是伊万对理性的高度崇尚让他选择了思想的叛逆，那么这种否定了上帝及其创造的世界、表达了他对现存社会秩序的抗议的“叛逆”，却并没有促使他充满信心地去改造这个世界：他渴望生活，却缺乏生活的信念。在他看来，人类美好的理想早已被埋葬掉了，甚至从来没有实现过。他在历史上看到的唯有暴力与奴役。不信仰上帝的伊万，却又怀疑自己的结论，极端渴望获得信仰。因此，一方面，他从“可以为所欲为”这一原则出发，对父兄之间的矛盾听之任之，甚至希望“一条毒蛇咬死另一条毒蛇”；他明知斯梅尔佳科夫有行凶打算而不阻止；他不信上帝、骄傲、虚荣、爱过舒坦的生活，在气质上最像老卡拉马佐夫……但另一方面，当他了解到斯梅尔佳科夫的行径后又感到震惊，认为自己是思想的凶手。所有这些矛盾都暗示出他的思想的未完成状态。正如阿廖沙所说，伊万面临着两种可能性：他不是在真理的光照下站起来，就是为自己曾献身于自己失掉信仰的东西而对人对己进行报复，最终在仇恨中毁灭自己。
这种矛盾的纠结性与深刻性不言而喻。在归纳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俄罗斯思想的主要问题时，别尔嘉耶夫高度评价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写作成就，认为他“完成了关于人的伟大发现，开始了人的内心史的新纪元。在他之后人已经不是在他之前那种样子了”，“他塑造了一种经历着分裂的人。他表现了一些具有双重思想的人。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的世界中暴露了生活的最深刻的对立性、最美的对立性”，概而言之，“他描写了人的两重性的存在主义的辩证法”。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雷永生、邱守娟译，三联书店，1995年，页177。且不说别尔嘉耶夫将“人的伟大发现”归之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否恰当，单单从我们对伊万形象的解读来看，他对“分裂的人”的刻画的确是传神而深刻的。
这里所谓的“分裂的人”不是精神分析学家关注的病人，而首先是指有特定思想深度的人。这类人敏感、多思、有天才；然而，痛苦，无边的痛苦却如影随形。的确，“一个人对别人的痛苦，对别人的人性的感受程度，是这个人自身人性的标志”赫舍尔：《人是谁》，隗仁莲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页42。。伊万内心深处那些不可调和的东西成全了他的个性光芒，让我们无比敬仰，也让我们无比痛惜。这种不可调和的品质不但无法像罗马两面神雅努斯那样阴阳互补、自由更替，还尖锐地撕扯与挣扎着，如芒刺一般揳入了现代人的神经。
因此，借助伊万的悲剧，陀思妥耶夫斯基要表明的是，当理性不再只是一种特定范围内的认知手段，而被当作全能的唯一正确的权威法则与尺度，甚至被当作生存目的本身时，盲目的崇拜反而会使崇拜者失去正常的理智而走向偏执与虚妄。而当超越理性法则之上的对自由的信念由此被抛弃时，世界便失去了最基本的判断尺度与终极目标，人的种种功利企图乃至邪恶欲念都有可能借理性的名义而镀上“真理”和“理想”的耀眼金身。这便是缺乏敬畏的人类所制造出来的罪恶与苦难的根源。由此便不难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何以要拒绝任何被理性化了的宗教的、道德的、历史的、政治的救世方案，而执意选择一个体现着自由、至爱、和谐的上帝。可以说，这绝非是为了造出一个幻象让人们逃避严峻现实和救世责任，而是对人类文明发展中盲目崇拜理性，无限夸大其作用而导致价值失范的不满与忧虑。正如前文所说，重新找回人的本真生命和自由、至爱、和谐等人类理想的信念是作家的最终目标。
这一思想目标的基础是：一切试图通过暴力实现的全人类的联合，一切以意识形态面目出现的“人类的自由”都值得警惕。坦率地说，陀思妥耶夫斯基压根不相信这些。人类社会将变成蚂蚁窝的前景，使他不寒而栗。这位“十足的俄罗斯人”，这位最呼唤精神自由的作家，对现代人与现代自由前景保持了天才式的警惕。在他看来，接受撒旦旷野诱惑的后果是，潘多拉盒子被打开，现代人体验到自由的双刃剑。因此，借助对伊万形象的刻画，陀思妥耶夫斯基揭示了撒旦施舍给人“自由”后的可怕结果，他描述了“自由的辩证法”。打开了地下室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发现了隐蔽着的人，揭示了人的潜意识中逃避自由的心理。在他看来，这种逃避的可怕结果是：作为人的神性的象征，自由本该是人的最高尊严，此时却表现为任性。任性的人发出感叹，希望“按照自己愚蠢的愿望”生活。最终，理性法则即“二二得四”的法则切断了超验之维，成了人世间的唯一信理，恶与死亡也因此得以开启。舍斯托夫：《在约伯的天平上》，董友等译，三联书店，1989年，页23—97。从“自由”到“任性”到“恶”，陀思妥耶夫斯基归纳出来的这条线索概括了现代现象的恐怖后果，发人深省、耐人寻味。
《卡拉马佐夫兄弟》的深刻性由此可见一斑。但对于《卡利古拉》而言，事情似乎简单了许多。如前所述，《卡利古拉》中牵涉到的虽然也是个体的自由与幸福问题，但加缪的思想立场与解决方式却判然有别。加缪虽然谨慎地反思着现代启蒙的成就与问题，但他显然已无法回到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基督教的立场上来，更不会渴望借匍匐在威严的上帝面前而获得心灵的安宁。当卡利古拉的僭妄已经证明是对自由的伤害，当生命中的悲情已经变成加缪挥之不去的情结，当划定自我的边界已经显得迫在眉睫之时，加缪并没有犹豫与退缩，而是继续勇敢地扛起了反抗的旗帜，通过一叶“戏剧”的扁舟划进了虚无主义的大海深处，把自己对幸福问题的思考坚持到了生命的终点。
实际上，关于个体幸福问题，丹麦哲学家克尔凯郭尔在其名著《致死的病症》中谈到的几个核心范畴——可能性、必然性及现实性——或许对我们更加深入地解读卡利古拉颇有启示意义。克尔凯郭尔认为，人作为精神是综合，而在这综合中的错误关系是“致死的病症”，即绝望。在他看来，绝望是比恐惧更深沉的一种不幸。具体而言，作为精神的自我，所可能遭遇到的绝望有几种形态，其中之一是丧失了“可能性—必然性”这种定性后的绝望。他认为，人只有通过与上帝的关系成为自己，才能克服局限与狭隘。也就是说，只有在“可能性—必然性”的定性下，才能实现“现实性”；而只有拥有现实性的人，才是幸福的人，否则，只能被绝望所笼罩。
同时，克尔凯郭尔认为，作为可能性与必然性的综合，自我不是一个固有物，而是处于“去成为”的运动之中。所谓“去成为”，可以理解成一种“出离”，在这种出离之后，如果自我没有失去必然性，那么“去成为自己”就是回归，就是必然性的运动。如果失去了必然性，就意味着在可能性之中无家可归。因此，“那‘可能性’的绝望是‘缺少必然性’”克尔凯郭尔：《概念恐惧·致死的病症》，京不特译，上海三联书店，2003年，页288。，即可能性压倒了必然性。由此，自我将陷入两种可怕的结果：或是无限地渴盼，或是沉郁地幻想。无论怎样，这种可能性的飞升都会导致人脱离具体的生活，永远在寻找生活的可能性却忘记了生活本身，最终会像离开大地的安泰一样失去力量之源，从而成为不幸的人。
如果这个推论恰当的话，那么“一个不幸的人”的表现特征是什么呢？克尔凯郭尔指出，一个不幸的人，他的另一种迷失是沉溺于必然性之中，从而缺乏生机与活力。也就是说，“‘必然性’的绝望是‘缺少可能性’”克尔凯郭尔：《概念恐惧·致死的病症》，页291。。因此，我们只有心怀生活的可能性才会拥有一种希望，才能找到一个呼吸的窗口。如果缺乏可能性，那只能成为两种人：决定论者或宿命论者。决定论者生活在窒息的空气里，自己没法呼吸；宿命论者的上帝崇拜至多也只是一个感叹，在本质上却是哑然的屈从。因此，他们都是绝望的不幸的人。对于这两种不幸，在克尔凯郭尔看来，只有“那信仰着的人拥有对抗绝望的永恒安全的抗毒剂”，“因为对于上帝一切在每一个瞬间都是可能的，这就是那信仰的健康——它解决着各种矛盾”。克尔凯郭尔：《概念恐惧·致死的病症》，页295。换句话说，人只有在信仰的旗帜下，才不会迷失自我，才可能找到生命的现实性。
这显然是一个深刻的重新审视卡利古拉的理论背景。可以发现，卡利古拉的问题在于混淆了可能性与必然性，从而无法拥有生活的现实性，即“不现实”是他一切不幸的根源。这里的“现实”不是指世故、庸俗的代称，而是指观念与生活的巨大脱节。借用加缪对“荒诞”的概括，作为一个荒诞人，卡利古拉的确具备了一种超越理性的清醒。但是，发现荒诞，不等于可以为所欲为，不等于可以否弃幸福的一切可能。
卡索尼娅（恐惧地）这种令人恐怖的自由，难道就算是幸福吗？
卡利古拉不必怀疑，卡索尼娅。没有这种自由，我本来会成为心满意足的人。多亏这种自由，我赢得了孤独者的非凡洞察力。我生活，我杀戮，我行使毁灭者的无限权力。比起这种权力来，造物主的权力就像耍猴戏。所谓幸福，就是这样。这种不堪忍受的解说；这种目空一切、鲜血、我周围的仇恨；这种盯住自己一生的人绝无仅有的孤独：这种不受惩罚的凶手的无穷乐趣；这种把人的生命碾成齑粉的无情逻辑，这就是幸福。（笑）卡索尼娅，这种逻辑也要把你碾碎。这种一来，我渴望的永世孤独就会最终完善了。
（第四幕第十三场）
这已经是接近终场的对白，卡利古拉的狂笑掩不住心底的虚弱，只能看作一个疯子的回光返照。他运用自己的权力，将生命的可能性无限膨胀开来，从而忽略了自我的局限性；同时，他又过分地偏执于“人必有一死”的命运，实际上急遽地缩小了生命的内在空间。
作为一部流露出过多哲理阐释色彩的剧作，《卡利古拉》并不能被称作严格意义上的现代经典。因为按照雅斯贝斯的说法，“凡是通过思想能彻底解释成功的，那作品就是多余的，或者说从一开始就不是真正的文学创作”，而“在那些伟大的作品中没有哪一部可以解释得十分透彻”。雅斯贝斯：《悲剧知识》，吴裕康译，见刘小枫选编：《德语美学文选》下卷，页120。从这个意义上讲，《卡利古拉》在思想的含混与深邃方面，和《卡拉马佐夫兄弟》相距甚远。但是，与后者一样，它所追问的信仰难题，同样执著地牵动着现代人的神经，让我们不由回想起那位遥远的古罗马皇帝狰狞而绝望的面容，欲罢不能。总之，加缪这部戏剧代表作所揭示出来的自由的困境如此真切而尖锐，不仅鼓舞着我们反思生活的勇气，而且有助于我们理解何谓真正的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