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宋代士大夫矛盾的双重文化性格
在中国古代，“士大夫”是官僚与知识分子的特殊结合体，这种双重身份就决定了士大夫具有其特定的政治人格和文化人格。有宋一代，文人士子拥有历朝所不能比的政治空间，物质优裕、时间自由，形成了宋代文人宽松、舒适的政治环境与生活空间。但是，宋代士人的思想束缚与精神压抑较之唐代要严重得多，这种束缚一方面来自士大夫文人内省尚理的时代特点，另一方面来自北宋晚期理学对人的禁锢。宋代文化较之于唐代胡汉结合的开放性文化要更加内敛、自省，文化精神努力追求儒学重建，民族性特点更加鲜明，加之北宋后期理学对人思想精神的影响，宋代士大夫整体精神面貌、文化性格呈现出明显的双重性特点，即身体的极度自由和精神备受控制的矛盾统一。文人士大夫一方面高举“仁义礼智信”的旗帜，另一方面又疯狂追求生命的享乐，矛盾的人生在宋代士大夫身上得到和谐统一。理学与宋词就是在这样的人生夹缝中互存互动、互生互长的。
正如前文所言，宋代推行的是“文人政治”。宋代官僚大多是经过科举进人仕途的文人士子，欧阳修、王安石等就是其中代表。据《宋史·宰相表》统计，北宋大概有92%的宰相是科举出身，相较之下，依靠门荫登上相位者不过几人而已，这是北宋宰相成分构成所发生的重大变化。宋太祖曾说：“向者登科名级，多为势家所取，致塞孤寒之路甚无谓也。今朕躬亲临，试以可否进退，尽革畴昔之弊矣。”其取仕的倾向性之鲜明，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史无前例。而为了使右文政策不被中途废止，宋太祖更以家法的形式使之制度化，从而将其抬高到至上的地位。对此，《宋史·曹勋传》载：“艺祖有誓约藏之太庙，不杀大臣及言事官，违者不祥。”其中“不杀大臣及言事官”，集中体现了北宋士大夫群体的人格特征，至少他们的政治人格得到了尊重，士大夫的政治理性获得了相对自由的张扬，士大夫的政治地位也得到保障。和以往的士大夫群体相比，宋代士大夫拥有突出的“庶民性特征”，这是伴随着赵宋王朝政治重心由宗室、外戚、宦官向寒士文人转换，伴随着以赵匡胤为首的庶民政治势力崛起而诞生的，具备了明显的近世特征精神。
一方面，皇恩浩荡的感化，大大激发了宋代士大夫“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责任感和忧患意识，使赵宋王朝的知识分子具有封建时代最为积极的主人翁姿态。钱穆先生说：“宋朝的时代，在太平景况下，一天一天地严重，而一种自觉的精神，亦终于在士大夫社会中渐渐萌出。所谓‘自觉精神’者，正是那辈读书人在自己的内心深处渐渐涌现出的一种感觉，觉得他们应该起来担负起天下的重任。”日本学者沟口雄三在谈及宋人的政治态度时说：“自从孔子学派在政治社会中进行活动，正如人们常说的那样，特别是在宋代以后，出现了大批的科举官僚，在社会上到处可以注意到儒家的为政者和积极分子作为政治社会的领导阶级所特有的经世责任观念。”在宋代，忠君爱国的例子更是不胜枚举。“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由王官宫臣，卒登宰相，凡所以辅道圣德，忧勤国家，有旧有劳，自始至卒，五十余年”的晏殊，“孤忠一许国，家事岂复恤”的欧阳修，“予生虽儒家，气欲吞逆羯。斯时不见用，感叹肠胃热。昼卧书册中，梦过玉关山”的苏舜钦，“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的陆游，“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青照汗青”的文天祥……彰显的都是宋代文人士子的主体精神。理学家张载更明确地提出了伟大的人生目标：“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另一方面，宋代又是一个崇尚儒学、追求“内圣外王”的道德自律的时代，伴随着文人士子主体意识高扬和个体精神舒放的是宋代文人对儒学回归和道德性理的追求。唐宋词就是在士子文人个体生命觉醒和理学儒学复兴的文化背景中发展起来的。宋代虽然有文苑与道学的主要营垒之分，但因儒学一直都是治国与修身的主导学说，宋代的新儒学——理学，也一直潜在地影响并规范着整个宋代士大夫的思想和言行。理学的代表人物，从北宋的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谢良佐、杨时，到南宋的胡宏、朱熹、陆九渊、杨简等，他们的学术活动几乎贯穿于整个宋代，他们的理学思想集中代表了宋代统治者的思想倾向，是士大夫阶层主体意识的理论表现。这种内在化了的伦理规范在当时的士子文人心目中，已经沉淀为一种心灵的自觉。也就是说，儒家那套伦理纲常、行为规范仅仅形之于外在的礼教仪节已经不够了，应当把它作为一种内在的道德自觉，把理学外在的伦理规范对人的行为、思想的整顿和约束变为内在心性自觉的协调和修养。这就形成了宋代士人带着鲜明时代特点和士本特征的文化矛盾人格：一是，文人士大夫必须依附于国家政权，将自我角色定位于忠君报国的理念之上；二是，宋代士人集群整体文化精神觉醒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怀疑精神、批判精神、忧思内敛精神以及由此而生的创造精神。根植于“庶民性”的基因和“士本体”求雅、求庄的人生追求此消彼长，使宋代士人的生活呈现出复杂的“外儒内俗”的二极互存的结构形态。“大我”的忧世精神与“小我”的官本意识，儒学立德立言的永恒价值的追求和及时行乐的浅俗观念，厚德载物的复古方正与嗜押恋艳的享乐情怀……诸种近乎矛盾的生活形态描绘出宋代文人丰富、矛盾、多棱的精神世界，也表现出宋代文化超越时代的“近世性”文化特征。
从人类文化发展的历史看，文化的变迁既是物质文化积淀的结果，又是精神文化发展变化的基础条件。反之，精神文化的发展又有赖于制度文化的保障，物质文化的发展又受到制度文化演进的制约。宋代上承汉唐儒风，下启明清的时代特征，在这个新旧时代交替赓续创新的转折时期，冲突与矛盾并存，理学的禁锢和思想的活跃并存；国势的不振与专制的强化，同经济技术的跃进与学术文化的繁荣并存；“以天下为己任”的气概，同文恬武嬉的风尚并存；主张务实、强调“致用”的理念，与空谈义理、性命的学风并存；要求革弊变法创新的思想，和因循苟且颧预不化的风气并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才有了一个说不完的宋朝，有了丰富多样的宋代文化，有了尚理内敛而又多情缠绵的宋代文人。
二、士大夫文人对商业文化价值观的认同和奢靡享乐风气的追逐
受几千年农耕社会的影响，农耕文明“以农为本”的价值观深刻地影响了人们对事物的取舍与判断。商人历来被视为“见利忘义”的形象而被历代文人所不齿，孔子所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儒家文化观念根深蒂固，文学作品中也鲜有正面的商人形象。但是随着宋代商业经济的繁荣，社会对商业活动的日益依赖，商业经济日渐成为城市的支柱经济，商人的社会地位开始得到认可，传统的“农本商末”的文化观念受到动摇，商人追逐利益最大化的价值观念也逐渐被文人所接受。北宋李靓就公开反对避而不谈“利”、“欲”的假学道观点。他说：“利可言乎？曰：人非利不生，曷为不可言！欲可言乎？欲者人之情，曷为不可言！言而不以礼，是贪与淫，罪矣。不贪不淫，而日不可言，无乃贼人之生、反人之情，世俗之不喜儒，以此。孟子谓何必言利，激也！焉有仁义而不利乎？”李觏从人性、人情的角度，充分肯定了“利”、“欲”存在的合理性，这就从根本上动摇了“农本思想”。南宋陈蓍卿则从社会分工的角度，肯定了商业、商人存在的合理性、必然性，认为商业也是百姓的本业，商人和士子地位应该是平等的。他提出：“古有四民，曰士、曰农、曰工、曰商。士勤于学业，则可以取爵禄；农勤于田亩，则可以聚稼穑；工勤于伎艺，则可以易衣食；商勤于贸易，则可以积财货。此四者，皆百姓之本业，自生民以来，未有能易之者。”随着观念的改变，商业活动、商人形象也开始进入文学的视野，特别是唐代传奇中，大量商人形象成为作品的主角。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形象有别于传统观念中非奸即诈的形象，而是对商人漂泊艰辛的生活给予了同情和理解，塑造了许多乐善好施、机智勇敢的义商、侠商形象，肯定了商人的价值观和道德观。如《北梦琐言·荆十三娘》中快意恩仇的荆十三娘，《太平广记》中致富有方的窦刘、机智果敢为父报仇的谢小娥等。商人不再低人一等，转而成为世人羡慕的对象。请看陆游诗《估客乐》中的文人与商人形象对照：
牛车辚辚载宝货，磊落照市人争传。倡楼呼卢掷百万，旗亭买酒价十千。公卿姓氏不曾问，安知孰秉中书权。儒生辛苦为一饱，趑趄光范祈哀怜。齿摇发落竟不顾，诗书满腹身萧然。自看赋命如纸薄，始知估客人间乐。
诗中商人一掷千金，儒生却穷困潦倒，财富显示了商人的力量，苦乐尊卑都由他左右了。在这里，商业社会金钱决定一切的价值观和人生在世享乐为先的人生观已经动摇了士大夫文人的价值体系，对商业价值观的认同和对奢华生活的向往，悄悄地改变了士大夫文人的生活。
在传统的文化观念中，文人是以社会良知形象出现的，追求的是“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以天下为己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人生观、价值观。但是，随着宋朝太平日久，优待文臣、重文抑武等政策的实施，在士大夫物质生活优厚化，政治生活核心化，精神情感生活开放化、自由化的养士、重士、爱士文化环境中滋养出来的主体意识、生命意识舒放张扬，加之商业社会价值观的日益浸染，宋统治者“或劝以声妓自娱，或责限为相公买妾”的劝导，知识阶层对人类、对社会的责任感慢慢或被消解，或形成了庙堂与家居、官宦生涯与个人生活的二元甚至多元理想、志趣。文人士子的自我价值日渐觉醒，他们开始关注自身价值，关注生命的价值，特别是受到商业文化提倡享乐、注重个体生活体验的价值观影响，受到市民阶层追求感官享乐风气的浸染，作为新兴地主阶级知识阶层的士大夫文人的“人生行乐耳”的享乐心理迅速膨胀起来了。如果说宋初的士人能认清士风堕落是造成晚唐五代“痛史”的原因之一，从而努力于确立人格、提高道德，造成了以范仲淹等人为代表的一代士大夫新风，那么追求享乐心理的膨胀，则又遥接中唐而在新的时代发酵、成形。李从军先生《中唐文学的复兴时代》认为：中唐文人面前所展示的除了步入仕途和退身江湖外，还出现了“第三世界”——都市世界，“在这个第三世界里，并不是只有高尚的道德和精湛的伎艺，还有放荡、势利、奢侈、轻薄……文人在这个世界中，逐渐被市民化了。金钱、享乐、价值观念被输入文学”。北宋的士大夫（如晏殊）虽或能与市民化（如柳永）划清界限，但享乐的观念却并无很大的区别。
白居易就是中唐“第三世界”的一个典型例子。早年的白居易是一个讲气节、讲良知、有风骨的文人。在被贬江州的日子里，他还倾慕陶渊明：“永惟孤竹子，拂衣首阳山。夷齐各一身，穷饿未为难。先生有五男，与之同饥寒。肠中食不充，身上衣不完。连征竟不起，斯可谓真贤。……幕君遗荣利，老死此丘园。”但是，当为官日久，所历渐多之后，“兼济”思想愈少，而“独善”思想愈多，他惦记的是“囊中贮馀俸，园外买闲田”；追求的是“似出复似处，非忙亦非闲。不劳心与力，又免饥与寒。终岁无公事，随月有俸钱”；日常过的是歌女相伴的日子。令人深思的是白居易这样中庸的生活态度，奢靡享乐的生活现状，却受到宋代文人普遍的羡慕、效仿，成为宋代文人追慕的对象，就连旷达豪放的苏东坡也多次表示“独敬爱乐天”。可见，人生行乐的思想逐渐演变为当时文人一种集体无意识，演变成群体性的生活常态，宋大臣蔡挺《喜迁莺》中所描绘的“太平也，且欢娱，不惜金尊频倒”，就是当时大多数文人追求享乐、注重个人体验生活的写照。宋代当朝文人钱世昭所撰《钱氏私志》中曾经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
宋庠居政府，上元夜至书院内读《周易》，闻其弟学士祁点华灯、拥歌妓醉饮达旦。翌日谕所亲令诮让云：“相公寄语学士：闻昨夜烧灯夜宴，穷极奢侈，不知记得某年上元同在某州州学内吃齑煮饭时否？”学士笑曰：“却须寄语相公：不知某年同在某处州学吃齑饭是为甚底？”
宋代士人放浪才情、宴游逸乐的事例非常多，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吴自牧《梦粱录》、周密《武林旧事》等宋代笔记对此都有翔实的记载。但是这样赤裸裸地把享乐当作求取功名的目的却从深层次上反映了整个宋代社会知识阶层的价值取向。
三、唐宋文人“色”、“艺”相伴的休闲活动
休闲作为一种涉及诸多社会人文因素的文化现象，既不同于一般的休息娱乐，也不能完全等同于纯粹的审美活动。任何一种文化的流行，都有其深层的社会心理在起引导作用。休闲文化与审美文化的密切相关决定了宋代文人对休闲方式的选择，决定了宋人的审美心理取向。
从审美与生活关系的角度论，宋人生活在商业经济蓬勃发展，社会整体风气趋向享乐的时代，士大夫文人的休闲活动也烙上深深的时代印迹。从品茗赏花的休静养性到酒色相伴的郊游宴饮，从琴棋书画的艺术休闲再到押妓纵乐的肉欲之欢，其中既有根植于“庶民性特征”的俗世享乐、俗世情怀和俗世物态，又有着宋代文人强烈的“士本特征”。宋代士大夫文人的休闲活动可谓是宋人艺术化人生的缩影，是宋代士大夫文人矛盾人生的缩影。庙堂生活与私家生活的混合统一，矫情与痴情的统一，精神追求与肉欲放纵的统一，雅与俗的统一，种种二极矛盾混合统一于丰富多彩的休闲活动中。综观这些活动，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把休闲享乐活动和士大夫文人自身的修身养性结合在一起，使唐宋休闲活动都带有浓郁的艺术色彩和高雅的审美取向。在茶楼、酒肆、青楼、园林，休闲总是和诗词相伴，总是和美色相伴，沉浸在活动中的人们在获得身心愉悦的同时也获得人格的熏陶。这种休而含情、休而带美的休闲观念，正是中国古代文人所共同追求的境界，是文学创作实践所追求的境界。休闲活动与休闲方式的选择，是宋代士大夫文人审美心理、文化心态的外在表征。
宋朝士大夫的休闲可谓常态化、生活化，很难用一个标准对它进行简单的分类。为了叙述方便，以下将从时间、空间两个维度来考察宋代士大夫文人的休闲生活。
从时间维度看，宋人可谓无时不在休闲，无论是为了太平而求和的北宋，还是为了苟安而偏隅江南的南宋，他们始终酷爱享乐、精于享乐，时刻实践着休闲的人生理想。从时间角度考察宋代休闲，当首推各种名目繁多的节日休闲。如前所述，宋代的节庆假日是历朝中最多的，仅法定休假即“一岁共七十六日”，特别要提出的是宋代节日更明显地突破了社会阶层的分野，节日休假呈现出享乐性、全民性、共时性的特点。节日期间，不分男女老幼、不问贫富士庶，上至宫廷贵戚，下至乡野村夫，都实践着共同的民俗活动，都共同分享着节日带来的欢乐与喜庆。人们根据时日季节不同，选择不同的娱乐方式，尽情地享受着生命的快乐。《挥塵后录》记载苏轼“春时每遇休假，必约客湖上，早食于山水佳处，饭毕，每客一舟，令队长一人，各领数妓，任其所适。晡后，鸣锣以集之，复会望湖楼或竹阁之类，极欢而罢。至一二鼓，夜市犹未罢，列烛以归。城内士女云集，夹道以观千骑之还，实一时盛事也”。如果说休假的游乐还只是部分人的消闲，那到节日，更是举世狂欢。据《东京梦华录》记载，北宋时，“中秋夜，贵家结饰台榭，民间争占酒楼玩月，丝簧鼎沸。近内廷居民，夜深遥闻笙竿之声，宛若云外。间里儿童连宵嬉戏，夜市骄阗至于通宵”。到南宋的中秋夜，宫中“是夕有赏月，延桂排当，如倚桂阁、秋晖堂、碧岑，皆临时取旨，夜深天乐直彻人间”。民间则“王孙公子，富家巨室，莫不登危楼，临轩玩月，或开广榭，玳延罗列，琴瑟铿锵，酌酒高歌，以卜竟夕之欢。至如铺席之家，亦登小小月台，安排家宴，团圆子女，以酬佳节。虽陋巷贫蹇之人，解衣市酒，勉强迎欢，不肯虚度”。中秋如此，元宵节更是万众狂欢、君臣同乐、全民夜游。宋词中数量庞大的元宵词、节序词就是最好的见证。
如果说节日的狂欢还只是偶尔为之的放纵，那么《武林旧事》所记载的南宋张镃（张约斋）的“赏心乐事”、“游赏备忘录”则足以说明宋代士大夫文人“色”、“艺”相伴的休闲特点与休闲人生。
正月孟春
岁节家宴 立春日迎春春盘 人日煎饼会 玉照堂赏梅 天街观灯诸清臣灯丛奎阁赏山茶 湖山寻梅 揽月桥看新柳 安闲堂扫雪
二月仲春
现乐堂赏瑞香 社日社饭 玉照堂西赏湘梅 南湖挑菜 玉照堂东赏红梅 餐霞轩看樱桃花 杏花庄赏杏花 群仙绘幅楼前打球 南湖泛舟绮互亭赏千叶茶花马塍看花
三月季春
生朝家宴 曲水修楔陈刻“流觞” 花院观月季 花院观桃柳 寒食祭先扫松 清明踏青郊行陈刻“游” 苍寒堂西赏绯碧桃 满霜亭北观棣棠 碧宇观笋 斗春堂赏牡丹芍药 芳草亭观草 宜雨亭赏千叶海棠 花苑蹴秋千 宜雨亭北观黄蔷薇 花院赏紫牡丹 艳香馆观林擒花 现乐堂观大花 花院尝煮酒 瀛峦胜处赏山茶 经寮斗新茶 群仙绘幅楼下赏芍药
四月孟夏
初八日亦庵早斋，随诣南湖放生、食糕糜 芳草亭斗草 芙蓉池赏新荷 蕊珠洞赏茶 满霜亭观橘花 玉照堂尝青梅 艳香馆赏长春花 安闲堂观紫笑 群仙绘幅楼前观玫瑰 诗禅堂观盘子山丹 餐霞轩赏樱桃 南湖观杂花 鸥渚亭观五色莺粟花
五月仲夏
清夏堂观鱼 听莺亭摘瓜 安闲堂解粽 重午节泛蒲家宴 烟波观碧芦 夏至日鹅（灸下换肉）陈刻“脔” 绮互亭观大笑花 南湖观萱草陈刻“花” 鸥渚亭观五色蜀葵 水北书院采蘋 清夏堂赏杨梅 丛奎阁前赏榴花 艳香馆尝蜜林擒 摘星轩赏枇杷
六月季夏
西湖泛舟 现乐堂尝花白酒 楼下避暑 苍寒堂后赏碧莲 碧宇竹林避暑 南湖湖心亭纳凉 芙蓉池赏荷花 约斋赏夏菊 霞川食桃 清夏堂赏新荔枝
七月孟秋
丛奎阁上乞巧家宴餐 餐露轩观五色凤儿 立秋日秋叶宴 玉照堂赏玉簪 西湖荷花泛舟 南湖观稼陈刻“观鱼” 应铉斋东赏葡萄 霞川观云陈刻“霞川水荭” 珍林剥枣
八月仲秋
湖山寻桂 现乐堂赏秋菊 社日糕会 众妙峰臣木樨 中秋摘星楼赏月家宴 霞川观野菊 绮互亭赏千叶木樨 浙江亭观潮 群仙绘幅楼观月 桂隐攀桂 杏花庄观鸡冠黄葵
九月季秋
重九家宴 九日登高把萸 把菊亭采菊 苏堤上玩芙蓉 珍林尝时果 景全轩尝金橘 满霜亭尝巨螯香橙 杏花庄（竹刍）新酒 芙蓉池赏五陈刻“三”色拒霜
十月孟冬
旦日开炉家宴 立冬日家宴陈刻“脱” 现乐堂煖炉 满霜亭赏蚤霜陈刻“蜜橘” 烟波观买市 赏小春花 杏花庄挑荠 诗禅堂试香 绘幅楼庆煖阁
十一月仲冬
摘星轩观枇杷花 冬至节家宴 绘幅楼食馄饨 味空亭赏腊梅 孤山探梅 苍寒堂赏南天竺 花院赏水仙 会幅楼前赏雪 绘幅楼削雪煎茶
十二月季冬
绮互亭赏檀香腊梅 天街阅市 南湖赏雪 家宴试灯陈刻“安闲堂试灯” 湖山探梅 花院观兰花 瀛峦胜处赏雪 二十四夜尝果食 玉照堂赏梅 除夜守岁家宴 起建新岁集福功德
从时间角度看，这份备忘录从年头到年尾，不论节日抑或平时，不论忙闲，宋人无时不在休闲；从物态角度看，不论郊野赏花还是家宴削雪煎茶，不论奇花异葩还是四季珍果，宋人也是无物不可以休闲。这份休闲备忘录，不仅详细罗列了宋代士大夫花样翻新的休闲节目，更在彰显士大夫文人生活奢靡的同时，传递了休闲主体将艺术审美融于生活，求雅求新、将生活艺术化的人生追求。
从空间考察，宋代士大夫文人的休闲足迹首先集中在遍布都市的大小酒楼。据《东京梦华录》、《都城纪胜》、《梦粱录》等宋代笔记记载，宋代的酒楼数量甚多，其中著名酒楼就有樊楼、和乐楼、遇仙楼、仁和楼、清风楼、会仙楼、状元楼、登云楼、宜城楼、和丰楼、太平楼、熙春楼、五门楼、赏心楼、花月楼、三元楼等。其中享誉两宋的著名酒楼是樊楼，也叫做丰乐楼。作为都市文化的公共空间，酒楼是士大夫文人的主要休闲空间。处理政务之余，三五好友同僚相约于此，或高谈阔论，或饮酒赋诗，或共赏美景，也是人生一大快事。南宋著名诗人刘子翠曾写诗热情歌咏樊楼：“梁园歌舞足风流，美酒如刀解断愁。忆得少年多乐事，夜深灯火上樊楼。”从诗中我们不难看到樊楼给文人们留下的深刻记忆。
宋代士大夫和前代士大夫一样好饮，“遇酒且呵呵，人生能几何”是他们固守的生活信条。所不同的是，他们不是把酒作为麻醉剂去消释人生的痛苦，而是把酒作为生活的作料，尽可能地熬制人生的琼浆。他们也很少追求醉酒后“天子呼来不上船”的那种飘飘欲仙的快感，而是充分感受“彩袖殷勤捧玉钟”的饮酒过程。在宴会上，招歌伎相待，娱宾侑酒，是宋代士大夫约定俗成的休闲娱乐和社交方式之一。人们一边把玩美酒，一边欣赏歌舞，成为当时颇为盛行的休闲方式。如果说“诗词”相伴是中国古代士大夫文人休闲的特色，那么“色”则是宋代文人特有的休闲方式，歌伎则是宋代特殊社会背景下孕育的特殊群体。且看：
欧公闲居汝阴时，一妓甚颖，文忠歌词尽记之，筵上戏约，他年当来做守……
舍人张孝祥，廷试第一，知潭州。因宴客，妓有歌陈济翁慕山溪词者，至“金杯酒，君王劝，头土宫花颤”，张之首不觉自为摇动者数四，坐客忍笑而张不知也。
辛稼轩以词名，守南徐日，每燕必命其侍妓歌所作，尤得意《贺新郎》一词……
放翁在朝日，曾与馆阁诸人，会饮于张功甫南湖。酒酣，主人出小姬新桃，歌自制曲以侑觞……
邵子文为陕西宣抚司书机宜文字，与路铃李君甚熟。家有数侍婢，每遇歌宴，子文必遇……
周平园当出使，过池阳，太守赵嵩文招饮，出家姬小琼，舞以侑酒，公赋一阕……
可见，“色”、“艺”相伴的休闲生活已成为社会各阶层广泛接受的生活常态。不论是身居高位的欧阳修，还是驰骋沙场的辛弃疾、张孝祥，抑或爱国诗人陆游，均不能免俗。当然，无论是酒色相伴的宴游还是节日狂欢抑或文人的聚会，其中都少不了诗文的相伴，更少不了用词抒发这些多情文人的复杂情怀，这就是唐宋词繁衍发展的原生态，词就在这样的特殊时代下应时而生并茁壮成长，成为宋代“最为成功”的“艺术部门”，“时代心理终于找到了它最合适的归宿”。吴熊和先生从发生学的角度对唐宋词的产生与发展作过全面系统的论述。他说：
许多事实表明，词在唐宋两代并非仅仅作为文学现象而存在。词的产生不但需要燕乐风行这种具有时代特征的音乐环境，它同时还关涉到当时的社会风习，人们的社交方式，以歌舞侑酒的歌妓制度，以及文人同乐工歌妓交往中的特殊心态等一系列问题。词的社交功能与娱乐功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是同它的抒情功能相伴而行的。不妨说，词是在综合上述复杂因素在内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一种文化现象。
§§第三章 唐宋词的文体特征与休闲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