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到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下午，彭总乘坐直达快车从北京出发去成都。他常把我们的孩子喊到他的软席间。“就在这儿吧，人多热闹。”一路上，他和他们说说笑笑，说四川是个好地方，有雪山草地……
到成都是三十日的晚上。到了一个新地方，彭总掩不住自己的高兴。他亲自提着一个旅行包走出车站来，边走边东张西望，把一只手伸在空中试着气温说：“很好很好！你现在信了吧？四川这地方气候很好，冬天不冷、夏天不热，天府之国啊！”
第二天，彭总住进了成都永兴巷七号一个独家小院。当彭总知道这是一位省委书记给他腾出来的，他很不安，一再对建委的人说，他不需要这么大的地方，随便在办公的地方安个床铺就行了。建委的人说，房子已经腾出来了，你就住下吧。
新住所离闹市很近。一天早晨，我们都还没起床，彭总便溜出去了。回来的时候高兴地对我说：“市场丰盛着哪，这几年这个地方工作不错，恢复过来了。”我埋怨他不该一个人乱跑。彭总装作没听见，只顾说他的：“不远的地方有个小巷子，专卖好吃的，好远的地方就闻到香味了。你知道吗？川味可有名啦。什么时候我们也去尝尝。”后来，彭总真的把我带到一家小食店，炒了几个菜，吃了一顿。他吃得很满意，连声称赞“名不虚传”！还说：“四川人和我们湖南人口味差不多。”他还跑到各个桌边，看看这，问问那，他是在调查这里的市场供应和物价情况哩！
彭总初到四川的情绪是好的。但是，人一到“棒子”也就跟着来了。到成都不久，有一次，我走进彭总的宿舍，只见他一拳击在报纸上，骂道：“简直是胡说八道！”
我忙问：“到底怎么啦？”
彭总一把推过报纸，颤抖的手指着一行标题说：“你看，你看！”我接过报纸，匆忙扫了一眼，是《人民日报》转载的姚文元那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我这才明白了一点，大概是这篇文章伤了他。我对彭总说：“反正是文章，不是中央文件。我就不信，一篇文章能把天捅个洞！”
彭总冷静一些了，坐下来，给我讲海瑞是什么人，吴晗是干什么的。姚文元又臭又长的文章表面上评的是一个戏，其实是打他彭德怀的耳刮子。彭总还给我念了几段，我也听出了文章中确实是话中有音。
我问：“这个吴晗你认识？”
这时，彭总笑了。“怎么，你也认为人家吴晗是在给我打抱不平？这个人，我见过，可没有过交往。人家写一个戏，是不是这个意思，我看不见得。自古宣扬忠臣良将的戏多着嘛，怎么能这样疑神疑鬼？”
彭总在屋里踱着步子、抽烟。我把文章看了一遍。越看，越是感到一种不祥的预兆。也许，又有一场什么风暴要来了，彭总可能又要首当其冲？我的心头像压着一块大石头似的。
沉默了一阵之后，我终于说了：“真不好办，中央派你出来工作，报上又来这一套！”
彭总凄然一笑说：“有什么法子？无非是再来一次批倒批臭。其实，哪有一人真是批臭的，只要自己不腐烂就好。”他摔掉烟头，昂起头来说，“不管他，我们干我们的。明天继续听各局的汇报。过两天我带你去看一个很大很大的工厂。”
在建设工地
建委的汇报会一完，彭总便出发到各地视察检查工作去了，直到第二年七月中旬。“文化大革命”开展起来，他奉命返回成都。半年多的时间里，他只在成都短暂地开过几次会，其他时间都在建设工地上转。他走遍了从四川西部的金沙江到贵阳之间的广大地区，看过这个地区的几乎每一个重要的工厂、矿山、水电站。他口问笔录，从这些单位的原料、燃料、产品、运输等情况，一直问到职工的思想、工资、住房、家属安置、子女上学等各方面的问题。
那时，大三线还处在初创时期。在成昆线上，在新兴的工业基地，到处是一片竹席工棚、干打垒的土房。彭总下了车，就到这些地方去问、去看、去听意见；也给大家讲西南大三线建设的战略意义和灿烂前景，鼓励大家把大三线建设好。他每到一地，都是和工人们住一样的房，吃一样的饭；哪儿最艰苦，他就到哪儿去亲身体验一下。正在打炮眼的高崖上他去过，随时可能塌顶的深洞工程他去过，头上一股股大水流着，脚下是深泥潭的隧道工地他也去过。好几次，彭总被人认出来了，工地立刻欢腾起来。有次，一位铁道兵的干部振臂向大家呼喊：“同志们，我们的彭老总历来是走到哪便把胜利带到哪！这回，我们大三线的会战一定胜利，大西南一定会很快成为祖国强大的战略后方！”彭总听了这话很高兴，回到住所，笑眯眯地对我说：“那个小伙子一声吼，我一下子觉得自己年轻多了哟！”
毛主席的信托、宏伟的建设场面、工人和战士们的热情欢迎和鼓励，确实在这个身经百战的老将身上焕发起了当年打仗的那股劲头。在汽车上，彭总不断地拍着司机的肩膀：“快一点，快一点！”其实，司机已经把车开到最大速度了。
坐长途车是很累人的。可是那时已经六十七岁的彭总，白天到达目的地，便工作到深夜；深夜到达目的地，他立即把当地领导找来谈情况。他经常合上人家的本子，说：“你不要照本宣科，知道什么说什么，想到什么说什么。”多少个更深夜尽时，我实在坚持不住，听着听着便睡过去了；醒来时见他还在继续谈话。有一次在汉源，彭总自己跑到药店去问治嗓子痛的药，我知道后拉他去诊断，才检查出他正患感冒，烧得不轻。我请彭总回成都休息，他硬要去省委抓的一个公社蹲几天；后来建委陪同的干部坚持要他回成都，他才不得不上了车。
我曾劝过彭总：“你年纪大了，还是注意点身体吧。”
他说：“农村里，像我这样年纪的人，还在犁田哩。”
彭总看到我有些疲劳，一再鼓励我：“你再辛苦几年，和我一起度过眼前这段最忙的时候吧。只要三年，大三线就会大变样，那时再调动一下你的工作。”我没吱声。本来到西南前我就在想：彭总最困难的年月过去了，要是有机会，我也该调回部队或者住住学校了。可是，到西南后，一看彭总这个拼死拼活的忙劲，我知道换个新人来不一定能很快摸透他的脾气、习惯，只好把这个“走”字咽回肚里。后来，情况急剧变化，我也就压根没有提过这回事了。
四月底，巡视到川南。这天，彭总正准备回成都，他忽然对一张报纸发生了兴趣。看完后，狠狠一摔，骂道：“奴才！走狗！”我上前捡起报纸一看，原来是戚本禹的一篇长文，又是评《海瑞罢官》的。我正准备细看，彭总一把夺过报纸，把它揉成一团甩了。
“不要理它，几头狂叫乱咬的狗！”出了门，他还在骂：“奴才！挑拨是非的奴才，陷害忠良的奴才！”
会见老船工
不久，报纸上陆续发表了不少批“三家村”、“四家店”的文章，都东拉西扯地联系到这个那个为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翻案的问题，并且批判的调门越来越高。连我也越来越明显地感觉到：林彪、江青等人挥舞的毒剑，日益逼近彭总的头顶；他的工作恐怕难以继续下去了。
可是，这时的彭总却更镇静了。有天，他把我喊到跟前说：“走！还是干我们的正经事去吧。”他照旧出发到建设工地去了。在纵横几千里的大三线，他跑得更迅急了。我看得出，他已经意识到自己工作的时间不多了，想要争取时间，尽可能多地为人民干些事情。他还有一点“个人心愿”：看看长征路，看看旧战场。他在北京就说过：“到西南，一定去看看那些老地方。”
彭总去视察石棉矿时，首先去看了当年红军抢渡大渡河的渡口——安顺场。
正是春潮泛滥的时候，从西山雪岭奔腾而来的大渡河，水流湍急，吼声动地。彭总站在河岸上，挥舞着手，大声对我们说：“就是这里，这条河，当年差点要了我们的命。可到后来，它又帮了我们的大忙，国民党军队追上来了，我们已经到了河那边，和红四方面军会师去了。船工帮助红军，就是不帮国民党。从此我们算彻底摆脱了蒋介石亲自指挥的几十万大军的追击堵截！”他大声喊着，好像要压过面前如雷的涛声。
当我们向河滩走去时，彭总在后边嚷：“不要下水去。河里是雪水，冷得很呀！那一年，我们军团几个鲁莽汉想游过去找船，头一个跳下去的就没有上来。”
我走到河边试了试，确实水凉如冰，砭肌浸骨。彭总来到水边，捧起大捧水闻着、吮着，洗了洗脸。洗了一阵，便坐在河岸上。我走上前去，只见他两眼含泪，凝视着波涛翻滚的河面。
我们找来了当地的领导同志。彭总向他打听当年为红军摆渡的船工。正好，还有一个人健在。和这位老人见面时，彭总高兴极了，竟然还记得当年和他一道摆渡的是三个人，另外还有一老一少。老船工听着，他仔细打量起彭总来，问他怎么知道得这样清楚。彭总说：“我是当年的红军战士。今天是代表那些乘你们渡船过河去的所有红军战士来看望你，感谢你！”他捧着老船工的手，向他行了个鞠躬礼。
老船工连声问他尊姓大名，彭总说：“我叫彭德怀！”老船工激动地搂住他：“啊哟！你就是彭德怀啊，好些年没有听到你的大名了，你还好吧？”
彭总说：“好啊！好得很！毛主席领导我们，当年这样的地方都走过来了，现在胜利了，还有什么不好的？你怎么样，吃穿不愁吧？”
老船工说：“托福，托福。比起当年，自然好多了。那年你们从这儿过，我现在想起来也觉得险呀！对岸山上白狗子的枪子儿泼水似的。几条烂板船就在人家的枪子儿底下晃荡，不是你们，谁敢过呀？你们前脚走，后面国民党的中央军十好几万就按拢了！那时，我就估摸到了，来日的天下一定是你们的。国民党军队后来还到处抓摆渡人哩，我们，跑了他妈的。”
彭总点头说：“让你们吃苦了。”
临走时，彭总给了老船工一点钱，数目我记不得了。他再次捧着老船工的手说：“我代表当年的红军战士，表示一点心意吧。”
这就是后来构成彭德怀在四川收买人心的突出事例。“文化大革命”中，有一个人揭发了这件事。彭总看到这个揭发材料时，勃然大怒：“混账话！收买人心！我们给了人家什么？给什么能把人家收买了？当年人家把我们多少人送过河去？人家是拼着一条命给红军干的。我们给什么也酬谢不了人家啊……”
会理城下
接着，彭总又来到了凉山彝族地区。在这里，彭总多次下车步行，指点江山，告诉我们当年哪儿是一片森林，哪儿是一条路，哪儿是一座碉楼；在一些村寨，彭总还指给我们看当年毛主席、朱总司令、周副主席的宿营地，指出那些人家的院落、门楼有了什么变化。好几次，一些三十年前的老住户都印证了他的话，对他的记忆发出惊叹。我们也曾在一处处荒草乱石中，找到了他指出的碉楼的残迹。彭总还去过好几户彝家，打听当年给红军带过路、出过力的人，可是，没有找到一个。
在彝区，彭总曾多次跟我们说：“拳头不乱打，能团结人，这是我们共产党很重要的一条，是敌人很害怕的一手。红军过去在这样的地方都通行无阻，这一手起了很大的作用。”
到达会理的当天晚上，他对我说：“今天我睡不着了，出去走走吧。”他带我们几个绕城走了一圈。在毛主席当年住过的房子前，他停留了好一会。在这里，他给我们讲了红军长征的历史，把我们带入了当年如火如荼的日月。
在会理附近，彭总还找到了一个那时掉队的红军战士。这个战士向彭总详细谈了他在江西老家参加红军后的战斗经过，谈到他负伤和掉队后的遭遇。彭总问他是哪个部队的，他背了一连串的名字，第一个便是“军团长彭德怀”。彭总“呵”了几声，但没有说明他就是彭德怀。
临走之前，彭总对当地的负责同志说：“对掉队的红军，还是要时常想到他们，逢年过节开个会，帮助一点。有些人，掉队后有缺点错误，但只要不是敌人，还是要承认人家过去那一段历史。”当彭总离开当地，路过那个掉队的红军战士家门口时，他把那间歪斜了的小草房望了很久，感情深沉地说：“不管怎么说，这个人对革命还是有点功劳啊！”
在贵州的万山丛中
以后，彭总又去了一趟贵州。他是坐飞机到的贵阳，在去参加一个地区的规划会议的前后，又顺路去看了一些长征时走过的老地方。
在“地无三尺平”的贵州万山丛中。彭总经常下车步行，沿途察看山势，询问地名。这一天，来到一座大山下时，他叫司机停车等他，带着我向很高的峰顶爬去。时值盛暑，一身汗水湿透了他的衣衫。他呢？就像山顶上有什么人在等他，一步比一步跨得大，迈得急，把我也累得上气不接下气。
到了峰顶，彭总也走不动了，两条腿偏偏倒倒的。我去扶，他说：“不用不用，到啦。”说着，他走出几步，抱住一块巨石，久久地喘息着。一会儿他抬起头来，望着峭壁的顶部，一会儿又打量着四周，喃喃地说：“是这里，是这里。小景啊，我们在这个山上死了好多人啊！”我见彭总又累又激动，便扶他坐下，取下水壶，给他水喝。他歇了一会，指着巨石告诉我，牺牲在这块大石旁的是和他从井冈山一道走来的战友。“他走到这里为中国人民的解放流尽了自己的血！一个革命性很强的角色，一听到枪声，简直能飞起来……”
彭总还说出其他一些人的名字，可惜，我都没有记住。到今天，我还在后悔呀，我那时应该带个本子，把他说的话，至少把那些先烈的名字都记下来。可是，我没能做到这一点。多少年来，对于彭总的言行，我是一个字也不记的，我记下来干什么呢？当我自己后悔时，我是这样安慰自己的：那些牺牲的同志，已经被统称为革命先烈留在我们亿万人民的心中，早已用金字镌刻在天安门前辉煌的巨碑之上了！
彭总望着山下，告诉我：“我们就在北边开的会，这个会开得好。有了这个会，才有我们的今天，才有中国的今天啊！”
这是个密云欲雨的天气，山下云雾缭绕，什么也看不见。我问：“北面是哪？”
他说：“遵义。”
“遵义，我知道。”
“光知道不行，要记住它、了解它，它可是我们革命起死回生的地方！”
彭总接着向我讲述了当时的敌我形势，热情地颂扬了毛主席在关键时刻挽救了中国革命的伟大功勋：那时，“中央军”、湘军、黔军、川军、滇军从四面八方赶来了，我们没有路走了！论兵力，不到人家十分之一；论武器装备，我们是叫花子。有人主张回头向湖南去，可是那条路已经证明走不通，折损了好大一支人马才转到贵州来的。北上到川北，和四方面军会师，倒是个出路，可是敌人在长江岸边摆了几十万重兵等你哩。怎么办呀？这时候才开了一个遵义会议，把毛主席请了回来。毛主席拿出办法来了：往西去，过赤水河，摆出一个到川南、滇北去的架势。这一下，敌人各路大军都赶紧扑过来了。毛主席指挥红军一个回马枪，钻到了敌人屁股后头，第二次打遵义，在敌人还搞不清红军到哪里去了的时候，我们吃掉了它二十个团，打了长征以来第一个大胜仗，解脱了危局。“没有毛主席，”彭总感情很深地说，“我们在这条路上就很难走出来了，今天还不知道在哪呢？”
彭总正要讲述在这个山头上的一仗是怎么打法的时候，忽然下起大雨来了，千山万谷都发出一阵“啪啦啦”的声响。我赶紧拉他往回走，他不想走，说：“你这个同志呀，可惜哟，不懂这段历史，不然，下刀子你也想听听。”
我怕彭总淋了雨，拉着他往山下走，他却还在指指点点讲述着。“敌人就是从这儿上来了，不要命的上来了。我从一个牺牲的同志的手里拿过机枪，妈的！枪管烫手，脱了衣服把它包起来打。那一仗我们付出了代价，可是，敌人付出的代价是几倍、几十倍。”
彭总讲着，一边抹着满脸的雨水。后来，回到驻地，他还在自言自语地说：“不是毛主席，中国革命到不了今天啊！”
几天后，在黔滇交界的一座大山上，彭总又给我讲了一个事。他说，在长征路上，毛主席表扬过他好几次，后来还给他写过诗。说着，彭总突然转了话题，充满了愤激与委屈之情：“那些人叫我‘三反分子’，叫他们去问问毛主席吧，毛主席绝不会同意的！毛主席了解我彭德怀。我彭德怀有错，也有功，功一面，错一面。不能说我革命一面，反革命一面，那样说，我不服！”他站在大山的峰顶，面向北方，流着泪，呼喊着，好像毛主席能听到似的。“我要能再见到毛主席就好了，他会听得进我这些话的！”
可是，从他离开吴家花园，他再也没有盼到和毛主席再见面的一天！盼来的却是林彪、江青一伙派出的“专揪彭德怀战斗队”。从贵州回到成都，他面临的形势更险恶了。
去邓华住地
从贵州回到成都是七月底，从此彭总再也没有外出过，他自己也不好再要工作干了。
每天，除了看看书，下下棋，再也无所事事。后来，棋也不下了，书也读不下去。有时，他捧着书，眼睛却盯着别处；坐下来又站起，站起来又坐下；拿起笔想写点什么，却半天也写不下一个字；有时像要匆匆出门去，走到门口又摇摇头转过身来。好几次，他提议让我带他到街上走走看看，我怕街上的大字报刺激他，只好用“街上乱得很，怕出事”来推托。
有一天，彭总突然要我找一张成都的地图。我找来了，他接过去匆匆地在图上寻找着。一会儿，他高声喊道：“哈，在这喃！”随手用红笔在图上画了一个圆圈。他指着这圆圈低声告诉我：“邓华就住在这。”
我问：“你怎么知道的？”
彭总说：“那个理发员告诉我的。”
提起这理发员，也有一些故事哩。有天彭总去理发，正在刮胡子的时候，老理发员突然凑近他的耳朵，悄悄地喊他：“彭老总，你好呀！”他“唔唔”两声后，侧头问道：“你怎么认识我？”理发员说：“你上回理发，我就认出你了。没敢喊你。我是志愿军战士，见过你。”说着，还把彭总露在围布下面的大手紧握了几下。
彭总这次理发，理发员又告诉了他邓华的住地。
彭总坚持要去见邓华。这可把我难住了。恰好，这天下了一点雨，于是我给他戴了个大口罩，还戴了一顶旧帽子，又把帽檐拉到了眉心。这样打扮了一下，就上路了。我在后面跟着，心情矛盾极了。这次会面，会给彭总、给邓华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和后果呢？可是我又不忍心劝阻彭总。当一个人陷入异常孤独苦闷之中，十分需要同志的友情的时候，一对曾经生死与共的老战友的会面，是多么难得啊！
于是，我跟着彭总往前走去。走到一个小街口，他急匆匆的脚步慢下来了，不走了。望着街口边一堵围墙里的屋顶，指给我看：“那就是邓华的房子。”一会儿，他转过身来，低着头往回走。我上前几步，轻声问他：“为什么不进去？”他说：“看看地方就行了，行了，行了啊！”
此后，彭总再也没往那个方向去过。两个老战友，并肩战斗了几十年，一道闯过了千山万水，如今同住一个城市，近在咫尺，却不能见面！后来，彭总被揪上北京，当我们打开他的保险柜时，里面没有几件值钱的东西，却有个精致的烟盒，烟盒里还留着一张字条：“这个送邓华同志。”
往后，我下过几回决心，也没敢去见邓华。打倒“四人帮”后，我去了，但邓华已调去北京。我想，邓华又何尝不知道彭总当年的住地，又何尝不想去见他？或许也是由于同样的原因和心情，他也曾去而复返吧！
群众我不怕
一九六六年八月，报上公布了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彭总接到报纸，一口气看完了，还大声朗读了几段。他说：“毛主席伟大，发动群众来一场大辩论，分清是非好坏。”
他立即打电话给建委办公室，问有没有八届十一中全会发给他的文件。对方回答没有文件，并建议他最好下乡去躲一躲。人家还没有说完，他就大吵起来：“群众我不怕！你们看了报纸没有？一个共产党员能躲开党中央发动的群众运动吗……”我从外头赶来，连忙夺下了他的电话，要他不要发火。他对我说：“你知道他说什么？他叫我躲……”
我说：“人家这是好意。”于是我向彭总讲了一点运动方面的情况，主要是说，社会秩序乱了，要注意安全。彭总听了我的话，还是不以为然，说：“你呀，也是个‘怕’字当头的！我看了文件，觉得没什么好怕的了！”他还说：“街上乱，我知道。好人坏人，好事坏事，只有大家都说话，才有办法分清楚。你有嘴巴我也有嘴巴，最后会辩出个真理来的。让大家讲话，我们国家好多问题都能解决了。”我以为，他把事情看得太理想了。于是，我又给他讲了一些大字报、大标语的内容，讲了全国大串连的情况。他听了，还是不同意“躲一躲”。他说：“真要像你说的这种情况，躲是躲不脱的！”他又指着“十六条”说：“这上面讲‘放手发动群众’，‘不能采用任何包办代替的办法’，‘严格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提倡充分的辩论’，‘要用文斗，不用武斗’……这有什么不好……”然后，他推过文件，沉思起来。
后来彭总向建委负责人写了信，要求去看大字报，参加批判会，在会上答辩和检讨有关他自己的问题。当时，西南局和省委已经受到了冲击，陷入了半瘫痪状态，对彭总写的信没有表态。有一天，建委秘书处的一个负责人对我说：“依了他，依了他。但只能悄悄地去机关看看大字报。要是到街上，千万不要暴露，要绝对保证不出问题。”
彭总高兴了。他不但去过机关大院，还去过盐市口、春熙路等闹市区，不但看大字报，还听过人家辩论，哪里人多他往哪里去。他看到机关“揭发”他的简报上，说他来西南后“开足马力营造反革命大本营”，“妄图东山再起”，“到处放毒、搜集炮弹”，等等。他并不生气，有时还笑一笑。
有天看大字报回来，已经很晚了，彭总还要下棋。我说：“算了吧，我装不来唱空城计的诸葛亮！”我觉得，那时的政治形势显然对他是很不利的。
彭总笑了笑，说：“你以为我是唱空城计的诸葛亮吗？不！我有后台！”
“谁是你的后台？”
“毛主席！揭发我的人不了解情况。可是毛主席了解我呀！要是毛主席看到了这样的简报，他一定会说：‘这个彭德怀不错，到西南干得很卖力气嘞！’你说，是不是？”
我笑了笑。心想：照你这么一说，好像是万事大吉了，但看看社会上的风风雨雨，却叫人觉得并不符合文件精神，对他更是凶多吉少。但我怎好和他一个劲儿争辩呢？只好照常跟他到处去看大字报。
后来，我才知道，彭总并不是像我所担心的那样天真，也毋须我这样一个人去提醒他。对眼前的风云变幻，他不但看到了它呈现出来的状态，也从它的细微处看到了它的发展、它的未来。他说过一句话：“我宁可毁灭自己，也希望看到有个什么好路子把国家整治好！我们都是马克思的信徒，要让他在天之灵高兴，不能叫他难过、哭！”这，也许就是彭总为什么总是满怀信心地期待着未来，而把眼前个人的安危得失全然置之度外的根本原因吧！
会见红卫兵
彭总上街看大字报，有一次被人们认出来了。这以后，红卫兵小将便不断找上门来。第一次来的是当地的大学生，来前还写来了一个纸条：“请建委彭德怀副主任约定一个时间，和我们谈。”彭总看了这个纸条后，连说：“请他们来，时间由他们定，我随时都欢迎。”第二天，来了两男一女，戴着红袖套，背着“为人民服务”的挎包，很恭敬地向彭总敬了一个礼。他们谈了半天，走时对我说：“不错，很爽快。”
还有一次，来了一队准备沿红军长征路到雪山草地串连的红卫兵。他们大都是高中学生，十六七岁，一个个着绿色军上装，穿草鞋，完全是一副出征军人的样子。他们来，是请彭总讲当年红军长征的路线。彭总手捧他们递过来的地图，看着他们的装束，非常激动，问他们还准备带些什么。他们说，就是身边的这些东西，谈完话就出发。
彭总说：“你们这个样子是不能翻雪山的。红军当时是逼得没法子了，而且是夏天……”
小将们回答：“我们不怕，一定要比前辈人克服更大的困难，吃更多的苦。”
彭总向他们弓了弓腰：“我作为当年的一个红军战士，向你们学习致敬，祝你们胜利！”彭总也给他们讲了红军爬雪山过草地的情景，鼓励他们勇往直前，再三叮嘱不能打莽撞仗，每到一处，要做好调查研究工作，找个熟悉地形、路线的向导，还要多带御寒用品。
渐渐地，来的人就大不一样了。无论男女，都把袖管高高挽起，说话时挥着拳头，进门就吼：“不革命的保皇派，滚你妈的蛋！”一副包打天下的架势。我们还是按彭总交代的，一律热情接待，请他们坐、喝水。他们手指尖挥到我们鼻尖上：“去去，少来这一套！”在这样一些人面前，彭总的日子不好过了。
他们一来就吼叫：“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接着念上几段“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等等，然后就要彭总交代什么“罪行”。第一批人刚走，第二批又来了，又是那一套。这时，彭总还是克制着，不发火，不骂人。他在观察和认识这批年轻的“革命者”。
有一次，彭总发了火。来的一群人要他揭发邓小平、贺龙等人的“罪行”。他提高嗓门说：“按照党的原则，同志间有了意见，当面交换，不能背后议论，更不能暗地里罗织罪名。我对他们很了解，但我自己有选择提意见的场合和方式的权利。”
有人训斥道：“你刚才说相信群众，怎么又不相信我们了？”
彭总说：“对那些不问青红皂白、毫无凭证就把我称为反动派的人，我不相信！”
有个人表示“相信”彭总不是反动派。彭总说：“你不把我当反动派，我可以告诉你：你们要了解的这些人，他们对革命有很大的贡献；他们可能有缺点，但不是敌人。你们不要帮坏人的忙！完了！”
那个人破口骂彭总是“死顽固”。彭总说：“我是不如你这个人‘灵活’啊！”
后来我才知道，这伙人的头目叫王大宾，就是所谓五大“学生领袖”之一。
要警惕敌人
一九六六年末尾，许多社会情况表明，这场“文化大革命”已经被林彪、江青等人搞得面目全非了。在这个变幻莫测的年月里，当“革命者”容易，当“反革命”也容易——只要某某人一句话，只要一句谣言，只要报纸上一个词，谁就会被立刻打翻在地！
这时候的彭总，再也不去看大字报了。他对任何冲进门来的造反者，都是这么一段回答：“我要说的都说了，你们再要问什么，我们得有个协议，我讲半小时，你讲半小时，讲完了，我走我的，你走你的，大路朝天，一人一边！”别人要彭总在记录上签字，他说：“我这个人是不在别人写的字据上画押的！”
这个时候，彭总有空就关起门写信。他说：“我要给毛主席写最后一封信！”
我没看过他这封信，只听说过他想给毛主席说，现在危险得很，要警惕敌人，他们利用我们党的威望、党的口号、党的缺点，利用我们党在长期对敌斗争中积累下的一套办法，只是改变了花样，把他们自己变成了“革命”的，把我们党变成了敌人而已。彭总说：“我不管三七二十一，都给毛主席说了！我也没得什么好怕的了！”
彭总叫我把信送往建委办公室时，还给建委办公室附了一封信，说：如果认为必要，可印发西南局各书记同志。
这次送信回来，彭总问我：“送去啦？”我说：“送去啦。”他说：“送去了就送去了吧！”我发现他语气不对，问他：“后悔了？”他说：“什么后悔！我是觉得我要给毛主席说的话没有说完……”他一声长叹，接着说：“我现在能见着毛主席就好了。”
当天晚上，他把我和秘书老綦、司机老赵召到一起，围坐在我们房前的小石桌旁，问道：“你们现在向成都军区要求调动一下怎么样？”这问题提得突然，我心头一惊，不知说什么好。他自己又回答道：“不可能啊！他们那里也乱了营，谁管你调动工作的事。”
昏暗中，借着月光，我看到了彭总两眼闪着泪花。好久，他又说：“我是活不成了，可不能连累了你们呀！”他的声音，显得从来没有过的沉重。
我心头一阵紧缩。“你怎么啦？”
彭总没有立刻回答，只望着星月无光的夜空。“上午有几个学生来，跟你说了什么？”
彭总答非所问地说：“现在我看清楚了，有人要逼着别人当反革命，你不想当，就是顽固到底的反革命……”
“去他娘的！那些叫别人当反革命的才是真正的反革命！”我们三个气得不行，吼叫起来。
彭总又说：“你们都知道，我给毛主席有三条保证。永远不反党，现在不是谁要反，是别人非要给你戴这顶帽子不可！不是谁要自杀，是有人要你死得比自杀还不如！不是我不想自食其力，是连这点权利也不给啊！”
“别想那么多，事情总会有个说清的时候。”我们安慰他。
“不管怎么说，我是把你们连累了！你们几个，到时候自己要拿些主意。我反正快离开这个世界了……”说着，便转身走进了自己的屋子。
我们几个人在那儿呆坐了好久，大家都陷入了极度的痛苦和焦虑之中。我看着你，你看着我，谁也拿不出一点应付的办法。哎！当时，连成都军区的司令员和政治委员都被抓上街游行了，有什么办法呢？
后来，我们议论过他那天晚上的谈话，他那时大概已经预感到林彪、江青等人很快要派人来揪他，他将受尽屈辱而死去。他只是担心我们沉不住气，会动感情，甚至动武，搞出一个什么事件来，连累我们和我们家庭。正因为这样，他不说不吭，一个人默默地承受着痛楚，一个人默默地吞下了苦水，一个人默默地迎向那即将扑来的厄运……
被“揪”
事情发展得很快：几天之后，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凌晨四时，我爱人把我叫醒，说：“彭总屋子里的灯全亮了。快去看看！”我连忙披上衣服，跑过院子，撞进他的住室。我惊呆了。诸门大开，空无一人。床上的被子一半被拖在地下，书籍、文件、衣服等被翻得满地都是。我喊了几声：“彭总！彭总！”哪里有人答应？
我立即跑去找建委办公室负责人，向他报告彭总不见了。一到他家门口，满院的灯亮着，屋里屋外都是人。秘书老綦早被弄来了。我忙问他：“彭总呢？首长呢？”他也大吃一惊，才知道在他被那伙人纠缠到这儿来时，彭总被绑架走了。有人见我来了，信口说：“他就是彭德怀的警卫员。”
“好呀！”一个头目向我伸出手来，“我们正要找你。”我一腔怒火，喊道：“你们把彭德怀弄到哪里去了？”
那头目一套油腔，说：“解放军同志，不要耍这个态度嘛，未必你现在还保他？你可要站在革命人民一边，当个革命派，可不要当保皇派哟！”
我更加火了，抓住他的胳膊，喊道：“放屁！我怎么不保他？党给我的任务就是保卫他的安全！他是首长，我是警卫，不但保他，必要时还得豁出一条命来替他去死！你把他给我交出来！”
对方竟然笑着说：“同志，我们也是党交下的任务！你要不要知道我们是什么人？”
我说：“我管你们是谁！抢人就是不行，就是犯法！”一个打手跳到我面前，“你要怎么样？”
我一想，好啊，要动手才好哩。我已经憋了不是一天的气了。对！该给这些人退退火气！我希望他们先动手，我再进行自卫还击。我想，为了彭老总，就是填了我这条命也在所不惜！我心一横，反倒冷静了。抓住了一个人，我说：“我要你们立刻交出彭德怀！”
这时，一个头目走上前来，直向我摆手说：“何必呢，何必呢？”接着，他掏出几张纸来说：“我们是奉中央首长的特别使命来这里专揪彭德怀的。请看。”我接过纸来看看，他又对着我的耳朵说：“是江青同志的指示。”
我说：“不管是谁的指示，为什么要采取这种见不得人的手段？”
几个人又围上来，朝我吼叫：“这是革命！这个革命你是不懂的！”
我说：“你们说对了，你们的这个革命，我是很不懂的！”
正当我们争论不休的时候，建委办公室的负责人提出，打电话请示总理，看看该怎么办。双方都同意了。
忙乱了一阵，总理办公室的电话接通了。
总理的一位秘书听取了建委办公室负责人的汇报后，当即请示了总理，并把总理的意见向成都方面作了传达。
（一）由成都军区派出部队与红卫兵一道护送彭德怀同志到北京。沿途不许任何人截留，不得对他有任何侮辱性的言行，绝对保证他的安全。
（二）不坐飞机，由成都军区联系火车来京。
（三）由北京卫戍区派部队在北京车站等候，并负责安排彭德怀同志的住宿和学习。
最后还特地交代，以上三条已同时通知了成都军区和北京卫戍区。
总理的秘书还向绑架者的头目重述了以上内容。
接了总理的电话，我如释重负。至少，彭总的安全有保障了。这些天，彭总好像一个不会水的人，落到了深水潭里，眼看就要沉下去了。真是喊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敬爱的总理的关切，像一支巨手，把彭总从深潭里高高托起，送上了岸坎。
后来，我和老綦分了工：他看家，我随这伙人来到了成都地质学院。在一个空荡荡的大教室里，我见到了被绑架的彭总。他穿的还是那身破旧的棉衣，一双他弟媳做的已经穿洞的棉鞋，没戴帽子。坐在冰凉的水泥地板上，双手拢在袖管里，全身都冷得簌簌打战。
“彭总！我来了！”
彭总吃惊地抬起头：“你来干什么？我不要你管！你回去，我随他们的便，怎么办我都不怕！你回去……”
我把我的大衣给彭总披上，他甩开了：“我不要！你自己穿！冻死，饿死，打死，杀死，都一样！我不会喊叫一声！”
我说：“不要这么说！一个共产党员的生命不是他自己的！”我说了他常说的一句话。接着，我向那些绑架者提出，“要给他凳子坐，搞点东西吃。”
趁没有人的时候，我向彭总传达了周总理的三条指示。彭总沉思了一会，问：“真的？”我说：“真的！”他又问：“还称我同志？”我说：“对！对！两次，清清楚楚。”彭总抱着头，转向墙壁。我看到他双肩在激动地抽搐。好一阵，他转过身来了，对我说：“你回去吧！你有老婆、孩子，去照顾他们……”
我说：“我回去给你取衣服和用具来，随你一起上北京！”彭总大声说：“不要不要！我不能再拖累你们！”
等我再到地质学院时，彭总已被他们转移到了另一个地方。后来才知道，从北京来了好几个“专揪彭德怀战斗团”。他们互相争夺，于是彭总现在落入了以王大宾为头子的一伙人的手中。我追踪到省地质局，这才见到了极度疲惫的彭总。后来，在北京车站，我看到了各种各样的这类“战斗团”，他们在争夺中大吵大叫：“我们是江青同志派来的！”“我们是奉了林副主席的指令！”……
到今天已有充分的材料证明，林彪和江青都争相控制彭总，因为他们害怕“把话说通”的那一天的到来，因此，竭力不让彭总见到毛主席，不让他活到那一天！
告别
彭总被绑架后的第二天晚上，载着彭总去北京的列车出发了。这列车，像是从灰堆里爬出来的一条大毛虫，车顶上趴满了人，车门、车窗上挂着人。每到一站，便听到“当啷！当啷！”的棒击玻璃声，上车的人向水泄不通的车厢里拼命地挤。
成都军区给彭总联系了一个软席车厢。王大宾在这个车厢里派了足够的“禁卫军”，不准人们随便进出。我和老綦的行动也不是十分自由的。
路上还好。不少红卫兵对彭总颇为友好，只要列车一停，他们中间有的人就捧着从站台上买的东西给他送来，有时是油饼，有时又是别的糕点。他们在人堆里挤着、喊着：“递过去，递过去！给老头子递过去！”
红卫兵们轮流值班看守彭总、批判彭总。但从软席间钻出来时，都说：“这老头子不好对付。他能把人骂得笑，他讲的笑话却叫你哭。辩不过他，辩不过他，他脑子里不光有刀枪棍棒，还有不少马列的书本哩。”
听到红卫兵的这些议论，我的心也放宽些了。我就站在彭总的室外，不时推开门看看他是否还安全。半夜里，我还听到他大声说话：“谈吧！谈吧！我不怕累，只怕别人强加于我。”接着，听见他讲自己的历史，讲中国革命战争，评述人们对他的所谓这样那样的揭发。有人在喊：“你为什么反毛主席？”彭总把他过去讲过的话又讲了一遍。他说：“毛主席对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贡献巨大，是个很有学问的人，比我有学问多了。没有毛主席，中国革命还不知要吃多少亏。但是，我不同意喊那么多万岁，不同意喊那么多红太阳、大救星，这不好么？毛主席也不赞成么！你们说我这是反毛主席，我不同意。你们没有事实啊，我希望你们不要毫无根据地妄加罪名。给自己人胡乱定罪，那会使我们党毁灭啊，那会导致天下大乱啊！”他态度安详，说的在理，年轻人屏声静息地听着。可也有一些人横眉瞪眼，乱吼乱嚷。他对一个声称要把他打翻在地的人笑着说：“我老了，年轻的时候，我一个人打得过二十个人，打得他们逃跑的逃跑，告饶的告饶，却没有打过一个老人！”
我听了这些话，心里高兴，但也着急，担心被人抓住辫子。半夜，我在过道里迷糊过去了，只觉得有一只粗大的手抚着我的肩头。我醒来了，在黑暗中，这只手又把我的手紧紧握住了。四周一片鼾声，什么也看不见，但我感觉到，是彭总站在我面前。
“你们两个，还是来了……”彭总说，声音有些颤抖。
我抓紧机会对彭总说：“你，就少说几句吧！这是在人家的窝里。你呀，就是吃的这个亏！”
彭总在昏暗中摇了摇头，说：“我现在一无所有！只有一张嘴了！不抓紧时间说，恐怕机会不多了！”
我问他有什么嘱咐。他说：“别的都没用了。我就是惦记我那些书……”
卧室的门把手响了，走出一个人来，告诉彭总“厕所在那头”。到了北京车站，经过好一阵争执和谈判，王大宾的战斗团人多势众，终于把他们远征的“俘获”拉回了北京地质学院。在那里，经过一番艰苦的工作，他们才不得不把彭总交给北京卫戍区。
彭总被两个战士撑扶着，登上了卫戍区的大型交通车。极度的疲劳使得他显得两腿无力，比平时苍老得多了。车快开时，我大步走向车门，但不准上。我只得说明身份：“我是他的警卫参谋！”一位负责干部说：“你已经很好地完成了任务，回成都去吧。”要我放弃自己的职责，离开彭总，这怎么行！但看样子。他们是不会让我上车的。我只好请求说：“我跟彭总十七年，让我跟他告个别吧！”车上的负责人终于同意我上了那已经挤得满满的车厢。彭总低垂着头，两眼微闭。我喊了一声：“首长，”难过得声音发抖，“我走了！你还需要什么……写信来，我给你送……”
彭总抬起头，吃力地站起来，紧紧地握着我的手，眼含泪花说：“好！好！谢谢你，谢谢你，我谢谢你啦……”同时，向我深深地鞠了一个躬。
我的眼睛完全被泪水模糊了。
人们催我下车。我不知道是怎么转过身来，走下车的。当我再转过身去的时候，车子开动了。我再也忍不住了，号啕大哭起来。当我再抬起头来的时候，那辆坐着彭总的车子，已经在泪水遮盖的昏暗中远去了。
从此，我再也没有见到我跟随了十七年的彭总！
我两次在北京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底，彭总被揪到了北京。因为我和綦魁英在彭总身边工作多年，在当时必然要受到株连。
我们俩到了北京不几天，人家就把我们的手枪没收了，随后就遭到了冷遇。不管怎么样，我们和彭总分手之后，心里一直惦念着他，总想见见彭总。于是，我们就问有关人员：“我们能不能见见彭总？”人家说：“不能见，他已经被卫戍区关起来了。”
刚到北京那几天，一看没有人管我们，我们就偷偷地跑到西单去看大字报，希望从大字报上知道一点彭总的消息，想办法去看看他。可是跑了好几趟，没有得到一点消息。
后来，成都军区来了长途电话，说我爱人病了，叫我赶快回去。这样，我才返回成都。
一九六八年八月，中央军委办事组给成都军区打了电话，通知我和綦魁英去北京一趟。到了北京，先是住在东四煤碴胡同一个招待所里。没过几天，又把我们给转移了，转移到了什么地方，我们也搞不清楚。
不久，中央来人对我们说：“以后，你们要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提高政治思想觉悟，和彭德怀划清界限，你们要把彭德怀的三反言行都揭发出来。你们在北京熟悉的人多，不准接触和打电话联系。过几天我们就来拿材料。”
我们把材料写出来以后，人家看了很不高兴。
人家说：“你们没有揭发彭德怀的三反言行，而是在给他歌功颂德。景希珍同志，你应当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特别是你知道吴家花园的情况，你们在吴家花园时，有哪些人去见过彭德怀？”
我说：“朱德、杨尚昆、杨献珍、田畴等领导同志都去过。他们去吴家花园，中央警卫局都知道。不相信，你们可以去查。至于他们谈些什么，我就不清楚了。”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你还没有谈出来。你要揭发习仲勋。习仲勋到过彭德怀那里。”
“这个我不知道。”
“你要揭发彭德怀里通外国的事。一九五九年他率领军事代表团访问八国时，你去工作过。他到阿尔巴尼亚，苏联代表团也去了，他们是不是秘密会谈过？”
“记得苏联代表团要走，阿尔巴尼亚设宴欢送，彭德怀也参加了宴会，都是坐在主席台上。他们谈什么我就不清楚了。宴会完了，就是舞会，彭德怀不会跳舞，他看了一会就退席了。回到宾馆，大约是晚上九点多钟，看了看报纸，洗了洗，他就睡了。我没见他跟谁谈过话。”
一见我们没有多少油水可挤，后来就放我们返回四川。临走时，中央来人对我们说：“你们先回去，你们回四川以后，要继续揭发彭德怀，把材料转给中央办公厅。”
我们离开北京以后，就再也没有写材料。一九六九年，中央军委办事组通知成都军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彭德怀的警卫参谋景希珍、秘书綦魁英和司机赵凤池，由成都军区处理。这样，我们三个人被分到了三个地方，我被分到内江军分区资阳县武装部工作。
给彭总看东西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彭总被揪到北京以后，他有不少东西被一些群众组织给抄走了。
一九六七年三月，我由北京回到成都时，彭总的屋里已经被搞得乱七八糟，因为当时他的屋门被群众组织封了，我也不能进去清理。
过了几个月，彭总屋子的窗户被砸开了，东西又丢了不少。彭总的大衣、哔叽裤子、蚊帐、皮鞋、被面，还有《二十四史》及各国共产党送给彭总的有关资料，全丢了。我见丢了这么多东西，心里很着急，马上通知了西南局保卫科，西南局保卫科说他们没法管。我又通知了省公安厅，省公安厅很快派了人来，把彭总住房的窗子用木板钉上。
又过了一些日子，有个群众组织的头头对我说：“你是人民解放军，应当支持左派。把你的枪借给我们用一下。”
我说：“我的枪已经上交了，所有部队的枪也都上交了。”
那个人说：“你他妈的保皇派，还是抱着彭德怀的反革命大腿不放。”
他边骂边进了屋子，在我屋里乱翻了一阵，然后就走了。
后来，有几个人找我说：“彭德怀的材料在你家，请你把它拿出来，不然我们就要搜查。”
我说：“我家里没有彭德怀的材料，不信你们搜吧。”
那几个人真的搜了起来。在我屋里乱翻了一阵子，把我家的东西扔得到处都是，也没有捞到他们所需要的东西。
有一天晚上，又有几个人找到我，说：“这里有彭德怀的汽车，我们想借用。”
我当时没有答应他们。他们走后，我心想汽车不能借给他们，这是国家的财产，如果弄到他们手里，肯定用不了多久，就会搞坏了。
晚上，我躺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尽管那几个人暂时走了，他们肯定还要来。怎么办？我爬起来找司机赵凤池商量了一番，决定第二天向成都军区干部部门说说，请他们想个办法。
第二天，我就找到了成都军区有关同志。当天晚上，雷干事就来了，他说：“情况已经反映给张国华政委的秘书，张政委指示说，晚上叫管理科派人把车子开到军区管理局保护起来。”不一会，就把车子开走了。
两天后，有几个人跑到我家，气势汹汹地问我：“彭德怀的汽车开到什么地方去了？”
我回答：“已经到了成都军区管理局，这是张国华政委的指示。”
他们听了，骂骂咧咧地说：“他妈的，当兵的还是保彭德怀。”
随着全国形势不断恶化，西南局也越来越混乱。成都大街上，每天晚上都能听到枪声，到处喊着：“打倒西南局！火烧省市委！”在这种情况下，彭总的房子更没有人管了。我经常看见有人围着他的房子转。有的说：“咱们的组织干脆住在这里办公。”有的说：“这屋子是省筹备委员会和成都军区的支左办公室封起来的，不能乱进。”可是过了几天，彭总住屋的门窗又被打开了。我和綦魁英、赵凤池进了屋，把剩下的东西整理了一下，然后，把门锁上了。
后来，彭总的房子又被砸开了。我只好把剩下不多的东西搬到了我家，放在一个小屋里。这件事不知怎么被人发现了，他们跑到我家来，把彭总的东西都给扔了出去。他们还骂我：“他妈的，你胆子真不小，还敢保存彭德怀的东西。”他们走了，我和爱人把东西捡回来，又放在另外一间房子里。
一九六九年，我爱人住院时认识了一个孤儿，名叫王玉凤。她出院后，住在我家里。她哪里也不去，每天在家里看着彭总的东西。
后来，通知我到内江军分区资阳县工作。临行前，我说：“我这里还有彭德怀的东西，怎么处理？”过了一段时间，成都军区请示了军委办事组，军委办事组通知我和成都军区后勤部的同志，将东西清理一下，放在后勤部保管。不久，我们办理了移交手续，开了清单，双方签了字、盖了章。
从一九六七年初到一九七〇年初，在这三年时间里，我除了两次去北京外，其他时间就待在家里照看着彭总的东西。那期间，我几乎天天都到彭总的住处去转一转、看一看。我清楚地知道，彭总正在北京受隔离审查，可我总是以为他还坐在屋子里办公。有时夜里醒来，我还向彭总的屋里望一望。从感情上来说，我觉得我仍然还在彭总的身边。可严峻的现实是那样冷酷无情，彭总在北京身遭摧残，而他的住所又是那样凄凉，当想到和看到这一切，我默默地流下了辛酸的眼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