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乾、嘉时期，清朝政府的统治逐渐稳固下来，反清排满思想亦渐趋消歇。从康熙中后期开始的政治高压和文化钳制渐渐抬头，文字狱开始大行其道。严酷的文化政策和高压政治，使士人们不得已转向考据等远离现实生活的学术途径。
随着清代诗学的发展，人们对宋诗学的认识逐渐深刻，不再总是以附庸的眼光来审视宋诗。学术思想上的兼容并蓄使诗学领域的论争不再势成水火，对唐宋诗之争能够平心而论，无论是宗唐者还是宗宋者，都能够较客观地不出极端之言，而多折中之论。如叶燮就提出，唐宋诗并无本质上的区别，二者均是诗歌自身发展演变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他说：
譬诸地之生木然：《三百篇》则其根，则其萌芽由蘖；建安诗则生长至于拱把；六朝诗则有枝叶；唐诗则枝叶垂荫，宋诗则能开花，而木之能事方毕。自宋以后之诗，不过花开而谢，花谢而复开。
叶燮用形象的比喻，说明诗歌的起源与发展就如同植物一样，从诗经开始，经建安、六朝、唐诗、宋诗的发展，完成了植物生根、发芽、成长、开花的全过程，无论是唐诗还是宋诗，都只是这个过程的组成部分。前一过程是后一过程的基础，后一过程是前一过程的发展。由此可见，“宋诗则能开花，而木之能事方毕”，有一定程度的推重宋诗之意。像王士禛这样宗奉唐诗的神韵派首领，虽然在理论上承严羽的《沧浪诗话》而来，早年曾经对宋诗大肆进行口诛笔伐。但随着诗学功力与年而进，对宋诗的认识逐渐加深，晚年对于强分唐宋也进行了反思，不赞成论诗存有或唐或宋的门户之见：
近人言诗辄好立门户，某者为唐，某者为宋，李杜、苏黄，强分畛域，如蛮、触氏之斗于蜗角而不自知其陋也。
这个阶段在诗坛占据主导地位的是沈德潜的“格调”论。沈德潜论诗主张以汉魏为宗、盛唐为本。他概括唐宋诗的特点分别是：“唐诗蕴藉，宋诗发露，蕴藉则韵流言出，发露则意尽言中”。“蕴藉”与“发露”本来只是作品表现出来的不同风格，但“发露则意尽言中”与中国古典诗歌讲究的“言有尽而意无穷”便格格不入了。沈德潜以此来表明自己的诗歌观念，反对诗歌持发扬蹈厉之论，而要求含蓄中正的“温柔敦厚”之言。但他也不愿意以反对宋诗者自居，因为自己宗奉唐诗的态度，他还专门补充说明自己只是过去论诗倾向于唐，但并不曾“贬斥”宋诗：
唐诗蕴蓄，宋诗发露。蕴蓄则韵流言外，发露则意尽言中。愚未尝贬斥宋诗，而趋向旧在唐诗。
当时能与“格调”论对立的诗学主张是袁枚的“性灵”说。在“诗分唐宋，至今人犹恪守”的情况下，袁枚论诗以“性情”为本，诗不论“古”“今”，但以“工”“拙”相较，以个人性情“抒写性灵”。这种不以“古”“今”论诗的主张为突破唐宋诗界、打破人为的诗学束缚奠定了基础。与袁枚合称“乾隆三大家”的赵翼和蒋士铨与其同声相应。蒋士铨认为诗虽分唐宋，且唐宋诗开创的范式后世难以超越，但唐宋诗自身各极其诣，不必强分高下：“元明不能变，非仅气力衰。能事有止境，极诣难角奇”。赵翼以历史的眼光看待诗歌的发展，提出“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的诗歌进化观，也表现出了不以时代论诗之优劣的特点。
清中期的宋诗学渐渐呈现出向上发展之势。以厉鹗为首的浙派、以钱载为首的秀水派和以翁方纲为首的肌理派三支宗奉宋诗的诗歌流派先后登上诗坛，并在一定范围内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厉鹗论诗反对开宗立派，反对建立诗学壁垒，他认为“诗不可以无体而不当有派”，“不可以无体”即要求诗歌有自身特色；“不应有派”即反对诗歌分门别户各持一己之见。但他却事与愿违地成为浙派的领军人物，其诗名显于清初六家（施闰章、宋琬、朱彝尊、王士祯、查慎行、赵执信）与乾隆三大家（袁枚、赵翼、蒋士铨）之间，正是沈德潜的“格调”说大行其道之际。厉鹗曾经与沈德潜共事过一段时间，但二人诗学观点却不能相互影响，因此“同在浙江志馆而诗派不合”，归根结底就在于诗学上宗唐与宗宋的不相容。厉鹗诗作规法宋人，且好用宋典，主张化学问入诗卷。他说：“故有读书而不能诗，未有能诗而不读书”，因为“书，诗材也”。他认为只有充分利用诗材，创作时才能“诗材富而意以为匠，神以为斤，则大篇短章，均擅其胜”。厉鹗耗费二十多年时间，广搜宋人文集，求之诗话，说部、山经、地志，辑成《宋诗纪事》一百卷，辑录宋代诗人三千余家，宋代有影响的诗人几乎尽为网罗其中，人们可以通过《宋诗纪事》而略观宋诗全貌。《宋诗纪事》也因此而被四库馆臣许为“考有宋一代之诗话者，终以是书为渊海”。厉鹗在《宋诗纪事·自序》中表明自己对宋诗的态度：“宋承五季衰敝后，大兴文教。其诗与唐在合离间，而诗人之盛，视唐且过之”。尽管他谨慎地声称宋诗“与唐在合离间”，然而还是肯定了宋诗对唐诗的超越，他所说的“诗人之盛，视唐且过之”也就意味着将宋诗与唐诗放在同一层面上进行对比，在认可宋诗与唐诗具有同等价值的前提下，宋诗人才可能“视唐且过之”。其他诸如杭世骏、金农、吴颖芳、汪沆等浙派诗人与厉鹗观点接近。
钱载于乾隆十七年（1752）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乾隆二十二年（1857）为会试同考官，后屡主诸省乡试，仕至礼部左侍郎。其论诗以韩愈和黄庭坚为宗，主张以学问为诗，与翁方纲的肌理派遥相呼应。其题咏器物、书画的诗作常考镜源流、叙其表征，以见其腹笥之富。翁方纲与钱载为同年，也是清代著名的学者、诗人，官至内阁学士。先后典江西、湖北、顺天乡试，曾督广东、江西、山东学政，一时名士、才子多出其门，遂主盟诗坛，影响甚广。从清初以来，在唐宋诗之争中始终居于在野地位的宋诗，自钱载、翁方纲二人开始，才有了些微的当朝之象。翁方纲精于经史、金石、考据之学，诗学造诣亦深。论诗主张：“为学必以考证为准，为诗必以肌理为准”，坚持认为，只有“博精经史考订”，才能实现“而后其诗大醇”的境界。同时，他也认识到了性情与学问应该合而一之，并指出诗歌应当是性情与学问的共同体现：“夫诗，合性情、卷轴而一之者也”。翁方纲在承认唐宋诗各擅其美的基础上肯定宋诗的成就：
唐诗妙境在虚处，宋诗妙境在实处。宋人之学全在研理日精，观书日富，因而论诗日密。
而且翁方纲还特意说明宋诗与唐诗的不同之处在于“宋人精诣，全在刻抉入里，而皆从各自读书学古中来，所以不蹈袭宋也”。宋诗自翁氏倡导以来，在诗学领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此时与翁方纲论争，主张折中唐宋诗者则是以姚鼐为首的桐城诗派。姚鼐以桐城古文家的眼光提出学诗的途径应该是“昌黎诗读之，然后上溯子美，下及子瞻”，主张以韩愈为中心，上溯杜甫，下及苏轼，要求诗歌兼学唐宋。在《答翁学士书》一文中，他着眼于诗歌发展史上大家、名家的成就，把“意与气足主乎辞”作为贯穿诗歌发展的主线和评判标准，认为诗歌在发展历程中成为后人效仿对象的“最工者数十人”虽然“体制固不同”，但表现出“意与气足主乎辞”的共性来，所以不应该有“厚此薄彼”的诗学观念：
自汉魏晋宋、齐梁陈隋、唐赵宋元明及今日，能为诗者，殆数千人，而最工者数十人；此数十人，其体制固不同，所同者，意与气足主乎辞而已。
姚鼐之外桐城诸人益明其宗宋主张。正如钱钟书先生所言：“惜抱以后，桐城古文家能为诗者，莫不欲口喝西江。姚石甫、方植之、梅伯言、毛岳生以至今日之吴挚父、姚叔节皆然。且专法山谷之硬，不屑后山之幽。”
乾嘉时期汉学家的学术方法对宋诗学的发展也有着间接之力。钱大昕虽曾公然于《李南涧诗集序》中表示自己不喜欢作诗，也不喜为人序诗：“予不喜作诗，尤不喜序人之诗。以为诗者，志也，非意所欲言而强而为之，妄也；不知其人志趣所在，而强为之辞，赘也。”但他还是能够认识到诗歌的本质，“非意所欲言而强为之，妄也”强调了诗歌要表达真实的情感。另外他还提出诗歌应该包容有唐诗的情韵和宋诗学识，肯定了学问在诗歌中所具有的积极意义：
余谓诗亦有四长，曰才曰学曰识曰情。挥洒自如，诗之才也。含经咀史，无一字无来历，诗之学也。转益多师，滌淫哇而远俗，诗之识也。境往神留，语近意深，诗之情也。
乾嘉时期学者们深厚的学术根底使他们与宋诗以“以学问为诗”有了沟通的可能。乾隆二十二年（1757）将试帖诗纳入科举考试，虽然只是科举的组成部分之一，没有唐代以诗赋取士那种决定性的作用，但也对诗歌的普及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使诗歌成为士人必修之业。在这种诗学与学术共进的文化氛围中，宋诗特征比较容易得到认同，从而为清代宋诗学的繁荣奠定了良好的诗学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