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初期，宗宋诗人以明遗民及其弟子为主，在历经天崩地裂的社会动荡之后，遗民们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同时，对于诗歌风尚亦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明代亡国的惨痛教训与文人的空疏不学被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明代文人们所宗奉的唐诗也成了祸因之一。作为唐诗对立面的宋诗，也因其主性情、重学问的风格受到了格外关注。因此钱谦益、黄宗羲、吕留良、吴之振等由明入清的诗人们对明代主盟诗坛的前后七子等诗歌流派一一进行了清算，借鉴公安派的部分理论，对宋诗的价值进行了全面的重估。
由于明末清初这样一个“拨乱反正”的特殊时期，人们需要从此前各种极端鄙视宋诗的观点中寻找突破口，而长期处于传统诗学熏陶下的他们，实际上也很难突破传统的审美视阈，真正重新建立起一套诗歌评价的客观标准。如果抛开宋诗的政治教化意义，宋诗本身具备的独立审美价值也不可能获得认可和赞同。所以，在这种情形下，他们只能通过搭建引桥的方式，将宋诗与唐诗沟通起来，从而以强调宋诗对唐诗的继承和宋诗与唐诗的共性来达到肯定宋诗的目的，例如：
宋人之诗变化于唐，而出其所自得，皮毛落尽，精神独存，不知者或以为“腐”。后人无知，倦于讲求，喜其说之省事而地位高也，则群奉“腐”之一字以废全宋之诗，故今之黜宋者，皆未见宋诗者也。
少陵体则黄双井专尚之，流而为豫章诗派，乃宋诗之渊薮，号为独盛。
今之谈风雅者，率分唐宋而二之。不知唐之杜韩，海内俎豆之矣。宋梅、欧、王、苏、黄、陆诸家，亦无不登少陵之堂，入昌黎之室，惟其生于宋也。
无论是“宋人之诗变化于唐”，还是“专尚”“少陵体”的黄庭坚，以及“登少陵之堂，入昌黎之室”的宋诗大家，归根结底，都是在强调其与唐诗之间的衍生关系，说明宋诗与唐诗乃一脉相承的关系。特别是“皮毛落尽，精神独存”一句，几可以认为宋诗对唐诗简直有“取其精华，弃其糟粕”般的选择。而那时唐宋诗间的不平等更是人们在说宋诗好话的同时要斟酌再三，即便像黄宗羲这样大力提倡宋诗的人，一旦有人说他宗奉宋诗时，他似乎也唯恐冒天下之大不韪一般，急忙为自己的宋诗观做辩护说：
夫宋诗之佳，亦谓其能唐耳，非谓舍唐之外，能自为宋也。于是缙绅先生间谓余主张宋诗。噫！亦冤矣！
黄宗羲仰天喊冤，似乎完全推翻了自己对宋诗的推尊，照他的说法，宋诗之所以好的原因，就在于它有像唐诗的地方，而且这种相像之处更多地来自于“继承”，而不是创新，所以宋诗并没有独立的审美价值，并没有舍弃唐诗而自立宋诗。钱钟书先生以为黄宗羲的辩解不是由衷之言：“盖梨洲实好宋诗，而中心有激，人言可畏，厥词遂枝。”看黄宗羲所论所作，可知钱先生实为知言。
无论怎样，在元、明数百年的唐诗学大潮下，要在清代初年一下子就能完全彻底地接受宋诗风格是不现实的，人们对宋诗的认识总得要有一个逐步提高的过程。
这段时期特别值得一提的诗人兼理论家朱彝尊。朱氏论诗主唐，开沈德潜论诗歌主张温柔敦厚的道路，认为“唐人之作，中正而和平，其变者率能成方”。并严厉地指斥了宋诗的“粗鄙”和“粗厉噍杀”，“吾观赵宋来，诸家匪一体。……纷纷流派别，往往近粗鄙”；“迨宋而粗厉噍杀之音起，好滥者其志淫，燕女者其志溺，趋数者其志烦，……斯未可以道古也”。隐然以郑卫之音批判宋诗的不合正声。甚至明确反对师法宋人：“上舍务以六代三唐为师，勿堕宋人流派。”然而，他却在诗歌与学问的关系问题上步了宋人后尘，朱彝尊对严羽批判宋人的“以学问为诗”持不同意见，他反驳严羽的观点说：“今之诗家，空疏浅薄，皆由严仪卿‘诗有别才非关学’一语启之，天下岂有舍学言诗之理！”其论诗亦以取材博者为尚：“诗篇虽小技，其源本经史。必也万卷储，始足供驱使。”此论开启浙派重学之风，从而有以朱氏为浙派创始人之误。
康熙年间，纳兰性德在回顾清代以来诗学的发展时指出，宋诗在清初迅速发展，并有愈演愈烈之势：
十年前之诗人，皆唐之诗人也，必嗤点夫宋；近年来之诗人，皆宋之诗人也，必嗤点夫唐。万户同声，千车一辙。
吴之振、吕留良等人在《宋诗钞》完成后，为推广宋诗做了很大努力。事实上，遗民诗人与清政府形成了一种对立的诗学姿态，朝野之分决定了宗宋者难以领导时风。作为宋诗反对者的声音，纳兰性德的话不免会有言过其实的地方，将对方的势力进行夸大，以便更好地树立自身理论的价值。实则在当时，康熙帝亦主张唐诗，以为“诗至唐而众体悉备，亦诸法备该。故称诗者必视唐人为标准，如射之就縠率，治器之就规矩焉”。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封建社会士人心目中，皇帝的诗学倾向可以称得上是方向性的政策导向，在这种情形下，“宋诗热”一时之间恐怕难以成为现实。
清初的宋诗学在经历了元明二朝“扬唐抑宋”的极端打压后，能够重新大张宋诗之目，明确提出反对独尊唐诗，反对以声调格律来束缚性情，反对无病呻吟的空疏浅薄，要求诗歌以性情为主，提倡宋诗，并且建立起了宋诗学的基调，强调诗歌要表现学问，发“学人之诗”与“诗人之诗”的先声；倡导诗人气节，标榜以人品为基础的诗格等。同时还在宋诗文献的收集整理方面下了很大的工夫，继《宋诗钞》成书后，陆续又有吴绮的《宋金元诗永》，陈焯的《宋元诗会》，周之麟、柴升的《宋四名家诗》，顾贞观的《宋诗删》，徐乾学的《传是楼宋人小集》等陆续面世，为宋诗学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是，清初对宋诗美学的接受还未能直指核心，他们始终在强调宋诗变唐而不离唐，在推重宋诗的同时却又不能真正认识到宋诗独立的美学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