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禄山跟在比自己小十几岁的杨玉环屁股后天天喊妈，等一向明察秋毫的唐玄宗从床上起来时，胡军已经攻进了长安城。赵匡胤是周世宗最信任的人，让他掌管中央禁军，结果他在陈桥驿黄袍加身。史实说明，在一把手的身边，往往睡着一只老虎，他暗中发展成小集团，一有机会便会对主子下手，欲取而代之。对于公司内出现的小集团，管理者应该坚决打掉，毫不手软，否则走向坟墓的必是自己。鲁迅曾经指出：中国人没有“个人的自大”，只有“合群的自大”。这“合群的自大”指的就是拉帮结派，党同伐异。中国人有拉靠山、找后台的倾向，如果这种“拉大旗做虎皮”的倾向，还只是为了稳住自己，顶多表现出自己没有“个性”，尚不至于损害他人。如果下属一旦联群结党，排斥自己，试图通过小圈子来发展个人私利，这就会出现损人利己的行为，有损于组织的发展，不利于客观公允地选拔人才，不利于私营公司的发展，更不利于对其他下属的管理。
搞小圈子，结党营私，党同伐异往往形成这样的现象：一群人为了使自己的小集团更壮大，就只选用自己的亲信，只选择“靠得住”的人，而排除“外人”。对于有德有能，而又不属于自己的同党的人一律弃之不用，甚至百般压制。小圈子用人的标准不是凭个人的才干，更不会通过“公平竞争”，而是看对方是否是“自己人”，是否能认同小圈子中的信念，是否维护小圈子的利益。小圈子一词中的“小”不是指其能量小，人数少，而是针对它只为少数人谋私利，在组织上排斥大部分人，只注重自己群体的利益，不管全局的利益而言的。有时候，“小”圈子实际上人数众多，其成员大多占据要位，活动能量很大。小圈子之于整个组织，就如肿瘤之于人体，一旦肿瘤恶性膨胀，就有吞噬整个机体的危险，就会形成癌症，威胁人的生命，所以私营公司管理者决不能容忍小圈子的变大。一个人在组织中总会遇到合脾气的同事或是共同利益比较大的同事，这样他们会很自然地形成圈子。一个下属犯错误，可能会受到批评，但是一旦形成小圈子，批评的力度就会小很多，这也是人情网、关系网长盛不衰的原因所在。实际上，小圈子也是一种关系网。
下属拉帮结派，目的无外乎是两个：一是形成自己的派系打击其他的同事，积累更大的力量为自己谋利益；其二是经营自己的势力，培植自己的死党对抗领导，伺机取而代之。不论哪一种都会危害整个公司的团结，会威胁私营公司管理者的切身利益。经营自己的小圈子，党同伐异，对于私营公司管理者的权威是一种公然的挑衅，对于公司的团结是一种严重的破坏。小圈子像恶性肿瘤一样有害，私营公司管理绝不能纵容姑息，一定要把它割掉。一旦纵容小圈子的发展，任其势力膨胀而不加干预的话，那它就会变大，或割据一方，搞独立王国，或藐视领导，或公然向最高领导挑战，这种尾大不掉之势一旦形成就很难处理了。这时，即使你发现了小圈子的存在，由于他们气候已成，处理时也不免投鼠忌器，难以下手。你当初培养和提拔的下属，在一开始当然会对你忠心耿耿，惟命是从，然而随着他的不断成长，翅膀硬了的他说不定也想让自己的翼下多一些追随者，于是便想方设法搞个人势力，形成自己的小圈子。如此一来，如果不找到对方薄弱处及早剪除，势必要影响你的权力。民国时期的袁世凯与其得力干将段祺瑞之间，就曾上演了一幕“大圈子”与“小圈子”的互制争斗。段毕业于北洋武备学堂，又赴德国吃了一年洋面包，早在19世纪90年代就崭露头角，被誉为“军事人才”，被袁揽入军幕，委以重任。
段把袁视为恩师和知己，在新军编练中为之规划、操演，“克尽厥职”。在袁的提拔、重用下，他很快就晋升为镇统制（师长），并担任多所军事学堂的监督，声誉隆隆日上。到辛亥革命前，他任江北提督，加侍郎（副部长）衔。武昌起义爆发不久，他被重新出山总摄清政府军政大权的袁世凯调赴湖北镇压革命，又相继以武力胁迫南京临时政府和清廷向袁交出权力，帮助袁抢夺了中央大权。在袁世凯当国的四年间，段祺瑞连任八届内阁陆军总长，两任代理内阁总理，一任内阁总理。他忠实追随于袁世凯左右，助袁为虐，成为袁推行独裁统治的主要帮手。段祺瑞为袁立下了汗马功劳，他自己也在这一系列军政活动中乘机培植亲信，扩大权势，野心也随之日渐膨胀。他常常自作主张，像官吏的任、黜、升、降等要政，他也往往擅自裁决。他利用长期把持陆军部之便，呼朋引类，将亲信、门生，如徐树铮、吴光新、傅良佐、靳云鹏、曲同丰、陈文运、马良、张敬尧、陈寸藩等辈，先后加以提拔、重用，安插于要津。一个以段为首领的派系，已经呼之欲出。问鼎之心已难于掩饰了，他的目光逐渐盯着袁世凯身后的总统宝座。
袁世凯一生惯弄权术，阴毒专横，绝不容许部属结党擅权。段祺瑞的所作所为及其野心，正犯了袁的大忌。袁为了使其子孙世袭国柄，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一步步夺回落入段手的军事大权。袁世凯先以“统筹军事”为名，成立“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把一切大权收归自己，使段祺瑞的军权大为削弱。接着，袁编练“模范团”，身为陆军总长的段祺瑞，不仅不能参与这样重大的军事措施，而且到后来连陆军部购买军火等权力，也被削去大半。同时，袁氏父子又以批送“特别费”的形式，用巨款把陆军部办事的主要人物收买过去，使段祺瑞形同“光杆”总长。1915年5月，袁世凯在“为国家爱惜人才，未便听其过劳，致增病势”的堂皇词句下，令颁人参四两和药费5000元，准段祺瑞赴西山“调养”。随后袁下令免去段的职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