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学者们针对此次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并对当今世界产生深刻影响的国际金融危机，展开了多角度、深层次的剖析与反思。学者们围绕金融危机的生成机制与危机特征、金融危机产生的技术与制度成因、金融危机的传导扩散与影响、金融危机与国际经济金融秩序、金融危机发展趋势与后危机时代的挑战和机遇等方面进行了重点讨论。
学者们主要从美国的房地产泡沫、金融市场创新软约束与过度创新、金融监管不力、国际货币体系等角度探讨本次危机的原因。
（一）危机产生的金融成因
1.金融监管体系不健全
美国金融监管制度的不健全和监管部门的监管缺失，在此次金融危机中凸显出来，并受到了极大的批判。郑联盛等认为，美国次贷问题逐步深化为全球性的金融危机，这不仅和房地产市场贷款标准放松、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过度的金融创新等息息相关，美国金融危机中的分业监管与混业经营的错配等还和美国金融监管体系缺乏统一监管者、相对落后低效和部分职能缺失相联系。美国金融监管体系和美国金融体系、市场经营模式和其他制度因素之间存在的不匹配甚至背离，从而导致金融危机越演越烈。金融监管体系的问题成为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和升级的重要推手。
廖国民等认为，美国次贷危机的发生，首先是金融监管缺位背景下金融创新在房地产领域无节制扩张导致的。其诱因主要在于：自由化的金融监管理念、分散化的金融监管体系、过度化的金融衍生产品创新、一体化的全球金融体系、逐利化的薪酬制度设计、全球化的分支机构体系。
宋永明通过研究监管资本套利发现，银行通过资产证券化等金融创新，绕过资本监管“粉饰”起资本金实力的行为，其动机来源于银行节约资本税——经济资本与监管资本之差的内在要求。银行从事监管资本套利的基本模式包括“摘樱桃”829、资产证券化的直接增信和间接增信。但在实践中，银行将其进行“组装”和“改造”，通过对证券化产品的持有和对SPVs的流动性支持，保留了基础资产的绝大部分风险。
王素玲认为，美国银行家认为“按市值计价”会计原则在市场高涨或发生危机时，严重高估或低估资产价值，容易造成财务结果失真是导致当前金融危机的原因之一。
马勇等使用ML-Binary Probit方法，以全球范围内具有代表性的66个国家或地区1980-1999年的截面数据为基础进行实证检验，对影响系统性银行危机、货币危机债务危机并存的双重金融危机和银行挤兑危机发生概率的因素进行回归发现，信贷周期、资产价格周期和金融监管周期的同周期性，是金融危机背后共同存在的基本机制。在这种机制下，信息的处理和传递将出现明显的扭曲，金融风险不仅获得了自我累积和放大的实现方式，而且整个金融体系的风险分布也将出现系统性失衡。信贷扩张对系统性银行危机、货币危机债务危机并存的双重金融危机、银行挤兑危机均具有一致而稳定的解释力，信贷扩张程度的加大显著增加了各种危机的发生概率。在同周期机制的影响下，传统的立足于单个金融机构和基于规则的监管模式将不可避免地出现明显的错配和管制误区，危机前过松的监管和危机后过紧的监管，不仅无助于降低危机的发生概率，反而可能导致危机的恶化，导致其在危机的防范与遏制方面难以有效发挥作用。未来的稳定框架应该以克服同周期性为指向，从当前基于单个金融机构的一般资本监管转向对整个金融体系的总体信用水平的监管，并进行相应的反周期操作。
张桥云等通过对美国住房金融体制的运行机制——住房抵押贷款一级市场、二级市场之间的关系及其风险流动机制的分析，来探寻引起危机的真正根源。研究发现住房金融市场存在两种机制，一是风险转移与回流、扩散与放大机制；二是证券化使得抵押贷款规模自我膨胀机制。他们认为不能因为发生次级贷款危机而否认美国住房金融制度的成功经验，如对中低收入等特定群体购房的担保机制、多样化的贷款产品、发达的二级市场等。导致次级贷款危机的根源不在于住房金融制度本身，过度发放次级抵押贷款和监管失控才是引发危机的关键，加息只是一个诱因。
2.金融衍生工具过度延伸
自20世纪90年代始，历次金融危机中，作为资本流动重要媒介或催化剂的衍生工具扮演着特殊的角色。
姜凌等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金融危机的不同特性对比分析入手，对衍生工具在金融危机中作用的二重性进行了研究。指出衍生工具除了具有引导资金从发达资本市场向发展中经济流动过程中的建构性作用，同时在诱导金融危机的发生和加剧方面还具有助动性作用。从衍生工具的产生和发展，降低了经济运作的透明度、削弱了金融管理当局的监管、威胁到固定汇率体系的稳定性、提高了系统风险和感染风险、进而加速并深化危机等不同角度，对衍生工具在金融危机中的负面作用作了较为具体的论证。
白钦先等从“金融阈值”的角度探讨了此次金融危机的本源。此次美国金融危机是过度衍生和过度虚拟的金融资源危机，是全球经济金融发展的最大的不可持续，再次尖锐地拷问虚拟经济与金融的本质及二者有无边界。仅用增长规模和财富聚敛作为衡量成功的唯一尺度，正破坏着宝贵的金融资源。通过生态阈值与模型的警示，金融发展和扩张有其不可逾越的金融阈值。面对人类贪婪而自负的挑战，次贷危机的爆发证实了金融临界点的客观存在性。沙堆实验、混沌论提供了理性认识金融阈值的科学方法，而确立正确的价值观是更为现实的道德标准。
3.金融机构行为
黄纯纯等不同意金融衍生工具是此次危机罪魁祸首的看法，认为次级贷款之类的衍生工具和通常的金融衍生工具有很大的不同，作为风险管理工具的衍生工具是不会带来金融市场危机的。此次危机的根源在于，当金融市场本身存在不完全性时，与次级贷款相关的衍生工具被金融机构作为一种寻租工具，以此来获取超额利润。金融机构的寻租引发了相关金融衍生工具市场的危机，金融机构和投资者的有限理性加剧了这一危机，并导致危机的蔓延。
白钦先等认为，从表面上看是美国房地产泡沫的破灭引发了次贷危机的爆发，但从本质上分析，次级抵押贷款证券化、衍生化和虚拟化过程中各参与主体的道德风险行为才是引发危机的真正根源。正是不断虚拟化所引发的市场信息不对称的加剧为各环节的金融中介提供了道德风险行为的空间；而金融中介道德风险行为的加剧和叠加则增加了金融市场的脆弱性，提高了金融市场的系统风险，最终导致危机的全面爆发。
张新民等从产权与“道德风险”的视角解释国际金融危机的成因，运用“公地悲剧”理论剖析金融资源产权管理缺位的“牧场效应”，金融危机背后蕴含的因多个市场主体个体理性选择叠加，企业经理人逆向选择诱发的“道德风险”，从而导致整个市场资源配置效率缺失和集体非理性。而破解市场失灵问题和防范经理人道德风险的对策，在于用企业边界治理治愈市场失灵，规避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公地悲剧”，用资产负债表界定企业战略边界和利益相关者治理边界。同时，防范企业管理层“道德风险”，确保企业遵守全体股东确立的长远发展战略承诺，以制约企业因短期财务目标而向其他市场参与主体转嫁风险的短期逐利行为，规避个体理性选择导致市场资源非理性配置的“公地困境”。
4.国际货币体系失衡
国际货币体系的典型特征是：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处于主导地位，美国金融体系具有优势，两者相互促进。
李稻葵等提出一个金融危机的内外因理论，认为发达国家经济的变化通过某些新兴市场国家的内部因素，引发了以资本流入的大规模逆转为重要特征的金融危机。在新兴市场国家金融危机最频繁的时期（1994～2000年），美国的M2/GDP也恰恰处于历史的最低水平。当美国国内流动性紧缩时，大量国际资本回流美国市场，由此引发新兴市场国家资本流入的逆转。如果一国的宏观经济基本面本身存在一定的问题，那么资本流入发生逆转的概率将会显著提高。利用跨国数据对这一理论检验发现，在准美元本位的国际货币制度安排下，美国国内的流动性松紧是引起发展中国家资本流入逆转的一个重要外部因素。当前发端于美国的金融危机也印证了这一理论：由于危机发生时美国国内信贷持续紧缩，M2/GDP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降，部分新兴市场国家也随即发生了国际收支的危机。随着美联储大幅扩张M2，新兴市场国家的金融风险也得到了缓解。
吴念鲁等认为，美国长期的贸易逆差和亚洲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石油输出国家以及某些欧洲国家的长期顺差通过美元的流动来平衡，美国长期用印刷货币取得铸币税以及发行债券和衍生产品来平衡全球实体经济中的非均衡。因此，国际货币体系的缺陷成为这次危机发生的前提条件。结构性产品的复杂、评级机构的缺陷、金融机构治理结构与风险控制、投资银行经营边界的模糊化、会计财务规则及风险定价的瑕疵等构成金融危机爆发的微观及技术层面原因。造成金融危机的宏观方面及制度性因素有：一是流动性过剩与不足的失衡，美国用信用美元换取大量国外的廉价商品和劳务供美国消费，美国向全球输出流动性，又用美元金融资产换回美元。因此，国际货币体系的缺陷，流动性失衡是这场危机根源所在；二是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的失衡；三是自由放任与政府干预的失衡；四是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失衡，虚拟经济严重脱离实体经济；五是全球金融资产配置与价格的失衡；六是储蓄与消费的失衡。
黄范章认为，这次世界金融危机，就国际货币体系讲，其最深层的根源在于一个不受约束的美元居于国际货币核心地位的国际货币体系。就政策和监管层面讲，其原因不仅在于美国虚拟经济过度发达，更重要的还在疏于金融监管。而所谓政策失误说绝非偶然，而是崇尚货币主义、供给学派所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推崇的市场机制“万能”说，主张政府干预越少越好。以这种经济理论为指导的“放任”政策，激励金融机构和各阶层投资者盲目追求虚拟经济的繁荣，而忘掉“道德风险”。金融危机正是由于美国自身的经济结构、金融体系及政策等方面深层的原因所酿成的。在经济金融全球化的条件下，惟一选择是实现宏观经济政策的国际合作，问题在于改革现存国际货币体系。
张怀清等分析发现，当前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导致了全球流动性过剩，发达经济体的长期市场利率降低，这是金融危机必然发生在发达经济体的外部因素；美联储不当的货币政策及滞后于金融创新的金融监管引致了美国房地产市场的巨大风险，结果金融危机在美国最先爆发。金融危机的爆发是国际和国内、政府和市场主体多个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金融机构道德风险及金融市场的不完善和金融监管不到位是每次金融危机不可缺少的因素，国际货币金融的架构及美国不当的宏观经济政策是导致这次金融危机爆发的突出因素。
陈东琪认为，美国金融业泡沫化发展诱发的这场全球危机，表明美元独霸世界货币金融组织体系的反危机效应出现衰减，已不能适应全球经济和金融多元化发展的趋势以及由此引起的多元利益诉求。因为美国长期过度投资、过度消费和不断吹大虚拟经济泡沫迫使财政、货币当局创造出几乎是无限的赤字和货币供应时，“美元控制器”是不可能有效自转的。危机的内生性原因是美国的过度开支，以及由过度投资和消费开支形成的巨额债务和虚拟经济泡沫。金融全球化既带来金融利益分配的全球化，也带来金融风险扩散的全球化。
（二）危机产生的实体经济成因
一些学者将此次金融危机产生原因的分析视角拓展到了实体经济领域。
1.实体经济出现问题
雷达等通过考察美国实体经济层面消费需求的结构演化特征，对本次危机的特殊性和性质加以判断。20世纪90年代以后，美国居民消费由需求不足转向需求过度，财富驱动下的居民虚拟消费需求迅速上升，美国居民消费模式逐渐由“收入驱动”转为“财富驱动”，而新经济时期美国高度发达的金融产业以及信息通信技术产业的高收益为美国居民虚拟需求的维持创造了条件。新经济后，相比纳斯达克股市财富，房产市场财富对居民虚拟需求的支持相对不足，虚拟消费需求的纠偏调整开始，金融危机随之爆发。因此，美国金融危机的深层原因在于虚拟消费需求的过度积累，从性质上看是居民虚拟需求纠偏调整在金融领域的现实表现。
陈享光等认为，货币资本和虚拟资本的过度积累，使得货币资本与现实资本、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矛盾不断累积，过度积累的货币资本和虚拟资本不仅造成美国经济的内部失衡和经济泡沫化，而且造成外部失衡，促成世界范围的资本扩张和收缩运动，最终引发国际金融危机。说明金融危机根源于金融资本的过度扩张和过度累积。货币资本的过度积累成为生产和消费超出其自身界限的最有力手段，也是引起这次金融危机的直接原因。
洪银兴运用熊彼特的经济周期理论和创新理论，研究本次金融危机的产生以及产业创新对进入新的增长周期的推动作用。本次经济危机的长波特征是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科技革命，信息技术带动了经济高速增长的新经济，信息产业能量释放完毕的标志是上世纪末纳斯达克市场上高科技泡沫的破裂，经济衰退不可避免。因此，本次金融危机表面上产生于虚拟经济，更深层次的原因还是实体经济的衰退。为阻止衰退，保持经济繁荣，创造虚拟资本为主要内容的金融创新，特别是美国发行次级债以刺激房地产市场需求等等措施，是以虚拟经济的繁荣掩盖了市场有支付能力需求相对缩小与生产扩张之间的矛盾，延缓了实体经济的经济衰退而已。
于泽对1948-2008年美国IT投资和私人固定资本投资年度增长率与利润率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发现，资本深化过程导致了利润率下降，利润率前景促进了IT投资，并拉动了总投资，但这又导致了利润率下降。此次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是美国IT革命后技术创新难以为继，资本深化速度超过技术进步导致的结果。
汪利娜对美国实体经济结构进行历史性剖析发现，石油危机、经济全球化、跨国投资推进美国低技术、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转移到国外，但物质产品生产产业的萎缩也有一定的负面效应，即工业部门的“空洞化”，使得生产生活所需的物质产品过多地依赖于外部的供给。美国对外贸易经常项目的赤字，并非别国的贸易保护、出口补贴或美国的生产率下降等因素，而是源于美国国内储蓄的不足，无法满足国内投资的需要。储蓄投资缺口只能依靠国际资本净流入来弥补。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霸主地位，为其动员、利用和占用别国的储蓄提供一种特殊的融资机制，使得美国的赤字经济在一定条件下得以延续。然而，扭曲的金融创新通过金融资产的多元化和低利率全球再融资的便利，在推高资产价格的同时，推动美国居民由“收入型储蓄”向“资产型储蓄”转变。“资产型储蓄”一方面使得人们通过负债获取较高资产收益产生的财富效应来扩大投资与消费，另一方面必须依赖于源源不断的资金流入和资产的不断增值。美国“过度负债”诱发金融危机的事实再次验证：一个国家不可能永久地入不敷出。美国金融危机虽发端于次贷，但本质是美国实体经济扭曲的增长方式“低储蓄、过度负债”所致。金融危机暴露国际货币体系美元本位的缺陷。
2.全球经济失衡
于春海利用贸易品—非贸易品分析框架，基于经济的结构性特征分析，美国贸易赤字的根源在于美国国内供给和需求之间的结构性失衡，次贷危机是美国贸易失衡发展和积累到一定程度后的必然结果。在非贸易品供给相对过剩的情况下，为了协调增长和稳定之间的冲突，必须扩大国内总需求，由此必然带来贸易逆差。总需求的提高和贸易逆差的维持，依赖于赤字融资手段的创造。房地产、次贷资产乃至整个金融市场的膨胀应运而生。给定供求的结构性特征，赤字融资的不可持续性决定了次贷危机的必然性。
黄梅波等认为，贸易失衡与金融失衡相互影响，他们共同组成了整个国际货币体系的美元流通循环。首先，美国通过贸易失衡向世界提供了大量美元，这造成货币体系外围国家的外汇储备增加和货币供给的扩张，直接催生了这些国家的经济泡沫，并引致危机发生。其次，通过金融失衡，大量美元最终要回流到美国，因此，美元扩张的最终结果必然要造成美元国内的流动性过剩，这同样会刺激出美国的经济泡沫。当今的国际货币体系仍然属于美元本位制，由于缺少像金本位体系以及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国际收支的自动调节机制。如果当前国际货币体系下国际储备资产的流动不发生根本改变，未来金融危机爆发的风险依然存在。
（三）危机产生的制度成因
对于这场危机发生的原因，一些学者认为究其根本原因仍然没有超出马克思关于经济危机的理论逻辑，深刻地反映了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特征和基本矛盾。
卫兴华等研究发现，当前的金融危机从表面上看似乎不是生产过剩的危机，而是银行信用危机或货币危机，但事实上却与生产过剩危机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即银行家为了帮助资本家解决生产过剩问题，并从中分割超额利润，设计出了能够超现实买卖商品的金融衍生品，使之成为解决过剩的途径，结果造成了本来手中货币不足、支付能力欠缺的老百姓，在银行家设计的金融衍生品的诱导下超前消费，拉长了信用资金链条。而信用资金链条过长，一方面为货币危机和整个社会的经济危机埋下隐患，延缓了危机发生的时间；另一方面，在空间上，使危机效应放大成为可能。虚拟经济的产生，本意是要为实体经济服务，但虚拟经济一旦背离了实体经济，就会成为伤害实体经济的帮凶。当前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呈现出的新特点，只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运行形式上的差别。从危机的根源上说，资本主义用以缓和生产相对过剩的金融创新和暂时促进需求的货币政策，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激化。
吴宣恭运用马克思关于经济危机的理论以及信用制度对危机影响作用的论述，认为美国试图以扩大信贷消费去缓解生产扩大与消费能力相对缩小的矛盾，加速了房地产和金融泡沫的发展。资本积累的结果是，资本主义的生产迅速增大，资产阶级的利润迅速增加，财富分配的两极分化日益严重，社会购买力与产品增长的差额也随之迅速扩大。美国信贷机构一方面借助于低价融资，以高利率贷款给急需却无支付能力的工薪阶层，赚取利润。另一方面，借助于结构高度复杂和信息高度不对称的金融衍生产品，将贷款风险转移。被美国信贷消费模式遮掩着的、生产无限扩大趋势与消费能力相对缩小的矛盾的积累，是爆发这场经济危机根本的、深层次的原因。
简新华等认为，危机的根源仍然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危机实质的新特点是新型的生产过剩，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即资本主义私有制与社会化大生产的矛盾及其派生的两个矛盾，即微观生产的组织计划性与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的矛盾、社会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与劳动者购买力需求不足的矛盾。在现行的国际经济秩序下，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贫富差距不断扩大，世界人民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人民有购买力的需求不足，造成世界性的生产过剩。
王岩认为，引发金融危机的原因是多方面、分层次的。虚拟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是引发金融危机的原因；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所决定的生产相对过剩与劳动者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不足的矛盾，才是这次危机产生的根源；新自由主义引致的市场失灵与监管缺失是金融危机爆发的助推器。科学合理地设计金融创新，对市场经济体系进行包括金融体系、产业结构、收入分配结构必要的调节、监督、管制，是在资本主义制度范围内避免市场经济“不断产生巨大的紊乱”的基本保证，也是在资本主义制度范围内适应生产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所做的生产关系的必要调整，是社会向更高阶段演进的结果。
赵峰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出发，分析当代资本主义体系最重要和最显著的变化，是资本主义国家从“福利资本主义”向“新自由主义”的转型，按照新自由主义建构起来的社会关系充满了种种难以克服的矛盾，这些矛盾涉及至少三个方面，即生产过程中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矛盾（劳资关系）、生产与消费的矛盾（收入分配关系）以及资本家之间竞争性矛盾（作为总资本家的政府与相互独立资本家关系总和的市场之间的关系）。这次经济和金融危机，从表面上看是房地产泡沫破灭的结果，而实际上却是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经济增长逻辑的内在矛盾近20年积累后激烈爆发的结果：（1）新自由主义下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和工人实际工资收入的相对停滞，导致居民收入增长长期停滞，使得资本主义陷入这样的两难境地，即要么是需求不足的危机，要么是在消费信贷的基础上创造出虚假的消费增长，进而陷入更严重的信用危机；（2）新自由主义下市场监管和国家干预的放松或缺位，使得资本之间的竞争和矛盾积累最终造成宏观经济和金融的剧烈动荡；而新自由主义下不合理的、缺乏协调监管的国际经济和金融秩序将这种风险扩展到全球范围；（3）新自由主义下产业资本屈从于金融资本，在剩余价值分配上更有利于金融资本，导致经济金融化，使得经济体系在生产上投资不足，劳动生产率增长放缓，并最终导致整个经济生产的利润总额增长放缓甚至绝对下降，最终形成资本的全面危机。因此，新自由主义推动的资本主义经济基本矛盾的激化是导致这场金融危机最深刻的根源。
周小亮认为，此次金融危机的市场运行与制度成因，可以从直接诱导成因、基本制度成因与社会背景条件等三大层面去剖析。本次危机的成因在于新自由主义主导下的虚拟经济与现实经济、生产与消费之间的脱离和剩余价值规律、市场竞争规律的资本主义运行。其直接诱导成因在于美国经济金融化与信用货币膨胀下的虚拟资本与现实资本的背离。美国等中心资本主义国家一方面通过技术革命与并购重组、规模经营、产业集中等组织创新以刺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另一方面，相对缩减员工工资与社会福利支付，以提高资本的有机构成和资本积累率。社会财富的分配差距的扩大和基尼系数的持续上升，由此影响“有效需求”不足。扭曲的金融创新通过虚拟的“财富效应”，为生产相对过剩的经济创造“虚拟消费”条件，延缓危机的发生，然而并不能从根本上消除由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基本矛盾所决定的经济危机。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的全球化步伐加快，并逐渐形成了“资源国—生产国—消费国”的新的国际分工模式与秩序。在新的国际分工模式下，一方面，整体国际平衡是以各国的极度不平衡发展以及国际信用数量的扩张、期限的延长为基础而造就的；另一方面，消费国的稳定增长，成为国际平稳运行的关键所在。当核心资本主义国家的金融经济风险积聚放大到足以使其乃至全球资本再生产客观需要的各种经济比例关系破裂时，进而引发金融经济危机。
洪银兴认为，现代金融危机直接原因来自于虚拟经济过度背离实体经济，产生于虚拟经济，但其实质还是实体经济的危机。为谋求利润而进行的金融创新和生产消费，从金融创新的动机和生产消费需求的关系来看，金融创新可以从生产和消费两个层面加剧生产无限制扩张和人民群众消费需求相对缩小的矛盾，但在缓和矛盾的同时也在积累矛盾，催生破坏性更大的危机。
张宇等认为，从资本主义国家的微观层面来看，金融业资本总量在金融资本内部赶超产业资本并占据优势地位，企业利润来源越来越以金融业资本为主；从宏观层面看，金融业利润在利润总量中比重上升甚至超过产业资本利润，经济活动以金融资本运动为主，各国间实物和服务贸易居于次要地位，由此，金融资本在微观与宏观层面占据垄断地位。从时间上，金融资本在资本增殖中逐渐占据主导和统治的地位。从空间形态看，金融垄断资本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强大的经济实力和霸权为后盾，在国际范围内大肆扩张，金融资本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和控制更为明显，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进入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阶段。新自由主义政策与金融化、全球化和美元霸权促进了国际金融垄断资本的产生和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矛盾在国际金融垄断资本的发展过程中不断深化和激化，最终导致了当前这场全球资本主义大危机。
张雷声认为，虽然剩余价值的源泉存在于生产领域，但是对于剩余价值的占有却可以有不同的方式。经济的全球化和货币性质的这种变化形成了金融垄断资本获取剩余价值的新机制。当前危机的真正原因在于膨胀起来的虚拟资本找不到足够的剩余价值源泉继续支撑现有的金融方式的资本增值，引发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激化。因此，当前的救助措施本质上看是资本主义政府用劳动人民创造的财政收入来维护金融垄断资本所构造的价值增值体系。而正是这种价值增值和资本积累方式走到了自己的尽头，因此，救助只能解救金融体系的当务之急，并不能彻底解决当前的危机。面对这场危机，资本主义各国通过各种弥补危机损失或反对转嫁危机损失的方式缓解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调适资本主义制度。
张彤玉等认为，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的直接原因是过度的赌博投机与信用制度膨胀相结合而导致的虚拟资本商品过剩，其根源还是资本主义制度内部存在着不可克服的制度性缺陷，因此，危机不可避免地要从金融市场本身的危机转化为全面的生产过剩危机。金融危机有可能导致严重的生产停滞和美元危机，资本主义经济可能会发生由新自由主义模式向利益相关者模式的转变。
丁为民认为，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从美国开始，新自由主义体制扭转了凯恩斯主义体制下资本与劳动的妥协造成的“工资挤压利润”倾向，增加了资本实现积累和增长的动力。一方面，私人经济利润率的明显提高使得资本重新获得更多收益和财富，最富有家庭和最贫困家庭的收入之比发生令人瞩目的变化。另一方面，工人实际工资持续下降，工人实际工资的增长低于生产率提高的水平，形成“工资挤压”和“工资崩溃”趋势，极大加深了资本主义国家的贫富分化，使某些指标甚至回到二战前或20世纪“大萧条”前的水平，从而埋下危机的祸根。世界范围的金融危机，归根结底是通过大幅降低利率，增加家庭和政府负债以及制造房产泡沫所掩盖和推迟的新自由主义体制下供给与需求之间矛盾激化和显性化的结果。在新自由主义体制下，金融活动对推迟危机的作用，主要表现在：（1）制造虚拟经济的繁荣，形成巨大的财富效应，间接缓和生产和消费的矛盾。（2）通过消费信贷拉动消费，直接推迟危机的爆发。“注资救市、金融监管”等虽可以缓解危机，但由于没有涉及深层次矛盾，所以不可能彻底摆脱危机，反而可能使世界经济进入长期滞胀的局面。
刘明远认为，随着信用经济时代的到来及其逐步高级化，社会经济结构也随之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资本的扩张有了更多有利条件，它的横向扩张提高了资源的利用效率，纵向延伸创造了一个巨大的虚拟经济体。货币交易让位于信用交易，产业资本让位于金融资本，实体经济让位于虚拟经济。在这样的经济条件下，伴随周期性生产过剩的是更大程度上的信用过剩，现代周期性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由原来突出地表现为周期性产业危机转变为周期性金融危机。但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没有改变，周期性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仍然存在。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爆发，往往首先从生产过剩危机开始，进而突出地表现为金融危机，金融危机又进一步推动生产过剩危机走向深入，并形成相互推动之势，使危机逐步展开，并沿着金融、贸易等途径向世界扩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