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贸易保护主义的新特点与应对
1、新贸易保护主义的特点。崔凡等指出，除了隐蔽性和表面的合法性，新贸易保护主义还有一些与传统的贸易保护主义不同的特点。与旨在积累货币财富的古典重商主义不同，新贸易保护主义往往以保护就业为理由。与保护幼稚产业的李斯特保护主义不同，新贸易保护主义谋求对战略产业的保护，而无论其为幼稚产业还是夕阳产业。与泛泛地追求顺差的凯恩斯贸易保护主义不同，新贸易保护主义更加具有产业针对性。最近的新贸易保护主义浪潮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对中国的针对性。随着中国比较优势的迅速变化，在当前的多边贸易体制中，多边开放力度较大的部门和中国的优势产业部门的重合性正在提高。从总体上说，维护开放的多边贸易体制，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对中国的近期和长远利益都是有利的。
2、新贸易保护主义的形成原因。刘伟等认为，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和“去全球化”思潮泛起的根本原因在于全球经济增长的放缓，而金融危机的出现更是引起了人们对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的反思。但是由于经济发展阶段的不同以及资本密集度程度的差别，在经济衰退时期，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采取贸易保护主义对其自身经济发展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实际上比发展中国家还要大。中国属于正处于加速工业化进程中的发展中国家，但对于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要引起足够的重视，并通过扶持外向型经济的发展以及扩大内需等措施来维持中国经济平稳快速的增长。779李兵等研究了当前欧盟对华贸易保护主义频发的渊源深远，与发源于欧洲的重商主义、幼稚产业保护、超贸易保护和新保护贸易等理论政策都有着密切关系。对华贸易失衡、能源利益冲突、福利水平考虑、知识产权保护和金融危机应对等经济方面的根源，说明了欧盟对华贸易保护的必然性和紧迫性。经济与政治的密切联系，使得欧盟规制主义思想、民主政治人权差异、社会模式不同、共同决策机制和美国制衡因素等成为政治方面的根源，反映了欧盟对华贸易保护根源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深入分析欧盟对华贸易保护的根源，对于我们选择相应的政策措施，反对欧盟的贸易保护，维护我国国家利益，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780薛荣久指出，金融危机后，世界性贸易保护势力抬头的原因：一是经济危机国家企业和消费者本身的自我保护。二是经济危机国家政府通过立法给贸易保护主义披上合法的外衣，打乱原有的贸易秩序，与我国的贸易摩擦和争端增多。
3、应对新贸易保护主义的策略。朱妮娜等指出，我国如何突破新一轮世界贸易保护主义障碍，成为当前外贸出口工作的首要任务。金融危机后，中国突破世界贸易保护主义障碍的策略在于：一是建立区域经贸合作，积极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二是加强政府间的沟通、协调，积极争取市场经济地位；三是转变出口增长方式，争取实现以进口带出口；四是加快对外直接投资，实施“走出去”战略；五是力争出口商品标准国际化；六是建立并完善行业预警机制。782薛荣久认为，面对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我国应从以下方面应对：第一，认真研究对待。第二，在各种国际会议上坚持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的立场，讲明抬头的贸易保护主义的危害，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推动多哈回合多边贸易谈判的顺利完成，赞成国际社会遏止贸易保护主义的行动。第三，我国带头遵守世界贸易组织协定与协议和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承诺，出台符合世界贸易规则的“救市”方案和刺激措施，不要出现授人以柄的纰漏。第四，认真应对他国对我国施加的非法和不正当的贸易保护做法。第五，充分利用世界贸易《补贴和反补贴协议》中的可诉和不可诉补贴条款，加强对我国经济转型、企业改造、新产品研发的支持。第六，提供各种便利条件，支持中国有能力的企业“走出去”，对外投资，经营跨国企业，建立本身的生产体系和营销体系，开辟新市场。第七，大力发展服务业，把扩大内需从货物向服务行业转变。第八，加强对主要贸易对象国的宏观和发展趋势研究，及时调整产品、贸易和竞争方式，巩固和发展已有的市场。第九，打击地方的保护主义，建立开放、公平和无扭曲竞争的国内市场，严防出现新的地方和部门的保护主义。第十，继续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提出进行公平、有序和互惠的经济全球化的主张，抑制不良的、失序的经济全球化。
（二）贸易摩擦及其应对
1、中国频遭反倾销的原因。王孝松等通过使用多年度、跨国、跨行业的混合数据进行经验分析，揭示出中国频繁遭受各国反倾销的共同原因。出口激增、人民币贬值是十分重要的宏观经济因素；反倾销的非传统使用者发起对华反倾销的可能性更大，确认倾销和损害额度数量更多；一国反倾销的总体状况显著影响对华发倾销的案件和裁定结果；中国的总体反倾销报复能力对国外对华反倾销具有较强的遏制作用；各国的关税减让幅度越高，使用反倾销措施来代替关税，抑制中国商品进口的动机越强；各国加入FTA的数量对于发起对华反倾销诉讼的数量有一定影响，而与各国裁定对华反倾销案件时确认倾销和损害的数量无关。根据经验分析结果，这可为中国应对国外反倾销提供了相应的政策建议。784杨艳红利用计数模型研究了WTO体制下贸易不对称因素对中国遭受的反倾销调查的影响。结果表明：中外双边贸易不对称度、中国加入WTO、中国对外反倾销数量和中外贸易量的增长都显著地影响着国外对中国发起的反倾销调查数量。其中，中国加入WTO显著地增加了国外对中国反倾销调查数量；中外双边贸易不对称度上升和中外双边贸易量的增加，引起国外对中国反倾销数量的增加；中国对外反倾销数量的增加会显著地抑制国外对华反倾销摩擦，国外对中国反倾销调查案件会下降。这些研究表明WTO体制和中外贸易关系不对称因素会严重地影响国外对中国的反倾销政策。
2、应对贸易摩擦的战略对策。刘日红指出，我国应对贸易摩擦的战略对策有：一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内外需协调发展；二是大力实施“走出去”战略，提高参与国际分工水平；三是加快推进区域合作，积极布局全球自贸网络；四是加强全局战略谋划，全方位运筹多双边应对策略；五是加强基础领域建设，增强贸易摩擦应对能力。
3、我国反倾销措施的制定。向洪金等指出现有产业损害认定方法不能有效区分倾销因素与非倾销因素对相关产业影响，并易受人为主观因素干扰，为了克服这些缺陷，通过将倾销边际变量纳入到近年来发展的COMPAS模型，从理论上揭示了进口倾销行为如何通过价格机制对我国进口竞争行业的产出、价格以及收益等指标产生影响，然后基于2001年我国铜版纸市场有关数据，应用修正的COMPAS模型就进口倾销对我国铜版纸行业的损害情况进行了实证模拟，模拟结果表明，仅在2001年，进口铜版纸倾销行为使国产铜版纸的价格大约下降了10.3%，产出下降了23.3%，全行业收益减少31.2%，行业就业人数减少了34.9%，行业设备利用率下降了12%。他们的研究不仅提供了一个科学评价和预测反倾销产业损害的方法，也为我国反倾销措施的制定提供了一个理论与现实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