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国外贸的现状
1.中国出口优势的来源。巫强等认为，中国沿海地区以消费品为主要内容的出口增长奇迹的取得，是由从国外大量进口先进的机器设备来实现的。这是沿海地区企业在出口导向战略驱动下，面对国际市场更为苛刻的质量标准，而本土装备制造业又无法提供合格制造装备时的一种理性的响应。对此现象可以用“为出口而进口”或“进口引致型出口”的术语来进行描述。他们将产品质量偏好引入垄断竞争的贸易模型，由此发现在产品质量提高后，消费品厂商面对的国际市场需求会增加；进口合适的机器设备能提高消费品厂商短期出口规模与利润，并导致该行业的整体出口扩张。746刘志彪等利用对江苏省342家本土制造业企业调查问卷的样本数据，揭示了中国本土企业出口扩张的决定因素，这是判断中国出口竞争优势来源和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微观基础。研究表明，产品供应链关系是促进中国本土制造企业出口的重要因素；企业规模与出口密集度之间呈现出U型非线性相关关系；产业集聚所体现的企业区位因素对出口具有显著正向作用。值得注意的是，经典贸易理论所强调的技术创新、人力资本与资本密集度因素，并未成为中国本土制造业企业出口的决定因素。他们还发现，不同规模企业的出口决定因素存在显著差异。这提醒人们，中国本土企业有可能被国际大买家“俘获”或“锁定”于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的低端环节，从而造成中国本土企业出口竞争优势持续提升能力的缺失。
刘重力等通过对纺织品服装进出口市场份额和出口竞争优势的分析，清晰地描绘出了中国纺织品和服装在世界市场上的地位：第一，在未来的十年中，中国在纺织品服装市场上的较高竞争力将会持续，仍是世界纺织品和服装的主要出口国，保持较高的市场份额；第二，随着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及发展策略的调整，中国面临的竞争将会有所减弱；第三，由于中国在纺织品市场上较强的竞争力，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仍会时刻警惕中国的纺织品出口，防止其对本国的就业可能带来的强烈冲击。748王燕梅等通过对中国化学原料药制造业为案例的研究发现，在成本函数相同、产品同质的假设下，同时存在规模经济和较低进入壁垒的中国化学原料药产业，被动承接国际纵向分工下的产业转移导致了产能过剩和低利润水平，其优选策略是进入具有更高附加值的下游环节；如果放松上述假设，则在原有市场中通过流程升级降低成本、通过产品升级实现产品的差异化，也可能使企业获得竞争优势。而实践中产业升级途径或手段的选择，关键还在于哪种方式下企业更能形成不易模仿的独特能力。
2、中国的贸易结构。施炳展等从产品周期理论的视角，同时考虑进口与出口，利用状态转移矩阵方法，在改善标准化贸易均衡指标（NB）的基础上，对中国贸易结构是否优化这一问题进行了研究。主要结论如下：从比较静态看，1992-1994年和2002-2004年均处于净出口状态的产品占到总产品的36.5%；同样，1992-1994年和2002-2004年始终处于净进口状态的产品占到总产品的35.2%；始终处于贸易均衡状态的产品占到总产品的1.3%。因此，三者相加总起来看，总计73%的商品在首尾两个时间段始终处于同一个贸易状态。从动态看，1992-2004年贸易发展中，13年都处于净出口的商品占到总商品的28.61%，13年都处于净进口的商品占到总商品的25.81%，两者相加至少54.42%的商品在13年中始终处于一个贸易状态。从横向比较来看，中国与发达国家贸易结构并没有一致的稳定的趋同态势。中国贸易结构是稳定的，并没有发生明显的改善。这一结论在统计上是显著的，对于四分位、五分位和六分位贸易数据都是成立的。因此，如何提升中国出口中的中国含量和自主创新水平是当务之急。
（二）外贸的效应
学界认为，外贸对我国经济的效应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经济增长效应。胡兵等基于Feder的分析框架，运用动态面板模型GMM估计实证检验中国出口贸易的经济增长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我国出口促进经济增长主要是因为要素生产率差异，而不是出口部门的外溢效应。由于出口尤其是工业制成品出口部门具有更高的要素边际生产率，使得资源从非出口部门向出口，尤其是工业制成品出口部门流动，社会资源达到相对较优的配置，从而促进经济增长。但是，整个出口部门，以及细分的工业制成品和初级产品出口部门、内资企业出口部门，对非出口部门的外溢效应均不显著，外资企业则存在微弱的负向外溢效应。751韦有周等根据1980-2008年间中国与他国相关数据，采用瑟尔沃模型分析了经济增长和贸易收支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中国实际经济增长率低于国际收支约束下的经济增长率，经济增长总体上并没有受到国际收支的约束。据此，他们提出促进中国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政策建议：一是适当扩大进口，促进贸易收支动态平衡；二是适时调整人民币汇率，促进外贸平衡发展；三是转变外贸发展模式，不断改善贸易条件。
2、产业竞争力提升效应。唐海燕等通过对40个发展中国家的实证研究发现，参与产品内国际分工对提升价值链位置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这种作用以支持性条件的满足为前提，人力资本、服务质量以及制度环境都是非常重要的影响因素。如果在人力、服务、制度等基础条件许可的情况下，扩大承接国际外包的业务规模，争取与领导企业进行产品内分工合作的机会，那么现有资源也可能对价值链提升发挥更大的效用。发展中国家要想尽快改变价值链中的不利位置，不加选择地参与国际分工可能事与愿违，关键还在于能否创造条件引导分工合作的层次提升，主动切入全球价值链的高端环节。就中国而言，与一些先进的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在人力资本、制度环境等方面还存在不足，尤其是人力资本短缺成为限制价值链进一步提升的瓶颈因素。在技术导向的国际经济环境下，中国政府和企业应当尽快转变观念，将投资重点向人力资本领域倾斜，而不是过于强调机器设备的投资。753文东伟等描述了1980-2006年中国产业结构、出口行业结构以及出口竞争力的演变趋势，分析了外资企业对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的贡献，并探讨了FDI对中国出口竞争力的影响。主要得出以下5点结论：（1）中国的产业结构已经由劳动密集型行业转向了资本及技术密集型行业。（2）中国出口的行业结构也由劳动密集型行业转向了资本及技术密集型行业。（3）虽然生产和出口的行业结构已经发生改变，但中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仍然没有发生彻底改变。无论是以出口竞争力指数、贸易竞争力指数还是以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衡量，中国当前的比较优势都在劳动密集型行业。但从变化趋势上看，劳动密集型行业的比较优势在不断减弱，而资本及技术密集型行业的比较优势则在不断增强。（4）以市场份额衡量，中国劳动密集型行业和资本及技术密集型行业的动态竞争力都在不断增强。（5）FDI显著地提升了中国的出口竞争力。FDI大规模流入中国，不仅促进了中国的产业结构升级，而且还提高了中国出口占世界市场的份额，从而提升了中国的出口竞争力。特别是外资参与程度很高的行业，FDI对该行业出口竞争力的促进作用非常明显。
3、技术创新效应。谢建国等利用1992-2006年中国省区的面板数据，研究了国际R＆D通过进口贸易对中国省区的技术溢出效果，结果表明：国际R＆D通过进口贸易对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的影响，国际贸易技术外溢主要通过促进中国的技术进步而实现的，但对技术效率的改进作用相对较小。研究显示：国际R＆D通过进口贸易产生的技术溢出具有显著的区域差异，进口贸易溢出效应呈现中、西部强而东部相对较弱的特点。经验研究表明，人力资本吸收能力因素显著影响了国外研发的技术外溢，而国内研发投入对中国技术效率的提高却起了相反的作用，因此，提高国内研发投入效率、加强人力资本培训将是近期中国政府一个基本的政策导向。755王庆石等通过对Feder技术外溢模型的修正，选用我国1991-2007年间30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进行估计，分析发现：第一，出口贸易的技术外溢效应在我国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在东部地区，存在显著的正向出口贸易技术外溢效应，而在中、西部地区，出口贸易不仅没有体现出显著的技术外溢效应，甚至对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造成了不小的冲击。因此，出口贸易的技术外溢效应基本上产生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开放程度较大的地区。这也表明出口贸易的技术外溢效应存在基于某种吸收能力上的门限特征。第二，分别选择了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开放程度、基础设施和人口素质、地区的经济结构等四个方面的8个因素，检验地区吸收能力对出口贸易技术外溢效应所产生的影响。结果发现，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开放程度、基础设施和人口素质以及工业化程度的提高均能显著提高出口贸易的技术外溢效果。同时，利用门限回归模型测算了这些指标的门限值。当这些指标达到或超过门限值时，出口贸易所产生的技术外溢效应会出现显著跃升，即出口贸易的技术外溢效应表现出了明显的门限特性。756许培源等利用1994-2007年我国东、中、西部三个地区的面板数据，结合各地区的贸易结构和人力资本水平构造贸易溢出变量，实证研究国际贸易对我国技术创新能力的溢出效应。结果显示：东部地区的进出口贸易显著提高了其技术创新能力，贸易增加了发明和实用新型专利的授权量；中西部地区由于贸易结构和人力资本水平的制约，贸易仅仅对技术含量较低的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的授权量产生影响，对技术含量较高的发明专利的授权量影响不显著。因此，东部和中西部应该实施不同的贸易发展战略：东部地区基于自主创新，中西部地区基于比较优势。
4、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效应。魏下海利用Malmquist指数法测算出1981-2006年我国28个省份的全要素生产率，基于内生化的全要素生产率模型，运用分位数回归方法考察全国范围以及三大经济区域的人力资本和贸易开放度在各个分位点的影响大小和方向。结果表明，从全国范围看，人力资本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存在较弱的即期效应，而贸易开放度则表现出明显滞后特征；而在东部地区，人力资本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存在较强的即期效应，贸易开放度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是在即期还是滞后期，要视分位点位置而定；中部地区与全国整体表现较为接近，人力资本存在较弱的即期效应，而贸易开放度存在明显滞后效应；西部地区人力资本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是否具有即期效应，要视分位点的位置而定，而贸易开放度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更多地表现为滞后性，而且这种滞后性相比于中部地区将是更长期的。758张杰等从出口与企业生产率的关系视角出发，对出口是否促进我国本土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进行细致考察。通过采用企业层面微观数据，结合OP方法和PSM方法，并采用多方面的生产率指标以及分行业视角，分析出口对我国本土制造业企业是否具有“出口中学习”作用效应，为转型时期出口导向战略能否促进我国经济可持续增长提供了一个可供识别的微观基础。研究发现，在样本观察期内，有出口行为的企业在反映企业特征的多项指标方面都强于没有出口行为的企业；无论是使用单期平均效应指标，还是使用累积平均效应指标，都稳健地验证出口通过“出口中学习”效应促进了中国本土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而且，这种“出口中学习”效应在企业新进入出口市场之前就存在；出口对中国本土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促进效应可能在企业进入出口市场后3年内发挥作用，第4年这种促进效应不再显著；出口对中国本土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效应，并不是通过促进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获得，而有可能是通过促进企业生产工艺流程与组织管理方式改善以及外部制度环境改进等非创新因素获得。
（三）对外贸易政策调整
裴长洪认为，2005年7月人民币汇率改革后的三年，国家对出口贸易政策进行了较大幅度调整，执行这些政策的结果是出现了出口贸易快速增长的回落，并引起了中国出口贸易结构的若干变化。这种变化是“价格转移”的结果，并以出口竞争力削弱和出口商品结构高级化停滞为代价，因此没有实现转变出口贸易增长方式的目的。相反，“十五”期间的出口贸易高速增长、特别是沿海地区和加工贸易出口高速增长状态反倒有助于出口商品结构的优化提升。那种认为只有让出口增长减速、特别是限制加工贸易发展，才能转变出口贸易增长方式的认识值得反思。
苏东海探讨出口退税政策调整的效果发现，从总体上看，出口退税政策调整对促进出口的效果不大。对于出口比较密集的地区，出口退税政策影响较大。由于采用的是平均出口退税率（平均出口退税率的均值为5%，最高为7.82%，最低为2.44%，处于比较低的水平），而实际有的行业或产品的出口退税率达到17%。所以，努力提高出口产品的附加值将是实现出口增加的重要因素。税务部门如何把握真实的出口产品离岸价和出口产品在出口之前已经交纳的税款将是工作重点。出口退税政策总体的调节作用是有限的。由于我国外贸发展战略目标需要发生根本性转变，出口退税的目标也应该重新定位，既不以促进出口为目标，而应本着符合WTO的规则、公平、效率和宏观调控理论的要求，充分考虑对地方和企业激励机制的影响，尽量避免对市场和政府行为的扭曲，从而符合税收中性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