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工业化、信息化与工业现代化的关系研究”课题组
新中国成立以后，古老的中国开始了自己的以工业化为核心的新的现代化征程。新中国的工业发展和工业化进程可以被划分为两个重要时期，一是1949～1978年传统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时期；二是1979年至今，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时期。传统的工业化道路的基本特征是：以封闭的计划经济体制、极低的人均国民收入为基本国民经济背景；以快速发展赶超资本主义国家、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满足国内市场需求为目标；以优先发展重工业、优先发展国有经济并逐步实现对其他经济成分的改造、采用高关税和高估本币等方式推进进口替代、采用外延增长方式改善工业生产布局和区域经济不平衡为四项基本的工业化战略。虽然传统工业化道路产生了许多问题，但经过近30年发展，中国初步奠定了工业化基础，建立了较完整的工业经济体系。
1979年以后开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的基本特征是：以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较低的人均国民收入为基本国民经济背景；以改善国民经济结构、促进经济发展和人民富裕为目标；以农轻重工业均衡发展、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积极利用外资和国内外两个市场、梯度发展的区域经济政策为四项基本的工业化战略。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连续20余年的经济高速发展，中国经济总量、人均国民收入得到了巨大的提高，产业结构也得到了极大的提升，中国成为一个工业生产大国，中国创造了经济增长的奇迹。显然，支撑中国经济奇迹的是中国工业的快速增长。近16年来，工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率（工业增加值增量与GDP增量之比）和拉动率（GDP增长速度与工业贡献率之积）都在三次产业中居首位，并基本上占一多半。到2000年，中国就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工业生产大国，主要工业产品产量都居世界前列。大多数的研究表明，到20世纪末期、21世纪初期，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已经达到工业化中期阶段。
但是，与中国工业化进程相适应，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前，中国工业发展主要表现为数量扩张，工业增长的方式以外延为主。到1996年，第九个五年计划明确提出，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要从粗放的增长方式，转到集约的增长方式。从1997年以后，我国开始探索新型的工业化道路问题，工业发展的主题从工业数量扩张转向工业素质提高，这意味着中国到了工业化中期阶段，开始了工业现代化的进程。作为中国最权威的反映中国工业发展状况的研究报告，《中国工业发展报告》从1996年开始出版，每年一个主题。
2002年中共十六大在总结上述工业发展主题转变的基础上，正式提出了新型工业化道路，就是“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道路。
我国选择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合理性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在实际实施新型工业化战略时，能否超越固有的工业发展和工业化逻辑呢？面对我国的重工业化趋势，如何才能够转变增长方式、建立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社会呢？这是我国必须回答的问题。这个问题成为我国的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主线。
实际上，从工业发展角度看，这个问题的本质是如何提高工业现代化水平。新型工业化战略的基本内容是：我国工业化进程既要与以信息化为代表的世界科技进步发展趋势相结合，又要适应保护环境、节约能源的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要求。显然，这些要求是与工业现代化内容一致的。因为，进入21世纪，工业的“现代性”至少应该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高新技术在工业生产中的普遍采用，知识密集的高新技术产业成为主导产业；二是建成绿色工业生产体系，基本解决了由于工业发展而导致的资源与环境问题，保证了工业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为经济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这意味着在21世纪要推进工业现代化进程，就是要推动工业信息化和工业的可持续发展。工业经济的增长方式能否转变，能否从粗放增长转向内涵发展，关键在于工业现代化水平的提高。因此，积极推进工业现代化进程成为我国未来工业发展的主线。
二、中国的工业化水平和地区工业化进程
1.评价指标与研究路径
关于工业化水平评价和阶段的划分，存在不同的划分方法和指标，每种方法都有其相应的优点和局限性。经典的工业化理论认为，工业化是一国或地区随着工业发展、人均收入和经济结构发生连续变化的过程，人均收入的增长和经济结构的转换是工业化推进的主要标志。具体而言，工业化主要表现为：国民收入中制造业活动所占比例逐步提高，乃至占主导地位；制造业内部的产业结构逐步升级，技术含量不断提高；在制造业部门就业的劳动人口比例也有增加的趋势；城市这一工业发展的主要载体的数量不断增加，规模不断扩大，城市化率不断提高；在上述指标增长的同时，整个人口的人均收入不断增加。根据经典工业化理论，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工业化水平，一般可以从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工业结构、就业结构和空间结构等方面来进行。考虑到指标的代表性、可行性及可比性，本报告选择了以下指标来构造地区工业化水平的评价体系：经济发展水平方面，选择人均GDP为基本指标；产业结构方面，选择第一、第二、第三产业产值比为基本指标；工业结构方面，选择制造业增加值占总商品生产部门增加值的比重为基本指标；空间结构方面，选择人口城市化率为基本指标；就业结构方面，选择第一产业就业占比为基本指标。然后，再主要参照钱纳里等的划分方法，将工业化过程大体分为工业化初期、中期和后期，再结合相关理论研究和国际经验估计确定了工业化不同阶段的标志值。
具体的研究路径如下：第一，搜集数据，即搜集评价指标体系中各指标的具体数值，并对其进行整理、统一口径；第二，对选定的指标进行指标同向性和无量纲处理，得出各指标的评价值；第三，用层次分析法计算出各个指标的权重；第四，用加权合成法对各指标的评价值进行综合，得出我国整体和各省级地区的综合评价值，并对这31个省、市、区的工业化综合评价值进行排序；第五，用主成分分析检验综合评价结果。
为确保各地区数据的可比性和研究的延续性，课题组主要从各类官方统计年鉴中收集地区工业化数据（2004年采用的是最新公布的第一次经济普查数据），对于不能直接获取的数据（主要是城市化率指标），将参考相关研究成果，并根据经验事实进行修正。此外，如何将人均GDP换算为美元，我们选择了既有一定可比性，又有一定完整性的汇率—平价法（将汇率法与购买力平价法结合，取其平均值）对中国全国和各省级地区的人均GDP进行折算。
2.评价结果及其检验
根据上述综合评价方法，可以分别计算出我国全国以及所有的省份、自治区和直辖市的工业化地区综合得分，我们称之为国家或者地区工业化进程或者水平的综合指数。通过国家或者地区工业化综合指数的计算，可以判断国家和各个地区所处的工业化阶段。为1995年、2000年、2002年和2004年四个年份我国地区的工业化综合指数和所处阶段。我们用“一”表示前工业化阶段（综合指数为0），“二”表示工业化初期（综合指数值大于0小于33），“三”表示工业化中期（综合指数值为大于等于33，小于66），“四”表示工业化后期（综合指数值为大于等于66，小于等于99），“五”表示后工业化阶段（综合指数值为大于等于100）；“Ⅰ）”表示前半阶段（综合指数值未超过该阶段的中间值），“Ⅱ）”表示后半阶段（综合指数值超过该阶段中间值）；“二（Ⅰ）”就表示该地区处于工业化初期的前半阶段。
2004年地区工业化主成分分析结果与加法合成分析结果的比较，从中可以看出，除了云南省外，二者排名基本一致，因此，可以认为综合评价结果基本能通过检验，是可置信的评价结果。
3.结果分析：我国工业化水平与工业化进程的特征
第一，中国工业化的总体水平：到2004年，中国的工业化水平综合指数达到42，进入工业化中期的前半阶段。
工业水平的整体评价结果看全国的工业化进程，到1995年中国工业化水平综合指数为18，表明中国还处于工业化初期，但已经进入初期的后半阶段。1995～2000年的整个“九五”期间，中国处于工业化初期的后半阶段。在2002年，中国的工业化进入中期阶段，工业化综合指数达到了33，如果认为从工业化初期步入工业化中期，具有一定的转折意义的话，那么，“十五”期间的2002年是我国工业化进程的转折之年。应该说，本项研究对中国工业化水平的评价，与大多数研究认为世纪之交中国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的判断基本相同。但由于我们考虑的指标更为全面，将城市化率之类的我国相对滞后的指标也包括在内，总体上我们计算出的工业化水平略微滞后于大多数学者判断的我国工业化水平（从时间上大约滞后1～2年）。到2004年，我国工业化水平综合指数已经达到了42，接近工业化中期的后半阶段。如果按照“十五”前4年我国工业化水平综合指数的年均增长速度4计算，在“十五”结束、“十一五”开始的2006年，我国将进入工业化中期的后半阶段，这与另一项研究的结论——“十五”期末我国的工业化大致处于中期第二阶段或重化工业化阶段中的高加工度化时期——基本吻合。同样，如果按照“十五”前4年我国工业化水平综合指数的年均增长速度4推算，到2020年，经过15年的加速工业化进程，我国工业化水平的综合指数将达到100，中国工业化将基本实现，这与我们的长期现代化战略要求也相符合。
第二，到2004年，全国有上海、北京、天津、广东、浙江、江苏6个省、市已经进入工业化后期阶段，其中上海、北京已经率先实现了工业化，进入后工业化社会。上海和北京分别比日本晚16年和20年、比中国香港晚13年和17年、比新加坡晚11年和15年、比中国台湾晚8年和12年、比韩国晚5年和9年实现了工业化，进入发达地区行列。或者说，上海在2000年、北京和天津在2004年和2005年都已经达到了日本20世纪80年代、“四小龙”的20世纪90年代的发展水平。
从我们计算的1995年、2000年、2002年和2004年几个时点看，上海在2000年实现了工业化，北京在2004年实现了工业化，按照现有的增长速度，预计天津到2006年也将实现工业化，而广东、浙江、江苏将在2010～2012年前后实现工业化，山东也将在2015年前后实现工业化，这些省份都将率先实现工业化。按照世界银行的衡量标准，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是公认的从发展中状态进入发达状态的标志线，或者说是实现了工业化，成为工业化国家（或地区）的标准。而且，日本人均GDP是在1984年超过了1万美元，中国香港、新加坡、中国台湾和韩国的人均GDP分别是在1987年、1989年、1992年和1995年超过了1万美元。如果按照汇率直接计算，即使是上海在2005年的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也只有51583元人民币，约6500美元，都没有达到1万美元的标准线。但是，按照汇率—平价法折算，上海在2000年人均GDP达到34547元人民币、北京在2004年人均GDP达到41099元人民币，天津在2005年在人均GDP为35234元人民币，这些地区的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超过了1万美元，基本达到了1万美元的标准线。如果我们不考虑美元币值的变化，可以说，上海比日本晚16年、比中国香港晚13年、比新加坡晚11年、比中国台湾晚8年、比韩国晚5年实现了工业化，进入发达地区行列；北京比日本晚20年、比中国香港晚17年、比新加坡晚15年、比中国台湾晚12年、比韩国晚9年实现了工业化，进入发达地区；天津比日本晚21年、比中国香港晚18年、比新加坡晚16年、比中国台湾晚13年、比韩国晚10年实现了工业化，进入发达地区行列。或者说，上海在2000年、北京和天津在2004年和2005年都已经达到了日本20世纪80年代、“四小龙”20世纪90年代的发展水平。近些年，亚洲金融危机后，“四小龙”的经济受到影响，到2005年，新加坡、中国香港、韩国和中国台湾的人均GDP分别为25176美元、24581美元、14649美元和13926美元。如果按照汇率—平价法折算，现在上海与北京的发展水平基本接近韩国和中国台湾的水平。
其他先进省区，如广东、江苏、浙江等我国这些率先进入工业化后期的地区，虽然人均生产总值相对较低，但已经有了很大的经济总量，达到或者超过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的GDP总量。如，2005年广东省的地区生产总值达到21701.3亿元人民币，按现行汇率折算为2648.4亿美元，超过新加坡、中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
第三，中国工业化进程的地区结构特征：在2004年这个时间截面上，中国工业化进程体现在不同地区上差异很大，总体上形成一个典型的金字塔形结构，并有向橄榄形演变的趋势。
四大经济板块中，东部地区工业化综合指数为72，整体进入工业化后期，东北地区工业化综合指数为41，处于工业化中期，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工业化综合指数分别为24和20，整体处于工业化前期的后半阶段，四大区域的工业化水平差距巨大，中部崛起和西部大开发的任务十分艰巨。从具体省份看，绝大部分工业化先进省市区属于东部，2004年工业化排序前10位的省市区是上海、北京、天津、广东、浙江、江苏、山东、辽宁、福建、山西，除了山西属于中部、辽宁属于东北外，其余8个省市均属于东部；绝大部分工业化落后地区属于中西部，2004年工业化排序后10位的省市区是湖南、河南、甘肃、江西、安徽、四川、海南、广西、贵州、西藏，其中，海南属于东部，湖南、河南、江西、安徽属于中部，其余5省市区属于西部。而且，先进地区与落后地区之间的工业化水平差距非常大。到2004年，上海、北京2个城市进入后工业化阶段，其经济总量占全国8.4%、人口占全国2.5%、土地面积占全国0.2%；天津等4省市处于工业化后期，其经济总量占全国29.0%、人口占全国16.6%、土地面积占全国4.1%；山东等7个省市处于工业化中期，其经济总量占全国29.3%、人口占全国25.9%、土地面积占全国14.7%；内蒙古等17个省市区处于工业化前期，经济总量占全国34.2%、人口占全国54.7%、土地面积占全国68.2%；西藏仍处于前工业化阶段。可以说，从地区工业化进程看，到2004年这一个时间截面，我国大陆版图内包括了工业化进程的所有阶段，地区工业化进程的落差巨大，不仅有处于后工业化阶段的上海、北京，还有处于前工业化阶段的西藏。如果在一年内人们有机会从西部到东部游历中国各个地区，就可以体验到往往需要上百年时间演进的整个工业化历程。
从历史演变过程来看，中国工业化进程的地区结构特征，1995年，中国工业化进程的地区结构是倒扣的碟状，30个省市区中，24个处于工业化前期，3个处于工业化中期，只有3个地区攀升到了工业化后期。从2000年、2002年这两个时间截面来看，处于工业化初期的地区逐渐减少，工业化中后期和后工业化阶段的地区逐渐增加。到2004年，中国工业化进程的地区结构演变为典型的金字塔形，工业化初期的地区减少到17个（金字塔塔基），处于工业化中后期的地区分别为7个和4个（塔身），有2个城市进入后工业化阶段（塔尖）。当前这个金字塔形结构并不会长期保持，因为塔基部分的17个省市区中有15个处于工业化前期的后半阶段，按目前的发展速度，5年以内，其中大部分省市区就将进入工业化中期，届时，中国绝大部分省市区将处于工业化中期和后期，现在的金字塔形结构将转变成橄榄形结构。
第四，中国工业化进程的速度特征：1995～2004年的10年中，中国全国和绝大部分地区都在加速工业化，但东部地区的速度要远远大于其他地区，中国地区之间工业化进程的差距继续加大。
1995～2004年，中国整体工业化综合指数持续提高，年均提高2.7，整体处于加速工业化阶段，“十五”期间工业化增速要高于“九五”期间工业化增速。虽然各地区增长速度有快有慢，但四大经济板块和绝大部分省市区的工业化综合指数都在持续提高。如果将各地区2000～2004年工业化平均速度与1995～2000年工业化平均速度相比较，也可以看出四大经济板块和绝大部分省市区的工业化综合指数都在加速增长，这说明，这10年我国绝大多数地区都在加速工业化。但是，各地区工业化进程的加速度不同。在四大经济板块中，工业化速度最快的依次是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31个省市区中，工业化速度最快的前10位是：浙江（4.8）、广东（4.7）、江苏（4.3）、山东（3.4）、内蒙古（3.1）、福建（2.9）、吉林（2.7）、天津（2.3）、宁夏（2.3）、河北（2.2）、湖南（2.2）。这表明，近10年来，虽然落后地区的工业化进程也在不断推进，但与先进地区的工业化水平的差距不是在缩小，而是在进一步扩大。1995年工业化排名前10位的省市区的工业化综合指数平均指数为45，排名后10位的省市区的工业化综合指数平均指数为4，相差41点。到了2004年，排名前10位的省市区的工业化综合指数增加了26点，上升到71，后10位的省市区的工业化综合指数仅仅上升了12点，二者的差距扩大到55点。这说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缩小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国际经验也表明了这一点，根据欧盟地区的经验数据，从1988～1998年，欧盟117个地区中，94%的低收入地区仍然是低收入地区，68%的高收入地区仍然是高收入地区；93%的低劳动生产率地区仍然是低劳动生产率地区，76%的高劳动生产率地区仍然保持高劳动生产率。从这个意义上说，缩小东西部地区的差距是任重而道远的，需要经过三个阶段，首先是缩小经济发展的增长速度的差距阶段，在该阶段，东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继续扩大，但扩大的程度会逐步降低；第二阶段是东西部地区同速增长阶段，该阶段东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会保持不变，不会继续扩大；第三阶段是西部地区发展速度超过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该阶段才是真正的东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距逐步缩小的过程。
第五，中国工业化的阶段性表征：1995～2004年，中国工业化进程的主要表现为人均收入的持续增长，1995～2000年，产业结构变化是中国工业化进程的另一个主要表现，2000年以后，工业结构升级代替产业结构调整成为大部分地区工业化推进的主要表现。
各个工业化指标指数对全国工业化综合指数增长的贡献度。分析该表可以发现，1995～2004年，全国工业化综合指数累计增长了24.6点，其中，人均GDP指标指数的增长贡献作用最大，其后依次为工业结构、三次产业产值比、城市化率，而产业就业比的贡献率是负值。也就是说，10年来中国工业化进程主要表现为人均收入的持续增长，工业结构、三次产业产值结构的不断优化，而城市化进程、产业就业结构优化相对缓慢。东部地区工业化进程中各个指标的发展相对均衡，尤其表现为人均收入、产业产值结构和工业结构“三驾马车”齐头并进。东北地区工业化进程主要表现在人均收入增长、产业产值结构优化和城市化的不断推进，但东北地区采掘业比重过大，制造业比重较低，工业结构不尽理想，而且近年来工业企业减员增效，吸纳新增就业人口严重不足，导致产业就业指标明显下滑。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工业化均表现为人均收入的增长和农业产值比重的下降，但其制造业比重的提高并不明显，城市化进程缓慢，第一产业就业人口的比重仍然较高。
如果将近10年划分为1995～2000年、2000～2004年两个阶段，就会发现：1995～2000年，对全国工业化贡献最大的两个因素分别是人均GDP的增长和产业产值结构的调整；而2000～2004年，工业结构升级取代产业结构调整成为中国工业化的主要动力之一。从四大经济板块来看，2000年以后，各地区人均收入仍在持续增长，第二产业产值增加幅度开始减缓，而工业结构优化调整加速，城市化进程加快，成为这一阶段各地区工业化的主要表征。可以预见在下一阶段，城市化、人口就业结构调整将成为我国地区工业化的主要动力。
三、中国工业现代化水平：地区和行业分析
1.地区与行业工业现代化水平的评价体系
我们以前的分析表明，从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等现有的世界先进工业国家发展经验看，一个国家是否实现工业现代化，存在三方面标志，即工业效率方面的标志、工业结构方面标志和工业环境方面的标志。其一，一个国家的工业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生产效率，总体上是否实现了由三次产业结构调整而引起的高速增长到长期稳定增长的转变，是一个国家是否实现工业现代化的基础性标志；其二，一个国家的工业结构的高级化，是工业现代化实现的核心标志；其三，能否形成绿色工业生产体系、保证工业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是一个国家是否实现工业现代化的环境标志。从地区工业现代化角度看，应该说地区和国家的工业现代化实现标志没有什么区别，也应该存在工业效率、工业结构和工业环境三方面的实现标志。工业行业的现代化显然与国家和地区的工业现代化的实现标志是有差异的，因为工业行业的现代化不存在国家和地区工业现代化的工业结构现代化问题。但在工业效率和工业环境方面，工业行业现代化的要求与地区和国家工业现代化的要求是一致的。
我们曾经构造了国家层面的工业和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为了进一步评价地区和行业的工业现代化水平，基于国家层面工业现代化的评价指标体系，以及三者之间的关系，还考虑到指标的代表性和可获得性，我们构造了分别针对地区工业现代化水平和行业工业现代化水平的评价指标体系以及权重。这两个指标体系基本延续了工业总体效率、工业结构、工业可持续发展三大方面的指标，并试图通过构建工业现代化水平指数的方式将这三个方面的指标进行具体化。地区工业现代化水平综合指数由总体效率指数、技术先进性指数、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数、国际化指数和可持续发展水平指数等专向指数构成；行业工业现代化指数则由总体效率指数、技术先进性指数、信息化水平指数、产业组织合理化指数、国际化指数和可持续发展水平指数等专项指数构成。这些指数可以通过一些基本评价指标来具体计算。对于地区工业现代化而言，这些基本评价指标是相同的，但是对于具体的工业行业现代化水平的评价而言，由于不同行业的具体的技术经济指标差异很大，行业之间的可比性较差，所列的具体指标更多的是一种导向性的、供参考的指标，在具体评价工业行业现代化水平时，需要具体的具有行业特征的各类技术经济指标。还应该说明的是，地区工业现代化水平评价是以全国为参照系进行比较的，而工业行业现代化水平是直接与国际相应的行业进行比较的。
2.中国各地区工业现代化水平的评价
我们以前的研究表明，到20世纪与21世纪的世纪之交（2000年前后或者“九五”末期），我国总体的工业现代化水平指数为28.72.我们据此进一步推算，在“九五”初期（1995年）和“十五”中后期（2004年），中国工业现代化水平综合指数分别为18.63和36.44，经过10年的工业现代化进程，中国工业现代化水平指数提高了17.81.应该说我国工业现代化的进程发展很快，但还任重而道远。
具体从我国的各个经济区域看，我国各地区的工业现代化水平差异比较大，我们将全国划分为环渤海经济圈（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泛珠三角经济区（广东、海南、福建）、长三角经济区（上海、江苏、浙江）、中部六省综合经济区（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大西南综合经济区（重庆、广西、四川、贵州、云南、西藏）、大西北综合经济区（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内蒙古）、东北综合经济区（辽宁、吉林、黑龙江）7个经济区，从1995～2004年，各个地区工业现代化水平都有较大幅度的提高，但整体位次没有太大的变化（只有东北三省位次提高了一位），基本顺序是泛珠三角经济区、长三角经济区、环渤海经济圈、东北综合经济区、大西南综合经济区、中部六省综合经济区、大西北综合经济区。
为全国省级地区工业现代化水平。在研究过程中，由于地区工业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未选取总量指标，因此，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工业小省的工业现代化水平指数较高，而工业大省工业现代化水平指数较低的情况。因为这不是在相同工业规模基础上的比较，而这两种主体的分值是不好直接比较的。课题组按照国际上通行的做法，按工业增加值占比将30个省区市分为工业大省、工业小省和农牧省区，再分别列出各自的排名。具体归类标准是：当该省区市的工业增加值占全国工业总增加值的比重≥2%时，该省区市归为工业大省；当该省区市的工业增加值比重＜2%且≥1%时，该省区市归为工业小省；其余工业增加值比重＜1%的省区市归为农牧省区。工业大省有17个，工业小省有9个，农牧省份4个，由于西藏还没有进入工业化进程，所以未被列入。
总体来看，近10年所有省级地区工业现代化水平都有所提高，但总体格局变化不大，各工业现代化水平高的省份基本都集中在东部地区的泛珠三角、长三角和环渤海三个经济区，这三个区域近10年也保持其相对全国工业发展的优势，没有发生较大变化（其中变化较大的是天津下降两个位次，浙江上升了两个位次）；而西部地区各省的工业现代化水平总体较低，两个中部省湖北、河南位次下降幅度较大。
3.中国各地区工业化与工业现代化关系分析
如果我们将全国的工业化水平与工业现代化水平进行比较，可以看出，到2004年，总体上我国工业化进程已经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工业化指数为42，而工业现代化进程也在不断推进，工业现代化水平指数为36.这意味着我国实现工业化的进程要比实现工业现代化的进程走得更远。这符合对于一个大国（或者地区）而言，工业化进程中工业发展先从重视数量扩张然后逐渐向注重工业质量提高、推进工业现代化进程的规律。但是，从各地区的工业化和工业现代化水平看，情况变得十分复杂。
如果以全国平均水平为参照系，可以把全国各地区分为四大类地区：
Ⅰ类地区：地区工业化水平高于全国工业化水平，且地区工业现代化水平也高于全国工业现代化水平，可简称为“双高型”地区；
Ⅱ类地区：地区工业化水平高于全国工业化水平，但地区工业现代化水平低于全国工业现代化水平；
Ⅲ类地区：地区工业化水平低于全国工业化水平，但地区工业现代化水平高于全国工业现代化水平；
Ⅳ类地区：地区工业化水平低于全国工业化水平，地区工业现代化水平也低于全国工业现代化水平，可简称为“双低型”地区。
可以发现，在全国除西藏外的30个省市区中，有8个省市属于Ⅰ类地区（双高型地区），而且这8个省市全部属于东部地区，这些地区是中国工业化进程最快，工业现代化水平最高的地区。但同时，中国还有19个省市区属于Ⅳ类地区（双低型地区），这些地区的工业化水平和工业现代化水平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辽宁省和山西省属于Ⅱ类地区，即工业化水平较高，但工业现代化水平较低。这两个省的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城市化率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因此工业化水平较高。但是，这两个省的工业结构均不尽理想，工业技术装备水平较差，环境污染严重，可持续发展水平较低，导致其工业现代化水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属于Ⅲ类地区的仅有云南省，由于该省以烟草工业为主，工业效率和技术装备水平较好，工业现代化水平也就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其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和城市化率等工业化指标均不尽理想，导致其工业化水平又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因此，出现了工业现代化水平较高，但工业化水平较低的独特现象。
上述分类研究表明，总体看来，工业化较高的地区，工业现代化水平也较高，反之亦然。2004年上海和北京已经实现了工业化（工业化指数达到100），其工业现代化水平也高（工业现代化水平指数分别达到了73和51），广东、天津和浙江的工业化水平较高（工业化指数超过了70），相应的工业现代化水平也较高（工业现代化指数超过了50）。但是，也要注意到，由于历史原因造成工业布局的差异、地区产业结构的差异，某些地区出现了工业化与工业现代化水平极不一致的情况，既有工业化水平高，而工业现代化水平低的地区（比如辽宁、山西），也有工业现代化水平较高，而工业化水平低的地区（比如云南）。总体上看，虽然我们不排除某些地区整体工业化水平很低，只有一两家现代化的工业企业，而测评出的工业现代化水平很高。但一般而言，与工业化进程相适应，随着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工业化进程的推进，该国或地区的工业现代化水平会逐步提高。
如果进一步比较一个地区的工业化指数和工业现代化指数，可以看出经济发达地区的工业化水平往往优于工业现代化水平，而经济落后地区的工业化水平则往往低于工业现代化水平。四大板块中的东部和东北，七大经济区中的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东三省，北京、天津、上海、江苏、浙江等大多数经济发达省市的工业化指数高于工业现代化指数，而中部6省、大西北、大西南区域以及大多数中部和西部省份的工业化指数都低于工业现代化指数。
从发达地区来看，这一方面反映出这些地区的快速工业化进程，工业现代化进程起步晚于工业化进程，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发达地区的工业化主要不是靠工业增长质量来推进，更多的是靠工业数量扩张来推进，这与我国整体上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是相关的。从落后地区来看，工业现代化水平高于工业化水平有两个原因：一是因为我国各地区工业现代化水平的差异不大，改革开放前的片面工业化，在完全农业化的社会里根植了庞大的重工业体系，其全国一盘棋、散点布局的政策使各地工业部门的现代化水平相对较为接近；二是因为相比工业现代化，这些地区的工业化水平更低，虽然这些地区的工业现代化水平一般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但是，由于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更为落后，使其工业化水平滞后于全国工业化水平的程度更大。上述两个原因共同作用，就出现了落后地区工业现代化水平反而高于其工业化水平的独特现象。从动态看，随着落后地区工业化进程的加快，这种情况会得到扭转。实际上，1995年我国有10个省级区域的工业化指数大于工业现代化指数，19个省级区域的工业化指数小于工业现代化指数；但到2000年，就变为13个省级区域的工业化指数大于工业现代化指数，17个省级区域的工业化指数小于工业现代化指数；而在2004年，发展成为有15个省级区域的工业化指数大于工业现代化指数，15个省级区域的工业化指数小于工业现代化指数。
4.中国各工业行业现代化水平评价
为了具体评价中国各工业行业的现代化水平，我们按照采矿业、高技术产业、中高技术产业、中低技术产业、低技术产业五类进行分析。采矿业可进一步细分为6大类行业，即煤炭开采和洗选业、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黑色金属矿采选业、有色金属矿采选业、非金属矿采选业和其他采矿业；高技术产业包括：航天航空器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电子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医药制造业、医疗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5个行业；而中高技术产业被定义为R＆D强度在3%～10%之间的产业（MHT），包括机械设备、电气设备和装置、汽车和拖车、铁路及运输设备、除制药以外的化学品产业的总和；中低技术产业（MLT）被定义为焦炭、石油化工和核燃料、其他非金属制品、金属材料、金属制品（不包括机械装置）、造船及船舶修理的总和；低技术产业被定义为食品、饮料和烟草，纺织品、皮革制品和鞋袜，木材、纸浆、造纸、印刷和出版，其他制造业和回收利用的总和。
在采矿业中，我们重点选取煤炭开采和洗选、石油开采和铁矿采选三个代表性的行业进行分析。在煤炭工业中，由于大企业与小企业的规模经济、生产效率和技术经济水平的分化特征非常显著，而且，小企业的数量非常多，对整个行业的现代化水平产生重要影响。我们的分析结果表明，国内领先的煤矿企业的现代化水平大致相当于国外先进水平的65%，而由于受大量的缺乏规模经济性和必要的先进技术装备能力的乡镇煤矿“拖后腿”的影响，我国煤炭工业现代化的整体水平只有国外先进水平的16.5%。在石油开采工业中，受我国产业管制政策的影响，该行业是一个寡头垄断特征突出、产业集中度非常高的行业，整个行业生产能力的99%以上都集中在中国石油、中国石化和中国海洋石油这3大石油公司。本报告所得出的评价结果是，国内3大石油公司的平均水平大约相当于国外先进水平的86.6%，这意味着，石油开采业是一个国内外行业现代化水平差距最小的行业之一。究其原因，集中投入，大企业的生产规模足够大，是我国石油开采工业现代化水平比较高的直接原因。在金属矿采选业中，铁矿采选工业在产值上占了整个行业的绝大比重，而锰矿、铬矿等黑色金属辅助原料矿采选业所占比重非常小。我们针对铁矿采选业的分析表明，其现代化水平是国外先进水平的32.6%，这基本可以代表整体金属矿采选行业的总体水平。
在高技术行业，我们重点分析了医药制造业、通信设备制造业和计算机制造业的三个行业的现代化水平。分析结果表明：行业内领先企业规模大、R＆D经费强度高的，该行业的现代化水平与国外先进水平的差距相对较小；反之，现代化水平的差距相对较大。比如，我国通信设备制造业和计算机制造业已经形成了华为技术、中兴通信、联想电脑这样一定数量的大企业，这两个行业的工业现代化水平也相应高一些，分别为国外先进的65%和52%的水平。而在医药制造行业中，国内企业数量众多，企业之间存在恶性竞争，企业研发投入能力普遍弱，缺乏能够和国际制造巨头们相抗衡的大企业，该行业的工业现代化水平也相应较低，仅为国外先进水平的30%。总体看来，过去10多年间，我国医药制造业、通信设备制造业和计算机制造业都保持了快速增长的发展态势。推动产业快速发展的主要动力，是巨大的国内市场需求。以营业收入指标计算，目前，除国内医药产品的销售收入占全球市场份额略低，为8%之外，另外两个行业的这一国际市场份额值都超过10%的水平。广阔的国内市场需求，吸引了绝大多数国际领先企业在我国投资，事实上，在我国各行业中，这3个行业都属于较早引进外资的行业。国内企业正是在与国外企业竞争与合作的过程中，逐步发展壮大的。
在中高技术行业中，我们重点选取汽车工业、化学工业和机床工具工业三个代表性行业进行分析；在中低技术行业中，我们重点选取钢铁工业、水泥工业和船舶工业三个行业进行分析；在低技术行业中，选取食品工业、纺织工业和造纸工业为代表。为这三类行业的现代化水平评价结果。这三个表中各专项指数为该项指标相当于国际水平百分比与各项指标权重的乘积，综合指数为各专项指数之和。
总体上看，我国工业行业现代化水平与国外还有很大差距，没有显著证据表明我国低技术行业的现代化水平会高于高技术行业的现代化水平，在重点研究的15个行业中，石油开采业、通信设备制造业、计算机制造业、钢铁行业和纺织工业这5个行业的现代化水平较高，超过了世界先进水平的50%，水泥工业和煤炭开采业这2个行业的现代化水平较低，未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20%，其他行业的现代化水平大约相当于世界先进水平的30%，基本表明了我国工业行业现代化的平均水平。
四、中国工业化和工业现代化进程中的问题分析
1.对中国进入工业化中期以后的基本经济国情变化还缺少深入系统的研究，新型工业化道路下适合自己国情的工业现代化战略还有待探索
从工业化进程的评价看，中国整体上已经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中国的基本经济国情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我们还有庞大的农业人口和工业生产能力，我国地区之间发展十分不平衡，我国是一个工业经济大国，但还没有成为工业经济强国，所有这些国情和国情变化，以及由于国情变化而应采取的政策和战略调整，我们还缺少深入系统的研究。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提出无疑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但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关键是推进中国的工业现代化进程。无论是从各地区的工业化水平看，还是从各个工业行业的现代化水平看，我国的工业现代化进程差异巨大，为此，一定要选择适合中国国情的工业现代化实现模式。这种实现模式的探索和选择，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既要考虑到中国工业的总量、结构等现状因素，又要考虑到中国工业发展的传统道路和特征等历史因素，同时还必须考虑到中国转轨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典型二元经济、大量剩余劳动力和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等宏观经济背景因素，最后还要考虑到信息化、经济全球化和日新月异的高科技迅速发展等趋势因素。探索一个区别于发达国家的中国工业化实现模式，是中国工业未来发展的关键所在。也就是说，中国实现工业现代化一定要考虑到中国是一个具有13亿人口和二元经济特征、工业门类比较齐全、非均衡发展的工业大国的基本经济国情。
2.经济增长方式亟待转变，经济增长的集约化程度还很低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努力收到明显成效。无论从能源消耗强度指标还是劳动生产率指标的变化看，这一时期都有较大改善。从1995～2004年，我国每万元GDP的能源消耗分别为2.24吨标准煤和1.44吨标准煤，下降幅度达35.7%；规模以上工业平均每个从业人员生产的工业增加值分别为1.85万元和8.99万元，增长了3.86倍。但即使这样，我国经济增长的集约化程度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是存在很大差距的。从单位资源的产出效率看，按现行汇率计算，我国单位资源的产出水平大约相当于日本的1/20，美国的1/10，德国的1/6；从资源利用的技术效率看，较之国际先进水平，我国吨钢可比能耗高21%，乙烯综合能耗强度高70%，供电能耗强度高23%，水泥综合能耗强度高44%，大型合成氨能耗强度高24%；从资源综合利用率看，我国矿产资源的总回收率为30%，比国际先进水平低20个百分点，我国木材综合利用率约为60%，而发达国家一般都在80%以上；从再生资源利用率看，我国废钢利用量占粗钢产量的比重为26%，而国际先进水平为50%以上，我国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不足60%，比国际先进水平低20个百分点左右。
经济增长方式与经济发展阶段相互联系的规律表明，在经济增长的集约化程度方面，我国与发达国家存在差距是很自然的。有分析指出，目前我国经济增长的集约化程度与处于相同发展阶段的国家的平均水平大致相当。2001年，每千克石油当量能源消耗产出的GDP，下中等国家为1.07美元，而我国为1.04美元。但是，判断一国经济增长方式是否合理，除了要考虑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还要看其是否与该国经济增长所面临的内外部条件相适应。从未来我国工业化过程中所面临的资源环境约束和国际背景看，对我国进一步转变增长方式的客观要求十分迫切。2003年，我国创造的GDP按汇率计算约占世界总量的4%，而重要资源和原材料的消耗占世界总消耗量的比重却很高，石油为7.4%，原煤为31%，钢材为27%，水泥为45%，发电量为13%。很显然，如果不能大幅度地提高经济增长的集约化水平，我国的工业化进程就必然受到影响。
3.工业化的技术来源过多依赖国外，产业技术的自主创新能力薄弱，大中型工业企业的自主技术创新能力亟待提升
我国工业化的技术来源可以分为国外和国内两个部分。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抓住经济全球化的有利机遇，充分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依靠技术引进和国际产业转移带来的技术扩散，大规模利用国外技术资源。2003年，我国技术引进合同成交金额达到134.5亿美元，比1991年的35亿美元增长了2.8倍。对国外技术资源的大量利用构成这一时期我国产业技术进步的主要来源，有力地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但是另一方面，由于受经济体制和科技体制转轨滞后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国内企业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和创新效果较差，特别是没有把技术引进与自主创新结合起来，不断重复引进导致对国外技术资源的过分依赖，产业技术创新能力并没有相应增强。具体表现在：我国关键技术的自给率较低，对外技术依存度达50%以上，而发达国家均在30%以下，美国和日本则在5%左右；在我国的设备投资中，进口设备占投资设备购置总额的比重达60%以上，一些高技术含量的关键设备基本上依靠进口；我国每年的发明专利数占世界的比重不到3%，与美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以及韩国这样的新兴工业化国家相比存在很大差距；2003年我国的R＆D经费总额为1539.6亿元，按汇率换算仅相当于美国的1/16，R＆D占GDP的比重仅为1.32%，明显低于美国、日本和韩国3%左右的水平；我国制造业的产出规模已占世界制造业产出总量的6%，而制造业R＆D投入仅占世界制造业R＆D投入总量的0.3%。
有一种较为普遍的观点认为，发展中国家技术研发能力先天不足，在国际竞争中与工业发达国家不是处在同一起跑线上，要缩小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必须实行以市场换技术的策略。从实践上考察，这种策略有其积极的作用，与发展中国家最初的技术和产业的起点相比，以市场换技术确实起到了缩小技术差距、促进新兴产业发展的作用。例如，我国的家用电器工业、轿车工业、电子计算机工业、通信设备制造业，等等。但是发展中国家工业技术进步不能长期建立在以市场换技术的基础上，因为你所换到的技术永远是第二流或第三流的技术。发达国家为了通过技术垄断实现超额利润，在技术转让时，必然要“留一手”。即使是跨国公司的技术研发实行本土化策略，不仅利用了发展中国家廉价的、高素质的科技人才，而且技术的所有权仍然控制在跨国公司手里。因此，我们在利用外资、引进技术的同时，必须不断培养和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在一些重要的技术领域实现跨越。我国与工业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已主要不是工业生产规模和产品产量方面的差距，而是工业经济结构、生产技术水平和产业组织方式上的差距，是研究与开发投入水平和科技成果转化能力方面的差距。推进工业技术创新是缩小这种差距的根本出路。
我国工业化的技术来源过多依赖于国外，产业技术的自主创新能力不足，从长期看必然影响到我国产业的升级和在国际分工体系中地位的提升。还要看到，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不仅引进国外技术的成本日益提高，而且也越来越难以获得真正的先进技术。在未来的工业化进程中，现有以技术引进和技术模仿为主的技术供给模式的发展空间日趋狭小，要保持经济的不断发展并提升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就必须转向以自主创新为主的技术供给模式。但是，根据目前国内企业的技术积累和技术学习能力，要顺利地实现技术供给模式的转换还面临较大的困难和障碍。如何把自主创新与技术引进和消化吸收结合起来，更多地以自主创新作为经济增长的持续动力，已经成为未来工业化进程中必须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从企业角度看，我国大中型企业是技术创新和进步的主体，工业化和工业现代化的关键在于大中型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培育。但是，我国大中型企业整体自主技术创新能力还有待提高。首先，大中型企业自主创新的意识还不强，动力机制还不完善，与发达国家企业相比，企业科技投入还有较大差距。近几年我国大中型工业企业科研开发投入占销售收入比重总体上提高到2%左右，但根据国际经验，如果该比重为1%，企业就难以在竞争中生存，当该比重为2%时，企业可勉强在竞争中维持，只有该比重超过5%，企业才有真正竞争力。其次，作为我国工业技术创新主体的国有大中型工业企业总体上技术水平较低，技术创新效率还有待提高。2002年和2003年，国有大中型工业企业共开展科技活动分别是97360项和30055项，获得发明专利分别是1840项和1715项，而同期外商投资大中型工业企业开展了7332项和8375项科技活动，却获得了发明专利1118项和2031项。2003年，4278家国有大中型工业企业共有21.6万科学家和工程师，投入257.3亿元科技活动经费，当年新产品销售收入1555.8亿元；而2003年2995家外商投资企业共有6.5万科学家和工程师，投入了258.6亿元科技活动经费，却获得了4227.7亿元的新产品销售收入。2002年和2003年，外商投资大型工业企业新产品销售收入占产品销售收入的比重分别高达30.2%和35.0%，不仅远远高于国有大型工业企业的8.9%和9.2%，也高于大中型国有独资工业公司的19.9%和20.2%。这除了因为国有企业技术水平低、与外资企业存在巨大差异外，无疑我国国有大中型企业技术创新效率低下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再次，我国大中型企业在技术引进基础上消化吸收、自主创新的能力十分薄弱。2003年我国大中型国有工业企业技术引进经费总额为56.7亿元，消化吸收经费仅为3.6亿元，引进技术和消化吸收费用的比例为1：0.06.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韩国、日本企业的引进技术和消化吸收费用比例为1：5～1：8.这表明在消化吸收基础上自主开发和创新是我们工作的薄弱环节，如果我们不能够建立有效的消化吸收和再创新机制，我国将无法走出“引进—落后—再引进—再落后”的恶性循环。最后，企业的自主创新环境仍然不够完善。这一方面表现在我国还没有形成有利于企业自主技术创新的竞争环境，政府在科技创新中处于主导地位的局面还没有彻底改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与企业经济效益相关性不高。另一方面表现在技术创新系统基础设施和政策法律环境建设滞后，科技中介服务体系有待完善，技术创新政策法律的完整性、有效性和一致性有待进一步加强。随着行业科研院所企业化改革，面向产业提供共性技术和技术服务的创新能力有所下降。
4.资源环境约束与工业化加速推进的矛盾突出，我国工业可持续发展任重而道远
自然资源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物质保障。我国是一个人均自然资源拥有量相对贫乏的大国，资源对经济社会发展将是一个长期的制约因素。那种认为在信息化时代，资源的重要性已经下降的观点是片面的，土地、水、森林、矿产资源和石油资源仍然是当代社会经济发展的物质基础。从与工业化发展息息相关的耕地、水和能源等重要资源的现状看，我国的人均耕地面积只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1/3，一些沿海省市的人均耕地不足0.8亩，低于世界公认的警戒线；我国的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仅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1/4，在全国600多个城市中，已有400多个城市供水不足，其中110个城市严重缺水；2004年我国人均消费的能源只有1.4吨标准煤，相当于日本人均能源消费量的1/4，美国人均能源消费量的1/7.在2020年我国人口14亿的情况下，如果达到日本人均消费4吨标准煤的水平，国内能源消费总量就需要达到56亿吨标准煤，很显然这是不现实的。再比如，2004年我国钢产量已达到27000万吨，超过美国和日本两国钢产量的总和，但我国人均消费的钢产量只有230公斤，不到日本人均消费钢材的1/4.如果按照人均占有的能源和钢材产量计算，我国能源和钢材等基础产业的产品产量都还需要成倍增长，但在大多数工业品的生产总量已经很高的情况下，持续增长的空间是有限的。近年来，在经济的持续发展中，由于需求量的高速增长，我国的资源供应形势全面偏紧。目前我国的主要矿产资源已经出现储量增长远低于开采量增长，开采量增长又低于消费量增长，国内资源保障程度快速下降，新增部分主要依赖进口的局面。在2004年的国内需求量中，约有50%的铁矿石和铜矿、33%的铝土矿、40%的原油和44%的木材依靠进口满足。另外，由于经济增长方式粗放，产业组织结构不合理，平均的工业技术水平落后，造成我国资源利用效率较低，从而又加重了资源的紧张程度。资源的利用效率可分为三个环节：开采效率、加工转换效率、终端利用效率。我国资源利用率不仅表现为终端利用效率较低，开采和加工转换环节效率也低于国外同类行业。例如，我国有色矿产资源储量回采率不到50%，比国外低10%～20%。据对全国3498个矿山企业统计，我国有色金属矿采选回收率为50%～60%，采、选、冶的回收率比国际水平低10%～20%。可以预见，在未来较长时期，我国仍将处于对自然资源的需求不断增长的阶段，工业化高速成长必然对资源供给造成更大的压力。
因矿物燃料的大规模使用造成的生态环境破坏，是工业化最严重的负面影响之一。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生态脆弱、人与自然界的平衡状况容易出问题的国家。由于在以往的工业化进程中对能源和自然资源的大量消耗和严重浪费，我国也和历史上的工业化国家一样，付出了环境严重污染、生态系统遭到破坏、生活环境质量下降的代价。到20世纪90年代末，我国的二氧化硫排放量和有机污水排放量已占世界第1位，二氧化碳排放量仅次于美国占世界第2位。即使国际社会不就环境问题向我国施压，我国自身的环境容量也难以持续容忍这样大的污染排放。如果说资源的约束还有可能通过从国外进口得到缓解，那么生态环境受到破坏的代价则使我们更难承受。虽然，近些年，环境保护和工业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已经引起举国上下足够的重视。针对工业企业生产的环境污染问题，我国正在大力提倡循环经济理念，通过立法方式推进清洁生产，加强ISO14000与环境标志的认证工作。但是，在过去的2005年，我国发生了多起大江、大河的严重污染事件，其中，以“松花江苯污染事件”最为引人注目：2005年11月13日，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分公司双苯厂的苯胺车间因操作错误发生剧烈爆炸并引起大火，导致100吨苯类污染物进入松花江水体，造成整个松花江流域严重生态环境破坏。这一切表明，强化治理工业污染，促进工业清洁生产，推动工业发展模式从先污染后治理向全过程预防转变，推动工业增长方式从高耗能、高排放型向资源节约型和生态环保型转变，从而推进工业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化进程，还任重而道远。因此，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在推进工业化过程中努力应对环境的挑战，对我们来说特别紧迫和重要。
5.劳动就业形势严峻，不断增大的就业压力严重制约着中国的工业化和工业现代化进程
我国的国情和工业化道路的特殊性，决定了劳动就业问题在未来工业化进程中的重要地位。在我国农村，目前劳动力总量大约有5亿人，其中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为3.3亿人，而根据现有的资源状况，农业部门仅能容纳1.4亿左右的劳动力，农村潜在的剩余劳动力总量达1.8亿以上，也即到2020年，平均每年大约有1000万人需要从农村中转移出来。这些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既是进一步工业化的动力，也表明未来工业化的任务仍十分繁重。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农民纯收入中来自农业的部分出现不断下降的态势。这一现象表明，必须加快推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非农化，才能从根本上扭转目前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比较利益低的不利局面。除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外，再考虑国有企业改革中需要再就业的劳动力、机关事业单位大量存在的富余人员以及自然新增的劳动力，保守的估计每年还要新增1000万人左右。两者相加，未来几年我国每年需要提供2000万个新增就业岗位，才能满足日益庞大的劳动力就业需求。
随着工业现代化进程的推进，无论从行业看还是从所有制看，我国工业的资本劳动比率均呈现出持续而显著的上升趋势。各个行业、各类企业的资本劳动比率迅速上升，表明我国的工业化正在走向资本密集也即资本对劳动的吸纳能力越来越弱的新阶段。2003年与1980年相比，工业部门每吸纳一个劳动力就业需要的固定资产净值增长了19倍。资本对劳动的加速替代，使得工业增长所能够提供的就业机会出现了相对甚至绝对下降。从1998年到2003年，全部国有企业及规模以上非国有企业的从业人员年平均人数由6195.8万人减少到28.6万人，年平均下降幅度达7.22%。不仅如此，由于多种原因的共同影响，我国经济增长所能支撑的就业增长比率即就业弹性系数，自20世纪中期以来也呈现出下降的态势。这就使我国未来的工业现代化面临两难选择：一方面是不断增长的劳动力需要就业，另一方面是工业的资本密集度越来越高，单位资本所能吸纳的劳动就业量日趋减少。未来如何处理好技术进步与扩大就业的关系，促进资金和技术密集型工业和劳动密集型工业的共同发展，是工业现代化推进过程中面临的最富挑战性的问题。中国工业化、工业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受到不断增长的巨大就业压力问题的制约。
6.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东西部地区间经济发展差距不断扩大
我们的地区工业化进程的评价表明，我国区域经济的发展格局主要表现为东部沿海与中西部内地之间的经济发展不平衡，即全国的生产力和经济活动不断向经济繁荣的东部沿海地区集中，而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占全国经济总量的比重不断下降。近些年，虽然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和中部崛起战略，但是我们的评价表明，地区之间的差距还在逐步扩大。
由于不同地区在制度创新、基础设施建设、自然和经济条件等方面的差异以及国家对不同地区的政策倾斜，在我国经济的持续增长过程中，必然会伴随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象。但是，如果地区差距过大，就会影响到宏观经济的稳定和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而且也不利于社会公平的实现。作为一个地区差距较大且正在呈现加速扩大趋势的发展中大国，在未来的工业化过程中，我国必须把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逐步缩小地区差距的任务放在重要位置。进一步分析发现，造成我国地区经济差距过大的主要原因又在于各地区的工业发展不平衡。东部地区的工业依靠扩大开放和加快改革带来的先发优势而得到迅速发展，中西部地区的工业发展则明显滞后。因此，加快中西部地区的工业发展是缩小东西部地区经济差距的必经路径。另一方面，在全国工业的总体规模已经相当庞大，生态环境保护又使工业发展的成本不断上升的新形势下，工业化处于较低发展水平的中西部地区怎样才能走出一条加快工业发展的新途径，这又是一个新的矛盾。
7.产业结构协调性较差，工业产业升级压力比较大
从促进经济增长的角度看，我国产业结构存在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在GDP结构中，工业的比重过高而服务业的比重偏低。2005年，我国第二产业占GDP的比重为47.3%，服务业的比重为40.2%。不论与一般模式还是相近发展阶段的国家相比，工业比重显著偏高，而服务业的比重明显偏低。GDP结构的偏差表明我国的生产结构不适应由人均收入水平决定的一般需求结构，从而使经济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制约；同时，作为能够较多吸纳就业的行业，服务业发展较慢也不利于缓解我国的就业压力。而且从服务业内部构成看，传统的生活服务业所占比重过大，更具有现代意义的作为中间投入品的生产服务业，如产品设计、市场咨询、金融、保险和技术服务等行业所占比重较小。有研究指出，发达国家的生产服务业占服务业增加值的比重通常达到30%以上，而目前我国只有20%左右。由于生产服务业主要是为整个经济扩大生产规模和提高生产效率服务的，因此我国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一直未能取得较大的进展，应该说与生产服务业的不发达状况有直接关系。
二是从工业产业结构看，工业产业升级任务艰巨。在工业内部，能源和原材料等上游行业供给紧张，多数消费品等下游行业相对过剩。尽管过去几年来上游行业呈快速增长态势，但仍落后于需求的增长，这些行业的生产和消费弹性系数均处于较低水平，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制约因素。这主要表现在：占主导地位的工业产品多是一些劳动资源密集型产品，产业结构的整体层次还有待提高。这些产品主要依赖廉价劳动力的低成本优势参与市场竞争，即使一些高新技术产品也多停留在劳动密集型的加工装配环节。产业结构趋同问题突出，各地间的工业发展有待加强协调。一般而言，各级地方政府只注重本行政管辖区的经济发展和利益维护，结果造成区域市场分割和地方政府垄断，重复建设不断，进而更加重了产业在技术内涵、产品档次、规模等方面存在的同构化趋势。例如，长江三角洲地区各城市的产业目前主要集中在纺织、服装、机械、化工等传统产业，而加工贸易和出口产品主要集中在机电、服装、纺织、鞋类等轻工业产品方面，而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主要集中在IT产业、生物医药、新材料产业等方面。又如，在环渤海地区的京津冀核心层，长期以来，由于投资管理上的条块分割造成了大规模的低水平、不合理的重复建设，导致了京津冀地区工业结构趋同，缺乏地区产业经济的特色和合理的经济梯度，资源配置严重不合理。虽然北京和天津的专业化部门主要集中在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食品制造业、家具制造业等几个行业，但两市既未形成一批代表行业先进水平、占有较大市场份额、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企业和企业集团，又未形成一大批有技术特色的专业化协作配套的中小企业格局。
三是产业集群化水平偏低，产业集群有待进一步升级。我国工业总体上向各类园区集中的趋势有所加快，但从实际情况看，大多数工业园区内产业混杂，缺乏功能分区，专业化分工不明确，产业配套程度不高，产业链经济不发达，产业配置效率低下，工业园区盲目发展，离真正的产业集群化的要求仍有较大的差距。即使是一些大型的特色工业园区，目前也还处于产业集群演进的初级阶段，发展层次较低，企业素质不高，“低、小、散”现象突出。
8.大企业与小企业之间的分工与协作关系较弱，低水平重复建设、总体产能过剩、单个企业规模小等问题表明我国工业产业组织合理化程度低
目前我国国内企业之间比较细致、紧密的分工协作主要发生在产业集群中的中小企业之间，而国内大企业与小企业之间的分工与协作关系较弱。在以大企业为中心的分工网络中，核心企业为跨国公司的数量相对更多，社会分工程度也更高。虽然这种“小企业、大规模”的产业组织形式相对于“大而全、小而全”更有效率，但也存在开展技术创新困难、抗风险能力较弱，难以进入规模经济要求高的行业等局限。在国际分工格局中，虽然国内企业参与国际分工的程度不断提高，但在当前发达国家的产业组织呈现垂直专业化的背景下，国内企业多处于价值链中的低附加值生产环节，从事非核心零部件制造和低档组装等活动，而营销与产品设计等高附加值的活动则控制在跨国公司手中。例如，在2003年我国电子信息产品的出口中，进料加工贸易占出口额的74.7%，来料加工装配贸易占出口额的15%，两项合计占出口额的89.7%。总体上看，我国企业在国际分工格局中所处的地位十分不利。
在我国一些重要的工业行业中，存在低水平重复建设、总体产能过剩但单个企业规模难以达到经济规模、国际竞争力差等现象，这突出表现出我国工业产业组织合理化程度低的问题。例如钢铁工业，80年代中期我国有110家炼钢企业，到2003年已增加到280多家，多数企业没有达到经济规模。在近年炼钢能力的增长构成中，钢铁协会会员企业增长了35%，非会员企业增长了122%，在新增的炼钢能力中小于100吨转炉占48%。这种情况说明，生产要素仍然缺乏向优势大企业集中的机制。国内目前短缺的主要集中在附加价值高的汽车板材、管材和特殊钢材，但大多数地方中小型钢铁企业和民营企业新上的生产能力主要是长线的普通钢材。又如汽车工业，汽车工业生产能力的迅速扩张是当前盲目投资的又一突出问题。2002年汽车生产能力已超过600万辆，加上在建规模，全国27个省、市有汽车生产厂家，其中23个省、市有轿车生产线，到2010年汽车生产能力将超过1000万辆。轿车工业的低水平重复建设的重要原因是产品销售价格过高，生产厂家在高关税和配额制度的保护下获得了超额利润。
9.在扩大开放条件下提高国际产业分工地位面临巨大外部压力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科技革命和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国际产业转移出现了许多新的特点。从世界范围来看，国际产业转移的规模迅速扩大，使各国的产业发展及结构调整之间的互动性显著增强，各国之间的产业关联和相互依赖程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这虽然为各国带来了更多的分工效益，扩展了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分工以及获得外部资源和先进技术的渠道。但由于目前发达国家的大跨国公司控制了产业价值链的关键环节，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分工体系中始终处在不利的边缘地位，同时也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发展中国家产业成长与结构调整的自主性。同时，以要素分工为主导方式的国际分工格局中，尽管发展中国家的优势资源与外来要素结合的机会增多，但参与国际分工的风险也随之增加。
随着我国工业化进程加快和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提高，我国逐步融入了国际产业分工体系，成为承接国际产业转移最重要的国家之一。跨国公司的产业转移对我国产业成长、技术进步以及结构调整产生了重大影响。一方面，跨国公司产业转移促进了我国制造业生产能力的提高，带动了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加快了我国技术进步的步伐，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我国制造业的整体技术水平，并由此促进了我国出口竞争力的提升和出口结构的升级优化。另一方面，跨国公司的大规模产业进入，促进了行业竞争主体的多元化，加剧了企业竞争，对国内企业产生了积极的竞争示范效应，一些国内企业从跨国公司的产业和技术转移过程中获得了学习机会，增强了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但是，跨国公司产业转移对我国产业成长、结构调整和产业安全也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主要表现在：跨国公司产业转移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路径偏差和外部依赖；跨国公司技术溢出的范围有限，跨国公司技术转让的水平偏低，而且以生产设备等硬件技术为主；由于现阶段外商投资企业出口主要采取加工贸易方式，跨国公司产业转移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我国对外贸易的低水平扩张；跨国公司凭借强大竞争优势，在我国部分行业中占据了较大的市场份额，形成了一定的行业垄断，抑制了国内产业竞争力和市场份额的提高。
五、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战略选择
1.科学认识和把握我国基本经济国情变化，明确未来经济现代化战略的核心任务
长期以来我国一直被认为是一个农业经济大国，中国基本国情是一个农业大国已经成为人们的常识。但是，我们对我国工业化和工业现代化进程的评价表明，在经过改革开放20余年高速工业化进程以后，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已经到了中期阶段，无论是从国民生产总值构成，还是从对外贸易结构看，工业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已经占有绝对主体地位，中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工业经济大国，中国基本经济国情已从农业大国转为工业大国。但从产业内部结构看，我国还不是一个工业经济强国。这主要表现在我国工业现代化水平低、国际竞争力弱、工业质量有待提高。从我国现代化进程看，我国从农业大国向工业大国变化的基本经济国情表明，我国经济现代化进程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进入了从工业经济大国向工业经济强国转变的阶段。由工业大国向工业强国转变的过程实质就是推进工业现代化过程。工业现代化一般指在一国或地区的经济现代化过程中工业质量和效率不断提高、逐步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发展过程。工业是国民经济的主导力量，工业现代化是国民经济现代化的“发动机”。在当今世界格局下，我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社会主义国家要实现现代化，必须强力推进工业现代化，促进从工业大国到工业强国的转变，进而驱动整个经济现代化进程。现阶段我国工业总量的庞大并不能掩盖我国工业质量较低、工业现代化水平有待提高的问题。而且，对于我国这样一个人均占有资源很少的人口大国，推进工业现代化也适应了工业化中期阶段以后必然要走的科技含量高、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的新型工业化道路的要求。因此，实现由工业大国向工业强国的转变、推进工业现代化进程是我国未来经济发展战略的核心。
2.在经济增长战略方面，切实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发展重化工业也要坚持新型工业化道路
国际经验表明，在长期的工业化进程中，会出现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的经济高速增长，这段时间一般持续20多年。虽然有韩国、中国香港和新加坡三个国家和地区在长达40年的时间内取得了年均7%的经济增长速度，但在第三个10年增长速度也开始明显下降。实际上，到了工业化中后期，由于工业发展的重点从工业数量扩张转向工业质量和现代化水平的提高，经济增长方式必然从粗放向集约、从外延向内涵转变，相应经济增长速度开始减缓也就成为一种必然。对于我国而言，20余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已经使我国的基本经济国情变为工业经济大国，国内资源供给约束、环境保护要求、收入差距和社会稳定压力、科技水平差距大、产业结构亟待转型、改革和开放带动的经济增长力减弱、金融体系效率低等一系列问题，也要求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基础在于推进工业现代化进程，因为工业现代化是要求技术集约化、高加工度化，要通过知识创新、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投资提高投入要素的质量（包括劳动者的素质、机器设备的技术水平、矿产资源的品位等），以少的要素投入得到更多的产出，同时对环境的污染程度达到最小，这就是集约型、资源节约型的经济增长方式。
无论从工业化阶段转换的有序性还是国际经验看，我国的重化工业发展阶段都是难以逾越的。重化工业更容易导致资源过度消耗和环境污染等问题，我国资源性产品的供给不足压力很大。但是两者之间并非必然的逻辑联系。如果通过推进工业现代化进程，充分利用科技高度发展和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同时加以认真的规划和设计，我国的重化工业发展就可以走出一条不同于工业发达国家在相应发展阶段曾经经历过的高能耗、高污染的发展道路。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核心是在增长方式上实现集约化和可持续。要达到这个目标，就必须推进工业现代化，利用高新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改造传统的重化工业，使这些产业的产品性能、生产方式、赢利模式和资源消耗等都更加符合集约化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虽然关于如何解决能源、原材料等资源性产品供给不足的矛盾，存在依靠价格机制、提高能源和原材料价格，以及通过进口来弥补国内资源性产品供给不足的缺口两种方法。但是无论是价格上涨还是扩大进口都是有约束条件的。从根本上说，解决资源约束的关键还在于通过科学技术进步，通过推进工业现代化进程，实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3.在技术进步战略方面，要围绕提高我国工业国际竞争力培育自主创新能力
技术进步主要有两种途径，即原发性（自创性）技术进步和获得性（继发性或扩散性）技术进步。前者是本经济系统内的技术发明所推动的技术进步，后者是通过引入本系统之外的已有技术而实现的技术进步，是技术扩散的结果。由于工业技术的巨大落差和引进先进技术的巨大收益，一般而言，后起工业化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的技术进步，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主要是通过模仿和引进先进国家的技术实现的。新中国工业技术体系的建立基本上也是建立在技术引进的基础上的，改革开放以后大量的外商直接投资也对于中国工业技术水平的提高起到了突出作用。但是，现在中国已经发展成为工业经济大国，已经具备比较完整的技术体系，现在的核心任务是推进工业现代化进程、建立先进的工业技术支撑体系，显然这是依靠技术引进所无法完成的。能否具有自主技术和创新能力，尤其是在战略性、基础性技术领域拥有自主创新能力和自主知识产权，是我国从工业大国到工业强国的关键。因此，培育战略技术的自主创新能力应是我国新阶段技术进步战略的核心。同时，已经成为工业经济大国的中国，必须有长远发展的战略眼光，不要仅仅强调应用技术研究，要重视对基础科学研究的支持，中国未来技术发展的“瓶颈”是基础科学的薄弱。美国、德国和日本这些年基础研究经费占科研经费总额的比例都在15%～20%之间，而我国大约只占5%左右。在一个越来越强调原创性和知识产权的世界，中国这样的一个社会主义的工业经济大国，必须加大对基础科学领域投入，保证持续的国际竞争力。
具体而言，我国工业技术自主创新战略需要着眼于下列原则：要有利于促进整个国民经济的物质技术基础和手段实现现代化；有利于改变在国际制造业分工体系中主要从事加工组装等低附加值产业、为跨国公司做代工的状况；有利于改善国际贸易条件，增强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促进出口产品的结构升级换代；有利于解决我国能源、原材料、水和森林等资源短缺，但国内需求量日益增长的矛盾；有利于发展高新技术武器装备、实现国防现代化。现阶段我国工业结构优化升级的中心内容是着重发展高加工度化的装备工业，提高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比重。除此之外，适应消费结构升级的需要，还要进一步加强能源和原材料等基础工业，有重点地发展高技术产业。产业内部资源配置关系的调整重点是推进企业间分工的深化，培育一批具有竞争力的大企业。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我国政府应该在大企业的培育中继续发挥积极作用，当然，所采取的政策措施应该与市场经济相容，并且符合WTO规则的要求。
4.在产业发展战略方面，重新定位三次产业的使命，加快第三产业发展
我国未来经济现代化战略的核心任务是实现由工业大国向工业强国的转变、推进工业现代化进程，因此新阶段的经济现代化的产业战略重点是推进工业结构的高级化进程，实现工业发展由数量扩张向质量提升的转移。围绕这个战略重点，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的战略使命和发展定位有所转变。第一产业的发展主要是依靠“以工促农”，农业的基础性地位发生了变化，农业的战略使命主要体现在对工业发展的市场贡献方面，也就是要通过给农业以资金支持，大力提高农民的收入，从而增加“三农”对工业技术和产品的市场需求，进而促进工业的发展。而第三产业的战略使命和发展定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使其成为吸收剩余劳动力的主要渠道，既要吸收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又要承担由于工业现代化水平的提高、工业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改善而产生的工业富余劳动力问题；二是推进我国产业间结构的高级化，为进入新的现代化阶段——由工业强国到服务业大国奠定基础。
在具体产业政策上，要优先和大力发展信息产业、教育事业和现代服务业。优先和大力发展信息产业特殊意义在于信息产业的发展能够在提升工业现代化水平的同时扩大就业。一方面信息产业的自身发展和利用信息技术去改造传统工业，可以推进工业现代化进程和提升工业现代化水平。另一方面由于信息产业包括信息设备制造业、通信业和其他信息服务业三个大的行业，既有制造业，也有服务业，在这些行业自身发展直接创造大量的就业岗位的同时，信息技术在社会上的广泛应用又可以间接开发很多就业机会。教育事业的发展，既可以提高劳动力素质，增加劳动力就业的可能性，又为工业现代化建设奠定了人才基础和知识储备，促进了现代化进程。同时教育和培训本身也是一个巨大的产业，自身可以创造大量的就业岗位。而且，延长教育时间和增加培训次数，可以延缓就业需求的到来，从而缓解就业的现实压力。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将传统制造业的改造和提升与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有机结合起来。服务业因工业的发展而产生和发展，而服务业的发展又可以提高工业生产效率，反过来又促进了工业的发展。实际上工业的现代化是离不开现代服务业的支撑和发展的。而且，服务业发展的意义不仅如此，服务业因更具有劳动密集的特征而对我国的工业现代化进程具有更大的发展价值。
5.在区域发展战略方面，一方面要科学合理定位，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另一方面要鼓励各个地区探索自己的工业化和工业现代化道路
实现区域发展战略从沿海优先发展向区域协调发展的全面转型，是抑制和缩小地区经济差距持续扩大的根本举措。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的核心，是在充分发挥各地区比较优势的基础上，合理定位，通过突出各自的发展重点，塑造自身的竞争优势。东部地区要在推进产业结构升级方面走在全国前列，优先发展高技术产业、出口导向产业和现代服务业；要在继续发挥有利区位和改革开放先行优势的同时，推进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将自主创新与有选择的海外并购相结合，提高研发起点。中部地区要按照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依托中心城市和主要经济带构建一批现代化水平较高的工业增长极，推进能源原材料工业和装备工业的集群发展；同时作为国家的农业基地和粮食主产区，要大力建设区域化、专业化的优质农产品基地，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延长产业链，逐步向现代农业迈进。西部地区要从加强生态环境建设和基础设施建设切入，根据自身的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以市场为导向，重点发展水电、矿业、机械制造、中药材加工和特色旅游等产业，构建起有竞争力的西部特色产业群。
由于历史、自然要素禀赋和改革开放政策等原因，中国不同地区工业发展水平差异很大，一些工业发展水平很高的地区率先实现工业现代化也就成为一种必然。另外，产业集聚是一种产业发展规律，由于某种原因某些产业会在一些地区大规模集聚，从而带动该地区的工业现代化水平，使部分地区率先实现某些工业的现代化成为可能。实际上，改革开放的实践也表明，中国不同的地区存在不同的发展模式。例如，改革开放以来20多年的发展中，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最快的东部沿海地区，特别是两个三角洲地区，先后出现了工业化、现代化的三种不同模式，即以引进外资和发展外向型经济为主的“珠江三角洲模式”、以在农村发展乡镇企业和非农产业为主的“苏南模式”、以发展个体、私营经济为基础的“温州模式”。这些模式不仅对当地经济发展起到作用，而且也为全国经济发展积累了经验。因此，要鼓励各个地区探索自己的工业现代化道路，鼓励各地在遵循工业发展一般规律的同时因地制宜，发挥比较优势、地区集聚效应和规模效益的作用，创造自己的工业现代化实现模式，从而为全国工业现代化水平的提高提供经验，促进全国工业现代化进程。
6.在经济体制改革战略方面，坚定不移地继续深化市场化改革
我国现代化学者的研究表明，经济现代化不仅仅是指工业化进程，还包括一个市场化的进程，也就是经济现代化应该包括工业化和市场化两个主要层次。这意味着经济现代化的实现，必须依靠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开放以来的我国的经济发展实践也表明，经济现代化进程的推进需要工业化和市场化改革两个“车轮”。这两个“车轮”已经使我国从农业经济大国发展成为工业经济大国，而从工业大国向工业强国的转变，需要进一步推进市场化改革。当前，一些深层次的体制障碍还严重阻碍着我国的现代化进程，国有企业改革、金融体制改革、教育与就业制度改革、社会福利制度改革、医疗体制改革、户籍制度改革、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改革等都有待进一步推进。由于我国渐进式先易后难的改革方式决定了这些改革难度非常大。然而，无论改革阻力和矛盾有多大，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为改革创造一个良好的舆论和政治环境，毫不犹豫地深化改革，是我国推进现代化进程的必然要求。
7.在对外开放战略方面，要积极面对国际产业转移，制定科学合理的外资利用战略，提高我国在重大战略性产业上的控制力和竞争力
由于我国经济发展阶段与工业发达国家仍然存在着较大差距，拒绝或收缩接受国际产业转移是不可取的，积极利用外资的政策应当继续坚持。但是应该注意以下几方面问题：要吸取拉美地区的一些大国在承接国际转移中的教训，我国在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和国家经济安全的关键性的技术密集型产业中，应以引进和消化吸收国外先进技术为主，利用外资为辅；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产业发展已超越了国界的限制，但是利益仍然有国界，因此，对不同产业参与国际分工，要进行分类指导，对基础产业的国际合作我国应坚持绝对控股，对技术密集型产业要提升和争夺核心技术的控制能力。根据我国现阶段的实际情况，解决资本缺口已不是突出矛盾，如何获得先进技术、增强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能力和自主创新能力是最突出的任务。因此，对外资进入的项目应进行筛选，要求新的投资必须是技术先进的项目；对于关系到我国产业升级且具有广阔市场前景的技术密集型产业及重大技术装备，应坚持中方控股、合作生产、转让技术为主；实施政府采购，推动重大技术装备的市场实现；尽快推进国内企业与外资企业的税率并轨，使国内企业与外资企业处于同等的竞争条件，以增强内资企业的竞争力。
参考文献
1.Basile，R，et al。，2001，Regional Inequalities and Cohesion Policies in the European Union。ISAE Rome。
2.陈佳贵、黄群慧、王延中、刘刚等：《中国工业现代化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3.陈佳贵、黄群慧：《工业发展、国情变化与经济现代化战略——中国成为工业大国的国情分析》，载《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4期。
4.第三次全国工业普查办公室：《1995年第三次全国工业普查资料汇编——地区卷》，中国统计出版社，1997.
5.方甲：《现代工业经济管理学（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高校财经数据库http：//www。bjinfobank。com/。
6.郭克莎：《中国工业化的进程、问题与出路》，载《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
7.黄泰岩、王检贵：《工业新阶段农业基础性地位的转变》，载《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3期。
8.金碚：《中国工业化经济分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
9.江小涓：《FDI对中国工业增长和技术进步的贡献》，载《中国工业经济》2002年第7期。
10.李贤沛、戴伯勋、吕政主编：《工业经济学》，经济管理出版社，1994.
11.刘世锦：《我国进入新的重化工业阶段及其对宏观经济的影响》，载《经济学动态》2004年第11期。
12.吕政、郭克莎、张其仔：《论我国传统工业化道路的经验与教训》，载《中国工业经济》2003年第1期。
13.吕政、黄群慧、吕铁、周维富：《中国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与问题——“十五”时期的状况与“十一五”时期的建议》，载《中国工业经济》2005年第12期。
14.蒲幕明：《大科学与小科学》，载《文汇报》2004年11月21日。
15.钱纳里等：《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比较研究》，中译本，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世界银行在线数据库http：//devdata。worldbank。org/dataonline。
16.武力：《中国工业化路径转换的历史分析》，载《中国经济史研究》2005年第4期。
17.吴敬琏：《谨防结构调整中出现片面追求重型化的倾向》，载《经济管理文摘》2004年第21期。
18.魏后凯等：《中国西部工业化与软环境建设》，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
19.西蒙·库兹涅茨：《各国的经济增长》，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99.
20.胥和平、张世贤：《消费需求变动对跨世纪中国工业发展的影响》，人民出版社，2001.
21.薛谰、胡钰：《我国科技发展的国际比较与政策建议》，载《科技日报》2003年5月14日。
22.袁志刚、范剑勇：《1978年以来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及其地区差异分析》，《管理世界》2003年第7期。
23.约翰·伊特韦尔、默里·米尔盖特、彼得·纽曼：《新帕尔格雷夫大词典》，中译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
24.约翰·科迪等：《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发展政策》，中译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0.
25.赵德馨：《市场化与工业化：经济现代化的两个主要层次》，载《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1期。
26.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5、2003、2001、1996），中国统计出版社。
27.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工业统计年鉴》（2004、2003、2001），中国统计出版社，中国经济统计数据查询与辅助决策系统http：//data。cei。gov。cn。
28.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中国工业发展报告（1996～2006）》，经济管理出版社，1996～2006.
29.中国现代化战略研究课题组、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中国现代化报告2004——地区现代化之路》，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