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皇帝赦免犯人是极稀松平常的事，尤其皇帝的仁德之举还不仅仅表现在赦免犯人一事上，比如据《新唐书·唐太宗本纪》中说：“（唐高祖武德）九年（626年）……八月甲子，（李世民）即皇帝位于东宫显德殿……大赦，武德流人还之。赐文武官勋、爵。免关内及蒲、芮、虞、泰、陕、鼎六州二岁租，给复天下一年……癸酉，放宫女三千余人……十二月癸酉，虑囚……贞观元年……二月丁巳，诏民男二十、女十五以上无夫家者，州县以礼聘娶；贫不能自行者，乡里富人及亲戚资送之；鳏夫六十、寡妇五十、妇人有子若守节者勿强。”这其中不仅提到新皇帝给手下官员加官进爵，提到给予老百姓的种种优惠待遇，还提到他早就开始在为犯人的事操心（“虑囚”），甚至李世民还非常人性、非常崇高地把那些禁养在自己的宫廷中的三千宫女放出，让她们回归自由自在的生活（“任求伉俪”）。此放遣宫女一事，与前面提及的“纵囚”一事共同成为唐太宗李世民施行德政、怀柔天下的两个标志性事件，唐太宗李世民像，选自明·天然撰《历代古人像赞》。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就曾经为此赋诗道：“怨女三千出后宫，死囚四百来归狱。”
这次“纵囚”事件的前前后后，虽然让人在惊诧、感叹之余乍觉起来似乎也合情合理，死刑犯毕竟也是人，是人就必定懂得感恩；进一步想，皇帝那是当时普天下最大、最高的权威啊，造昏君的反尚且需要思量再三，“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而欺一位仁君则是难上难啊，凡人皆有不忍之心，仁者无敌嘛！
可是，在后人对于唐太宗的一片雷鸣的掌声中，仍然不乏有识者怀疑“唐太宗纵囚”一事其中有猫腻儿，而且这其中最响亮的质疑的声音就发自北宋著名文学家、政治家、史学家也即是作为《新唐书》总编辑之一的欧阳修。
欧阳修曾作一篇短文《纵囚论》来表达自己的观点：
信义行于君子，而刑戮施于小人。刑入于死者，乃罪大恶极，此又小人之尤甚者也。宁以义死，不苟幸生，而视死如归，此又君子之尤难者也。
方唐太宗之六年，录大辟囚三百余人，纵使还家，约其自归以就死，是君子之难能，期小人之尤者以必能也。其囚及期，而卒自归，无后者，是君子之所难，而小人之所易也，此岂近于人情哉？
或曰：“罪大恶极，诚小人矣。及施恩德以临之，可使变而为君子；盖恩德入人之深，而移人之速，有如是者矣。”曰：“太宗之为此，所以求此名也。然安知夫纵之去也，不意其必来以冀免，所以纵之乎？又安知夫疲纵而去也，不意其自归而必获免，所以复来乎？夫意其必来而纵之，是上贼下之情也；意其必免而复来，是下贼上之心也。吾见上下交相贼以成此名也，乌有所谓施恩德，与夫知信义者哉？不然，太宗施德于天下，于兹六年矣。不能使小人不为极恶大罪，而一日之恩，能使视死如归，而存信义，此又不通之论也。”
“然则，何为而可？”曰：“纵而来归，杀之无赦；而又纵之，而又来，则可知为恩德之致尔。然此必无之事也。若夫纵而来归而赦之，可偶一为之尔。若屡为之，则杀人者皆不死，是可为天下之常法乎？不可为常者，其圣人之法乎？是以尧舜三王之治，必本于人情；不立异以为高，不逆情以干誉。”
欧阳修觉得“唐太宗纵囚”一事很不近情理，一个仁人君子尚且很难为大义做到视死如归，而那些罪大恶极的死刑犯是小人中的小人，顽劣之极，皇帝的宽厚恩德是不可能一朝就改变他们的本性的；不然“恩德”的唐太宗已经做了六年皇帝了，为什么当时全国还有那么多敢犯死罪的人呢？难道他们早没有受到过皇帝德政的感化吗？而事实上皇帝的“恩德”果然创造了奇迹，欧阳修于是怀疑这其中上下之间肯定有会意、有暗通，可能官员们已经向那些死刑犯们示意了太宗皇帝是个好名之人，不过做个样子出来给天下人看看罢了。最后，欧阳修的政治主张是号召封建统治者们要以“尧舜三王”为榜样，尊重“常法”、“常情”，不能搞一些“标新立异”、沽名钓誉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