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人们再重新思考这段历史往事的时候，难免仍然会觉得这其中有诸多难以理解之处，其实这总是和当时的历史环境分不开的。仔细分析这段事例之前，不如先让我们再看一个相似的案例。
据一部日本的武士修养书《叶隐闻书》中的记载说，有一位名叫锅岛的封建藩主给他的管家介左卫门送去一纸命令，指责其女行为不端，有辱父名，当自杀以谢。结果，这个介左卫门想也没想就从命了，而介左卫门属下的十八名武士也向锅岛请求为其主殉葬，经过一番周折终于如愿，十八人俱死……
总之，这样的事例在封建时代是不绝于绪的，下面就让我们专门分析一下田横的事例吧。
在《史记·项羽本纪》中有这样一段记载，说是当项羽死后，项羽曾经统治过的楚地全部都投降了，而惟独鲁地（今山东曲阜一带，原鲁国，后为楚国所灭）坚守不屈；汉王刘邦一怒之下，准备动用自己的全力对鲁地实施报复性打击（“汉乃引天下兵欲屠之”）。不过，冷静思考了一下鲁人的动机，才发现是这个原因：“为其守礼义，为主死节”，也就是说这里的人礼义传统非常深厚（儒家的发源地，孔子的故乡嘛），能够为自己的君主死节；而项羽最初的时候就曾被楚怀王加封为“鲁公”，因此鲁人出于封建礼教就要向他负责（忠实于项羽）。搞明白了这个问题，刘邦就不需要大动干戈了，他只是让人把项羽的头向鲁人一出示，鲁人就明白了这天下确实已经易主了，他们现在已经是大汉朝的子民了（所以要向新天子负责），于是就投降了。
当然，我们不能要求鲁人愚忠到要为项羽殉葬的地步，因为时当政治大动荡之世，江山时时易主，能够像鲁人这样不追势利之风、忠实于旧主已经非常难能可贵了，他们的政治信念应该就是这样的：只要旧主人还活着一天，自己就不能轻易背弃他。其实这就是封建思想所使然，以西周为例，天子是天下的所有者，尤其是天下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土地的所有者（“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天子将自己所掌握的土地分配给自己属下的各诸侯（“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而诸侯又将自己从天子那里获得的土地再行分配给属下的大夫，而大夫再把自己从诸侯那里获得的土地继续向下层分配，直至将所有土地具体分配到每一个生产个体（农奴、农民）手上——这种分配制度不同于战国以后国家直接向子民授田，它就是真正意义上的所谓“封建制”，就如同欧洲（包括日本）中世纪实行的封建制度一样，社会上的每一阶层只对它的上一阶层（也就是把生产资料分配给他的那一阶层）负责，也就是层层负责制，诸侯以下并不需要对国家直接负责（比如中世纪的欧洲骑士，他们眼中没有国家，他们只忠实于自己的封建领主，以致国家君主好像名存实亡一般）。封建社会典型的人际关系就是一种层层的人身依附关系，就像马克思曾经所指出的欧洲封建社会的情状：“欧洲的黑暗的中世纪，在那里，我们看不见独立的人，却看见每个人都是互相依赖的——农奴与领主，家臣与封建诸侯，俗人与僧侣。物质生产的社会关系及建立在其上的各个生活领域，都是以人身的依赖性为特征。”（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
搞清了封建思想的根源问题，我们也就不难理解那些门客（食客）勇于为自己的主人死节的精神动机了——“食君之禄，忠君之事”。秦末汉初尚有西周典型封建思想的余续，当时甚至之前和以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社会上一定都在大力提倡这种为人主死节之事，这其实乃是封建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表现；加之人主的所谓“贤”，对这些门客爱护、优礼有加，这就实现了一种门客从人身依附到精神依附的最终转化，以致他们的人格最后完全丧失了精神独立性（这也不禁使人联想起日本武士的情形）。以此观之，“田横五百士”的忠烈之名绝不是偶然的，因为那是“五百”个本来鲜活的生命，而不是五十或者简简单单的数个，尽管后世可能也不乏为主人死难的事（也包含对主人、所欣赏对象的精神依附），可是在数量上都不能与此相提并论，尤其它们的本质应该是有所不同的（这可能需要我们仔细把握和体会）。
这就是大历史环境所使然，它既是偶然的，而其中也是一种必然因素在起决定作用——而因此，后人在惊异、赞叹这种死节精神之余，往往也就容易把它做简单曲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