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往事已越千年，我们仍然不能不为“大史”一家与“南史氏”的崇高史德而感动不已，面对欲扭曲事实的血淋淋的屠刀他们敢于为追求一颗“公心”而慷慨赴死，可谓为后世的千百代史官们作出了光辉的表率。所谓“宁为兰摧玉折，不为萧敷艾荣”，正是这群伟大的史官们的精神写照。
我们甚至不能想象，如果没有这群无畏的史官，那么我们中华民族还会拥有如此令我们骄傲不已的浩荡史籍吗？如果一个史官一旦受到政治上的严重压迫就改变立场，那么全部历史的记录还会有什么公正和辉煌可言呢？还会有什么教化和指导意义呢？我们甚至不能想象，如果没有如此伟大的史官传统，那么作为《史记》的作者司马迁还会成为后来的那个让后世景仰的“太史公”吗？班固在其《汉书·司马迁传》中还会这样赞颂他的前辈吗：“然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
当然司马迁的故事已经是为大家所熟知的了，其实值得我们大书特书的史官又何止那了了的几个人呢，历史上凛凛正气的方孝孺也是他们其中非常特出的一位。据《明史·方孝孺传》记载：“及惠帝即位，召（方孝孺）为翰林侍讲。明年迁侍讲学士，国家大政事辄咨之。帝好读书，每有疑，即召使讲解。临朝奏事，臣僚面议可否，或命孝孺就扆前批答。时修《太祖实录》及《类要》诸书，孝孺皆为总裁。”也许正因为方孝孺不但具有渊博的学识，尤其他还具有刚直的品德和满身的正气，所以他才最终被朝廷委以史官领衔（也就是总编辑）的重任。
然而方孝孺的个人悲剧却来了，因为没过几天一个新皇帝就通过暴力登上了历史大舞台——这是一个需要伪饰和屈服的时代！可是，方孝孺最终却没有任何妥协和屈服，哪怕是以中国历史上闻所未闻的杀戮相威逼——灭十族……
仔细说起来，这件事情还应从朱元璋建立明朝追溯起。
1368年，朱元璋正式登极称帝，建立了大明王朝。他英明一世，然而却糊涂一时，竟然不顾大臣们的反对实行西汉初年刘邦定下的那一套已被证明后患无穷的“诸王分封制”，也就是分封自己的儿子们为藩王，独立一方，并掌握有军政大权，名义上是防止地方动乱，拱卫朝廷。明眼人都晓得这是与作为历史主流的中央集权的封建统治制度是相违逆的，而且历史也已经不止一次地证明了“分封制”的严重危害，前有西汉的“七国之乱”，后有西晋的“八王之乱”，可是朱元璋还是坚持了自己的主张，厉行了“分封制”。
结果只等到朱元璋死的第二年，坐镇北平（今北京）的燕王朱棣就开始向朝廷发难，准备夺取最高政权，史称“靖难之役”。这时候即位的皇帝是朱元璋的孙子朱允炆，方孝孺（1357-1402），字希直，字希古，号逊志。选自明嘉靖四十年（1561年）台州王大可刊本《逊志斋集》。朱元璋本来是立他的长子朱标做太子的，可是朱标不幸早死，就只好让朱标的儿子、也就是名义上的“皇太孙”朱允炆接了朱元璋的大位。而燕王朱棣是朱元璋的第四子，他从小就被安置在相对偏远的藩国，经历了很多沙场征战的风尘，终于使得自己磨砺出了一种不凡的坚毅与顽强品格，甚至还可以说他的个性在长期的刀光剑影中也渗透了血腥和残暴，这在以后的历史中将会一览无余地表现出来；最重要的是，他还拥有了一支效忠于自己的能征善战的军队，除了他本人精通军事以外，他手下还有一大批干将，这都为以后他夺取国家最高政权奠定了基本条件。而在新皇帝朱允炆一边，正是大倡“以文治国”、“为万世开太平”的契机，虽然在实力上朱允炆占据了相当大的优势，几次大败燕军，可是由于他对朱棣（他的四叔）心存不忍之情，因此在如狼似虎的朱棣面前他就注定了自己失败的命运。
最后，经过了三年的“靖难之役”，1402年，朱棣就坐上了自己梦寐以求的皇帝宝座。可是这时候他还不能安心，因为他是以武力拼抢着才坐上皇帝宝座的，所以他还需要控制天下的舆论，把自己的“抢”字换成名正言顺的字眼。而当时整个国家的舆论核心人物，就是我们接下去要讲到的这个方孝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