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法治释法术而心治，尧不能正一国，去规矩而妄意度，奚仲不能成一轮；废尺寸而差短长，王尔不能半中。使中主守法术，拙匠守规矩尺寸，则万不失矣。
——《韩非子·用人》
放弃法术而凭主观办事，就是尧也不能治理好一个国家；不要规矩而胡乱猜测，就是奚仲也不能做好一个轮子；废弃尺寸而比较长短，就是王尔也不能做到半数符合标准。假如中等才能的君主遵循法术，笨拙的匠人掌握规矩尺寸，就会万无一失了。
从古到今，治国管人是用人治还是用法治，人们一直争论不休。在管理理论中，儒家和法家的理论影响是很深刻的。人们通常认为儒家主张人治，而法家主张法治。“法治”是以韩非子为代表的法家法律思想的核心，也是与儒家进行论争的焦点。法家是继墨家之后反对儒家最有力的一个学派。
法家与儒家在政治法律思想上的对立主要就表现为“法治”与“礼治”、“德治”、“人治”的对立。法家的“法治”要求“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同维护贵族世袭特权的“礼治”是对立的。法家主张“不务德而务法”，认为只能“以力服人”，强调以国家暴力为后盾的法律的作用，同“以德服人”的“德治”是对立的。法家强调治国的关键是“法”而不是“人”，把“人治”说成是统治者随心所欲的“心治”或“身治”。
事实上，儒家重人治，也不忽视法治；法家重法治，也不轻人治。法治是同人治并列的两种基本的治国方法，两种方法的目的基本是一致的，都希望社会安定、经济繁荣、人民安居乐业。但人治是国家以一套严格的道德制度去规范和约束人们的行为，从而产生社会秩序。要使道德高度变为德治，必须以权利的不平等和权力的不制衡为前提。我国的封建社会，君主以至高无上的权利去进行国家的统治，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
“人治”与“法治”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应该有所偏重。秦始皇制定的法都是顺着他的意志的，秦始皇超越任何“法”，“独断”一切，表面有“法”，但无法制可言。秦始皇习惯“任心而行”，秦朝中央百官处理政务只有看他的脸色行事，倚“上”不倚“法”。秦朝虽有对地方官吏的法律约束，但这些条件都概括力不强，因此很多律外情况只得让地方官吏另行决断，导致官吏们不同程度地进行人治。秦还将法推向了一个极端，动辄严刑峻法，赭衣塞路，终于使不甘受专制高压统治的人们揭竿而起，秦只存在了数十年就被推翻了。秦的失败是因为他的专横、独行。表面是“人治”与“法治”的结合，实际上是纯粹的“人治”，是暴政。他的偏重偏向了极端。
君人者舍法而以身治，则诛赏夺与从君心出矣。然则受赏者虽当，望多无穷；受罚者虽当，望轻无已。君舍法而以心裁轻重，则是同功而殊赏，同罪而殊罚也，怨之所由生也。
——《慎子·君人》唐朝是一个强盛的朝代。以李渊为首的关陇贵族官僚集团，在农民大起义中起兵反隋，唐初君臣都亲身经历了隋朝由盛到衰直至灭亡的全过程，他们认识到封建政权生死存亡的关键在于人心的向背。因此，“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在“先存百姓”的思想指导下，唐朝初期的统治者提出了“安人宁国”的治国方针，为此实行了一系列与民息息相关的政策，并据此确定了法制的指导思想。
在这时代中，统治国家最主要的是人治，唐太宗在统治的同时还主张法令应保持相对的稳定性和连续性，也就是说，立法时要慎重，一旦立了法就要坚决执行，不能轻易改变和废止。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唐太宗还是偏向于“人治”，但他依循“法治”，顺应民心，为民着想，为人民谋福利，也就取得了“贞观之治”的伟大篇章。
人治依靠的主要是个人，但个人又与能力水平、道德素质、思想意识形态等密不可分，所以在现实条件下单靠人治来管理维持社会秩序是有很大不足的。从历史上到现在还没有哪个国家能达到彻底实施人治的程度。
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也！
——唐太宗法治也有其不足之处，很多法因为缺少了很多可执行性，人治的色彩还相当浓厚。与法相并存的是权力。因为没有把人的很多劣根性的东西考虑进去，所以执行难，监督难，难免会出现权力的真空，难免出现交易，难免出现腐败问题。根据我国的现有情况，管理不能指望靠人的自觉性去维持法律的严肃性。所以，我们当务之急需要进行的是不遗余力的加强法制建设，用人治辅助法治。
管理需要依靠一种客观的标准，而不能依靠主观的判断。所以，很多企业通过建立企业制度和规章来依法治企，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受益匪浅。像著名的华为公司，管理理念中的“任职资格及虚拟利润法是推进公司合理评价干部的有序、有效的制度。”“规范化管理（本身已包含监控），它的目的是有效、快速的服务业务的需要。”和“模板化是所有员工快速管理进步的法宝。”等，体现的就是一种制度化和规范化管理的诉求，而在这种制度化和规范化的管理下，华为正阔步向前迈进。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前384～前322年）主张法治而反对人治，非常重视法治的作用，是西方最早崇尚法治的人。亚里士多德的法治理论，不仅启发和推动了西方法学的形成和发展，而且倡导了一种法律至高无上及法治优于人治的社会观念，这些思想至今还闪耀着真理的火花。以道为原则，以法为根本故先王以道为常，以法为本。本治者名尊，本乱者名绝。凡智能明通，有以则行，无以则止。故智能单道，不可传于人。而道法万全，智能多失。
——《韩非子·邪饰》
所以先王把道作为常规，把法作为根本。法制严明，君主名位就尊贵；法制混乱，君主名位就丧失。凡是智能高强的人，有依据就行动，没有依据就停止。所以智能是偏道，不能传给人。道和法是万全的，智能多有偏失。
管理不能依靠人的智慧，应该依赖法的约束。因为人的智慧有高低，情感有好恶，做事有私心，是主观的，容易随心所欲，任意妄为；法如镜子、衡器，是客观公正的，是判断是非善恶的标准，是统一人们行为的社会规范。因此，韩非子主张：治国必须任法，而不可任智。以道为常，以法为本，道法兼治，才是治国的万全之策。
韩非子反对以“智能”治国，因为“智能多失”，是“不可传于人”的“单道”，是行不通的办法。任智，放弃了法律的规范作用，臣下就会粉饰自己的智能，法律禁令就站不住脚。这样，随心所欲的做法就通行，以法治国的原则就废弃了。这是惑乱之道，君主也劳而无功。任法，以法为本，臣子就会把法律当作自己的行为准则，国家就能治理好，君主就会省力而有功。
道是法的思想基础，法是道的政治体现。道在韩非子的法治思想中有着非常突出重要地位。道和法同为推行法治的最重要的手段，所以，实行法治，不仅要“以法为本”，依靠法律，还有“以道为常”，一切按客观规律办事。这样才能治理好国家。
韩非子认为，国家命运不能依托在某个领袖人物的个人“智能”上。不要信任治国者个人的才华，哪怕他是伟大、光荣、正确的，也不可靠，可靠的是符合自然规律的稳定的法律，要信任万全的法律，这是法家的政治哲学。韩非子强调“道法”治国，是对老子的继承。
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
——《老子》在第六十五章韩非子的道论与孔子不同，兼言天道与人道，更接近道家。但他与老子的道论也不同，一是老子重天道，韩非子重人道，而人道就是法。二是老子的道是宇宙的产生者，而韩非子的道是宇宙的规律、法的规律。
现代企业管理，同样是靠制度而不是靠人来进行管理。我曾对海尔等知名企业进行深入研究，发现用制度管人、按制定办事是所有成功企业共同的特点。毫无疑问，规范与制度是企业必不可少的软件设施，也是企业得以正常运转的基石。要想企业良性发展，就必须在建章立制上下工夫，靠制度约束人，靠制度管理人，靠制度激励人。
有很多民企是家族企业，不是靠制度，而是靠地缘、血缘、亲缘等作为管理纽带来维持。这在企业第一次创业时的确有利于企业上下拧成一股绳，但当企业做大后，靠这些就不行了，因为感情不是稳定的，朝令夕改，没有科学机制。很可能因关系庸俗复杂化而不便于科学管理、人才培养和合理调配，甚至成了掣肘企业明确产权关系、步入可持续发展的障碍。
还有一些企业，管理缺乏科学性，必要的企业规章制度不健全，执行力度不够，导致管理混乱。具体有以下情形：
（1）监督和制约力度不够。很多基本的制度如考勤制度、报销制度、考核制度等，不能很好执行或者根本得不到执行，流于行式，如同虚设。
（2）财务监管力度不够。公司领导平时不关注公司财务情况，财务部门基本上处于自成一体、无人管理的状态，不利于及时发现问题。
（3）报销制度不够健全。企业的财务管理在费用报销监督制约上往往存在漏洞。不合理的报销、重复报销、贪污公款的现象常常发生。
（4）缺少实际性的考核制度。企业缺乏以能力和贡献为标准的评价机制及公平、公开的竞争机制，有流失优秀人才的危险；对员工的考核注重结果不注重过程，造成很多失控现象。
人管人累死人，制度管人才能管好人。但制度能否发挥作用，关键在于制度能否得到落实，落实制度的过程就是严格管理的过程。（5）指标体系设计不合理。很多公司的考核体系中，过多的偏重于销售计划完成率，而对其他的指标不够重视。
（6）培训力度有待加强。有的公司培训和发展体系基本属于空白，对员工的管理培训非常少，有也只是简单的岗位培训，没有系统的规划，没有建立起一套结构化细致的培训体系。忽视员工的职业生涯规划，让员工没有“奔头”。
（7）没有进行工作分析和编制工作说明书，缺乏详细的职位分工和职务分析体系。很多企业连最基本岗位说明书都不完善，绩效考核基本没有，薪酬体系不完善。
（8）工资未能反映在工龄静态因素上，老员工没有归属感；无绩效考核指标，员工加薪、晋升主要依照上司的主管评定。
靠制度管理企业、管理员工，已经得到人们的共识。管理企业必须依靠一整套合理的、切合实际的制度来维护，再用一些道德、情感方面的因素做补充，这样，才能使企业管理达到理想的状态。明主使民饰于道之故，故佚而有功。释规而任巧，释法而任智，惑乱之道也。乱主使民饰于智，不知道之故，故劳而无功。
——《韩非子·邪饰》以身作则，依法办事
《诗》曰：“不躬不亲，庶民不信。”傅说之以“无衣紫”，缓之以郑简、宋襄。
——《韩非子·外储说左上》
《诗》上说：“君主不以身作则，民众就不会相信。”齐王的师傅用规劝君主自己不穿紫衣服以影响民众来说明这个道理；可以援引郑简公委任臣子做事而国治、宋襄公亲自参战而兵败的事例印证得失。
每个领导都希望下属遵纪守法，按制度办事，约束自己的行为。然而，很多时候，法治实施起来却起不到很好的效果。其中一个原因就是领导者自己没有守法，起到了很坏的示范作用。
韩非子认为，国法对于君主和臣民都有约束作用，君主不能因为自己是一国之尊就不遵守国法，臣子不能因为自己有权势就枉法。上级必须约束自己，为下属做表率。
韩非子在《外储说左上》举了一个例子：齐王喜欢穿紫衣服，齐国人都喜欢穿紫衣服。齐国五匹素布抵不上一匹紫布。齐王担心紫布太贵。太傅规劝齐王说：“《诗》上说：‘君主不以身作则，民众就不会相信。’现在大王要想使民众不穿紫衣服，就请先自己脱下紫衣服去上朝。群臣中有穿紫衣服进见的人，就说：‘再离我远些，我厌恶那种气味。’”这一天，侍从官再没有一个穿紫衣服的；这个月，国都中再没有一个穿紫衣服的；这一年，齐国境内再没有一个穿紫衣服的。
韩非子用这个事例告诫君主：法治必须从上而下实行，下面的人都在看着上面的领导，领导者必须以身作则，依法办事，起好的榜样作用。前期法家人物也强调了法的公平性原则，对于这个观点，韩非子反复强调过，他在《外储说右上》里面又举了一个“楚庄王”护法的事例。
君子者治之原也。
——《荀子·君道》楚庄王是春秋五霸之一，他非常重视法治。楚庄王有外朝的法规：“群臣、大夫、诸公子入朝，有马蹄踏到屋檐下滴水处的，执法官砍断他的车辕，杀掉他的车夫，”这期间太子入朝，马蹄踩到屋檐下滴水的地方，执法官砍断他的车辕，杀了他的车夫。太子发怒了，进去向庄王哭泣道：“替我报仇，杀了执法官。”庄王说：“法是用来敬宗庙、尊社稷的。所以能确定法制，遵从法令，尊敬社稷的，是国家的臣子，怎么可以诛杀呢？违犯法制，废除法令，不尊敬社稷的，是臣下凌驾君主之上，臣下侵犯君主。臣下凌驾君主之上，君主就失去威势，臣下侵犯君主，君主的地位就危险。威势失去，地位危险，国家不能保有，我将拿什么传给子孙？”于是太子就回头跑开，躲避到外面露宿了三天，面北一再拜请给予死罪。
这个故事赞扬了楚庄王以身作则、不顾私情，坚决实行法治的精神。法制能否推行，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君主的态度是否坚决，对犯法者是否一视同仁。
如今，企业要想发展，就必须按制度进行管理，老板自己也要遵守制度。很多老板认为，制度都是为约束员工而制定的，而我是老板，自然在“法律”之外。对“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这句话，我们也可以从反面去理解。实质上，很多企业制度落实不到位，往往是老板充当了制度的破坏者的角色。制度都被破坏了，文化建设就更无从谈起了。
企业经常会存在老板带头破坏制度的情况。四川有一家饭店，规定不许员工坐电梯，但是所有员工都在坐电梯。原来老板自己是坐电梯的。老总坐了，副总当然也坐，部门经理也跟着坐，怎么可能禁止员工坐呢？
所以，老板一定要自己带头遵守制度，制度才能起作用。老板要在行为规范上为员工做出表率。假设企业规定早九晚五的作息时间，老板没有意外的事情的话，最好也坚持和员工一样上下班。当然，老板常常要工作到更晚。但这不能成为晚上班的理由。
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
——《管子·任法》公司老板天天在叫要制度规范，可另一方面在其内心却是“我是老板，我要有权处理”。因此制度的执行无法进行下去，有权人士游离于制度之外，而这时老板就会责怪职能部门执行不力。这样的问题在民营企业里应该说是普遍存在的。
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会面临一个做大和做强的临界点。而在这个临界点上，非正式的管理要向正规管理靠笼，这就必然要求企业首先要从人治走向法治。老板天天叫要制度规范，说明他在这时已产生了对管理正规化的需求，但这只是一个起点而已。要用制度来约束他，让老板改变任意而不任法的习惯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毕竟，要让老板自己限制在自己画的圈里边，去与下属分享自己靠经济力而非政治力得来的权力，真有些难为他。
但是老板提议制度规范，而有了制度第一个规范不了的又是他，这的确是很难办的事。第一，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干部，领导不遵守，员工如何遵守。第二，老板不执行制度，那么制度必然被破坏掉，他破坏了制度，开了先例，下边员工自然也就认为这个制度只是个花瓶，摆摆样子而已，“狼来了的游戏”，不把它当回事。如此恶性循环，企业就再也没有什么制度可言了。法之不行，自上犯之。
——《史记·商鞅列传》执法公正，才能不树私怨故以法治国，举措而已矣。法不阿贵，绳不挠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辞，勇者弗敢争。刑过不辟大臣，赏善不遗匹夫。
——《韩非子·有度》
以罪受诛，人不怨上，刖危坐子皋。以功受赏，臣不德君，翟璜操右契而乘轩。
——《韩非子·外储说左下》
所以用法令治国，不过是制定出来、推行下去罢了。法令不偏袒权贵，墨绳不迁就弯曲。法令该制裁的，智者不能逃避，勇者不敢抗争。惩罚罪过不回避大臣，奖赏功劳不漏掉平民。
由于犯罪而受到惩罚，被惩罚的人不会怨恨君上，所以被子皋处以刖刑的人反而保全了子皋；由于建立功劳而受到赏赐，臣下就用不着感激君主，所以翟璜理所当然地乘着尊贵的轩车。
法律制度的执行，能否取得良好的成效，主要取决于公正。一是法本身要公正，二是执法者本人要公正。韩非子主张，治理国家，管理民众，要执法公正，惩罚得当，法不偏袒权贵，不能屈从于邪恶，惩罚非过不可回避权贵大臣，奖赏善行不可遗漏普通百姓。这样，被管理者就心服，不会产生私怨，就更容易统治。
韩非子举了两个例子：孔子担任卫相时，他的弟子子皋担任狱吏。子皋依法砍掉一个犯人的脚，被砍脚的人得看守大门。有个人在卫君面前中伤孔子图谋作乱，卫君打算捉拿孔子。孔子逃跑了，弟子们也都逃跑了。
子皋跟着跑出门，断足守门人引导他逃到门边屋子里，官吏没有捕到他。半夜，子皋问断足守门人说：“我不能破坏君主的法令，只得亲自砍掉了你的脚，现在是你报仇的时候，为什么竟肯帮我逃走？我凭什么得到你的帮助呢？”
断足守门人说：“我被砍掉脚，本来就是我罪有应得。但是当您按刑法给我定罪时，您反复推敲法令，先后为我说话，很想让我免罪，这些我也清楚。等到案子和罪刑决定了，您心里十分不快，脸色上都表露了出来，这我又清楚地看在眼里。是故诚有功，则虽疏贱必赏；诚有过，则虽近爱必诛。疏贱必赏，近爱必诛，则疏贱者不怠，而近爱者不骄也。
——《韩非子·主道》您并不是徇私照顾我才这样做，而是与生俱来的仁爱之心本就这样。这便是我心悦诚服并要报答您的原因。” 孔子对于这件事，说了一句话：“善于做官的人树立恩德，不会做官的人树立怨仇。官员是用来公平行法的，治理国家的人，不可以失去公正。”
另一个例子是：魏文侯的大臣翟璜，因推荐李悝、吴起、乐羊、西门豹等人有功， 魏文侯封他为上卿，可以乘坐“轩骑驾出”。韩非子以此说明“以功受赏， 臣不德君”的道理。
韩非子指出：君主对臣下实施赏罚， 必须具有公正性。如果确实有功，即使疏远卑贱的人也一定赏赐；确实有罪，即使亲近喜爱的人也一定惩罚。疏贱必赏，近爱必罚，那么疏远卑贱的人就不会懈怠，而亲近喜爱的人就不会骄横了。
在中国历史上，一些高明的管理者正是因为坚持“法不阿贵”的原则，赢得了事业的成功。在现代企业管理中，一些优秀的企业家在制订和执行企业规章时，也都十分注重“法不阿贵”的原则。
在福建日立电视机有限公司，公司的劳动规则规定：任何职工不得迟到、早退，上班由计时器打卡，只要迟到一秒钟，当月奖金就全部扣除，分文不给。规定宣布后不久，公司一位副总经理上班迟到，总经理当即就扣发了他当月的奖金。这件事不用通报，也不用广播宣传，很快就在所有职工中传开，产生了很好的效果，全公司劳动纪律大为改观。
柳传志管理联想集团时立下一个规定，凡开会迟到者都要罚站。第一个罚站的人是柳传志的一个老领导，他罚站的时候，站了一身汗。后来柳传志跟他说：“今天晚上我到你们家去，给你站一分钟。”柳传志自己也被罚过三次，罚站的时候是挺严肃，而且是很尴尬的一件事情，因为这并不是随便站着就可以敷衍了事的。在20个人开会的时候，迟到的人进来后会议要停一下，静默看他站一分钟，有点儿像默哀，真是挺难受的一件事情。虽然不好做，但是也就这么硬做下来了。
公正执法，要让人心服而非心恨。管理者执法严明，组织中人就会敬畏，心服口服。在我国的一些企业中，虽然也有不少的企业规章制度，但这些制度似乎只是对付普通员工的，对管理者，尤其是中、高层次的管理者，这些规章制度对他们约束力就少。少数管理者似乎只有监督下级执行规章制度的责任，而没有自己执行规章制度的义务。同时，即使在执行规章制度的过程中，也往往对“疏贱者”严，而对亲近者宽，人情干扰了这些管理者的执法。由此，在这些企业中就出现了一批享有法外特权的管理者及他们的近爱者。这样的管理很难使规章制度落到实处，起到作用，影响了企业的生存和发展。
一位贤明的管理者应明白，只要事前订出一个准则，告诉大家“超越过这个准则的人，我就会用不平等的态度来对待”，这么一来，部属们自然就毫无怨言了。这才叫真正的公平，而且，任何管理者都必须知道，如果失去了公平的态度，就会摧毁部属对自己的信赖。
从管理的角度说，公正的实现依赖于制度。要做到制度公正，制定管理制度的依据必须是公正的，管理制度的制定过程也必须是公正的，管理制度的内容更必须是公正的，管理者行使管理的过程更必须公正。
用赏者贵信，用罚者贵必行。
——《六韬·赏罚》管理者在组织管理活动中，从组织目标的选择到实现，从总体战略决策到具体实施，他们始终处于主导地位。管理者的公正具有关键性的意义，管理者公正的实现过程就是管理公正的实现过程。因此，管理者要具有公平正直的道德品质，选择公正的管理方式，在管理行为中遵循公正原则。制度管理无小事夫治无小而乱无大。法不立而诛不必，虽有十左氏无益也；法立而诛必，虽失十左氏无害也。
——《韩非子·内储说上七术》
治不在小，乱不在大；如果法令不设立，诛罚不兑现，即使有十个左氏城也没有裨益；如果法令设立，诛罚兑现，即使失去十个左氏城也没有损害。
韩非子主张严法治国，对触犯国法者坚决执行惩罚。哪怕是犯的罪比较轻，也要严惩，不姑息养奸，可以惩前毖后，臣子就不敢以身试法。
韩非子举了一个例子：卫嗣君在位时，有个囚犯逃往魏国后，就替魏襄王的王后治病。卫嗣君听说了，就派人求襄王允许用五十金赎回囚犯，使者往返五趟，魏王就是不给人，卫嗣君就用左氏城来交换囚犯。群臣近侍劝卫君说：“用一个大城邑去买一个囚犯，可行吗？”卫嗣君说：“不是你们所能理解的。治不在小，乱不在大；如果法令不设立，诛罚不兑现，即使有十个左氏城也没有裨益；如果法令设立，诛罚兑现，即使失去十个左氏城也没有损害。”魏王听说后说：“卫嗣君想治理好国家，我却不答应他的要求，不吉利。”于是用车子装了囚犯送到卫国，无代价地交付给卫君。
卫嗣君说得多好呀，“治无小而乱无大”。治理国家必须从一件件小事抓起，为此付出较大的代价也值得，法律的威严必须要维护。
现代管理应严格制度管理，要有“制度无小事”的观念。无论多小的事情，当其与制度规范发生冲突时，就是大事。有些事情看起来很小，但其效应很大。目前我们缺的不是制度，缺的仅仅是人们对制度严格遵守的意识，而要培养人们遵守制度的意识，首要做的就是严惩一切违背制度者。
在这一点上，与建立制度的热情相比，我们执行制度的热情简直就是冰火两重天，所以今天所看到的普遍现象，几乎所有大大小小的制度都普遍存在着难以执行或执行不彻底。因为有些人的意识里已经不把制度当回事。
战国时的卫国是一个非常弱小的国家，法家的思想在这个国家的影响还是很深的，著名的法家人物如吴起、商鞅都是卫国人。任何破坏制度的事都应该是大事，因为这会引来其他的效仿者。如果个别者突破制度的行为得不到有效的制止和惩罚，那么这就是对遵守制度者的嘲讽，结果就是进而形成众人违规的局面，到那时就难以收拾了。
2005年7月，蒙牛集团召开股东大会审议某事时，以举手方式而非投票方式进行了表决，从而违反了香港联交所《证券上市规则》。对此，蒙牛专门发布公告，向联交所和股东致歉。仅仅表决方式错了，就得道歉，这是不是小题大做了呢？同样的事拿到沪深股市，也许根本不算什么。然而，蒙牛已违反了相关规定。在香港股市上，只要违反了制度，就会受到相应处罚。蒙牛因为表决方式错误，就得道歉。
香港股市的成熟，就体现在其从小事入手，全面地制定规则；同时，其又严格遵守所制定的规则，做到有法必依，有错必纠。这样，投资者才对上市公司有信心。
现实生活中“大错不犯，小错不断”而屡教不改的人很多，如若不给以严厉处罚，不杀一儆百，有意无意地放纵，会小错聚成大错。“小错重罚”，给犯错者敲响了警钟，一方面使之不至于错越犯越多、越犯越大，一方面给大家以警示作用，引以为戒，这看似冷酷无情，但从大局考虑，从长远考虑，从实际效果考虑，却恰恰相反，它体现了领导和组织的关心爱护，体现了不是一棍子打死而是“治病救人”的良苦用心，是有人情味的另一种表现。
“小错重罚”执行过程中应该注意：不要有越权行为，不要不着要点，不要闭门造车，不要干群有别，不要纸上谈兵。在避免了这五个问题的基础上，“小错重罚”才有效。当然“小错重罚”并非灵丹妙药，还可以同时试试其他办法。如批评教育，请当事者口头检讨，书面反省，开展自我批评，触及灵魂；如警示备忘，利用警示牌、手机短信、发电子邮件等形式，随时提醒备忘；如亲友劝解，请知己亲朋代做工作；或者子女请求、长辈施压，等等。这样，“小错重罚”和其他办法有机结合起来，就会更有人情味。
总之，惩治犯罪有法律，惩罚错误有规章制度。错无论大小，罚不论轻重，都应该以规章制度为准。有了详细的、具体的奖惩制度，接受处罚的人才会心服口服，避免“小错重罚”、“有错不罚”等现象的消极影响。所以，领导者应该在健全管理制度上下工夫，使管理有章可循，员工也可以对号入座，这才是提高管理效率的正途。刚性是执行力的保证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
——《韩非子·有度》
能法之士，必强毅而劲直，不劲直，不能矫奸。
——《韩非子·孤愤》
国家没有永久的强、也没有永久的弱。执法者强，国家就强，执法者弱，国家就弱。
能推行法治的人，一定是坚决果断而刚劲正直的人，不刚劲正直，就不能纠正违法的行为。
一个国家的强弱，跟国君的性格有很大的关系。国君在法治过程中如果软弱，那么，法令再好再完善，也是形同虚设，起不到应有的作用。国君下面的官吏也是一样，官吏懦弱无能，百姓就桀骜不驯，就会不服从指挥，难以管理。
所以，韩非子主张国君以法治理国家要强硬。韩非子总结了魏、赵、燕三国正反两面的历史经验，指出：“明法者强，慢法者弱”，说明有无严明的法制是国家强弱的关键，并告诫不能严明法制的君主要以史为鉴，以免蹈历史的覆辙。
严明法制，用在现在的管理上就是要保障制度的刚性，提高执行力。每种制度皆有其目的，因此，它的任务是严格实现目的。那么，如何才能严格地实现目的呢？管理者要有按制度办事的刚性。坚持制度的刚性，把每一步都不折不扣地做到位，是保证执行力的关键——制度的刚性是执行力的保证。
企业在发展的过程中会有很多问题，急需解决的问题就是执行力不强的问题。企业之间的竞争其实就是执行力的竞争。企业没有好的执行力，就不是好的企业。要提升企业的执行力，达到别人无法模仿的竞争优势。
明法者强，慢法者弱。
——《韩非子·邪饰》一些企业，执行力很差，制度没有很好地贯彻执行，主要表现为：不能将好的思路落实于具体执行时间表上，导致好的思路和策略形成空谈；安排工作不到位，执行任务拖拖拉拉，没有紧迫感；执行过程马马虎虎、得过且过、敷衍了事。执行力低下是企业管理中最大的黑洞，再好的策略也只有成功执行后才能够显示出其价值。
成败关键在执行。企业执行力差，将会直接导致在贯彻企业经营理念、实现经营目标上大打折扣，更重要的是削弱了干部、员工的斗志，破坏了工作氛围，影响了企业的整体利益。长此以往，它将会断送企业的事业。
制度建立后，执行的重点在基层，难点也是在基层。首先，各级管理人员要率先垂范，在执行制度上一定要以身作则、敢当表率、一身正气，形成无声的号召力，使各项制度不折不扣地得以执行落实。
管理者的执行力能够弥补策略的不足，而一个再完美的策略也会死在没有执行力的管理者手中。为了更好地实现企业经营目标，我们就必须反思管理者的角色定位——管理者应该不仅仅制定策略，还应该具备相当的执行力。
海尔集团的张瑞敏忍痛亲自抡起铁锤，砸烂了76台质量不合格的冰箱；奥康集团王振滔当着员工的面亲手剪掉数千双不合格的高档皮鞋。这些举动传达的并不是要求他的属下把所有的不合格品全部砸掉，而是通过此事教育他的员工：要么不干，要干就要争第一，质量问题决不可轻视，不合格品就是废品。
没有执行力的保证，再好的规划都只能落空，这是不争的事实。中国企业不缺乏思想，不缺乏严谨的制度，也不缺乏可行的发展战略，而是缺乏执行力！
——海尔集团总裁张瑞敏在1995年5月25日的业绩发布会上，柳传志曾指出，联想要做长期的公司，要踏踏实实把公司业绩做好，不给投资者“造梦”。1995年，香港联想公司大亏损，柳传志并没有因此拖延业绩公布时间，而是提早采取行动，发出业绩警示通告，按时向投资者和股民说明情况，如实地说明公司的现状和未来的发展战略以及对决策层的调整。联想的股价在这一阶段虽然有大幅度的下跌，但联想的“信誉”却得到了空前的加强。在联想业绩回升的时候，他们给了联想极大的支持。1998年4月16日，联想在香港股市上配售15亿股，只在下订单后的两小时内，就超额认购了4倍。
由此可见，一个具有优秀执行力的公司无不是上到企业领导、部门主管，下到员工都具有超常的执行力的，而且领导、主管的执行力更起着关键性的作用，一方面企业大的决策、管理要靠他们去落实，而这些都是关系到企业生死的大问题；另一方面，领导、主管的执行力具有示范作用，能够影响下面的员工。
执行力缺乏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管理者执行不认真，没有跟进，对任务的执行不能善始善终地坚持，常常虎头蛇尾。执行力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认真、认真、再认真；跟进、跟进、再跟进。管理者虎头蛇尾，导致制度、规定得不到有效执行；出台管理制度不严谨，经常性的朝令夕改让员工无所适从；制度本身不合理，缺少针对性和可行性，或者过于烦琐不利于执行。这些都是执行力差的原因。
——海信集团总裁周厚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