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清政府的积弱不振，和各帝国列强签订下了一大批不平等条约，这些条约给中国的内政外交带来了无数纠缠不清的问题，使得中国每年都要从国民收入中拿出数额巨大的款项用做赔款不说，更重要的是，列强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的这些屈辱条约随时制约着每一个新的政府的外交策略。是继续承认这些条约的不合理，还是重新商议新的外交方式，这些问题一直苦恼着辛亥革命以来的每一届政府。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这些不平等条约才基本上一一被推翻，中国的外交政策才重新得以定位。但在民国时期，顾氏无论在北洋军政府做外交官，还是在南京政府当驻外公使，每当要和外国人认真打交道的时候，他都无法回避这些事实，可以说，他对这些事情的感触之深是其他人无法体会的。
1912年至1916年间的藏英争端就是这样一件富有代表性的事件。
西藏问题是和英国长期争论的问题。争端的责任当然首先来自英国当局的扩张野心和印度当局的为虎作伥，还包括西藏当局在对中国政府和英印政府之间的游移不定的政策。
西藏与印度的边界问题以及西藏在中国的政治地位，在1908年签订的中英条约中已基本解决。当时参加交涉时，中国方面的是唐绍仪，英国方面的是奥康纳。按照条约，英国承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和特权。条约对中国驻藏行政使的驻地和卫队数目，以及中国驻西藏几个大城市的代表的地位都作了规定。总的来说按照这个条约，中国和英国在西藏几乎享有相等的地位和权力。达赖十三世久无臣属中国之心，而长期倾心于俄国，后来，日俄战争俄国惨败，北京执政的又恰恰是一个5岁的幼龄小皇帝宣统，达赖心旌摇摇不定。此时，英国对西藏采取所谓“不干涉政策”，注重经济渗透和政治渗透，在西藏上层中扶植亲英势力，对达赖更是以极优厚礼遇加以笼络，达赖于是转而亲英。
1911年，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西藏，原来平静的藏局再次动荡，西藏地方政府想乘机摆脱中国政府对他们的领导地位。
与此同时，英国政府感到有机可乘，极力怂恿亲英上层势力策动所谓“西藏独立”的喧嚣，并公开叛乱，汉藏军队发生冲突。
在印度的英国人乘机给予西藏政府的分裂分子经济和军事上的大量援助。其数目今天虽然已无法具体地统计，但从当时发生的事件中表明，西藏政府肯定得到了来自外国政府的大量军事援助。以至于西藏的地方武装竟然有足够的军事装备同中国政府驻藏行政使的卫队相抗衡，甚至将他们打得退出西藏，不仅如此，他们还步步紧逼，进犯内地，企图巩固他们在西藏东部的势力。
西藏地方武装同中国政府的军队在川藏交界地区交火，打得不可开交，北京政府不得已，派川滇军队进驻西康，取得平叛的一个又一个胜利。
对西藏采取所谓“不干涉政策”的后台老板们再也坐不住了，走上前台赤裸裸地干涉中国内政，袁世凯就任民国总统不久，英国就要求与中国政府谈判。
中国接受英方请求，双方于1913年开始谈判。英方派出参加谈判的公使朱尔典一上来先向民国政府提出4条抗议：
一、中国不得干涉西藏之内政；
二、中国除卫队外，不得派军队进入西藏；
三、关于西藏问题，中英两国另以新协议规定；
四、中国若不承认以上各款，则英国不承认民国政府。
朱尔典与袁世凯有私交，总设法与总统面谈重要的问题，而西藏问题正是双方谈判的主题之一。顾维钧的任务就是在他们会谈时，充当翻译。尽管英国公使总带有自己的翻译，先是巴顿，后是一个叫哈代的。
一开始，袁世凯讲的官话带有很重的河南口音，让顾维钧很是难懂，外国译员就更不用说了。巴顿或者哈代的翻译朱尔典有时根本就什么也听不懂，袁世凯也听不懂，这样一来，整个谈判过程中，就只有顾维钧一个明白人了。几次会谈之后，双方都愿意让顾维钧当翻译。
总统和英国公使的会谈仅仅是谈判的一部分，袁世凯不能直接见朱尔典时，就派顾维钧前去拜访他，他和朱尔典的会谈记录总是及时送呈总统，在英国公使馆的各次会谈构成了整个谈判的很大一部分。
在这次交涉中，英国完全无视国际法准则，明目张胆地干涉一个主权国家的内政，西藏本来是中国的领土，政府如何安排理应自行其是，对英国的行为应给予有力的反击。英国政府早就看出袁世凯怕的就是西方列强不承认北京政府，不借给他贷款，加上英国在国际政治中举足轻重的地位，它的对华政策不能不影响到其他国家的态度，袁世凯轻易不敢与英国决裂。于是，英国人态度更加强硬，为所欲为。袁世凯对西藏的态度，由“剿”改为“抚”，不但撤消了讨藏军，而且恢复了达赖十三的封号。西藏感谢英国政府的帮忙，自恃有强硬的后盾，对中央的反对愈加厉害，决定：若民国政府派兵来藏，藏人不能阻止时，即请英人出面阻止，并以特别权力报酬英人。而英国人看到北京政府如此软弱可欺，更激起心中的侵略欲望。
为了对在英国公使馆的会谈作好准备，顾维钧不得不找对西藏问题有专门研究的学者讨教，通过和这些学者的交往，顾维钧了解到所谓西藏问题的始末因果。
在使馆的会谈和在总统府一样，每次大约都在一个小时左右，偶尔时间可能长些，顾维钧在谈判中常常感到问题非常棘手，因为前往谈判的中国人就顾维钧一人，而英国方面除了公使外，还有他的中文秘书和武官。这位武官曾骑马游遍西藏，对西藏十分熟悉，尽管他不参与谈判，但一直不离左右，在澄清某一要点和加强他们的论据时，朱尔典往往同他商量，并要他作出解释。
有时，因为顾维钧在谈判的头一天晚上作过充分的准备，同英国方面针锋相对，令对方无言以对的时候，朱尔典这时候就开玩笑说：“我没有得到过哲学博士这样的学位，辩论中说话没有像你那么流利。”
每当这时候，顾维钧也嘲弄地说：“公使说话太客气了。”
顾维钧完全知道朱尔典从事外交工作多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老牌外交家，他说得一口地道的中国官话，和中国人打交道经验丰富，每一次，他总是能如愿以偿。所以他不得不小心以对。
谈判拖了几个月，症结所在是后藏、前藏之间的边界线的划分，争论相当激烈，常常陷于僵局，因为双方都明白前后藏之间的不同情况。前藏与四川接壤，中国政府权力可及，而后藏则不然，实际上由于它离北京政府太远，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它就一直想摆脱中央政府对它的控制。正是这一点，双方坚持各自的立场，谈判拖延两年之久也没有解决。
在武力和和平方式都无法解决西藏问题的情况下，北京政府屈于英国政府的压力，答应由中英两国在印度北部的西姆拉召开会议解决西藏问题。
在这次由英国政府操纵的会议上，英国政府执意要求西藏派代表参加会议，这是英国政府的又一阴险伎俩，先入为主，造成西藏有主约权，而等同于一个自治国的印象。
会上，英国唆使西藏代表提出包括西藏独立在内的6条草案。这些要求不仅要使西藏完全脱离中国，而且，还划了一条囊括青海与四川西部大片土地的界限作为西藏的疆域。西藏“代表”荒谬的要求当然立即为中国代表所拒绝。
双方再次僵持不下。
这样，原本是侵略一方的英国，摇身一变，竟成了中国内部问题的仲裁人。英方代表麦克马洪主持会议，打着调停的名义，干尽了损害中国主权的勾当。
在西姆拉会议当中，1913年11月5日关于外蒙问题的《中俄声明》发表。英国从中大受启发，于是提出了一个所谓“折中”的方案，欲以金沙江为界，将西藏划分为“外藏”和“内藏”，“外藏”完全独立，“内藏”由“中藏共管”。有了外蒙问题的成例可循，北京政府便少了许多异议。
1914年4月27日，英国提出了一个条约草案，主要内容有：
一、承认“外藏”自治，其内政暂由印度政府监督；
二、“西藏中央政府”在“内藏”仍保留自己的已有权力；
三、中国不得驻兵藏境；
四、中国政府与西藏有争议时，由印度政府判决。
麦克马洪还仿照沙俄的伎俩，又另拟7款作为草约，包括承认西藏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企图诱惑北京政府上钩。但中国当时在藏有所根基，有相当一部分区域里尚驻有中国军队。从自己的领土上撤出军队，北京政府于心不甘，于势不敢。参加西姆拉会议的代表将这个草约内容电告给北京外交部，即呈袁世凯批示，总统府和外交部对这个草案当然不满意，坚持要进行修改，训令尚未发出，竟接到当时的代表陈毅的来电，称协议已经草签。这个消息令袁世凯本人和外交部都大为吃惊。尤其是袁世凯对代表陈毅的这种大胆妄为，擅自签下违背他本人意愿和对他声望有反面影响的条约，大为震怒，立即召他回京，当面汇报。同时，对外宣称，西藏为中国的合法领土，西藏当局受中央政府管辖，根本无权与外国私自订约，《西姆拉条约》没有任何法律效力。从而从公开的渠道拒绝了这个条约草案。
在会议期间，英方代表麦克马洪背着北京中央政府与西藏“代表”签订了新的通商章程，还把9万多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划归英属印度，制造了所谓的“麦克马洪线”。这些都没有得到中国政府的许可和承认，因此，都是非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