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古文运动虽至中唐后期韩愈、柳宗元时达到高潮，但其酝酿期则可以上溯至开元末年。唐代散文的发展比唐诗的发展滞后，古文运动兴起的原因是复杂的。第一，散文（包括骈文与古文）内部矛盾运动的结果。中国的散文在先秦时主要是奇句单行的散文体，如诸子百家之文。李斯的《谏逐客书》大量地运用对偶、排比，被清代的李兆洛在编选的《骈体文抄》一书中称为“骈体初祖”。两汉时，奇句单行的古文仍是散文中的主流，《史记》即是以古文写作的典范。但骈文逐渐多了起来，并且技法日益细密。如邹阳《上梁王书》骈多而散少，孔融《荐祢衡表》“不仅讲究对偶，还讲究四字句和六字句对偶，即后来四六文的开端，并且还注意音节的谐调”。魏晋南北朝时是骈文的鼎盛期，古文则退居次要位置。曹植、陆机、沈约、刘勰、萧统等都是写作骈文的能手。沈约进一步把“永明体”应遵循的四声搭配的规则也运用到了骈文的写作中去，即“夫五色相宣，八音协畅，由乎玄黄律吕，各适物宜，欲使宫羽相变，低昂互节，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妙达此旨，始可言文。”南朝时几乎出现了无文不骈的局面，即使史书如《后汉书》、文论如《文心雕龙》都是用骈体写成，只有没有多大文学成就的北朝反而出现了《水经注》与《洛阳伽蓝记》两部用古文写作的舆地之书。唐代前期，骈文仍是散文体中的主要形式。骈文比较注重艺术技巧的运用，本是散文发展过程中的一大进步。但后来由于过于讲究对偶、音韵、词藻、用典、夸饰、物色等艺术技巧，甚至句式也主要是四六句，限制了情感的抒发、意思的传达，此时骈文艺术技巧的愈加进步、细密反而成为骈文艺术倒退的根本原因。杨炯在《王勃集序》中批评龙朔文风“争构纤微，竞为雕刻”、“骨气都尽，刚健不闻”，陈子昂在《修竹篇序》中斥六朝至唐初的文风“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面对已是花瓶的骈文，王勃、杨炯开始在骈文中注入刚健的气骨；“燕许大手笔”苏颋、张说运骈入散；李白、王维以诗笔写作骈文；陆贽的骈文“真意笃挚，反复曲畅，不复见排偶之迹”，已经没有丽辞浮藻，不用排比、对偶、事典。骈文自身发展所产生的弊病已经到了非古文不能补救的时候了。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认为唐代古文运动取得成功的最大的原因“便在于骈俪文的矫揉造作，徒工涂饰，把正当的意思与情绪，反放到第二层去。而且这种骈四俪六的文体，也实在不能尽量的发挥文学的美与散文的好处。这样，骈俪本身的崩坏，便给古文运动者以最大的可攻击的机会。……在大众正苦于骈俪文的陈腐与其无谓的桎梏的时候，韩愈们登高一呼，万山皆响，古文运动便立刻宣告成功了。”第二，儒学复兴的需要。儒学在东汉末期已经受到多数人尤其是士阶层的质疑；建安时期曹操以刑名之术成就霸业，刘备以仁义之儒术成就的业绩远不能与曹操相比；自魏文帝曹丕之后，玄学渐盛，弥漫两晋，南朝时佛学又极盛行。经过了短暂的隋朝，唐朝虽然恢复了以儒学为治国的官方思想，但唐朝实际上实行的是儒释道三家兼容并包、无所轻重的思想政策，也就是说儒学的独尊地位自东汉末年至唐朝前期约六百年的时间里都不曾实际存在过。但儒学定为一尊的呼声却从来没有断绝过。自盛唐后期重振儒学成为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的共识，代宗即位，明确任用儒术，至德宗朝，经陆贽、权德舆等人大力提倡，儒学走向复兴高潮。并且魏晋六朝的短命历史又进一步昭示无论是刑名之学，还是老庄玄学，抑或舶来品佛学都不可能为国家的长治久安提供安全保证，只有儒学是比较完备的国家学说，而提倡儒学往往是和反对形式主义的骈体文风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李谔《上隋高祖革文华书》云：“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此时隋文帝君臣正是以打击浮华的骈文为突破口重振儒学。玄学为文学注入洒脱的气度、自由的个性，佛学则为文学造就空灵的境界，但也同时渐渐地远离世俗，抽取作品的现实内容。玄学与佛学思想在文学中的极度发展、渗透往往会导致形式主义文风的产生，骈文在魏晋六朝的兴盛即是显证。所以出世的释道思想与内容空洞只追求形式美的骈文就有了一致性，这正是具有强烈的入世精神的儒学所坚决反对的。古文自先秦始就是诸子百家争鸣的论道工具，古文便于说理、叙事、抒情的优越性是骈文无法比拟的，因此儒学振兴的重担只可能由古文来承担。第三，形势所迫。唐初的统治集团主要是以功勋起家的关陇贵族和以经学传家的山东世族。科举制度推行到武则天时，由于“太后颇涉文史，好雕虫之艺，永隆中，始以文章选士。及永淳之后，太后君临天下二十余年，当时公卿百辟，无不以文章达。……父教其子，兄教其弟，无所易业。大者登台阁，小者任郡县，资身奉家，各得其足。是以五尺童子，耻不言文墨焉。是以进士为士林华选，四方观听，希其风采。每岁得第之人，不浃旬而周闻天下……”，于是以诗赋而起家的庶族地主也大量地进入统治阶层，与关陇贵族、山东世族鼎足而三。山东世族是政府压制的对象，但他们仍是社会意识中的文化领袖阶层，为其他两个获得了较多的世俗利益的集团所敬仰。这三大集团在斗争中渐趋融合，后来演变成以山东世家为主体的儒士和以进士为主体的文士两大群体。儒士多斥文士文风浮艳、为人险躁；文士则斥儒士迂腐，而实心向往之。唐玄宗崇雅黜浮，在尊道家的同时大力提倡儒学，儒士集团的地位有所抬升。自开元二十四年李林甫排斥张九龄等文臣后，大权独揽。李林甫是以“吏能”起家的不学有术的政客，他不但打击儒士，也打击文士，凡是有知识文化的士人都在他驱逐的范围，他则重用、提拔吏。天宝中期他曾经大规模地迫害朝臣，像李适之、李邕、韩朝宗、韦坚兄弟、皇甫惟明、王忠嗣等或杀或放，且连兴大狱，举国上下被政治恐怖所弥漫。李林甫的倒行逆施促成了儒士集团与文士集团的联合。由于文士从骨子里是推重儒学的，所以这种联合主要是文士向儒士的靠拢，即文士或曰进士的儒学化。李林甫死，杨国忠当政也是以吏治天下，所以文士的儒学化也一直没有间断。安史之乱的爆发，一下使唐王朝陷入长期的战火之中，国家几近覆亡，虽平叛胜利，但藩镇割据使中央王权受到严重削弱。要恢复“君君”、“臣臣”的伦理纲常观念，舍儒学不能办此，因此宣传、重振儒学成为迫在眉睫的救亡图存的当务之急，文士的儒学化更加广泛而深刻地向前推进。文化的号召力、精神阶层的凝聚力常常在国难到来时迸显异彩。文士儒学化的最重要表现就是进士阶层放弃浮艳的骈文写作，转移到文以明道的古文写作中来。儒士是以注经的办法振兴儒学，文士则是以写作古文的方法宣传、阐释儒学，所谓殊途同归，但后者对社会发生影响的范围、力度及便捷程度则都是前者所不及的。可以说李林甫掌权和安史之乱是文士儒学化、也是古文复兴的时代因素。事实上古文的复兴也的确是从开元末年开始的。第四，韩、柳领袖人物的巨大影响。程千帆在《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中专门探讨了“行卷对推动唐代古文运动所起的作用”，他说：“古文运动与进士科举及行卷风尚关系的密切，主要还不是表现在韩愈等人在文坛上初露头角、以古文行卷从而获得进士登第的时候，而是表现在后来他们在社会上文坛上已经成为当世显人，其力量已经足以左右文风，并能够接受后进行卷、将其向主司或其通榜者加以揄扬和推荐的时候。……这就形成了一种更有利于促进这一当时新兴的文学运动的连锁反应。”唐代古文运动主要经过了盛唐后期至中唐前期的发展期、中唐后期以韩、柳为代表的高潮期和晚唐的衰落期。
发展期。主要生活于初唐而延及盛唐的史学家刘知几在其史学名著《史通》中的《言语》、《浮词》、《叙事》、《模拟》等篇中对写史务求典雅、形式、重复的弊病提出批评，要求写史要实事求是，简洁明快。刘知几的文章虽多用骈体，他的论点也不是针对骈文而发，但对古文理论的建立却有启发意义。元结是第一个大力写作古文的作家。他的文章一反盛唐的骈俪之习，自出机杼。多有为而发：“所为之文，多退让者，多激发者，多嗟恨者，多闵伤者。其意必欲劝之忠孝，诱以仁惠，急于公直，守其节分。如此非救时劝俗之所须者欤？”（《文编序》）他的杂文小品如《时化》、“五规”（即《出规》、《处规》、《戏规》、《心规》、《时规》）、《丐论》辛辣地揭露了当时社会的种种丑行、罪恶，他的山水游记如《右溪记》、《浯溪铭》、《菊圃记》等文写景如画且融情入景，对韩、柳有着直接的影响。欧阳修在《集古录跋尾·卷七》中评曰：“次山于开元、天宝时独作古文，其笔力雄健，意气超拔”，“可谓特立之士”。当然元结的诗文都因为过于强调思想教化，对艺术技巧有所忽视，使一些文章质木无文，但他对古文运动的开拓还是功不可没的。正如章学诚在《文史通义·文德》中所言：“人谓六朝绮靡，昌黎始回八代之衰，不知五十年前，早有河南元氏为古学于举世不为之日也。呜呼，元亦豪杰也哉！”萧颖士推尊经术。其《赠韦司业书》云：“仆有识以来，寡于嗜好，经术之外，略不婴心。”并以此指导创作古文：“仆平生属文，格不近俗，凡所拟议，必希古人，魏晋以来，未尝留意。”但是他对《史记》、《汉书》却极力批评：“其文复而杂，其体漫而疏，事同举措，言殊卷帙，首末不足以振纲维，支条不足以助繁乱。”李华、萧颖士推尊五经。其《质文论》曰：“天地之道易简，易简则易知，简则易从。先王质文相变以济天下，易知易从莫尚乎质。质弊则佐之以文，文弊则复之以质，不待其极而变之。……愚以为将求致理，始于学习经史，《左氏》、《国语》、《尔雅》、《旬》、《孟》等家，辅佐《五经》者也。”显然他的复古意识也是非常强烈的。他在《赠礼部尚书清和孝公崔沔集序》中云：“夫子之文章，偃、商传焉。偃、商殁而孔伋、孟轲作，盖《六经》之遗也。屈平、宋玉哀而伤，靡而不返，《六经》之道遁矣。”和萧李二人都崇经抑文，但是他们把屈宋、班马之文都一概否定了，把古文仅仅看作是六经的注疏，无论是简易为文还是《春秋》笔法的机械、狭隘的模拟决定了他们的古文创作成就是有限的。独孤及对骈文的斥责极其严厉。其《李公（华）中集序》曰：“自典谟缺，雅颂寝，王道陵夷，文亦下衰。故作者往往先文字后比兴，其风流荡而不返。乃至有饰其词而遗其意者，则润色愈工，其实愈丧。及其大坏也，俪偶章句，使枝对叶比，以八病四声为梏拲，拳拳守之如法令。……天下雷同，风驱云趋，文不足言，言不足志，亦犹木兰为舟，翠羽为楫，玩之于陆，而无涉川之用。痛乎，流俗之惑人也久矣。”非常明确地反对注重辞藻、对偶、音律而忽视内容的骈文。梁肃为独孤及《毘陵集》作序云：“操道德为根本，总礼乐为冠带。……天下凛然复睹两汉之遗风。”独孤及的散文承接两汉之文而来，与萧颖士、李华一概反对屈宋、两汉文不同。梁肃继承并发扬了其师独孤及的文学观。其《补阙李君前集序》曰：“文之作，上所以发扬道德，正性命之纪；次所以财成典礼、厚人伦之义；又其次所以昭显义类，立天下之中。”强调为文应关乎道德伦理教化，又在此基础上提出文、气、道三者关系的命题：“故文本于道，失道则博之以气，气不足则饰之以辞。盖道能兼气，气能兼辞，辞不当则文斯败矣。”那么道虽是文之根本，但道、气、辞三者应当兼容，并且气与辞还是文优劣的关键因素。这种重道兼及重辞的古文观比他的只重道而不及辞的前辈们进了一大步。但是崔恭为梁肃的《梁补阙集》作序云：“大约公之习尚，敦古风，阅传记，昢昢然以此导引于人，以为其常。米盐细碎未尝挂口，故鲜通人事，亦贤者之一病也。……故无适时之用，任使之勤。”这是说梁肃文中所言之道，尚停留在儒学空言明道的理论层面，与现实问题还有一段距离。刘冕是韩愈之前复古呼声最高的一位古文家。他在《谢杜相公论房杜二相书》中云：“文章之道，不根教化，别是一技耳。当时君子，耻为文人。”他把文以明道的道直白地说成是教化，表面上与他的前辈倡导的文以明道没有差别，实际上道的空泛和笼统往往使古文家所言的道大而无当、不切实用，而教化的内涵则具体、世俗，易于把握。这样文以明教化就把儒家的道融入到具体的现实生活中来了。而且刘冕非常注重作家的个人修养。他在《答荆南裴尚书论文书》中曰：“夫君子之儒，必有其道，有其道必有其文。”但是刘冕与其前辈一样重道轻文，甚至认为文学自屈宋后一代不如一代。韩、柳之前的古文家对文道的关系、道的内涵、作家的修养等问题都有了初步的认识，并且他们的认识有一个逐渐发展、深入的过程，但是没有一个古文家能在文、道等关键问题上形成通脱而全面的意见，要么是重道轻文，作品缺乏文采，影响力有限；要么是空言明道，与现实隔膜，不能引起世人的响应。古文运动的高潮要等韩、柳对古文理论的进一步完善、创作水平的大幅度提升后才能到来。
高潮期。韩愈（768-824）出身于仕宦之家，父辈、兄长俱能文。但韩愈三岁而孤由长兄韩会扶养，韩会文才出众，为文主张教化。在韩愈十二三岁时，韩会死于贬所，韩愈则由其孤嫂养大。韩愈自幼备尝生活艰辛，对藩镇割据、佛老日昌所造成的国弱民贫，有着切肤之痛。这是韩愈后来为古文能够贴紧现实的重要原因。韩愈也因此具有强烈的改变自己命运的功名欲望，但三举进士不得，后以文章受知于梁肃，因之荐举始进士及第。在仕途上也是曲折坎坷，51岁之前一直是下级官僚，且几次遭贬，因平叛有功始为刑部侍郎，但第二年就因《论佛骨表》贬潮州刺史。53岁时回朝，自此官运才较为通达。55岁时又因平叛转吏部侍郎。韩愈一生参加了两次藩镇平叛，且均取得成功，见出韩愈坚决打击藩镇割据势力的政治态度和实干精神，这在古文家中是少有的。而充满波折的仕途又显示出韩愈不同流俗的兀傲个性。韩愈的平生经历似乎证明了古文运动能在其手中成功又具有某种必然性。韩愈的文论在继承前辈的同时又有所发展。首先，文以明道。这是古文运动的根本理论。“君子居其位，则思死其官；未得位，则思修其辞以明其道，我将以明道也”（《争臣论》）；“愈之为古文，岂独取其句读不类于今者耶？……通其辞者，本志乎古道者也”（《题欧阳生哀辞后》）；“己之道，乃夫子、孟轲、扬雄所传之道也”（《重答张籍书》），显然韩愈文以明道的功用说及道的内涵都是继承前辈而来的。但是韩愈又言：“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为孔墨”（《读墨子》）、“使其人遇时，援其道而施于国家，功德其少哉”（《读鹖冠子》），墨家和道家为孔孟所不容，但韩愈却推重之。并且他认为《仪礼》“考于今，诚无所用”（《读仪礼》）。韩愈既声称己道为儒道，却又非议儒家经典《仪礼》，称赞墨家和道家，似乎自相矛盾，所以苏轼在《论韩愈》中批评道：“韩愈之于圣人之道，盖亦知好其名矣”，“然其论至于理而不精，支离荡佚，往往自叛其说而不知。”其实韩愈有自己的准则，他并非为道而道，他要传之道是以是否有用于现实为标准的。《仪礼》虽是儒家经典，但其内容偏重形式，是仁之表，且只合于春秋战国的形势，无益现实，故非之。而墨家、道家宣扬的节约、仁爱、非战思想，既合于儒家的仁义思想，又有利于当时武人藩镇割据、官民势同水火、统治者铺张浪费等现实问题的缓解，故推之。韩愈坚决的反佛，并非是他不懂佛理的精妙和有益生人，他的出发点是当时佛众甚多，已经危及到国家的兵役、赋税来源，成为沉重的经济、社会包袱，所以假借儒学大旗灭佛。韩愈之道具有明显的现实功利性，他所言之道也就有了鲜活的生命力，容易引起多数人的共鸣，这是韩愈比其前辈进步的地方。第二，不平则鸣。韩愈在《送孟东野序》中曰：“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草木之无声，风挠之鸣；水之无声，风荡之鸣。其跃也或激之；其趋也或梗之；其沸也或炙之。金石之无声，或击之鸣；人之于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凡出乎口而为声者，其皆有弗平者乎？”他所说的不平则鸣的主体范围非常广泛，从尧舜禹、诸子百家、屈宋班马一直到唐朝的诸多文士，此文学观强调为文必须有为而发、有情而发，突破了文以明道的狭隘功利观，也更加符合文学创作自身的本质规律。在此基础上，他又提出“穷苦之言易好也”的命题。其《荆谭酬唱诗》云：“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也。是故文章之作，恒发于羁旅草野；至若王公贵人，气满志得，非性能好之，则不暇以为。”这是欧阳修等人文章“穷而后工”文论的先声，这无疑是直击文章应以抒情为主的本质问题。第三，气盛言宜。韩愈在《答李翊书》中道：“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气之与言犹是也，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为文需有气势，与骈文以音韵、排偶等为能事不同。气势可以通过作家学道与养气达到。因此又曰：“将蕲至于古之立言者，则无望其速成，无诱于势利；养其根而俟其实，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又指出了具体的修炼方法：“虽然，学之二十余年矣。始者，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处若忘，行若遗，俨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当其取于心而注于手也，惟陈言之务去，戛戛乎其难哉！其观于人，不知其非笑之为非笑也。如是者亦有年，犹不改。然后识古书之正伪，与虽正而不至焉者，昭昭然白黑分矣；而务去之，乃徐有得也。当其取于心而注于手也，汩汩然来矣。其观于人也，笑之则以为喜，誉之则以为忧，以其犹有人之说者存也。如是者亦有年，然后浩乎其沛然矣。吾又惧其杂也，迎而距之，平心而察之；其皆醇也，然后肆焉。虽然，不可以不养也。行之乎仁义之途，游之乎《诗》《书》之源，无迷其途，无绝其源，终吾身而已矣。”这是说作家要善养浩然之气，始能使文章的形式有充实的内容作依托。第四，惟陈言之务去。此语出自上引《答李翊书》，主要是突出己语不同于时文的陈词滥调。有的学者根据韩愈“好古辞”的自叙，遂批评韩愈所倡导的古文运动使散文的语言愈来愈脱离口语，这种认识有些表面化。其实在韩愈的意识和创作中他的语言不但不从俗，也不同于古。“或问：‘为文宜何师？’必谨对曰：‘宜师古圣贤人。’曰：‘古圣贤人所为之书具存，辞皆不同，宜何师？’必谨对曰：‘师其意，不师其辞。’又问曰：‘文宜易宜难？’必谨对曰：‘无难易，唯其是尔。’……若圣人之道不用文则已，用则必尚其能者。能者非他，能自树立，不因循者是也”（《答刘正夫书》）；“惟古于词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贼”，“不袭蹈前人一言一句”，“文从字顺各识职”（《南阳樊绍述墓志铭》）。显然韩愈“好古辞”的严密表述是“好古辞简劲精练的表达能力”，即“好古文的义法”，其重点并非好古辞的辞藻本身。他的古文是非古非今富有个性、自成一家的。第五，对前代古文文学成就兼容并包的继承态度。韩愈不但学古道、古文义法，而且学习古文的风格。《进学解》称：“沉浸浓郁，含英咀华，作为文章，其书满家。上规姚姒（指《书经》中的虞夏书），浑浑无涯。周诰殷盘（《指《书经》中的商周书），佶屈聱牙。《春秋》谨严，左氏浮夸。《易》奇而法，《诗》正而葩，下逮《庄》《骚》，太史所录。子云相如，同工异曲。先生之于文，可谓闳其中而肆其外矣。”这种学道兼学文的态度是前期重道轻文的古文家所没有的，且其学文是学古文的精神气脉而非止于表面的词句。韩愈的文论在文以明道的根本前提之下对文学尤其是散文的文学本质属性的把握是深刻的、成体系的，这是他能够成为古文运动的领袖的重要原因。
韩愈的古文创作实践与其理论是相符合的，而且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其散文集版本较多，以李汉所编《韩昌黎文集》为准，按体裁分为杂著、书、启、序、哀辞、祭文、碑志、笔砚、鳄鱼文、表、状，共331篇，名篇甚多。“气盛”是韩文的最大特点，尤其是在论说文中。如《原道》、《原性》、《原毁》、《原人》、《原鬼》、《论佛骨表》、《争臣论》、《讳辩》、《师说》等文结合中唐所存在的政治、思想及社会陋习等诸多弊病，重在阐释孔孟之道，恢复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强化封建君主中央集权制。其行文笔酣墨饱“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鱼鼋蛟龙，万怪惶惑”（苏洵《上欧阳内翰书》），气势凌厉，令读者没有质疑的思维间隙。其次，韩愈为文往往随行文的需要，信笔而至，不拘束于文体的传统模式，形成了篇篇各异，风格多样的特点。如《试大理平事王君墓志铭》的后面有一段文字追叙墓主王适在年轻时骗娶妻子的故事，滑稽有趣。这与墓志铭要求记载生平大事以及严肃堂皇的文风要求是大相径庭的，但却更好地塑造了“奇男子”王适的“奇”的个性。又如赠序原是叙别情，但韩愈的《送李愿归盘谷序》却大发议论，对蝇营狗苟之徒进行了辛辣的嘲讽。再如《毛颖传》用拟人的手法把“毛笔”当作传主为毛笔立传，借毛笔的功高不赏、老而见弃抒发了作者对统治者寡恩薄义的愤慨。裴度对韩愈如此破旧立新甚不以为然，在《寄李翱书》中斥曰：“恃其绝足，往往奔放，不以文立制，而以文以为戏”。裴度的批评正好见出韩愈为文不墨守成规，勇于创新的个性特点。而且这种创新也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可，如柳宗元、李肇、李渔等人就很称赞此文。第三，韩文的语言通古熔今、自铸伟词。有许多已经成为成语，广泛流传。如：“摇尾乞怜”、“垂头丧气”、“深居简出”、“轻车熟路”、“坐井观天”、“同工异曲”、“动辄得咎”、“细大不捐”、“佶屈聱牙”、“投闲置散”、“刮垢磨光”等。苏轼在《潮州韩文公庙碑》中高赞韩愈：“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是切合实际的持平之论。
柳宗元（773-819）是古文运动的另一领袖，他的文学理论与韩愈大同小异。主要体现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一文中。第一，文以明道。“始吾幼且少，为文章以辞为工。及长，乃知文者以明道，是固不苟为炳炳烺烺、务采色、夸声音而以为能也。凡吾所陈，皆自谓近道，而不知道之果近乎远乎？吾子好道而可吾文，或者其于道不远矣。”他还认为道当自五经中学得。但是柳宗元的道比韩愈之道更具体，更富有现实性。《报崔黯秀才论为文书》：“道之及，及乎物而已耳，斯取道之内者也。今世因贵辞而矜书，粉泽以为工，遒密以为能，不亦外乎？吾子之所以言道，匪辞而书，其所望于仆，亦匪辞而书，是不亦去及物之道愈以远乎？”揭去了道的神秘面纱，指出了道存于物中，离物而求道则如缘木求鱼，道就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第二，写作态度严肃认真。“故吾每为文章，未尝敢以轻心掉之，惧其剽而不留也；未尝敢以怠心易之，惧其弛而不严也；未尝敢以昏气出之，惧其昧没而杂也；未尝敢以矜气作之，惧其偃蹇而骄也。”这种重文的态度是视古文为小道、末技的儒者不可能有的。第三，讲求作文之法。“抑之欲其奥，扬之欲其明，疏之欲其通，廉之欲其节；激而发之欲其清，固而存之欲其重，此吾所以羽翼夫道也。”奥与明、通与节、清与重三对矛盾涉及到立意、行文、风格三个命题，柳宗元摸索、总结出了相应的技法去解决它们，非精于文者难谙其中道理。第四，兼容并包的学习态度。“参之谷梁氏以厉其气，参之《孟》、《荀》以畅其支，参之《庄》、《老》以肆其端，参之《国语》以博其趣，参之《离骚》以致其幽，参之太史公以著其洁：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为之文也。”柳宗元不但重视对儒家经典文风的学习，而且对诸子百家之文、屈宋之文、西汉之文都兼收并蓄。今存《柳河东集》约四百多篇，包括论说、传记、寓言、游记等。其论说文可以分为哲理性散文和政论性散文两类。前者主要阐释其朴素的唯物主义哲学思想，如《天说》、《天对》、《贞符》。后者则以唯物主义思想为指导阐述唯物政治观和唯物历史观，如《封建论》、《六逆论》、《桐叶封弟辩》等。其议论文正如韩愈在《柳子厚墓志铭》中的描述：“俊杰廉悍，议论证据今古，出入经史百子，踔厉风发”。观点鲜明、识见高远、逻辑严密、笔锋犀利。如《封建论》开篇明义：“封建，非圣人意也”，接着以周、秦、汉、唐四朝历史为依据论证封建制的危害、郡县制的优势，指出郡县制代替封建制乃是“势也”，而非“圣人之意”。论证缜密、语挟气势，令人信服。实际这是从理论上对当时藩镇割据提出尖锐的批判，他们是拉历史倒车的反动者，也必将为历史的车轮所碾碎。其传记散文多为下层人民立传，且具有很强的文学性。如《捕蛇者说》、《河间传》、《童区寄传》、《种树郭橐驼传》、《宋清传》、《梓人传》、《李赤传》。这些传记往往不是以叙述传主的生平行事为目的，而是在重点塑造人物形象的同时融入了作者的某种思考、见解或是讽喻。如《种树郭橐驼传》的郭橐驼善于种树，因为他深得顺应树木自然生长的“种树之道”，这与“养民之理”是相通的，但统治者却横征暴敛、扰民害民。《段太尉逸事状》是柳宗元史传散文中的名篇。文章主要选取了传主段秀实三件逸事，刻画出一个关心百姓、智勇双全、不畏强暴的优秀官员的形象。段秀实形象的教育意义在局势动荡、朝臣多无德行的中唐是不言而喻的。柳宗元创作了大量的寓言，使寓言成为一种独立的文学体裁，在寓言发展史上功不可没。如《三戒》、《骂尸虫文》、《宥蝮蛇文》、《东海若》、《罴说》、《戠幋传》等皆借寓言的形式寄寓哲理、针砭时弊，构思新奇、立意精警，发人深省。其山水游记的文学成就最为突出，也最为世人赏爱。《永州八记》是其代表作。诗情画意是其游记散文共同的艺术特点，凄神寒骨是作者刻意追求的审美境界。在作者的笔下，每一地方的山石、深潭、竹木、溪水、游鱼、花草都有了灵性、个性，或登高俯察远眺，或入谷环视仰望，或幽美，或壮美，或静寂，或动荡，都令作者心醉而喜、情动而伤。一切美景都被置于荒山野岭之中，无人赏玩，正如自己虽怀抱利器却被贬逐在蛮夷之方抱负难施。用笔省净凝练、生动传神。简劲、古雅的柳文与气盛、生新的韩文是两种不同的风格，各成一家，同为典范。但后世多厚此薄彼，抑柳扬韩的一派是多数，如欧阳修；扬柳抑韩的，如章士钊。刘熙载在《艺概·文概》中批评说：“学者未能深读韩柳之文，辄有意尊韩抑柳，最为陋习。”刘师培则曰：“韩柳嗣兴，始以单行易排偶，由深及浅，由简入繁，由骈俪相偶之词，易为长短相生之体。”比较公正地评价了韩柳在中国文章由骈体文向散体文大转折的关口上所起的关键作用。
在韩柳古文理论、创作实践的影响下甚至是亲自指导下，中唐古文运动蓬勃展开，古文创作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达到了唐代散文创作的鼎盛阶段。李观、欧阳詹、樊宗师、刘禹锡、吕温、吴武陵、白居易、裴度等都是古文运动的中坚力量，而韩门弟子李翱、皇甫湜的古文成就最高，分别是爱易派和爱难派的代表。李翱论文紧承韩愈言必己出和气盛言宜的主张。他在《朱载言书》中说：“创意造言，皆不相师……故义深则意远，意远则理辨，理辨则气直，气直则辞盛，辞盛则文工。”并对“尚异”、“好理”、“溺于时者”、“病于时者”、“爱难者”、“爱易者”六种为文的弊病提出批评：“此皆情有所偏，滞而不流，未识文章之所主也。”李翱的见解是通达的，其文的特点是平实，如《论事于宰相书》、《寄从弟正辞书》等。四库馆臣评其曰：“才与学虽皆逊愈，不能熔铸百氏皆如己出，而立言具有根底，大抵温厚和平，俯仰中度。”皇甫湜为文主张奇崛。他在《答李生第一书》中云：“所谓今之工文，或先于奇怪者，顾其文工与否耳！夫意新则异于常，异于常则怪矣；词高则出众，出众则奇矣。虎豹之文，不得不炳于犬羊；鸾凤之音，不得不锵于乌鹊；金玉之光，不得不炫于瓦石。非有意先之也，乃自然也。”在《答李生》第二书、第三书中反复陈述他行文求奇求新的观点。其文也大致如此，怪怪奇奇，耸人视听。如《谕业》、《吉州刺史厅壁记》等。章学诚《皇甫持正文集书后》曰：“世称学于韩者，翱得其正，湜得其奇。今观其文，句镵字削，笔力生健，如挽危弓，臂尽力竭，而终不可制。于中唐人文，亦可谓能自拔擢者矣。第细案之，真气不足，于学盖无所得，袭形貌以为瑰奇，不免外强中干，不及李翱氏文远矣。”评价大体是公正的。
衰落期。晚唐五代，古文运动趋向衰退。首先，李翱、皇甫湜各持一偏的创作已经使中唐韩柳所开创的古文运动的大好局面在晚唐难以向纵深方向发展。中唐的古文大家相继谢世后，晚唐也没有出现像韩柳一样的博大精深的古文家，他们的理论和创作在文坛上没有多大震撼力、号召力。第二，古文运动在中唐的兴盛是与士人对国家寄予的中兴希望密切相关的，但晚唐自唐文宗大和九年甘露事变后，朝廷大权进一步旁落于宦官之手，而藩镇割据、朋党之争则有愈演愈烈之势，唐王朝已是大厦将倾，中兴成为泡影，士人普遍感到绝望，已经丧失了古文创作的热情。第三，形式主义文风在晚唐复炽，吸取了古文的一些优点的骈文再次成为士人关注的对象，并出现了李商隐、段成式、温庭筠等著名的骈文大家、领袖文坛。但也有一些自具面目的古文家，如杜牧、孙樵、刘蜕等。另外，皮日休、陆龟蒙、罗隐等的小品文继承了韩柳的杂文精神，文笔犀利、短小精悍，对社会的黑暗进行了深刻的揭露、辛辣的讽刺。杜牧有济世之大志，其文多关注现实政治，尤其善于论兵。笔力峻健，气势充沛，不蹈袭前人。如《上泽潞刘司徒书》、《吏部尚书崔公行状》等。孙樵以韩门弟子自居，为文求奇，与皇甫湜同。他在《与友人论文书》中曰：“古今所谓文者，辞必高，然后为奇，意必深，然后为工。焕然如日月之经天也，炳然如虎豹之异犬羊也。……尝得为文之道于来公无择，来公无择得之皇甫公持正，皇甫持正得之韩先生退之。”他又在《与王霖秀才书》中云：“储思必深，摛辞必高，道人之所不道，到人之所不到，趋怪走奇，中病归正。”这里强调要把奇与正结合，即“中病归正”，这与皇甫湜的片面求奇又有所不同，因此其文要比皇甫湜的文平易。如《书褒城驿壁》、《书何易于》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