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对杜诗、杜甫所蕴含的伦理道义的挖掘不是在诗圣的称号里进行的，而是在诗史的誉称里深入的，但诗史的称号包容不了杜诗、杜甫所具有的丰富的思想内涵。李纲、陆游都对以“诗史”称杜诗表示不满，李纲《子美》诗云：“杜陵老布衣，饥走半天下。作诗千万首，一一干教化。是时唐室卑，四海事戎马。爱君忧国心，愤发几悲咤。孤忠无与施，但以佳句写。风骚到屈宋，丽则凌鲍谢。笔端笼万物，天地入陶冶。岂徒号诗史，诚足继风雅。”陆游曰：“千载诗亡不复删，少陵谈笑即追还。常憎晚辈言‘诗史’，清庙生民伯仲间。”其实在诗史说里也含有忠君爱国、善善恶恶的教化思想，那么李纲和陆游的反对似乎是认为诗史的称誉主要是强调杜诗的叙事形式，对教化强调的远远不够，只有把杜诗向《诗经》靠拢才更能凸现杜诗所包含的政教思想。陈善云：“老杜诗当是诗中‘六经’，他人乃诸子之流也。”这里只是突出杜诗在诗史中的经典地位，并没有说杜诗接续《诗经》。黄星周《唐诗快》引黄庭坚语：“（杜诗）足与《国风》、《雅》、《颂》相表里”。张戒评曰：“杜子美、李太白才气不相上下，而子美独得圣人删诗之本旨，与《三百篇》无异。此则太白所无也。……子曰：‘不学诗，无以言。’又曰：‘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序》曰：‘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后人伦，美教化，移风俗。’又曰：‘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诡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子美诗是已。”黄、张两说，认为杜诗全面继承了《诗经》干预社会、关注教化的现实主义精神。潘德舆认为《新唐书》誉杜诗是诗史不当，引陆象山语：“诗学原于庚歌，委于风、雅……杜陵之出，爱君悼时，追蹑风雅，才力宏厚，伟然足镇浮靡，诗为之中兴”，评曰：“此数行文字，能贯三四千年诗教源流，又洞悉少陵深处，语意笔力，皆臻绝顶，乃可谓遒劲简括耳，以作杜公传赞，庶几无愧。”陆氏、潘氏都把远绍《诗经》作为杜诗最大的价值。曾噩在《九家集注杜诗序》中形容宋人学习杜诗的盛况：“乡校家塾，龀总之童，琅琅成诵，殆与《孝经》、《论语》、《孟子》并行。”那么，杜诗在宋时达到了与六经并列的高度已经成了事实。但杜诗诗史的称号也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于是在推尊杜诗时，一些人把杜诗近经是史的两大特性同时并举。如胡应麟在《诗薮》中曰：“言理近经”、“叙事兼史”。随着人们对杜诗艺术尤其是其思想价值认识的深入，杜甫本人也被人们重新认识。陆游《读杜诗》云：“看渠胸次隘宇宙，惜哉千万不一施。空回英概入笔墨，《生民》、《清庙》非唐诗。向令天开太宗业，马周遇合非公谁。后世但作诗人看，使我抚几空嗟咨。”陆氏认为杜甫是怀才不遇的治国能臣，无奈之下才退而做诗，并对后世仅以诗人目之深为叹息。赵次公有类似看法。宋人黄彻云：“《孟子》七篇，论君与民者居半，其余欲得君，盖以安民也。观杜陵‘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胡为将暮年，忧世心力弱’，《宿花石戌》云：‘谁能叩君门，下令减征赋’，《寄柏学士》云：‘几时高议排君门，各使苍生有环堵’，宁令‘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而志在大庇天下寒士，其心广大，异夫求穴之蝼蚁辈，真得孟子所存矣！东坡问老杜何如人，或言似司马迁，但能名其诗耳！愚谓老杜似孟子，盖原其心也！”溪诗话》卷一。黄氏认为苏轼把杜甫比作史学家司马迁乃是降低了杜甫的地位，而是直接比其为亚圣孟子。这种提法似有过誉之嫌，故多数人还是像陆游一样认为杜甫是有经国之能的儒士。张戒从《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得出杜甫类诸葛亮且深于经术，并感叹：“嗟夫，子美岂诗人而已哉？”苏轼、王嗣奭、潘德舆等人也都认为杜甫有稷、契之才、之心。我们看到杜甫的治国能臣的形象与《旧唐书》、《新唐书》记载的杜甫无大臣体是矛盾的，诗论家也察觉了，于是他们就试图来辩解。潘德舆批评《新唐书》曰：“则与杜公之经济出处，犹未之识也。考杜公诗，于国家之利病，军国之成败，往往先事而谋，援古而讽，无不洞中昒要。”显然无论是批驳史书不当，还是上举直接言说杜甫具有经邦济世的大才，他们的依据都是杜诗。事实上杜甫的政治才干究竟如何，是很值得怀疑的。房琯事件中，唐肃宗罢免房琯是正确的（当然不排除肃宗在借机打击玄宗势力、巩固自己地位）。缺少权变谋略的房琯只适合承平盛世，在多事之秋的肃宗时代他占据要位的确是要误国的。但杜甫却一味地力保房琯，导致差一点被杀头。杜甫临危不惜死的直谏精神是可贵的，但他不知人的弱点也是明显的。在严武的幕府任职，他也没有特别的建树。在朝任拾遗、在川做幕僚是杜甫一生最主要的两次政治实践，但证明他似乎是不适宜从政的。史书的记载可能更符合杜甫。实录精神的史学传统被文如其人的文论传统轻易地击垮了。杜甫穷毕生精力希望世人能够承认他具有“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王佐之才，但却一直仕途坎坷，客死他乡。而他视为“末技”的诗歌却使后世人把他推到了稷、契、诸葛亮，甚至于孟子的高度，成全了他的遗愿，如果诗人地下有知，也该含笑九泉了。信夫，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这样杜甫、杜诗所具有的思想意义是由诗史、近经、经纶之才的美誉来担负的。
杜甫有忠君爱国之心、经天纬地之才，杜诗是史近经，绍《诗经》之遗绪，成了世人的共识。戴复古《杜甫祠》诗云：“呜呼杜少陵，醉卧春江涨。文章万丈光，不随枯骨葬。平生稷契心，致君尧舜上。时虽弗与我，屹然抱微尚。干戈奔走踪，道路饥寒状。草中辨君臣，笔端诛将相。高吟比兴体，力救风雅丧。如史数十篇，才气一何壮。”戴诗把杜诗是史、近经的两大特点并举，没有攀经越史的意思，并着重叙说了杜甫的行藏出处。清初屈大均《杜曲谒子美先生祠》云：“一代悲歌成国史，二南风化在骚人。……稷契平生空自许，谁知词客有经纶。”屈说基本承继戴说。可以看出戴、屈两人都以诗史和近经来承担杜诗所蕴含的政教伦理，诗圣似与此无关。仇兆鳌在《奏进〈杜诗详注〉表》中说：“伏以尼山六籍，风雅垂经内之诗；杜曲千篇，咏歌作诗中之史。上承三百遗意，发为万丈光芒。当代词人，于斯为盛；后来作者，未能或先。……昔人谓其上薄风骚，下该沈宋，言夺苏李，气吞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千古以来，一人而已。盖其笃于伦纪，有关君臣父子之经；发乎性情，能合兴观群怨之旨。”仇说也是把诗史与近经并举，推杜诗为古今第一（即诗圣），这与前人相类。他的发明在于明确地指出杜诗伟大成就（包括诗史、近经、诗圣）的取得是由诗人的道德品性和修养所致，这就把诗圣的成因由前人的诗艺承继说转移到诗人思想道德层面，诗圣终于和道德伦理搭上了线。他在《杜诗详注原序》中更为确切地说：“宋人之论诗者，称杜为‘诗史’，谓得其诗可以论世知人也。明人之论诗者，推杜为‘诗圣’，谓其立言忠厚，可以垂教万世也。”这就把伦理教化的意义完全赋予了“诗圣”。潘德舆曾经给集大成增添了伦理道义，希望以此代替诗圣成为杜诗最完美的称号，但在杜诗、杜甫的称号史上，诗圣却淘汰了集大成。尤其是在现代，诗圣是杜甫最重要也是最响亮的称号，诗史退居次要，集大成更是淡化了。那么诗圣比诗史、集大成究竟多了哪些优势呢？在古人的潜意识中，诗赋的确是如绘画、书法、医术等一样的小道、末技，在此意义上，诗圣与画圣、书圣、医圣等都是指精通本行业技艺的他人不可超越的人。在前面我们已经分析过，诗圣必须具备的三个条件，其实也具有普遍性，适合画圣、书圣等其他领域。那么集大成只是成圣的一个条件，圣包含了集大成，所以诗圣称号比集大成称号优越。但诗又有与绘画、书法等不同的地方。古人经常在有意识地提高诗的地位，一是追溯它的源流到《诗经》，一是阐发诗具有政教功能，即诗教，这样诗就成了伦理道义的载体，它与其它技艺就有了质的差别，诗圣与巫医百工之流的诸多圣人也不一样了。古人强调有如此的作家方有如此的作品，因此诗歌中所蕴含的伦理道义与诗人的品性道德是二而为一的。这样诗圣既含有圣所包含的诗艺的基本内涵又含有诗所包含的思想道义的特殊内涵，那么诗史所承载的忠义思想、史笔技法，近经所承载的政教功用，集大成所包含的诗艺继承，都可以包括在诗圣的称誉里。世人又希望用一个称号把诗人的所有特征都包容进去以有别于其他诗人，如诗仙、诗鬼、诗佛等都是独一无二的。因此诗圣称号本身所具备的丰富的可供后人发掘、补充的广阔空间使它在杜甫、杜诗的称誉史上以及诗圣的称誉史上久经考验，最终脱颖而出，成为诗人杜甫最恰切的也是被最广泛认可的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