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生态人类学是致力于人与环境之间复杂关系的研究。人类的生存一直同邻近的土地、气候、植物以及动物种群发生着密切的关系，并对其产生影响，环境因素亦反过来作用于人类。生态人类学试图探讨人类群体如何适应塑造其生存环境并伴随此过程形成相应的风俗习惯以及社会、经济、政治生活。简言之，生态人类学希望对人类社会文化作为适应环境的产物做出唯物的说明。
达尔文的《物种起源》（1859年）在遗传变异的基础上提出了关于进化较为全面的理论。每一代都要繁衍出比适合生存的数量更多的个体，而资源是有限的，那么个体间的竞争也会随之加剧，那些具有利于生存个性的或通过变异的个体得以继续繁衍。正是环境的原因决定了某种特性是否有利于生存。马尔萨斯对达尔文的论述有着较为明显的不容置疑的影响。马尔萨斯是人口统计学的开创者，认为人口的增长必然要超出食物供给的限度，这种趋势会导致疾病以及饥荒，从而导致人口增长速度放慢。Ecology一词来源于希腊语Oikos，意为居住地、栖息地。Haekl在1870年指明了现代意义上生态的概念，意为经济、居民、动物的研究，即动物同有机及无机环境间的关系。这包含了达尔文所指出的生存竞争状况下有益的对立关系。因此，生态系统是由生物体在一个受到制约的环境内的活动构成的。
作为对达尔文理论的回应及其延续是很多人类学者继而转向环境决定论的研究，作为其理论阐述途径。早期的文化决定论试图通过按照环境的不同而勾画人类群体的文化形态，比如刻画自然形态与人类技艺之间的相互关联。博厄斯、马林诺夫斯基等人以其详细的民族志指出了一个事实，即环境决定论无法面对诸多现实状况，随之一种形式灵活的环境决定论开始出现。这一时期，斯图尔德提出了“文化生态”的概念，他探究了对相类似环境的适应问题，得出了关于跨文化同一性的结论。斯图尔德的理论围绕着“文化核”的概念，这个概念他定义为“同生存活动、经济格局最紧密关联诸特性的集合体”。
20世纪60~70年代，文化生态、环境决定论在人类学领域不再受到推崇。生态人类学者间形成了新的学派，包括：生态系统范例研究、人种学、历史生态学以及相应的研究，提供了关于风俗习惯以及适应制度的解释。生态人类学者相信人类并非要适应其生活环境的总体，只能认为是选择适应构成栖息地的某些形貌及要素。进一步讲，每个人类群体在文化方面都有各自的适应制度，特别是技艺。
诸如生态人类学这样的领域与现在整个人类生存环境状况息息相关。人类学知识对指导人类关于如何建构生命的可持续发展之路有潜在的意义。人类学，当他把视点放在环境问题上时，即论证了保存文化多样性的重要意义。生物多样性对所有种群的环境适应及生存是不可或缺的。文化多样性对人类而言起到同样作用，因为它是我们适应环境的重要机制。
产生的影响
20世纪50年代对文化变容理论存在模糊和僵硬的不满刺激了生态观点的引入。新的观点认为研究自然环境在文化变容中的作用与环境决定论相比是诡辩的形式。生态人类学也在反对唯心论，唯心论是指所有自然的经验性的事物都被人为认为是思想活动的反映。人类学从本质上反对思想意识可以驱使人类的活动和生存。生态人类学这一特殊领域指明了研究环境的唯物条件这一方向，对认识的形成有着潜在的影响。同时，斯图尔德也从历史个别主义和文化传播论中受到启发，不断强调环境对文化以及对文化演变的影响。博厄斯及其弟子（历史具体主义的倡导者）主张文化是特有的不可比较的。作为回应，斯图尔德对多线进化研究的方法论探索促使他对处于类似环境、社会文化统合处于同一阶段而地域不同的几种文化进行了详细比较。
重要学者
马尔萨斯
马尔萨斯（1766~1834年）是《人口学》一书的作者，对达尔文产生了重要影响。马尔萨斯认为人口成倍增长，而能源是有限的，人类消耗资源直至不得不为生存而竞争。按着这一假设，一场为了生存的战争会随之而来，只有一定数量的人能够存活下来。马尔萨斯的理论帮助形成了达尔文自然选择学说的生态学基矗
斯图尔德
斯图尔德（1902~1972年）开创了文化生态范例研究，介绍了“文化核”的概念。1930年他调研了大盆地地区的肖松尼族人，记录了当地原住民如何极大程度的依赖矮松果树过着狩猎采集的生活。斯图尔德证实了在那里人口密度低，矮松果树分布稀疏的状况，从而印证了人口密度和资源之间的直接关系。他同样饶有兴致地描述了水的利用和水的管理之间的关系。他在文化生态学方面的思考也同样受到南美原始部落考察研究的影响。他编辑了一本关于南美印第安人的手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表。斯图尔德的研究在现在被认为是特殊进化的范例。交叉文化的存在是相同环境因素作用的结果。斯图尔德对部落的考查大致分为三个步骤：
1.描述部落的自然资源及其提取加工的技艺；
2.概述为了维持这些生计而形成的组织形式和经济活动；
3.探讨以上两个方面的表象如何影响文化的诸要素。
斯图尔德经常踯躅在决定论和适应论之间。他为了发现文化现象的规律而致力于比较的方法。
怀特
怀特（1900~1975年）专注于进化的一般规律，以严谨的唯物主义论证而闻名。他相信文化的进步是以消费牲畜获得能量为前提的。从原始时代开始，人们即在利用这种能量，其结果是文化的演进。怀特总结了进化的普遍规律，他认为所有文化都是按一定进程演变的（这一进程可以依据消费牲畜的头数来计算）。与之相对照的是，斯图尔德只要求透过交叉文化读取规律。怀特把人类学表述为“文化学”。
哈里斯
哈里斯在非洲和巴西进行了田野调查，但他的主要成就是发展了文化唯物论。这一理论认为技艺、经济因素是形成一个社会特质最基本的角色。哈里斯认为社会下层建筑研究应优先于基础建筑和上层建筑。下层建筑由生产模式、人口结构以及宗教仪式构成；基础建筑是指家庭经济、政治经济；上层建筑由娱乐、美学的产品及服务构成。哈里斯的动机是论证诸文化要素是与特定环境相适应、唯物合理的存在。哈里斯1953年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并留在那里任教。他现在是佛罗里达大学的教授。
拉柏波特
拉柏波特（1926~1997年）的主要成就是把生态学与结构功能主义结合在一起。拉柏波特定义总结了一个叫做新功能主义的领域。他把文化定义为生态系统的机制。承载量与资源消耗是拉柏波特研究的主要课题。这一研究是在新几内亚进行的田野调查，他完成了仪式、宗教、生态的基础系统研究，这一研究被定义为共时性功能主义性质的学说。科学的进化论、人类学的功能主义、新生态学对拉柏波特的研究构成了重要影响。与斯图尔德、哈里斯一样，拉柏波特对社会系统的底层建筑尤为关注。他第一次成功的将生态科学与当时在人类学领域占统治地位的功能主义融合在一起。拉柏波特曾是密西根大学的人类学教授，美国人类学协会主席（1987~1989年）。
旺达
旺达是拉柏波特的老师，同样是在新几内亚进行了田野调查。旺达考察了俾斯麦山区人居生态系统，也考查了玻利尼西亚环礁地区的文化变容。旺达叙述了新的生态学理论，相信人类族群是分析的概念性单位，而非文化表述。这种新的生态学说主张人类生态系统是自我平衡模式。旺达和拉柏波特试图探索一种全新的以生物学、基础生态学为前提的生态比较研究，旧的生态学是斯图尔德所倡导的文化意义上的概念。旺达1956年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并在那里成为人类学教授。
内廷
内廷描述了农业实践；家庭组织形式；土地的使用和占有；部落冲突；人口的历史演变；文化生态。他在芝加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是亚利桑那大学人类学教授。
康克林
康克林在生态人类学的范畴内描述了原住民在土地肥沃、人口稀少条件下“刀耕火种”但并不破坏环境的案例。他广泛细致地描述了种植、动物种群、气候、土壤这些部落获取食物的固有知识，详尽细致地勾画了地形、土地使用、村落边界的图表，为生态学描述做出了范例。
莫兰
莫兰是生态人类学、资源管理以及农业发展方面的专家。他深入考察了巴西亚马孙河流域，分析论述了微观生态系统展示的是一片肥沃富饶的土地，他的这一研究排除了宏观分析。莫兰是印第安纳大学的教授。
艾伦
艾伦研究了生存活动的生态学，形质人类学，等级制度，以及贸易的组织形式。她是肯特大学的人类学、人类生态学教授。
柏利
柏利主要从事历史生态学的范例研究，在巴西亚马孙河流域的部落完成了极有价值的生态学调研。努力统合民族生态学、文化生态学、生物生态学、政治生态学和地域生态学进入一个框架内。
方法论
生态人类学在其发展进程中产生了几种不同的方法论。文化生态学方法盛行于20世纪50年代及60年代早期，致力于部落技艺的原始属性是环境资源产物的研究。认为人类的行为方式与技艺形式紧密相连，进而探讨文化的其他要素如何受到这些行为方式的影响。
哈里斯在20世纪60年代总结发展了新的方法论，对哈里斯而言文化变容源于基础建筑。哈里斯的文化唯物论发展了生态学阐释使其变为清晰、科学系统的研究方法。这一适应性概念是哈里斯的主要叙述机制。哈里斯的成就和研究方法意味着希望把人类学引入达尔文的方向。
拉柏波特和旺达也在20世纪60年代为新方法论的形成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们关注的是生态系统研究，系统的机能，以及能量的流动。这些研究方法有赖于对诸如热量、蛋白质消耗量的计算衡量。深入细致的思考带来了诸多有别于生物生态学研究的概念，例如承载量、环境限定因素、自我平衡以及适应制度等。20世纪60~70年代生态系统研究方法在生态人类学界很盛行。这一时期民族生态学也盛行一时，民族生态学的方法论最终转化成为认知人类学。
20世纪70~80年代初激进的文化相对论开始盛行。到了九十年代生态人类学者开始拒绝极端的文化相对论并驳斥现代主义者的二分法（身体和意识，行动和思想，自然和文化）。近期的生态人类学包含有政治生态学，它结合传统概念诸如环境—技艺—族群—社会突显政治经济因素导致的“权力”以及历史性的不平等；评价批判了第三世界国家的开发计划；分析了环境恶化的机理。
意义
人类学知识推进了生态学研究。生物生态学的引入也为文化人类学这一学科增添了新鲜的、科学的视野。生态人类学理论对建立人类可持续发展变化模式提供了帮助。通过对原始部落在生态学范畴内的调查研究，人类学者认识到诸多隐秘的关于人与环境相互作用的知识。20世纪90年代由亚马孙河流域开发导致的诸多问题提升了人类学的感知能力。生态学这样一个边缘学科以及人类学领域里生态系统概念的存在为其理论增加了新的层面，生态学调查为人类学注入了不同元素的活力。
批评意见
现在已经没有多少生态人类学者真正赞同文化生态学的主张。文化生态学研究只限定在平等主义的社会里，其理论和方法论只能解释静止事物，而无法解释动态问题，其明显的缺陷是缺乏对历史层面的关注。20世纪60年代很多学者放弃斯图尔德的观点，转而采纳了文化和环境可以互动的新主张，由此成就了生态人类学这一研究方向。
哈里斯的文化唯物论同样受到质疑。米尔顿（1997年）：“他关于文化要素是适应制度的表述使他的研究带有明显的决定论性质……”实际上一些学者指出文化唯物论比起文化生态学更具有决定论特性。20世纪60年代因为生态系统研究的兴起使环境决定论基本被舍弃。
莫兰批判生态系统研究赋予生态系统以生物有机体属性的倾向，忽视了时间和结构的改变，忽视了个体的作用，过分强调了系统的稳定性。
心理学派
基本介绍
心理学派是美国人类学、民族学流派之一。20世纪30年代，美国历史学派中的著名人物，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等人，在奥地利心理学家弗洛伊德关于人类发展和心理动态学学说的影响下，开始注重于生理学、心理学的人类行为心理研究，吸引了许多美国人类学家。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及战后的若干年，这一派在美国民族学中占据了十分显要的地位。主要代表人物除本尼迪克特以外，还有米德和卡迪涅尔等。他们以人性、人格与文化变迁为研究主题，寻找个人人格和社会文化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所形成的文化模式。
尽管他们之间在理论的具体提法上有所不同，如本尼迪克特的“文化模式”、米德的“国民性格”、卡迪涅尔的“基本人格”等，但他们都从人们的心理特征上来解释文化差异，把文化看作是心理活动的结果，认为心理决定文化，决定人们的社会状况，决定民族的“先进”和“落后”。并宣称落后“文化模式”的民族只有在先进“文化模式”的民族帮助下，才能改变其落后“文化模式”。例如，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剑》（1946年）一书，把日本的国民性格描写成“精神失常的人”，断言日本人的内心世界完全不是由意识调节的。这就为当时美军长期占领日本提供了理论依据。尽管心理学派表面上也批判种族主义，但实质上则是披上心理学外衣的种族主义。因此，这一派也被称为“种族心理学派”。1952年，在纽约民族学家会议上，“种族心理学派”的理论受到了亚洲各国以及欧美许多民族学家的严厉批评。其后，心理学派的势力日趋下降。
详细介绍
心理学派的主要著作有：本尼迪克特的《文化模式》（1934年）、《菊与刀》，米德的《三个原始社会的性生活和性情》（1935年）、《男性和女性》（1949年），卡迪涅尔与林顿合作的《社会的心理边境》（1945年）等。
最近20年来，美国又兴起了小规模的心理人类学的复兴运动。
复兴者在弗洛伊德关于人类发展和心理动态学学说的影响下，形成了新心理学派，其表现一是所谓“认识人类学”的出现，一是在人类学中进一步应用以心理动态为着眼点的研究方法。目前，这个学派在美国有较大势力，有两个定期刊物和成百的人类学者和心理学者在从事这项研究。
1879年以来，整个心理学界出现了过去从未有过的热烈的学术研讨的繁荣局面。在冯特的内容心理学以后，又接二连三相继出现了或反对或继承冯特的理论，或另辟蹊径、独树一帜。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的心理学派上百个。这些学派分布广泛，遍布世界各地。
心理学史上出现过10大流派，这十大心理学派无论从其对象、任务、范围、方法以及从其规模和波及的领域来看，对心理研究的客观推动作用都是巨大的。它们都曾经充当过心理研究过程中的主角，代表过一个时期的心理学历史发展的倾向，客观地左右过心理学史的发展。当代心理学基本理论的主体，也主要是博采十大学派学说之长处，汲取它们的合理的有价值的部分而形成的。如今我们学习的任何一本《普通心理学》教材，其内容实际上都是对十大学派的精华部分进行了汇集的结果，是十大学派学说的主要结晶。其中的主体理论、概念和规则几乎都可以溯源到十大学派，在那里找到出处。
心理学史上的其他学派，也起过一定的作用，但最后被十大学派所包容、吸收、淹没、归化了。有的晦涩难懂，没有得到广泛的传播与共鸣，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
对于同一事物，由于经验、视角的不同会有不同的看法和理解。认识的不同导致方法论的不同。因此，觉得一项研究发展到一定阶段，出现较大分歧甚至出现流派是很正常的。流派的出现恰恰说明了这项研究获得了极大发展。
无论是什么学科或思潮，学派之间的对立只要还是限制在批评、论战、自放异彩上，没有演变成为人身、精神的限制和伤害，都是应该提倡的。人们总喜欢偏重偏信一种思想、一种观念，并由于自己坚信而捍卫它。捍卫行为是无可厚非的，也是应该的。但是如果一种观点和理论要用到强制手段才能够延续和发展的话，这无疑是很可悲的。从伽利略被囚禁，布鲁诺被烧死，《物种起源》到死才敢发表，以及中国文革时候的思想压迫，都无一例外地使人的思想受到禁锢、阻碍了学派之间的交融和发展，最终也就阻碍了人的认识和实践的发展。对立面在事实上总在起着揭其弊端，发现其缺陷、不足的重要作用。人的认识是不断发展的，虽然应该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借助其经验教训和总结归纳的规律，接受其理论指导，但前人毕竟是前人，他们的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与现在存在很大的差异。他们个人的知识局限以及当时的阶级统治需要决定了他们的片面。即使在一个完全开放的环境，人都不可能完全认识这个世界、发现真理，更不用说在阶级统治或思想统治的束缚下。从心理分析角度，即便是对腐朽事物的抗争，由于存在应激因素，也很容易矫枉过正。所以对于任何理论，我们都只能够借鉴参考，择善而用。
对于自己独到的看法和见解，也不要认为天衣无缝。在提出一种观念以后，要通过不断的实践和理论考证来加强、完善它，分析、汲取对立面的优点和长处。这不是折中，而是对自身的扬弃，是完善自我的需要。一个人需要自信而不是迷信，迷信他人和迷信自我都是同样错误的。历史上许多优秀的学者在晚年都发现其早期理论的重大不足和缺陷，或构造体系的基本理论都存在极大错误，但是因为寿命和精力的关系，不可能再重建体系，有的就避开谈论这种不足和缺陷，不敢自我否定，这是很遗憾的。人类研究发展的目的，就是为了完善人类自身，具体到每一个学者，应该不断推进和推广他的认识，从而推动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这也是自身人格的完善。如果因为害怕名望受损或害怕各种各样的内外打击，而去掩盖真理的话，那他进行研究的目的就值得怀疑，而他本人亦陷落在沽名钓誉的人格缺陷中。这点需要我们这些学者不时深刻反剩
派别简介
简介
心理学十大流派，有从内在的意识去研究的，有从外在的行为研究；有从意识的表层研究，有从意识的深层研究；有从静态，有从动态；还有从生物学、数理学、几何学、物理学、拓扑学、民族学、文化学等其他不同角度去研究的。所有的学派、包括相互继承的学派，在它们的心理研究对象、范围、性质、内容以及方法上都既有联系，又各不相同。这百余年心理学发展的速度以及研究成果，远远超过人类历史上对心理研究成果的所有总和，对心理现象探索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也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而贯穿心理学百年史的主干线，就是十大学派形成发展的历史。
这十大学派是：内容心理学派、意动心理学派、构造主义心理学派、机能主义心理学派、行为主义心理学派、格式塔心理学派、精神分析心理学派、日内瓦学派、人本主义心理学派、认知心理学派。
精神分析心理学派
这是由奥地利精神病学家弗洛伊德（1856~1939年）于19世纪末在精神疾病的治疗实践中创立的一种独特的心理学理论。这一理论体系主要包括潜意识论，泛性论和人格论等。该理论认为人的心理可分意识和潜意识两部分，潜意识虽不能为本人所意识，但它包括原始的盲目冲动，本能及被压抑的欲望，是人精神生活的重要方面，其一旦发生障碍是导致精神疾患的原因。该理论还认为，人的一生行为都带有性的色彩，受“里比多”性能的支配，并随“里比多”在个体发展过程中集中于身体某一区位的变动而出现口腔期，肛门期，性具期和生殖期，形成四个发展阶段。他把人格分为本我，自我和超我三部分，本我与生俱来，即先天本能和原始欲望；自我处于本我和外部现实之间，对本我作缓冲和调节；超我是“道德化了的自我”，即良心和自我理想两部分，以指导自我去限制本我的冲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虽遭到不少人的反对，但在全世界有深远影响，尤其是在精神治疗，文学艺术，宗教，法律等领域中。以后发展起来的新精神分析学派修正了弗洛伊德的理论，反对本能说和泛性论，强调社会文化因素对产生精神疾病和人格发展的影响。
行为主义心理学派
这是由美国心理学家华生（1879~1958年）于20世纪初创立的一个西方心理学的主要流派。它的发展经历了两个时期：早期行为主义时期（1913~1930年）和新行为主义时期（1930年以后）。早期行为主义完全排斥对人的心理和意识进行内省研究，主张心理学应对环境操纵与人的行为变化之间的关系进行客观研究，并把心理现象过度地简化为刺激—反应模式，即S—R模式。由于行为主义强调研究的客观性，使一套行为控制的方法得到发展，促进了心理学研究的精确性和实证性，并在心理学大部分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但它因无视有机体内部过程而走向了极端，到本世纪30年代后逐渐为新行为主义所取代。新行为主义者修正了S—R模式，在S—R之间增加了一个中介变量O——代表反应的内部过程，形成S—O—R模式。
人本主义心理学派
这是由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1908~1970年）和罗杰斯（1902~1987年）于20世纪50年代所创建的一个心理学流派。它既反对精神分析学派贬低人性，把意识经验还原为基本驱力，又反对行为主义把意识看作行为的副现象，主张研究人的价值和潜能的发展，被称为心理学的第三势力。人本主义心理学强调，人在充分发展自我潜力时，力争实现自我的各种需要，从而建立完善的自我，并追求建立理想的自我，最终达到自我实现。人在争得需要满足的过程中能产生人性的内在幸福感和丰富感，给人以最大的喜悦，这种感受本身就是对人的最高奖赏。从探讨人的最高追求和人的价值的角度看，心理学应当改变对一般人或病态人的研究，而成为研究“健康”人的心理学，揭示发挥人的创造性动机，展现人的潜能的途径。人本主义方法论不排除传统的科学方法，而是扩大科学研究的范围，以解决过去一直排除在心理学研究范围之外的人类信念和价值问题。人本主义心理学是一门尚处在发展中的学说，其理论体系还不完备，但却可能代表着心理学发展的一个新的方向。
认知心理学派
这是20世纪60年代在西方兴起的一个心理学的新流派，并已成为当前心理学研究的主要方向。从广义上说，心理学中凡侧重研究人的认识过程的学派都可称为认知心理学派，如皮亚杰（1896~1980年）学派也被认为属于认知心理学派。但目前在西方大多数指狭义的认知心理学——用信息加工的观点研究人的认知过程的科学，因而也叫认知加工心理学。确切地说，它研究人接受，编码，操作，提取和利用知识的过程，即感知觉，记忆，表象，思维，言语等。它强调人已有的认知结构对当前认知活动的决定作用，并且通过计算机和人脑之间进行类化，像研究计算机程序的作用那样在较为抽象的水平上研究人的信息加工的各个阶段特点，以揭示人脑高级心理活动规律。因此，把关于人的认知过程的一些设想编制成计算机程序，在计算机上进行实验验证的计算机模拟，也就成为认知心理学的一个重要研究方法。
人类学
人类学学科简介
人类学是从生物和文化的角度对人类进行全面研究的学科群。此词由anthropos和logos组成，从字面上理解就是有关人类的知识学问。最早见于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对具有高尚道德品质及行为的人的描述中。1501年，德国学者亨德用这个词作为其研究人体解剖结构和生理著作的书名。因此，在19世纪以前，人类学这个词的用法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体质人类学，尤其是指对人体解剖学和生理学的研究。进入19世纪后，欧洲许多学者开始对考古学化石遗骨的发现感兴趣，这些遗骨常伴有人工制品，而这些制品在现在的原始民族中仍在使用，所以学者们开始注意现在原始种族的体质类型和原始社会的文化的报道。这些情况最初是由探险家、传教士、海员等带到欧洲的，尔后人类学家也亲自到异文化中去搜集这方面的材料。因此，人类学中止了仅仅关注人类解剖学和生理学的传统，而进一步从体质、文化、考古和语言诸方面对人类进行广泛综合的研究。当然，由于各国学术传统的差异，对人类学的名称及各分支学科有不同的理解，在欧洲大陆，人类学一词仅作狭义的解释，即专指对人类体质方面的研究，对人类文化方面的研究则称为民族学。总之，19世纪中叶以后，人类学发展成为主要发掘人类社会“原生形态”的一门学科。
人类学是以人作为直接研究对象，并以其为基础和综合理解为目的的学科。如果把人作为动物的人和文化人来区分的话，那就不可能全面地去理解人。人类学是以综合研究人体和文化（生活状态），阐明人体和文化的关联为目的的。综上所述人类学大致可区分为：主要研究形态、遗传、生理等人体的人体人类学，亦称自然人类学；以风俗、文化史、语言等文化为研究对象的文化人类学，以及专门研究史前时期的人体和文化的史前人类学。
人类学的各分支学科中，体质人类学是从生物的角度对人类进行研究的学科，它包括人类的起源、发展、种族差异、人体与生态的关系及现存灵长类的身体和行为等内容。其中髭也已发展成较专门的领域，如人类进化的研究、人种学的研究、灵长目学的研究等，同时形成一些技术性手段，如人体测量技术、野外灵长动物的观测技术等。随着遗传学的发展，体质人类学也从中汲取了许多理论和分析方法。
文化人类学是从文化的角度研究人类种种行为的学科，它研究人类文化的起源、发展变迁的过程、世界上各民族各地区文化的差异，试图探索人类文化的性质及演变规律。广义的文化人类学包括考古学、语言学和民族学，狭义的文化人类学即指民族学。民族学是在民族志基础上进行文化比较研究的学科。文化人类学家所做的最具成就的工作是对人类的婚姻家庭、亲属关系、宗教巫术、原始艺术等方面的研究。在英国学术界倾向于将这部分内容称为社会人类学，有时又统称为社会文化人类学。
从语言学上讲，人类学是研究人的科学。这门学科试图依据人类的生物特征和文化特征，综合地研究人，并且特别强调人类的差异性以及种族和文化的概念。
人类学的起源
人类学起源于地理大发现时代欧美学者对现代西方技术文明之外的社会的研究，这种社会被称为“野蛮的”、“原始的”、“部落的”、“传说的”、“有文字前的”社会。但是，目前人类学的研究领域已经扩展到现代社会内部，试图概括人类行为的普遍性问题，并对社会和文化现象进行整体性的描述。
人类学的两个主要领域是体质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它们都与其他学科有着密切联系，诸如哲学、考古学、语言学、哲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心理学和历史学。学科间的互相交流，产生很多有价值的成果。例如经济学家依据人类学的比较图式，提出了“经济人”的概念，形成经济人类学。
实际上在早期社会，人类便开始思考自己的文化与习惯是如何发生的问题，并且产生了科学思想的萌芽。古代希腊、中国和阿拉伯许多哲学家和历史学家，欧洲16世纪以来的许多哲学家，都是现代人类学的先驱。但是科学的人类学在19世纪进化论出现以后才开始形成。文化人类学注重把不同社会和文化加以分类，从而确立人类进化的阶段和过程，总之是历史的线性解释。马克思主义指出社会形态为生产方式所决定，一切政治的、法律的、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都建立在生产方式的基础之上。与此同时，西方传教士、商人和探险家大量收集不同民族的风俗、宗教、巫术和其他资料，为人类学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信息。
人类学理论流派
20世纪以来，文化人类学和体质人类学开始分离，同时许多人类学家开始转向所谓“文化多元论”观点，并出现许多流派。
进化学派
与人类学同时诞生，开创了对文化的科学研究。摩尔根，泰勒，巴斯蒂安等提出了文化，社会进化的时间序列，着重文化的纵向发展，也成为进化学派的创始人。18世纪孟德斯鸠等的启蒙思想，19世纪自然科学的进步，以《物种起源》为标志的生物进化学说，18及19世纪的社会进化观等，都是19世纪人类学进化学派的文化，社会进化思想产生的基矗
理论进化学派以进化的思想研究人类社会及其文化，认为人类同源，本质一致，有共同心理，因此产生同样的文化，社会发展有共同的途径，由低级向高级进化。
泰勒被称为人类学之父，他在《原始文化》中提出文化是进化的。摩尔根在《人类家族的血亲和姻亲制度》中在研究婚姻家庭进化的基础上，建构家庭的发展历史，初步提出了社会进化的问题。在《古代社会》进一步全面地发展了社会进化思想，论证了人类从蒙昧时代经过野蛮时代到文明时代的发展过程。
包亚士和文化历史学派：包亚士首先摒弃了那种选择事实，附会于抽象的进化理论的研究方法，注重实地研究并倾向于所谓功能观点，坚持对任何一种文化进行整体性的考察。他是文化历史学派的主要人物，这个学派在美国文化人类学领域占统治地位。
法国社会学派
莫斯和“社会学”学派：一般来说，莫斯和包亚士一样，主张系统地研究社会现象，但方式略有不同。他指出社会是“自我调节”并趋于均衡的系统，系统各要素的作用是保持系统的整合与适应。他启发了后来的功能主义思想，影响了整整一代欧洲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
广涵播化论者
这派理论也反对经典进化论，认为少数文明中心创造了存在至今的全部文化，而且播化或文化特征的传播是人类发展的基本动力。他们把文明中心称为“文化圈”，所以也叫文化圈学派。
功能主义和结构主义
马林诺夫斯基是功能派的代表人物。这派认为，解释人类学事实的唯一途径是说明它在一定文化中正在发挥的功能，因此人类学研究的目标是把握文化整体与各个部分之间的有机联系，历史的比较方法意义不大。相反，拉德克利夫·布朗是结构主义的倡导者。这派认为人类学研究的目的在于揭示超乎经验事实的系统的本质。
文化心理学。这派的基本思想是文化决定每个个人的心理构成，反对普遍精神或人类本质的概念。例如潘乃德在美国西南部研究中发现，印第安人的思维方式或推理方式与其邻近人种完全不同，因此文化决定心理趋向。现在，文化与个性的研究更加广泛，例如对价值体系和民族性格的研究。
文化唯物主义。文化唯物论美国人类学家哈里斯在1979年出版的《文化唯物论》，书中提出文化唯物论的思想。其理论强调生殖的或人口的压力及生态压力对社会文化系统的决定作用。哈里斯认为，人性的生物心理的基本需要（如食物、性、情感等）导致了四种普遍的人类组织层次。《文化唯物论》一书也称为是“哈里斯所写的最重要的一部著作”。
文化人类学还是一门年轻的科学，还没有构成完全一致的理论体系。但是如果人类学家能够避免种族中心主义，并创造出普遍客观化的概念，关于文化的“科学”是可以建立起来的。
相关历史
早期，人类学的研究对象仅限于人体测量与解剖上。但在艾德华·泰勒爵士之后，人类学开始注重由器物着手的泛文化比较，换句话说，即是种关在室内进行的博物学研究。之后，在美国，地质学家出身的“文化人类学之父”法兰兹·鲍亚士提倡“四大分支”的人类学，并对这种“安乐椅上的人类学家”大加挞伐，使得人类学的研究对象逐渐转向活的部落（特别是美洲印第安人）文化，其中包含他们的语言、共同行为与历史。
最重要的转变在于波兰裔英国社会人类学家布罗尼斯拉夫·马凌诺斯基的贡献。大约20世纪30年代前后，他首创以透过参与观察法写成的民族志作为人类学研究的依据和基矗在他革命性的创建下，人类学家（特别是文化人类学家）开始以亲身赴当地与土著生活，乃至参与当地活动的方式进行各文化（特别是小型的部落文化）的研究与纪录。大约同时，露丝·潘乃德以接触文学作品、影片、外侨访问为基础的遥距研究则成为对无法进行参与观察法的文化研究的另一种途径。这种以“原始”部落文化为对象的主流人类学研究，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后逐渐受到挑战：首先，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随着军队的进驻，以及英美诸国对殖民地的态度改为放任与鼓励其自立，使得过去认知的“传统部落”快速地现代化，导致自马凌诺斯基以来的“抢救人类学”（即尽可能在现代化影响前，快速纪录这些未受“污染”的部落文化的人类学）思维不再可行。其次，最早主张参与观察法的人类学家相继去世，而在各国政府鼓励下人类学者又大量增加，使得新一代人类学家逐渐崛起。基于这几个理由，人类学者的研究对象朝以下几个方向发展
1.部分人类学者，特别是受到马克思主义影响的人类学者，开始结合文献与民族志资料进行历史人类学的研究。这方面以艾瑞克·沃尔夫的《欧洲与没有历史的人》为代表作。
2.部分人类学者回到本国，在国内较少数的次文化群体（帮派、同性恋、少数民族的都市社区等）进行研究。
3.多数学者仍以第三世界的部落文化为研究对象。不同的是，他们开始注意这些部落受现代化影响的调适与改变情形。
4.以克劳德·李维史陀为代表，结合语言学、哲学和精神分析，研究各文化之下的共同心智与象征，由此而延伸出神话学诠释这独特的学门，并以结构主义之说影响到哲学、社会学其他学科。
到了20世纪80年代左右，受到后现代与女权运动影响，文化人类学家重新检讨过往种种强调科学与量化的田野研究，并开展出几条新的研究对象，其中包含：
1.透过对文本的分析，建立起以文化概念为主轴的新历史人类学。
2.重新检讨二元建立价值论，并结合女性主义的两性人类学研究。
3.回到过去已做过的部落地，用新的眼光诠释这些文化。
以广义的角度来看，今天的人类学研究对象不再是特定的、原始的异文化，而是包含自身出发的每个文化。而今天的人类学家除了重复检讨与反省外，也在寻找更多可发挥的研究对象。
理论
文化人类学
人类学体系庞杂，各学门又随时间发展出多样的理论，故总体而言十分庞杂。但基本上人类学最主要的特点：
1.反映在体质人类学和考古学上的演化论。
2.反映在文化人类学上的文化观点。
体质人类学
在考古学家与体质人类学家合作下展开对灵长类的长期田野观察，希望以此方式解答史前考古学无法研究人类先祖行为的遗憾，而这类研究其中又意外启发对灵长类语言沟通系统的研究。
文化（社会）人类学
最初，人类学的研究仍以生物和博物学观点看待一切，特别是体质与文化方面，因此有两个以泛文化比较为基础的学派影响甚大，即社会演化论和传播论。前者以达尔文演化论为基础，主张所有人类的社会是单线进化的，而这文化进化的过程是由物质上的落后到先进，思维上的简单到复杂。而各文化即停在不同的进化阶段。
人类学的目的
人类学的应用研究，即旨在为政府和其他组织提供指导的研究，已经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例如关于社会变化的后果，关于传统社会和文化方面的知识等。应用研究中主要的问题是价值判断问题，也就是绝对客观的研究与接受既定政策的问题。
体质人类学的目的是确定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和解释种族之间的自然差异。达尔文的进化理论和孟德尔的遗传学，不断深化和改变着人们的认识。现在所研究的主要内容是人类与其他灵长类的关系以及至少50万年以来人类骨骼演化的实质。1924年和1959年，在南非和东非发现的猿人化石为研究提供了大量资料。而且我们已经知道，从个别的差异导致种族差异的过程是：选择、遗传播迁、迁移和突变。应用客观方法，将各种特征分离出来，再以数学方法计算其出现频率并找出其功能上的及进化上的意义，这种研究使我们能够理解人类自身的构造，并预测未来。目前体质人类学的主要研究领域是：人类生态学、人类进化学说、灵长目学和遗传学。此外还有人体测量等应用研究。
简单而言，人类学研究的目的就是以全面的方式理解人这个个体。但更深层而言，这种研究不仅仅在于人的躯体构造之理解，而是人类所有思维与想法的可能性。换句话说，人类如何行动、如何认知自己的行动、行动的结果又如何影响人的思考以及人与其他群体、象征的互动即是人类学最根本想解答的问题。
人类学的研究不在于找出一份解答，也不在于试图给予一标准答案。相反的，人类学研究试图找出所有的可能解答，然后用各种解答尽可能回答问题的某个部分。如此回答之下，人类学强调的是尊重每个群体的解答，以及用同理心诠释每个解答的真实认同。也许在其他学科看来，人类学家只是在玩“换句话说”的游戏，只是某种不科学的社会科学。但以另种层面而言，人类学的研究目的并非追求一个真实，而是追求所有面向的真实——即使真实只有一个，但每个人看到的“那个”真实，往往难划齐一。
民族学
简介
以民族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它把民族这一族体作为整体进行全面的考察，研究民族的起源、发展以及消亡的过程，研究各族体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它是社会科学中一门独立学科。
民族学资料的积累
远在民族学作为独立学科出现之前，世界各国就有许多关于不同民族情况的记录。古埃及第十九王朝的金字塔中绘有埃及人、亚洲人或闪米特人、南方黑人、西方白人等族的图像。巴比伦、亚述、波斯等古代帝王的铭文，也有许多民族情况的记载。在西方被称为“历史之父”的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所著的《历史》中，以大量篇幅叙述了希腊、波斯与西亚各国的地理、历史和风俗习惯，是研究这些地区民族学的重要资料。雅典历史学家色诺芬的《希腊史》一书，也有关于小亚细亚和外高加索各族人民的论述。古罗马独裁者恺撒的《高卢战记》和古罗马帝国史学家塔西佗的《日耳曼尼亚志》两书，有大量的关于古代高卢人和日耳曼人的记载。至中世纪，在一些学者、旅行家、僧侣和商人的著作中，有关于欧洲、地中海沿岸、东亚和南亚各民族的记述。特别是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的游记较详尽地记载了中亚、中国各地区和南亚各族人民的情况。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有着丰富优秀文化遗产的国家，从出土的殷商（公元前1766～前1122年）甲骨文中，可以约略地了解到当时的一些民族名称，以及他们的生活、礼仪、祭祀和战争等情况。春秋、战国（公元前770～前221年）时期，关于各民族的历史传说和风土习俗的记载更为丰富。秦汉（公元前221～220年）时期中国形成了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司马迁（约公元前145～前187年后）几次游历全国各地，进行实地观察，搜集了大量资料，包括中国境内若干民族的情况，编入其名著《史记》中。后来历代官书都按此范例编纂，因此有关汉族和其他各族的资料，在二十四史中都占有一定地位。一些学者早就开始撰写各类有关民族的著作。汉、唐时代（公元前206～906年）的《吴越春秋》、《越绝书》、《华阳国志》、《蛮书》等，即著名几例。以后历代的地方志、族谱家传以及文人的游记、笔记和文集，也描述了各族人民的生活和风土人情。历史上许多建立过国家或有自己的文字的少数民族，还用本民族文字或汉文记载了各自的历史和文化生活。此外，中国各族人民很早就同四周邻国各族人民有友好往来，对于北方、东邻以及西部丝绸之路上的国外各族，史书都有所记载。东晋僧人法显于公元399～412年遍访印度、斯里兰卡、爪哇岛等地，游历30余国，写成《佛国记》。唐高僧玄奘在印度、巴基斯坦、尼泊尔等地钻研佛经十余年，撰写了《大唐西域记》。明代三保太监郑和于1405～1433年间，七次下西洋，远航非洲东岸、红海、伊斯兰圣地麦加以及南亚、东南亚30多个国家，随行人员马欢著《瀛涯胜览》、费信著《星槎胜览》、巩珍著《西洋番国志》。这些都是研究亚、非古代国家史地和民族情况的重要资料。
在15世纪末至17世纪西方所谓的“地理大发现”时代，各国的历史学家、地理学家、旅行家、航海家、探险家、传教士等，对所见到的各地区各民族的风貌作了报道和记载。18世纪开始出现了一些民族学先驱的著作，如法国天主教神甫拉菲托著的《美洲野蛮人的习俗与古代习俗的比较》（1724年），认为当代印第安人与亚、欧一些古代具有高度文化的各族之间，在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上有许多相近的地方。18世纪中叶至末叶，由于启蒙运动的开展，又正处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前夕，一些先进学者特别是启蒙学派的代表人物，为了论证他们对于人类社会原始状况的见解，广泛地利用了美洲、大洋洲和非洲各族人民的民族学材料。但是，民族学成为一门独立学科，并提出自己独特的研究对象、任务和方法，还是在19世纪中叶以后。
民族学的产生和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学的建立
19世纪中叶是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代”。一些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向世界各地区寻找原料和市常为了扩大殖民地，统治当地的国家和民族，必须研究殖民地各民族的社会情况。在长期积累资料的基础上，为适应当时的需要，民族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正式产生，并得到迅速发展的机会。西方主要国家纷纷建立了专门从事民族学研究的组织，如1839年法国的“巴黎民族学学会”，1842年美国的“美国民族学学会”，1843年英国的“民族学学会”，1869年德国的“人类学、民族学和原始社会协会”等。这些机构陆续组织了一些考察队或探险队，到殖民地和边远地区的落后民族中进行调查研究，除了详细记录各族人民的现实社会现象、生活方式和文化习俗等之外，还搜集了各种文物作为研究资料。此后，实地调查或田野工作逐渐成为民族学的主要研究方法，从搜集和展出民族文物发展到建立民族学博物馆，也成为民族学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
民族学的产生
就在19世纪中叶，先后出现了一批专业民族学家，他们在以C。R。达尔文为代表的生物进化论的影响下，提出人类社会与文化的进化思想，从而被称为进化学派。主要代表人物有：美国的摩尔根、英国的泰勒、麦克伦南和瑞士的巴霍芬等。他们认为各民族社会和文化发展的程度尽管不同，但都遵循着相同的途径前进，都经历过或将经历大体相同的发展阶段。马克思和恩格斯读过这派学者的很多著述，对他们的立论题材有不同程度的褒或贬，但对其认为社会向前进化发展这一共同点，都采取了称赞的态度。
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学的建立
马克思早在19世纪40年代，为了研究资本主义制度，阐明资本主义必定灭亡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必将代之而起，就着重探讨了前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形态。正如恩格斯所说，马克思研究任何事物时都考虑它的历史起源和它的前提，这样才能了解社会现象全面的发生发展过程。1845～1846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合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叙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论证了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社会意识，阐述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的客观规律。他们还提出决定人类历史关系的三个因素：
第一，生产物质生活。资料是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
第二，人类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所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
第三，人类自身的生产，即增殖。
后来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第一版序言中再次强调了这个理论，并将其归纳为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是两种生产，即生活资料以及生产工具的生产和人类自身的生产亦即种的繁衍的唯物主义原理，并在全书中贯串了这一根本观点。马克思在1859年发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质下了经典性的定义。
列宁指出，在这篇序言中，马克思对运用到人类社会和人类社会史的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作了周密的说明。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唯物史观是建立科学的民族学的理论基矗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民族学的研究和著述
马克思从创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第一天起，对于民族学的著述，特别对人类原始时代的历史，就予以高度的重视。马克思对受到侵略、压迫和歧视的民族，如诸犹太人、波兰人、爱尔兰人、印度人、中国人等，都寄予无限的同情，并用阶级观点阐明了民族和民族问题的实质。马克思在1879～1882年间，发现了许多研究原始时代的有价值的民族学论著，经过他分析摘录的目前已知的有摩尔根、菲尔、梅因、拉伯克、莫尼、梭姆、霍斯皮塔利尔和科瓦列夫斯基等人的著作。
马克思最赞扬摩尔根的论述，认为《古代社会》（1877年）一书尤为重要。摩尔根是进化学派的杰出人物。他把物质生产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看作人类社会进化的原因，指出了氏族制度在原始社会中的核心作用，它的共产制的性质，并谈到了当时社会的未来改造，从而达到了自发的唯物主义的结论。马克思将《古代社会》一书作了详细摘要，调整了书的结构，补充了必要的材料，加上重要的批语和评注，从而大大地提高了摩尔根著作的价值。马克思的《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及马克思若干篇民族学笔记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学的光辉论著。
恩格斯发现了马克思对摩尔根著作的十分详细的摘录，写信给德国考茨基说：“摩尔根在他自己的研究领域内独立地重新发现了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并且最后还对现代社会提出了直接的共产主义的要求。他根据野蛮人的、尤其是美洲印第安人的氏族组织，第一次充分地阐明了罗马人和希腊人的氏族，从而为上古史奠定了牢固的基矗”
恩格斯认为有必要写一部专门著作，联系唯物主义的历史研究得出的结论来阐述摩尔根的研究成果及其全部意义，并把这看做是执行马克思的“遗言”，于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就在1884年问世。他根据马克思的摘要和批语，摩尔根提供的事实资料，加上自己对欧洲古代一些民族历史所作的研究和新补充的材料，对原始社会的产生、发展和灭亡的规律，做了透彻阐述，特别着重在经济方面的论证。恩格斯所详细论证的是原始时代人类社会的产生、发展和崩溃的过程及私有制、阶级和国家出现的历史，但他的主要目的却在于指出当代阶级社会必然将被改造成未来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马克思和恩格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则，依据大量的民族学资料写成的民族学论著，为马克思主义民族学的建立奠定了基矗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留下了宝贵的民族学遗产，树立了研究原始社会的光辉典范。恩格斯还着重提出：随着奴隶制的出现，发生了社会大分裂，分为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而这种分裂继续存在于整个文明时代，古代奴隶制、中世纪的奴隶制和近代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制是文明时代的三大时期所特有的三大奴役形式。这些论述为民族学研究指出了方向，对不同时代的不同民族社会进行具体的分析和比较研究应是民族学研究的任务。马克思、恩格斯的学生和战友、法国工运活动家拉法格用大量事实所写的《财产及其起源》（1895年），是比较优秀的民族学作品。
苏联的研究成果
在列宁、斯大林领导时期，苏联民族学家在一些比较重要的领域里，做出了一定的成绩。它表现在：
1.把原始社会史作为民族学中的一个重要部分，是苏联民族学的贡献。苏联民族学家和考古学家一起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分析，认定原始社会是人类历史的开端，广泛地把世界各国有关部落和部族的资料结合起来，比较科学地表达了原始社会发展的图景。
2.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重视历史民族学的研究。他们组织了大规模的综合调查队，把民族学和人类学、考古学调查紧密结合起来，写出了若干有价值的专著和调查报告。
3.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对所搜集的世界各洲民族志的资料进行了综合研究。
西方民族学及其流派
西方民族学首先创立的是进化学派，已如前述。当时社会进化论思想的流行，尤其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支持的摩尔根的学说，引起了资产阶级的恐慌。西方一些学者千方百计寻找论据企图证明私有财产和资本主义制度的永恒性，极力否认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40年代，许多反进化论的流派便应运而生。
传播学派
最初出现的是传播学派，又分成德、奥文化圈学派和英国传播学派。前者以德国的格雷布纳、奥地利天主教神甫施密特等人为代表。他们认为人类的创造能力极其有限，每一种文化都是在一个中心地区一次产生，然后传播开来；后者以英国的埃利奥特·史密斯及其学生佩里为代表。他们宣称各种高级文化因素都是从世界文明的发源地和中心尼罗河传播出去的，宣传泛埃及主义。由于这种理论缺乏科学事实根据，后来没有被人继承下来。
历史学派
继传播学派而起的是美国的历史学派，创始人为F。博厄斯（旧译鲍亚士），其他代表人物都是他的学生，如克罗伯、罗维、萨皮尔、威斯勒、哥登卫塞等人。博厄斯主张单纯地描写具体的文化和传播过程，不作理论概括。他的门徒公开打出反对进化论的旗帜：罗维写的《原始社会》（1920年）全面否定和攻击摩尔根的进化学说；他写的《国家的起源》（1929年）直接反对恩格斯关于国家起源的论述。该学派虽然对传播学派也采取批评态度，但基本上接受传播理论，因此，学术界一般把传播学派和历史学派合称为文化历史学派。
社会学年刊学派
产生于法国的社会学年刊学派，与传播学派差不多同时出现。主要代表人物有迪尔凯姆和莫斯。迪尔凯姆于1896年在巴黎创办《社会学年刊》，因此被称为社会学年刊学派。尽管该学派不像文化历史学派那样激烈地反对进化论和马克思主义，但他们的理论基础是哲学家孔德的实证主义，因而还是与马克思主义相抗衡的。
功能学派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出现了影响颇大的功能学派，主要代表人物是马利诺夫斯基和拉德克利夫·布朗。该学派不重视研究各族人民的历史，强调深入民族社区作全面的现状调查，大力训练和派遣学生们分赴各殖民地作田野工作。在理论上他们强调文化的功能作用，认为每一种文化之所以存在，在社会生活中必有它的用处，一个民族社区就是一个整体，必须在这个整体的立足点上来考察它的全部社会生活，而生活的各个方面又密切相关。功能学派的理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中国民族学产生过较大的影响。
心理学派
20世纪30年代，美国历史学派中分化出心理学派。主要代表人物是博厄斯的学生本尼迪克特和米德等。他们认为个人的心理活动决定文化和社会状况。先进民族的优良心理素质创造高级文化模式，落后民族的不正常心理素质只能造成落后的文化模式，因而后者必须在前者的帮助下改变自己落后的文化模式。这一学派虽然口头上反对基于外表体质形态不同而产生的种族主义，但实际上主张心理上隐存着民族的优劣差别，也是一种种族主义的观点，因而也被称为种族心理学派。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各类新思潮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民族学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和发展。首先，在对待马克思主义和进化学派的态度上有所变化，一些进步的民族学者认识到，要想把马克思主义与民族学分裂开来是不可能的。于是出现了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和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论述民族学问题而产生的各种新思潮，诸如联邦德国以马库塞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思潮，法国以戈德莱厄为代表的“结构马克思主义学派”思潮，美国以哈里斯为代表的“文化唯物论”思潮和以墨菲为代表的“社会生活辩证法”思潮等。同时，也不像从前那样公开反对进化学派了。在美国还出现了维护进化论的新学派，美国民族学界曾为摩尔根恢复名誉，甚至把他奉为美国民族学之父。一些学者把马克思、恩格斯和摩尔根有关民族学的著作，重新编订、校正、注释出版，有的还写了长篇导论。西方民族学出现的这种变化，正是马克思主义越来越深入人心的表现。
其次，战前的那些老民族学派大多衰退了下去，代之而起的是新的没有定型的学派或思潮。主要有以下几种：
结构主义学派
以法国莱维·斯特劳斯为主要代表。他把结构语言学的音位分析法运用到民族学研究领域，通过分析自然现象之间结构关系的途径，来推导社会现象之间的结构关系。英国学者利奇也是这个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60年代后期到70年代初期，该学派的影响达到高峰，后来逐渐有所下降。
新进化学派思潮
以美国民族学家怀特、斯图尔德等为代表。他们为摩尔根等人的进化论学说进行辩护，并提出了一些自己的观点，如怀特的普遍进化论和能量说，斯图尔德的多线进化论等。
文化相对论学派思潮
以赫斯科维茨为代表。他认为一个民族的文化，离开了自己的民族和时代，就失去了意义。任何具体文化的一切现象都是孤立自在的，不会重复，各具特点，因而不同民族的文化无法比较，各个文化之间没有任何共同之处，更谈不上有共同规律。一切民族文化的价值都是相对的。
新心理学派思潮
这是美国60年代以来掀起的小规模心理人类学复兴运动的产物。代表人物有怀廷、柴尔德、莱文等人。他们在老心理学派研究文化与人格的基础上又有了一些新的发展，提出了所谓“认识人类学”。该派思潮目前在美国有一定的势力，是值得注意的。
这些学派、思潮除了结构主义学派很有影响外，其他基本上局限在某一国家或某几个民族学者的范围内，而且各人的观点也不一致。这种不统一的现象也正是战后西方民族学的一大特点。
西方民族学发生的这些变化，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局势发生的深刻变化在学术研究中的反映。由于民族运动的深入发展，摆脱殖民统治而独立的国家和民族越来越多，他们反对曾为帝国主义殖民政策服务的民族学家再对他们进行调查，使西方民族学遇到了困难和威胁。上述变化正是西方民族学对付危机的应变想法和措施。
西方民族学在中国的传播
到20世纪初叶，民族学作为一门学科开始被引进中国，而且译名很不统一。1926年蔡元培发表了《说民族学》一文，介绍这一门学科的内容和意义，倡导在中国开展民族学研究。他从1928年任中央研究院院长之后，就组织力量开展研究工作，先后对广西瑶族、台湾高山族、黑龙江赫哲族、湖南苗族等进行实地调查，并取得了一定成果。
西方民族学最初介绍到中国的主要是进化学派，翻译出版的有摩尔根、泰勒等人的著作，在学术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随后，传播学派、历史学派、社会学年刊学派等相继传入。传入比较晚的是功能学派，但其影响较大。有些大学开设了民族学课程。20世纪30~40年代，民族学研究者们曾分别深入少数民族地区和汉族农村作实地调查研究，出版了一些专著和报告，迄今还有参考价值。1934年冬，由于全国各地区学者们的努力，成立了中国第一个民族学会。抗日战争期间，许多民族学学者集中在西南地区，对当地各民族进行调查研究并办有刊物，发表不少民族学方面的文章，在社会上产生了一定影响。
新中国的民族学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学已传入中国。1924年，蔡和森编写出版的《社会进化史》，实际上是介绍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的全部内容。3年后，李鹰扬又把这部书译出，译题为《家族私有财产及国家之起源》。郭沫若根据恩格斯和摩尔根有关原始社会史的基本理论，于1929年撰写《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对中国古籍中的记载，包括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加以阐释。按郭沫若的说法，这本书“可以说就是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续篇”。这些译著对宣传马克思主义起了一定作用。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一切进步思想都受到国民党政府的压制和排挤，而西方资产阶级民族学反而占了上风。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情况迥然不同。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创立了毛泽东思想。而在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里，民族研究必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原则。因此，新中国民族学的发展道路是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国各族人民的革命和建设实践密切联系着的。如是，新中国的民族学有其重要特色：
1.它继承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民族学，同时对西方资产阶级民族学也加以研究，批判地吸取其中有用的东西。
2.它为革命实践服务，为各民族的发展进步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服务。
新中国的民族学的研究在实践中得到发展并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为少数民族的识别工作贡献了力量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国民党政府实行大汉族主义的民族压迫和歧视政策，抹杀少数民族的存在，加深了民族间的仇恨和隔阂。不少民族被迫更改、隐瞒自己的民族成分，因而当时无法确知中国究竟有多少民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废除了民族压迫制度，各民族获得平等地位，许多以前不敢说明自己族名的民族，现在敢于公开其民族成分，要求成为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在1954年普选中，自报的民族名称有数百个。
为解决数百个名称是否都代表单一的民族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和政府提出了民族识别的任务。民族学工作者和其他科学工作者，特别是语言学工作者协作，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民族形成的原则，对全国提出新的族名的地区和单位进行调查研究。基于全国民族识别工作的成果，国务院先后公布了中国共有55个少数民族，加上汉族总共56个民族。通过科学研究和民族自愿原则决定民族成分，是中国民族研究工作的创举，从而引起了国际民族学界的广泛注意，并得到了较高的评价。
大力进行少数民族社会调查
进行实地调查或田野工作，是民族学研究的基本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民族学工作者参加了人民政府组织的各种访问团或工作队，到少数民族地区了解各少数民族社会经济的发展阶段、阶级状况以及民族之间的关系，作为进行民主改革以及制订民族政策的科学依据。1956～1958年，全国有关盛区前后组织了16个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在地区调查的基础上，进一步开展社会历史民族调查研究工作，参加调查的除民族学工作者外，还有历史学、语言学、考古学等学科的科学工作者共达千人。中国民族学的特点之一，就是把民族学研究与历史学研究密切结合。各调查组从1959年起陆续撰写少数民族简史、简志和自治地方概况三套丛书书稿，整理调查资料300多种。1979年，由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领导，组织了“民族问题五种丛书”编辑委员会，陆续编写并出版各种丛书，介绍了中华民族历史文化是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各族人民在祖国大家庭中互相依存、谁也离不开谁的真理。
研究少数民族社会性质
这是民族学研究的一大课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由于历史的原因，各少数民族存在着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占全国人口6%的少数民族，保留着各种不同的社会形态。总的说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大约有30多个少数民族，共3000多万人，保留着封建地主经济，其中有些民族在不同程度上产生了一些资本主义因素。另外还有一些少数民族保留着更落后的社会经济形态，其中约400万人保存着早期的封建制度亦即封建农奴制，约100万人保存着奴隶制度，约70万人保存着原始公社制或原始公社制的浓厚残余形态。
突出成就
民族学工作者研究这一课题取得的突出成就是，以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阶段的理论去判断各民族的社会发展进程，勾画各民族社会经济文化结构的历史断面，并分别不同情况决定各民族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不同方针与方式。这些研究成果为制定民族地区的政策提供了依据。例如关于新中国成立前保存有原始公社制残余的少数民族向社会主义直接过渡的方针，即是根据列宁关于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性质的政权后，落后民族在本国先进民族帮助下，经过一定发展阶段可以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论述来确定的。对存在奴隶制、农奴制的地区，采劝和平协商”的方式改革，在废除奴隶主和封建主所有制的前提下，对其上层采取赎买政策，即在消灭这些剥削阶级的同时，对个人采取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对改革其他少数民族地区存在的半封建制、游牧地区的封建制的政策，也是以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的理论为依据提出的。在少数民族地区的民主改革、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贯彻这些方针政策，取得了伟大胜利。
曲折道路
新中国的民族学研究也走过一段曲折道路。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中，民族学学科被否定，研究工作陷于停顿状态。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民族学和其他学科一样，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1980年，中国民族学研究会正式成立，以后历年召开全国性的大小学术讨论会，民族学研究者发表了大量研究论文和专著。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一些盛自治区社会科学院相继成立了民族研究所，其中包括民族学研究室或民族学研究组。广州中山大学于1981年成立人类学系，包括民族学和考古学两个专业；中央民族学院于1983年成立民族学系，专门培养民族学人才。民族学研究呈现出一派朝气蓬勃的景象。
新中国的民族学研究的目的，是为祖国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服务，为全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服务，为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工作服务，当前更着重为少数民族地区的四个现代化服务。与此同时，民族学作为一门研究民族的学科，除研究国内的少数民族外，还应该研究汉族，并开展对国外民族的研究，以促进对各国民族情况的了解，加强友好往来。
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当代在广西壮族自治区这一地域由黄现璠教授为首的一群长期以“壮学”为研究对象的草根学者形成的地域性“八桂学派”的横空出世，打破了中国自古以来皆无民族学派的局面，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民族学派。
根据当代科学研究发展的趋势，各学科之间交叉研究的问题越来越多，关系也日益密切，甚至许多问题必须由有关学科的专家合作研究。民族学对各民族的社会经济结构、政治制度、社会生活、家庭婚姻、风俗习惯、宗教信仰、语言文字、文学艺术、道德规范、思想意识等，都要全面加以探讨。这样，民族学同社会科学的许多学科以及自然科学的一些学科，如地理学、生态学、体质人类学、考古学、历史学、语言学、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宗教学、艺术文学等，都发生交叉或边缘关系。各学科间通力协作，共同研究，不仅可以解决彼此间交叉的问题，而且对本学科的发展也将起新的促进作用。
文化演进
简介
文化演进是一种文化由简单形式向比较复杂的形式发展的渐进过程。这一课题可用一元线性进化观点予以论列，将人类的进化过程作为整体加以追溯；也可根据多元线性进化观点，对每种文化或社会或两者的任何已知部分，作个别的研究。文化进化之说在18～19世纪新兴起的文化人类学领域曾是一种重要概念。
大发现年代
哥伦布航海探险之后的“大发现年代”，是使欧洲人开始知道世界各地诸“原始”文化（亦即∶诸传统文化）的一个时代，也是现代人类学的一种滥觞的阶段。当时学术界力求解释这些文化的存在，并想根据这些似乎同自己十分相像的人民的文化概况，来对欧洲社会的发展过程进行理论上的探讨。17世纪英国哲学家霍布斯描述原始人的生活环境是“没有艺术，没有文字，没有社会”，原始人的生活是“孤独的、贫穷的、肮脏的、野蛮的、短命的”，他实际上是在宣称有关“未开化人”的一种普遍流行的看法。每一件美好的和文明的东西，都是由这种低级状态缓慢发展而成的。甚至像伏尔泰这样一些理性主义的启蒙哲学家们，也在默认，启蒙过程是在人类向上的发展进步中逐渐实现的。
固定阶段说法
与这种发展进步的概念同时产生的，是另一种“固定阶段”的说法，认为人类社会通常要经过三个阶段前进，即∶蛮荒阶段、野蛮阶段和文明阶段，但有时还要经过更多的阶段。孔多塞侯爵曾列出10个阶段，或称10个“纪元”，其中最末一个自法国大革命开始，因为他认为大革命曾带来人的权利和人类至善的概念。
19世纪的一元线性进化学说
英国人类学家泰勒（1832～1917年）和美国人类学家摩根（1818～1881年）是人类进化的“文化阶段”论的主要倡导者（尽管摩根曾采用“原始民族时期”这一术语而未用“阶段”一词）。他们的论述，常常涉及一般性的文化而非个别的文化。有些特殊情况是把个别文化插叙于文章中，以阐明包括对人类及文明全面发展的各种看法在内的一些理论。
摩根的著作
虽然泰勒可以说是一位知名度高而影响颇大的人类学者，但摩根的著作却对阶段论的方法概括得颇为精当。起初摩根对于易洛魁印第安人感兴趣，而对易洛魁人的研究最终使他进而探索世界各种文化，特别是对诸文化的亲族制度进行调查。在研究这些制度的过程中，摩根深信他已经找出了他所说的现代社会中的古代遗存物，亦即那些本来属于更早年代但以某种残余形式仍然留在最有现代特色的各社会之中的风俗和习惯。
摩根的观点
他认为，社会人似乎是在诸进化阶段中前进的，这种阶段共有7个，自原始蛮荒阶段以致文明阶段。同时摩根还引用那些足以代表每一阶段的当代诸社会，作为“证据”进行论述，但未包括最低阶段。在《古社会》（1877年）一书中，摩根曾综述其观点如下∶“因为人类同出一源，其所经历发展过程亦在根本上如出一辙，在各大陆，虽为殊途，但颇一致，而且无论部落或是民族，人类趋向于同一的进步状态，其形式是十分相似的。由此，可见美洲印第安诸部落之历史及经历，多少可以反映出我们先民在相应的条件下所有的历史及经历。”这样一种历史观点，现在已为绝大多数人类学者所摒弃。
人类进步之说
人类进步之说及文化进化诸概念的发展，到19世纪中叶，由于达尔文生物进化论受到广泛支持而大大加速发展起来。达尔文的进化学说是在1859年出版的《物种源始》一书中提出的。其后社会科学界便采取生物进化诸概念作为一种颇有吸引力的手段，以解决有关社会行为的起源及其发展中诸类似问题。的确，把社会看作一个进化着的有机体这一概念，是研究上的一种生物学类比手段，以前被许多人类学者和社会学家所采用，即使今天，在某些方面，也有必要继续使用这一方法。
英国哲学家斯宾塞
斯宾塞（1820～1903年）曾提出一项包括人类社会在内的综合的进化体系。他认为，人类自不太复杂的种进化而来，最初群居而无区别；以后各种社会功能发展起来，乃有祭司、国王、学者、工匠等之划分；于是知识就分化为不同的科学。这样，凭借不断增加的社会分工，人类社会连同所有其他变化着的事物发展进化为复杂的人类文明。
20世纪的多元线性进化学说
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就开始出现某些倾向，反对把文化进化现象笼统地加以概括，以图找出那种无所不包的一般性原则。这种倾向最终成为一种范围广泛的反响。稍后，在欧洲也出现了同样的情形。有关文化诸“阶段”的理论，特别受到批判，被视为虚幻之说。所有各种文化，从时间和地区上看，都应该说是独一无二的。在美国，这个运动是由德国出生的人类学家鲍亚士（1858～1942年）领导的。鲍亚士与其一代学生们——包括潘乃德和米德——彻底摆脱了那些概要式的论述方法，转而致力于对原始部落的实地调查工作，收集了大量事实和人造器物，成为现存这些社会文化进程方面来自观察而非来自理论的实证。这种“文化史”研究方法统治美国人类学界达半个世纪之久，而且对20世纪上半期其他地方的人类学研究影响甚大，致使高水平的概论性研究和“建立研究体系”的做法，都较过去大为减少。
20世纪中叶以后
在一些美国人类学者们中间，再度兴起一种适度的文化进化学说，其中较有影响的是怀特、斯图尔特、沙赫林斯、塞维斯等人。这些新一代的文化进化论者彻底扬弃了普遍的“阶段”之说，而把文化进化看成是一种多元的线性发展过程，是由许多前进途径组成的，而这些途径则是模式不一、长短各异的。虽然没有一种适应于所有民族的明确的进化过程，人类在一般条件下总是要进化的，或前进的，而个别民族则能取得一个个突破性的成就，这些成就就会为全人类提供机会，使之能够更加适应于环境，从而支配环境，并且组成更为复杂的人类社会。只有在这种意义的前提下，世界文明的全部内容，才可被看成是一个一元化进程的结果。
人类社会的创造发明
长期积累、逐渐变化的过程，是基本的文化过程之一。与人类进化的历史相比，文化的演进时间很短。产生农业和畜牧业的新石器时代约开始于10000年前。
在史前或历史时期的古代，人类虽然有惊人的发明创造，但往往得之于偶然触发的机会，要经过很长的时间，才能得到社会的公认，有的甚至夭折。因为世界各地没能完全联系起来，交通亦时断时续，传播过程也十分缓慢。文化的演进在古代得不到明显的进展。直到近代人类有意识、有组织地在世界范围内推动文化发展，交通条件的改善又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文化的演进才得以加快速度，深入到社会的各个领域。
由于世界上总有若干地区的文化走在前面，某一文化源地长期积累和汇集后，文化体系渐趋成熟，推广开来，占有更大的地理区域。例如：美索不达米亚文化从肥沃的新月形地带的源地向西传，南达埃及，北抵东南欧；埃及文化最初传入地中海东岸，以后又通过地中海西岸。美索不达米亚文化和埃及文化一再围绕地中海盆地交汇综合。希腊人约在公元前2000年接受了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克里特岛和地中海东岸的文化，创造出新的文化体系——希腊文化，希腊文化再扩展到地中海盆地，并曾返回西南亚。
近代的欧洲文化
无论物质技术和意识形态都出现了革命性的变化，在现代文明的形成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工业革命的完成，世界市场的建立，以及随着欧洲人作为殖民者向海外扩展，使得欧洲文化影响到全世界。
在文化的演进过程中，人们面对自然环境或社会环境的变化，其智力、心理反应缓慢，不相适应时，往往会出现一次文化断裂（或延迟），如古埃及文化和古希腊文化的繁荣以及后来的衰落。全世界古文化中只有中国文化和印度文化延续数千年之久，但甚至是印度文化也曾出现过断裂现象。也有一些文化在演进的过程中因承受环境的压力过大而处于停滞状态，如爱斯基摩人的文化。爱斯基摩人生活在北冰洋沿岸的冰雪环境里，为维持基本生活，耗费绝大部分精力，使其文化处于停滞状态。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不同的文化相互接触。因此，一种文化必须不断创新和汲取其他文化的营养，才能促进自身的发展，对世界文化作出贡献，否则必处于停滞和衰落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