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意识到军国主义已经彻底失败。可是他们仍旧会关注其他国家军国主义的动态。倘若是没有失败，日本将会再次将好战的热情燃起。倘若同样是失败了，日本人将会汲取教训，认识到帝国主义侵略不会将荣誉带来。
美国人时常以自己在战后日本的社会改造中起到的作用而感到自豪和骄傲。1945年8月29日，电台颁布了美国国务院通过美国陆军、海军的联合指令，并由麦克阿瑟将军全权负责此项政策的实施情况。但是，因为美国报刊和电台中四处充斥着具有明显党派特质的褒贬不一的评论，所以普通百姓也对美国为何以这个政策引以为荣的原因很不解。唯有很少一部分通晓日本文化的人才能将目前美国既定的对日政策是否恰当判断清楚。
在日本战败投降之时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是盟军对日本占领的性质问题。对于现任的政府乃至天皇，作为战败国的日本是应该保持还是废除？是否应当由美国的军政官员直接来对日本行使县至县省至省的行政管辖权？
在将意大利和德国占领之后，盟军采取的方式是在当地建立盟军临时政府（A。M。G），并将盟军政府作为战斗部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盟军行政官员掌握着地方事务的行政管理权。日本投降以后，太平洋区域的临时政府负责人也希望在日本采取相同的占领模式。日方并不知道自己尚能保留多少行政方面的职权。《波茨坦公告》上仅仅是说：“盟军一定要对日本领土上部分地进行有效地占领，以此来确保实现盟军基本战略的目标，并且要彻底将日本国内残余的煽动日本民众发动世界战争的黑暗势力清除。”
陆军部、海军部、国务院三部联合向麦克阿瑟部队发出了命令，要求麦克阿瑟的部队严格执行上级对上述各个问题的指示。战后日本的重建和行政管理工作主要由日本国民自己来负责，“最高司令官可以通过日本政府甚至是天皇实行各个行政机关的管辖权，可前提条件是这样的做法会对美国在日本战略目标的实现有利”。日本的政府将在麦克阿瑟将军的指挥之下，对国内事务行使正常的行政管辖权力。所以，以麦克阿瑟将军为核心的对战后日本的改造方式是同盟军对意大利亦或是德国所采取的占领的方式存在着天壤之别的差距的。它纯粹是一个对日本各个级别官僚机构实行的自上而下管理的行政机构。最高司令部的通告直接发给日本政府而不是发给国民或者是某些县城市区的居民。通告的主要职责就是将日本政府的工作目标进行制定。倘若是哪一位日本内阁大臣对这个目标有反对的意见，那么他要不就提出辞呈，要不就说服最高司令部将他的意见采纳，并修改工作目标。
这是一种非常大胆的管理方式的尝试，这个政策的好处从美国的角度而言是不言而喻的，就好像当时希德林将军（General·Hilldring）所言：
“充分利用日本的政府所具备的好处是十分巨大的。倘若不让日本政府直接行使其行政管理的权力，那我们就不得不亲自来统辖一个七千万人口国家所必要的庞杂的管理机构，而且他们的习惯、语言、思维方式跟我们美国人都是截然不同的。通过对日本政府的净化并加以合理的利用，事实证明，我们节省了大量的时间、人力以及财力。也就是说，我们是让日本人自己来整顿自己的国家，而我们的作用只是提供具体的指导意见而已。”
可是，就在华盛顿尚未准备将这一政策制定之时，很多美国人还对日本人的态度存有一些担心，担心他们会采取桀骜和敌对的态度。一切和平的计划都有可能被一个报复心理极强的民族所抵制。可是事实证明，情况并非如此，原因主要是由于日本文化的特殊性，用那些关于战败民族的政经方面的道理是根本无法解释的。或许没有任何一个民族能够像日本这般顺理成章地将这种“善意”道德政策接受。接受这种政策在日本人看来就是意味着要血洗现实战败的耻辱，并且促使他们来实行一些新的国家的政策。但是日本人能欣然接受这些政策的原因，最主要的还是因为他们的特质文化所形成的十分特别的国民的性格。
在美国，我们曾不断争论媾和条件的宽严，但真正的问题并不在于宽严，而在于恰如其分，足以摧毁传统的、危险的侵略性模式，建立起新的目标。至于选择何种手段则应根据该国国民的性格和传统的社会秩序而定。普鲁士的权威主义不仅在家庭生活中，而且在市民日常生活中根深蒂固，这就需要对德国制定某种媾和条件。明智的媾和条款对日本应该不同于对德国。德国人不像日本人，他们不认为自己对社会和历史欠恩情，他们努力奋斗，不是为了偿还无穷的债务或恩情，而是避免沦为牺牲者。父亲是一个权威人物，如同其他占据高位的人一样，按德国人的说法，是“强迫别人尊敬他”的人；是他，得不到尊敬就不舒服。在德国人的生活中，每一代儿子在青年时期都反对权威的父亲，然而他们长大成人后，与父母一样，最终还是要屈服于单调无味、没有激情的生活。一生之中的最高峰是青年叛逆的狂飙年代。
日本文化中的问题并不是极端的专制主义。父亲是对待小孩既尊重又钟爱的人，在几乎所有的西方观察者看来，这种尊重与钟爱在西方经验中是极其罕见的。日本的孩子理所当然地认为他们与父亲之间存在某种真正的友爱关系，而且公然以自己的父亲作为自豪的对象，所以父亲只要改变一下声音就能使孩子采取父亲所希望的行动。但父亲对幼儿并不严厉，因此青年时期也不是反抗父辈权威的时期。相反，在社会的评判目光中，这个时期孩子成了他们家庭的负责而孝顺的代表。正如日本人所说，他们“为了练习”“为了修养”而向其父亲表示敬意，这就是说，作为尊敬的对象，父亲是一个与现实中人格分离的等级制和正确的处世态度的象征。
儿童早期在同父亲接触中学到的这种态度成为整个日本社会的一种模式。位居等级制上层而受到最高崇敬的人，其自身并不掌握专断权力。在等级制中居于首脑地位的官员并不行使实权。上自天皇下至底层都有顾问和隐蔽势力在背后操纵。黑龙会式的超国粹团体的一位领袖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对东京一家英文报纸记者的谈话，最确切地说明了日本社会的这一侧面。他说：“社会（当然是指日本）是一个三角，它被大头针固定住一角。”换句话说，三角形在桌面上，是大家都看得见的。大头针则是看不见的。三角形有时往右偏，有时往左偏，但都是围绕着一个隐蔽的轴而摆动。借用西方人常用的一句话就是，凡事都要用“镜子”来反映。力求专制权力不要露在表面，一切行动都显示对象征性地位的忠诚的姿态，这个象征性地位则经常不行使实权。日本人一旦发现那被剥掉假面具的权力的泉源时，他们就认为它是剥削，是与他们的制度不相称的，如同对高利贷者和暴发户的看法一样。
正因为日本人是这样观察其世界的，所以他们对私利和不公正进行反抗，但他们绝不会成为一个革命家。他们并不企图打碎其世界的组织。他们可以在自身毫不批判其制度的情况下实现最彻底的改革，如他们在明治时期所做的那样。他们将此称为“复古”，即“复归”过去。他们并不是革命家。那些寄希望于日本意识形态性的群众运动，他们和过分高估战时日本的地下势力，并期望它在投降时掌握领导权以及在日本投降以后预言激进政策将在选举中获胜。他们的预言错了。保守派首相币原男爵在1945年10月组阁时所发表的演说更为准确地道出了日本人的心声。他说：
“新日本的政府采取尊重国民之总意的民主主义的形态……在我们国家，自古以来天皇就把国民的意志作为他的心愿。这是明治天皇宪法的精神，可以确认我这里所说的民主政治就是这种精神的体现。”
在美国人看来，上述日本政府对民主所做的冠冕堂皇的解释是毫无价值的。但是，它却给出了这样一个信号，即日本政府打算在与西方意识形态不相同的本土文化的基础上来扩大国民的民主权利、改善国民的福利。
当然，日本也会尝试引进一些西方的民主政治机制。但是西方的制度并不一定就是改善世界的神丹妙药，即使在美国也是如此。在日本要推行普选是困难的，而要确立起经过选举产生的领导人的至高无上的法律地位也存在着很多实际问题。当出现这些问题后，日本人却靠着自己不断的摸索、修改和完善，最终也达到了类似美国的民主。因而，现在就有一些美国人愤恨地说这场战争是白打了。美国人一向都是对自己的民主机制深信不疑。但是，在漫长的日本战后重建时期，普选充其量也就在国家发展过程中占据次要的位置。自19世纪90年代日本第一次试行选举以来，整个国家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而那些小泉八云在书中记述的传统问题在今后的生活中还会重新出现。
“在牺牲了许多生命的激烈选举战中，确实丝毫不存在个人的仇恨。议会中的激烈论战、以致使用暴力，往往使外人惊愕，但它很少属于个人之间的对抗。政争并非真是个人与个人之间的斗争，而是藩阀之间、党派之间利害的斗争。而且，每一个藩阀或党派的热诚追随者对新的政治只理解为新的战争——一种忠于领袖利益的斗争。”
在较近的本世纪20年代的几次选举中，乡下人常在投票前说：“洗净头颈，作好被砍的准备。”这句话把选举战与过去的特权武士对平民的攻击等量齐观。日本选举中所含的某种意义甚至今天也与美国的意义不同，而且这与日本是否推行危险的侵略政策无关。
日本能够用来将自己改造成为和平民族的真正力量正是来源于这样一种能力，也就是他能针对某一种方针说：“这已经以失败告终了”，之后将其努力都倾注于其他的途径。日本人的伦理是一种允许取舍的伦理，他们想要通过战争的方式来获得其恰当的位置，可是他们却失败了。现在日本人可以将这一政策彻底放弃了，原因是他们至今所受到的所有的训练将他们塑造成为一个能见风使舵的人。具有比较绝对伦理的民族必须有一种自己说是在为正义而战的信念。当他们投降时，他们会说“正义同我们的失败一起消失了”。并且他们的自尊心要求他们努力令这一“正义”在下一场战争中获得胜利，否则他们就会捶胸顿足地将自己的罪过忏悔。但是，日本人却既不坚持正义也不会对罪过忏悔。在美国登陆日本之前，也就是日本投降之后的五天，东京一家著名报纸《每日新闻》竟然能在谈及失败和因为失败所带来的政治变化之时这样说：“但这一切将为最终地拯救日本发挥其作用”。日本报纸的这篇社论强调，任何人一刻都不能将日本被彻底打败这一事实忘记了。原因是建立一个完全以实力为基础的努力已经彻底归于失败，从此之后，日本不得不走和平国家之路。另外一家日本的著名报纸《朝日》同一星期将日本最近几年来“过分信任自己的军事力量”作为日本国内与国际政策的“严重错误”，论述道：“一定要将所得甚少、受害甚多的旧有的态度抛弃，代之以基于国际合作与爱好和平的新态度。”
这种在他们看来原则性的转变被西方人注意到了，并且对此加以质疑。可是，日本人不管是对私人关系还是对国际关系方面的处理，这样的转变都是处事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日本人的观念是实施某一行动而没有将目标达成，这算是犯了错误。倘若是以失败告终，他就将抛弃这种视为失败的目标，他们并不对这种失败的目标过分执著。美国管理机构在麦克阿瑟将军的领导下将日本人这种选择新目标的能力认可了。他们并未坚持以一种羞辱的方式来将日本人的这种选择加以阻止。按照西方人的伦理，文化上是可以接受这样的做法的。原因是，就西方伦理的原则而言，羞辱与惩罚是使有过失之人认罪的最为有效的手段。其获得新生的第一步就是认罪。正如我们所知，日本人是从另外的方面考虑问题的。他们的伦理对他们的要求是，一个人要对自己行为的一切后果负责，一次错误的必然后果便是令他们相信这件事是不应该做的。甚至这种必然的后果可能是在一次劳民伤财的战争中被击败。可是日本人不一定会将由此引起的愤恨看做成一种羞辱。日本人的词典当中，一个人或者是一个国家是以诽谤、轻视、嘲笑、不敬、坚持使用羞辱性的象征来对他人或者国家进行羞辱的。当一个日本人认为自己受到了羞辱，那么报复就会成为一种美德。不管是西方的伦理如何对这样的原则进行谴责，美军对日本的占领所取得的成效完全依赖于他们在这一点上的自我克制。
美国人的胜利再次改变了日本人的这种状况。最终的战败使日本人按照其惯有的生活态度放弃了他们以前孜孜以求的目标。日本人独特的伦理允许他们抹去账单上的一切积怨。美国的政策和麦克阿瑟将军的管理避免了在清洗干净的账单上重新涂抹上羞辱的象征，而只是坚持了在日本人看来属于战败的“必然后果”的事情。这一招很奏效。
保留天皇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这件事处理得很好。天皇先访问麦克阿瑟将军，而不是麦克阿瑟将军先访问天皇，这件事给日本人上了一次生动的课，其意义是西方人难以估计的。据说，在建议天皇否认神格时，天皇曾提出异议，说让他抛弃他本来就没有的东西，感到很为难。他真诚地说，日本人并未把他看作西方意义上的神。但是麦克阿瑟司令部劝他说，西方人关于天皇仍在坚持神格的想法将影响日本的国际声誉。于是天皇强忍这种为难，同意发表否认神格的声明。天皇在元旦发表了声明，并要求把世界各国对此事的评论全部译给他看。读了这些论评后，天皇致函麦克阿瑟司令部表示满意。外国人在此以前显然不理解，天皇对发表声明一事感到高兴。
美国的政策还让日本人得到某些满足。国务院及陆海军部的指令明确地规定“对在民主基础上组织起来的工业和农业的诸劳工团体的发展应予以鼓励并表示支持”。日本工人自己在许多产业中组织了起来，本世纪二三十年代一度活跃的旧农民组合重新显露头角。许多日本人认为，作为这场战争的结果日本赢得了某些东西，而其证据就是他们现在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改善自己的生活状况。据一名美国通讯记者报道，东京的一位罢工者仰头望着美国兵眉开眼笑地说：“日本胜利了，你不这样认为吗？”今天日本的罢工与昔时的农民暴动有许多相似之处，发起暴动的农民的控诉常常是他们所负担的年贡和赋役干扰正常的生产。农民暴动并不是西方意义上的阶级斗争，也不是改变制度本身的尝试。今天日本各地的罢工并不减缓生产速度。最常用的方法是工人“占领工厂，继续工作，并以增加产量使经理人员丢面子。在一个三井所属的煤矿中，罢工工人把负责经营的职员全部赶出矿井，并把日产量从250吨提高到620吨。在‘罢工’中进行操作的足尾铜矿的工人们也增加产量，并把自己的工资提高了一倍。”
当然，无论所采用的政策如何得人心，管理一个战败国都是有难度的。不可避免的是，日本的粮食、住所和战后重建问题极为尖锐。如果不利用日本政府的职员来进行管理，这些问题至少会同样尖锐。
日本人将面临一条十分漫长且艰辛无比的道路，可是倘若政府预算中不再将军备进行考虑的话，他们还是有提高生活标准的机会的。
倘若任何欧洲亦或是亚洲的国家，如果在未来十年的时间不再对军备进行加强，都会比那些注重军备的国家存在更为潜在的优势，原因就是，它能够将别国用来加强军备的财富用于繁荣经济的建设。美国无法做到——其他国家也无法做到——用命令来建设一个自由民主的日本。
在任何一个被统治的国家当中，这种方法就从未奏效过。没有谁能对一个习惯和设想都跟自己完全不一样的人发号施令，令其以自己的生活方式来生活。立法的手段没有办法令日本人将选举出来的人的权威接纳，没有办法令他们对他们等级系统所确定的“适当的位置”视而不见。立法的手段也没有办法令他们都对美国人所习惯的那种人们之间的自由轻松的关系接纳，也无法令他们接纳美国人不可或缺的独立，还有美国人一定要坚持自己选择同伴、住房、职业以及应尽义务的热情。可是，日本人对于自己人为的必要的转变，说得很清楚。日本战败投降以来，他们的公职人员曾经说过，日本一定要鼓励他们的国民过自己的生活、相信自己的良心。当然，他们没有明说——每一个日本人都明白——他们颇为怀疑“耻辱”在日本所能产生的作用，他们期盼在国民发展之中一种新的自由：这种自由是不必担心世人批判与排斥的自由。
对于侵略战争，日本人视为一种“错误”和失败的事业，所以，他们是向社会转变迈出了十分大的一步。他们希望将自己在和平国家中受人尊敬的地位赎回来，这就需要将社会的和平来实现。目前，军国主义被日本人看成是熄灭了的灯。他们也将会密切注意世界上其他国家的灯是不是也都熄灭了。倘若没有，他们将会重新将好战的热情燃起，以便令自己大显身手。倘若是世界上其他地方的灯也熄灭了，日本人将会得到证明，那就是他们已经从日本侵略计划而不是通往荣誉这一道理中获益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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