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孩子并不是按照西方人所设想的那样教育的。日本人和美国人的生活曲线是相反的，日本人的生活曲线是一个巨大的U型，老人同婴儿得到的最大限度的自由和宠爱。当婴儿的时代结束以后，人将会逐渐受到更多的约束，当他在结婚的前后，获得的自由将会到达最低点。这个最低点将在青壮年时期持续很长的时间，可是会慢慢地上升，直到六十岁以后，人们便会像孩子一样，不再为羞耻感所困。
可是，对人生曲线的安排，美国人和日本人都会着重于一个基本点，那就是保证个人在他盛年之时在其文化中投入精力。为了保证这一点，美国人会增加个人在这一阶段的选择。但是日本人实现这一点的方式却是对个人的极端束缚。这个阶段是一个人体力与赚钱能力的道德高峰，可是这一个事实并未使其成为主宰自己生活的主人。他确信，这样的束缚是十分好的精神训练，能够将自由所不能得到的效果获得。可是，日本人对国民在自己最具生产能力阶段的束缚绝对不是意味着这样的限制将全部的人生覆盖了。幼年和老年分别都是自由的阶段。
对孩子如此宽容的人很可能是因为他需要孩子，日本人就是如此。首先，他们如同美国父母那般需要孩子，原因是爱孩子对他们来说是一种乐趣。可是他们需要孩子的原因也是出于一些在美国人眼中微不足道的原因。日本父母对孩子的需要不仅仅是为了得到情感的满足，原因还在于倘若无法传宗接代的话，那么他的人生就是失败的。在日本，每个男人都一定要有一个儿子。他需要儿子在自己死后每日在起居室的神龛前面祭奠。需要儿子来传承家庭的血脉、荣誉、财产。传统社会中父亲需要儿子，简直就像是幼小的儿子对父亲的需要一般。儿子逐渐会将父亲的位置取代，这通常不被看做是一种排挤，而是为了令父亲安心。若干年来，父亲充当着整个家庭守护者的角色，这个职责随后将由儿子来承担。倘若一个父亲没有儿子能将这种职责传递的话，那他所扮演的这个角色就是毫无意义的。因为有这样根深蒂固的传承意识，成年的儿子对自己父亲的依赖即便是比美国延续的时间都要更长，他也不会感到任何的羞愧和丝毫的耻辱，在西方国家，这种感觉是十分普遍的。
母亲对孩子的需要也不仅仅是为了将自身的感情得到满足，一样也是因为只有成为母亲她才能在家庭和社会中获得地位。没有子女的妻子在家庭之中的地位是相当不牢靠的。即便是没有被抛弃，也不要奢想成为婆婆，借由儿子的婚姻来将自己的权威树立，对儿媳妇发号施令。
日本人对于生孩子的看法如同对性生活一样的私密，产妇在生孩子的时候不能大喊大叫，因为会被别人听到而为人所知。要为即将出生的孩子准备一张睡床，将新生儿的新铺盖放在上面。倘若是没有自己的新床，那么对孩子来说就是很不吉利的。即便是家里没有购买新铺盖的能力，那么也要将被里清洗干净，令他们看起来就像是新的一样。小睡床上的被子不会是像成年人的那么硬，会软和一些。
因此，据说新生儿睡在自己的床上会更加舒服。可是，更加深层次的原因是，出于一种善解人意的微妙心理而为孩子准备出单独的学校睡床，“新人一定要有自己的新床。”婴儿的小铺紧靠着母亲的睡铺，但是在婴儿长到能主动要求与母亲同睡前，他还是得单独睡觉。大约一岁大时，他们说婴儿能伸出胳膊表示自己的要求了，这时他就能在母亲的铺上与母亲同睡了。
婴儿出生三天内并不进食，因为日本人要等真正的乳汁出来。随后，婴儿无论是为了进食还是为了舒适，都可以随时吃奶。母亲也愿意这样养育孩子。日本人相信，哺乳是女人最大的生理快感之一，婴儿也很快就能学会分享母亲的快感。乳房不仅是营养之源，同时也能带来快乐与舒适。一个月之内的婴儿要躺在自己的小铺或母亲的怀里。大约三十天时，他被带去当地的神社中露面，此时，他的生命才被认为是安全地固定在他的身体上了，才能带他自由地出入。一个月后，他被母亲负在背上，一根双层肩带缚在他的腋下与臀下，从母亲肩下穿过，在腰前打结。冬天时，母亲就穿上厚实的衣服，把婴儿裹在里边。
母亲在工作时，把婴儿放在铺上。而她出门上街时，无论去哪里，都要带上他。她对他说话，哼着小曲，帮他做出礼节性的动作。如果她自己对人回礼，她也会移动婴儿的头和肩膀，使他也行礼。婴儿总是被计算在内的。每天下午她带他同洗热水澡，把他放在膝上逗他玩。
三四个月大的婴儿都裹着尿布，尿布是用很厚的布叠起来的。日本人有时候会将他们的弓形腿归咎于尿布。日本的婴儿通常在学会走路前就学会了说话。他们并不鼓励婴儿爬行。传统上认为，婴儿在一岁前不应该站立或行走，母亲也会阻止类似的尝试。近一二十年，政府在广泛发行的廉价读物《母亲杂志》中进行宣传，说应该鼓励婴儿行走，这种情况才变得较为普遍。母亲用肩带环在婴儿腋下或用手扶着他走。但婴儿还是说话早于走路。当婴儿开始能说出单字时，成年人逗弄他们时所用的儿语就变得更有目的性了。他们不会让婴儿通过偶然的模仿学习语言，而是教婴儿学习单词、语法和敬语。这是孩子和大人都喜欢的游戏。
孩子通常在能理解成人对他们说的话的时候断奶。吃饭时他们坐在母亲的膝上，由母亲喂给他们一点食物。断奶后，他们会吃得多一些。有的孩子这时会出现喂养问题，因为新的婴儿诞生了，他们被断了奶，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很容易理解。母亲通常会给他们一些糖果，免得他们索乳。有时候母亲会给乳头上涂上胡椒粉。但是，所有的母亲都会逗弄孩子，说如果他们想吃奶，那就证明他们还是小婴儿。“看看你的堂弟，他是个男人。虽然跟你一样大，可他已经不吃奶了。”所以当听到大一点儿的孩子走过来时，那些两三岁或三四岁还在索乳的孩子会立刻丢下奶头，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
嘲弄还有别的形式。母亲走到父亲的身旁对孩子说：“我不爱你，我爱你爸爸，因为你爸爸是好人。”孩子就万分嫉妒，要把父亲和母亲分开。母亲就说：“爸爸不像你，不在家里乱喊乱叫，也不乱跑。”于是，孩子顿着脚说：“你撒谎，骗人！我并没那样做，我是好孩子。你不喜欢我吗？”玩笑开够了，父母相视而笑，他们不仅用这种办法嘲弄男孩，也同样嘲弄女孩。
这种经验对培养日本成年人明显害怕嘲笑和轻蔑是一种肥沃的土壤。我们无法肯定幼儿到几岁时才懂得哪种嘲弄是拿他开玩笑，但他早晚会懂得的。懂得了以后，这种受人嘲弄的意识就会与害怕失去一切安全与亲密的恐惧感结合在一起。长大成人后受到别人嘲笑时，幼儿期的这种恐惧仍然留有阴影。
二至五岁间的小孩之所以会在心理上对这种嘲弄产生恐惧，主要是因为对那个年龄阶段的孩子来说家的确是个安全与自由的天堂。父亲与母亲之间，无论在体力上还是在感情上都有明确的分工，在孩子面前，他们很少以竞争者的姿态出现。一般由母亲或祖母来承担家务，教育小孩。对父亲则是毕恭毕敬、无限崇拜。家庭中的等级制度也十分明确。孩子们渐渐明白，在家中年长者有特权，男人的特权比女人多，兄长的特权比弟弟多。但是，一个人在他的孩提时代是会受到全家人的娇宠的，尤其是男孩子。在孩子们的眼中，无论是男孩还是女孩，妈妈永远是一个最容易欺负发泄的对象。一个三岁男孩可以向母亲发泄无名怒火，但对父亲却不敢有任何的反抗。如果他觉得自己受到了父亲的嘲弄或者对要把自己“送给别人”的话感到很愤恨，他就会把所有的委屈、郁闷一股脑地发泄到母亲的身上。当然，并不是所有的男孩都会脾气暴躁。但是，在所有的农村和上流家庭中，脾气暴躁是三到六岁间孩子的通玻小孩往往是对他母亲又哭又闹、用他的小拳头捶、用他的小手抓，总之是用尽其粗暴之能事。母亲毕竟只是女人。而当他三岁的时候无疑就是个男子汉了。通过种种粗鲁的做法，他也获得了一种作为男子汉的满足感。
哥哥姐姐也受到教育，要爱护小孩子。日本人很清楚我们所谓的下一个孩子出生时，上一个孩子面临的“失宠”的危险。不再受宠的孩子很容易把自己必须让出母亲的乳房和母亲的床这一事实与新生儿联系起来。新生儿出生前，母亲就会告诉孩子，现在他将会有一个真正的活生生的娃娃，而不是“假”娃娃，而他现在不是和母亲，而是和父亲睡在一起，这可是一种特权。孩子也开始为新生儿的到来做准备工作。孩子一般都真心实意地为新生儿的到来感到激动和兴奋，但偶尔也有例外，这被看作意料中的事，不值得过分担忧。
所有的日本孩子都有玩具。父母还有朋友和亲戚们都会给孩子做或买玩偶或其他玩具，就算对穷人来说，玩具也不花什么钱。小孩子用玩具来玩过家家、结婚和过节的游戏。在玩游戏前，他们会讨论一番怎样才是“正确的”成人做法，有时还会把争论的问题拿去问母亲。如果发生了争执，母亲一般会以“大孩子向小孩子让步是贵人的要求”来进行调解，说“为什么不以退为进呢？”她的意思是说，如果大孩子把自己的玩具让给小的，小孩子玩够了就会去玩别的东西，这样，被劝说的孩子就能拿回自己当初放弃的东西了。
除了训诫和哄逗的方法外，使孩子分心和将其注意力从目标上转移开来的方法在儿童教育中也占重要的地位。甚至经常性地给孩子吃糖果，一般也被认为是转移注意力的手段之一。随着小孩接近于上学年龄，各种“治疗”法被利用起来。如果幼儿脾气大，不听话或好吵闹，母亲便把这个幼儿带到神社或佛教寺庙里去。母亲的态度是：“那么我们一起去参拜请求治疗吧。”这常常成为一次愉快的远足，进行治疗的神官或僧侣郑重其事地与孩子谈话，询问他的生日和烦恼。然后他退到里面去祈祷，不一会儿又回过来宣布已经治好了，有时说孩子顽皮是因为有一种寄生虫或一只昆虫，所以除掉虫，今后就会变得文静了。他给孩子治病，并让他在完全痊愈后返回家里。日本人说“这能管用一段时间”。甚至日本孩子得到的最严厉惩罚也被视作“药”。这就是把一种叫做干艾的粉末在孩子的皮肤上堆成一个锥形，然后烧它。这会留下终身的伤疤。这种艾灸是自古就在东亚一带广为施行的疗法，在日本也惯于用艾灸来医治各种病痛。灸治也能医治坏脾气和固执，六七岁的少年可能会受到母亲或祖母以此种方式进行的“治疗”。在难治的小孩身上可能会进行两次，但治疗小孩的顽皮很少进行三次艾灸。灸治并不是“你这样搞的话，我就要揍你”这一意义上的惩罚。但它远比挨揍更令人伤心，孩子因而懂得了他不可能顽皮而不受惩罚。
除上层阶级外，孩子在上学以前就与附近的孩子们一起自由玩乐。在农村，孩子们不满三岁就开始有小小的游戏集团。甚至在乡镇和城市里，他们也在行人拥挤的街头，车辆出入的地方自由玩乐。他们是有特权的人：他们可以在商店周围乱转，亦或是站在旁边听那些大人之间谈话，亦或是玩踢石子和橡皮球的游戏，他们聚集在村社里面玩耍嬉戏，他们的安全被氏神保护着。上学前和上学后的前两三年之内，男孩跟女孩一起结伴玩耍。可是多半是同性之间最为亲近。尤其是年龄相仿的孩子更加容易成为好朋友。这样同年集团的持续性能超越其他任何集团，尤其是在农村之中可以持续一生。在须惠村，对于那些年长的人来说，同年伙伴甚至比老婆都要亲。
这些学龄前的孩子在自己的群体之中时十分自由的。他们的很多游戏在西方人的眼里都是不知羞耻，甚至是近于猥亵的。因为日本家庭住处的狭窄以及成年人谈话的随意性，使孩子们了解到生活中的一些事实。
此外，在给孩子洗澡或者同孩子玩耍的时候，母亲们也会时常提到孩子们的生殖器，当然，是对男孩子而言。除了在不适当的地方亦或是跟一些不好的伙伴在一起玩耍，通常情况下日本人是不会谴责孩子们之间的性游戏的。甚至也不会将手淫看做是危险的行为，日本人会微笑着说：“孩子们是没有羞耻心的。”“因此他们才会那么幸福。”日本的孩子和成年人之间是存在着深深的鸿沟的，倘若一个成年人被称为“不知羞耻”的时候，那就意味着这个人有失庄重了。
在家中对孩子对超自然之物的态度进行培养。僧侣并不“教”他，孩子一般来说通过参加公众节日这种场合来体验有组织的宗教，也会跟同去的其他人一起，让僧侣为他将圣水洒上。还会有些孩子被带去参加佛教的仪式，一般也是在节日中，孩子最经常和持久的宗教体验就是在自己家中以佛教或者神道教的神龛为中心的家庭拜祭。前面供着的鲜花、树枝和香的放置祖先的牌位的佛龛是最为醒目的。每天都要在那里放置食物，家里年长的长辈也要将家庭的事物向祖先告之，并且在龛前鞠躬行礼。晚上还要在那里点上一盏小灯。
在孩子进入学校两三年之后才会开始将他们纳入成年人那种审慎生活模式的重要工作。他在此之前将会被教以身体控制，倘若孩子桀骜不驯，就必须要对他的顽皮进行一些整治，将他的注意力分散。他将受到并不是很严厉的训诫和揶揄。可是他人就自行其是，甚至可以对自己的母亲使用暴力。他受到小小的自我鼓励。这一切在他刚进入学校的时候不会有多大的改变。男孩和女孩在前三年可以同校，不管是男女老师都很喜爱孩子，仿佛就是他们当中的一员。可是，不管是在家里抑或是在学校当中，更为强调的都是对陷入“尴尬”境地的危险。确实，长辈在这点上要做的不是对孩子进行嘲笑，而是逐渐将嘲笑这一个事实与按照对社会的义理而生活这一个道德的训诫相互结合在一起。这些规则根据时间地点的不同而定，很多涉及到我们所谓的礼节问题。它们需要使自己的意愿服从于日益增加的对邻居、家庭和国家的责任。孩子必须自我克制，必须认识到他所承担的债务。如果想偿还所欠债务的话，他必须小心翼翼地获得债权人的身份。
长大的孩子能体会到这种身份的变化，因为他幼年时所受的逗弄以一种新的严肃的模式扩大了。等到他八九岁时，他的家人可能会真的排斥他。如果老师报告说他不服从或者无礼，并给他的操行打不及格的分数，他的家人会真的不理他。如果他因为恶作剧受到店主的批评，“使家庭的名誉蒙羞”，他的家人会一致激烈地谴责他。
直到此时，女孩受到的教育与男孩在性质上毫无二致，但在细节上有些不同。在家里，她比兄弟更为拘束。她承担了更多的责任——尽管小男孩有时候也要照顾其他的孩子——在分发礼品和获得关注方面，她总是拿小头。她也没有男孩特有的脾气。但就亚洲的小女孩来说，她自由的程度也是惊人的。她可以身着鲜艳的红裙在街上和男孩一起玩耍、打斗，而且常常获胜。她也像孩子一样“不知羞耻”。像她的兄弟一样，到六岁至九岁间，她逐渐有了同样的体验，了解了自己对“社会”的责任。九岁时学校里男女分班，男孩子对他们新的男性的“团结”非常看重。他们排斥女孩，也不愿意让人们看到自己同女孩说话。母亲们也警告女孩，和男孩交往是不合适的。
然而，当他们开始学习自重和对社会的义理时，男孩们还不必承担日本成年男子所负的所有义务。“从十岁开始，”日本人说，“男孩开始学习对名誉的义理。”当然，他们的意思是男孩要学习对侮辱表示愤恨是一种德行。他也必须学会规则：逼近对手，采用种种间接手段洗刷污名。
对于那些六年小学毕业后继续学业的孩子来说，当他们面临中学入学考试和每门课程排名上的激烈竞争时，他们对自己的名誉的义理负责的时候也来临了。他们不是逐渐体会到这些的，因为在小学和家里，几乎完全看不到竞争。这种突如其来的新体验使竞争更为激烈，令人忧心忡忡。对名次的竞争和对老师偏袒的怀疑是很普遍的。但是，这种竞争在日本人的记忆中并不像在中学里高年级学生对低年级学生的虐待那样占据重要的地位。中学的高年级学生经常随意支使低年级学生，加诸其种种侮辱。他们强迫他们进行愚蠢而屈辱的表演，由于日本的男孩子不会将这种戏弄看作一种玩笑，因此低年级学生普遍对此都怀有恨意。被迫在高年级学生面前卑躬屈膝，干一些低三下四的事情的低年级学生对施暴者极其憎恨，并会图谋报复。由于无法当场报复，他们也就更加热衷于报复。这是对自己名誉的义理，他们认为这是美德。
那些没有上中学的男孩在进入军队服役时也会有同样的体验。在和平时期，四个男孩就有一个入伍，二年兵对一年兵的羞辱比在中学里高年级学生对低年级学生所做的更甚。
近代日本中学和军队中这种体现日本人性格的情形当然来自古代日本有关嘲笑和侮辱的习俗。日本人对嘲笑与侮辱所做的反应并非中学、更高层次的学校与军队所造就的。很容易就能看出，传统的对名誉的义理的要求使得这种习惯性的戏辱在日本比在美国更容易激起愤怒。每个受到戏辱的群体很快就会对新的群体进行戏辱，这一事实并不能阻止遭到如此待遇的男孩处心积虑地报复实际上的施暴者，这也和古老的模式相一致。
女性无需遵循对名誉的义理，她们没有男性在中学和入伍服役时所获得的近代体验，也没有与之类似的体验。她们的生活圈比其兄弟们要稳定得多。从她们有记忆起，她们就受到训练，并接受了一个事实，即获得的家长的关注和礼物，男孩具有优先权。她们必须遵从人生规则，否认自己具有公开坚持自我主张的特权。
使女孩服从种种限制的责任也完全由她们自己承担，并不由武断独裁的父母负责。父母不是通过肉体惩罚，而是以对女孩平静而始终不渝的期待使其达到对她的要求。
男孩也通过榜样与模仿接受细致的习惯训练，但没有女孩所受的训练那么严格。当他“学成”了习惯，人们就不会再接受他为自己的行为寻找的托辞。然而，青春期后，在他自己生活的一个重要领域，他得依赖自己的主动精神。他的长辈不会教他如何去求爱。在家庭圈子中，所有公开表达情感的行为都不被允许。九岁或十岁后，没有亲戚关系的男孩和女孩被严格地隔离开来。日本人的理想是，在他对性产生真正的兴趣前，由父母为他安排好婚姻。因此，男孩应该在与女孩交往中感到“害羞”，这才是人们认可的态度。在乡下，有大量围绕这个主题发生的让人嘲笑之事，这也常让男孩们感到“害羞”。但是男孩们还是试着去学习。在旧时代，甚至就在最近几年，在日本许多偏僻的村子里，仍然有许多女孩——有时候占到大多数，会未婚先孕。这种婚前的经验是“自由领域”，并不涉及严肃的人生大事。父母亲在安排婚姻时，也不会在意这些事。日本大多数的年轻男人以另外的方式学习性行为。无论如何，他们并不是在成年人小心翼翼的监护下学习的。这种训练上的差异向年轻人强调了日本的原则，那就是，性是远离由长辈主持的严肃的人生大事的另一个领域，长辈们不辞劳苦地在其中对年轻人进行习惯训练。性是自我满足的圈子，年轻人在其中逐渐摆脱对窘迫的担忧，变得熟练起来。两个领域各有其规则。婚后，男子可以正大光明地在婚姻外寻找性乐趣，这种行为并不会侵犯其妻子的权利，也不会威胁到婚姻的稳定。
妻子并无此特权。她的责任是对丈夫保持忠贞。偷情只能偷偷摸摸地进行。即使受到诱惑，也只有很少的妇女能在完全保密的情况下生活，把风流韵事遮掩过去。当丈夫出去寻花问柳时，她可以求助于日本人认可的手淫习惯。从农夫之家到高门大户，妇女都珍藏着此类传统的器具。而且，如果生过了孩子，乡村的妇女可以有一些大胆的色情举动。在成为母亲前，她不能在玩笑时涉及性，但在生过孩子，年纪变大后，她在男女共同出席的聚会上的谈话中就会充满这类话题。她也会伴随着下流小调来回地扭动臀部，随意跳着充满性意味的舞蹈为聚会助兴。“这种表演总会引起哄堂大笑。”
因此，日本妇女在性的事情方面具有一定的自由。其地位越低，自由度越大。在她们生活的大部分时间里，她们都要遵从很多禁忌，但没有哪种禁忌要求她们否认自己熟知性的知识。当淫秽能满足男人时，她们是淫秽的；同样，当正经能满足男人时，她们又是正经的。
西方人所描述的日本人性格的所有矛盾都能从他们的儿童教育中得到解释。这种教育使日本人的人生产生了二元性，二者皆不可忽略。他们在儿童时代所体验的特权与心理自在，在经历了后来的人生训练之后，那种“不知道羞耻”的舒适仍然留在记忆里。他们不必描述未来的天堂，他们过去就生活在天堂里。他们把自己的童年改写一番，写进了关于人性本善、神灵仁爱，做一名日本人最为幸福的理论中。这使他们容易把自己的伦理道德建立在对每个人心中都有“佛性”、每个人死后都能成神的极端解释上。这使他们独断专行，极为自信。这是他们经常乐于承担甚至超过自己能力的工作的思想基础，也是他们愿意以自己的判断与政府抗争，甚至不惜以自杀为证的思想基矗有时这会导致群体性的自大。
不同的日本人对于这种造成紧张的性格上的二元性会有不同的反映方式。可是他们都针对同一个本质问题将自己的解决方案提出来了，那就是如何能自发性的协调起自发性在他童年时代所体验的容忍和在人生随后阶段为保证自己安全所受到的种种约束。许多人在解决这一问题时遇到了困难。有些人如同学究一般将自己生活中的每件事情进行安排，生怕生活中任何自发性的冲突。这样的恐惧十分强烈，原因是这种自发性并不是来自于幻想，而是来自于他们曾经体验过的东西。离群索居的他们以墨守自己所制定的成规来把自己看成是一个说话很有权威性的人。还有一些人格分裂的人，惧怕自己的好胜心，便将这种好胜之心深深埋在自己的灵魂之中，用表面的温和行为来进行掩饰。还有一部分人对自己的童年念念不忘，因此在面对成年人所应该履行的义务之时会感到十分焦虑，所以在不应该依赖其他的人的时候还会表现出不自立。
这些就是日本人在担忧加诸于自身的排斥以及责难之时所特有的一种危险。可是在未受到过分压力之时，他们会在生活之中表现出享受人生的能力，又会表现出儿童时代所培养出的那种不开罪于他人的谨言慎行。这是十分了不起的成就。他们因童年生活而变得十分自信，可这并未唤起沉重的罪恶感。他们随之又被以团结伙伴、彼此之间应该尽义务之类的名义强加了各种约束。可是不管他们的愿望被他人在某些事上怎么干预，日本人仍旧享有特定的满足内心冲动的“自由领域”。日本人向来以从琐细的事情中获得乐趣而著称：欣赏樱花、月亮、菊花、初雪，在笼中养虫子就是为了能听到虫的鸣叫，布置园林，插花，专注于茶道。这怎么能是一个内心深受困扰而又极具侵略性的民族所应有的行为？他们也并不是心情沉重地来进行消遣的。日本农村的人们在发生那些灾难性的事件以前同其他任何国家中的人一样愉快地享受着悠闲的生活。
日本人对自己的要求很高。为了能够避免排斥和诽谤，他们不得不将自己所体会到的个人满足放弃。他们不得不将冲动克制住以关注人生大事。基本不会有人会冒着失去他人尊敬的风险去将这一模式违反。那些自尊的人不是在善恶之中，而是在世人期待与意外中选择自己的人生之路。他们把自己的需要纳入集体的期待中，这些人才是真正知耻并十分谨慎的智者，才是能给家庭和村庄以及国家带来荣耀之人。
日本人为了自己的生活方式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他们将自己应有的自由放弃了，毋庸置疑，美国人却是十分看重这种自由，他们将自己看得像空气一样重要。我们不得不明白，日本人战败后也在期待着民主，能够如他们所愿那样简单地行事，毫无疑问会令他们心醉神迷。
日本人在向较大的精神自由转变之时，有一些古老的传统美德能够帮助他们保持平稳进行。这其中一方面就是自我负责——他们将其称为对于身体之锈的责任。
显然这样的说法是将人的身体看成是一把剑。就像是佩剑者应当保持剑的雪亮一样，人人也都要对自己的行为的后果承担责任。他不得不承认并且接受自己的弱点、缺乏毅力、无能所导致的一切必然的后果。比起美国人，日本人对于自我负责的解释要严格得多。剑在日本的意义当中并不是进攻的象征，而是自我负责的理想人格的意思。在尊重个人自由的分配制度下，这种美德比任何平衡论都适用。日本的儿童教育和行为哲学已经慢慢成为日本精神的一部分。现在，在西方人的理解当中，日本人已经提议要将剑弃置一旁。但是在日本人的认识当中，他们将会一如既往地保持内心之剑免受铁锈的侵害。剑在日本人的措辞中象征着他们能保持一个更为和平与自由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