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世界是近代历史赋予中国人的时代使命，在这个改革的时代，在这个充满曲折、坎坷和漫长的走向世界历程中，孕育着一批又一批以积极的态势，勇敢地走向世界，学习先进的西方以改变中国落后面貌的中国人，陈兰彬就是其中的一个。长期以来，这位真正走出国门与西方世界“接轨”的中国士大夫，曾被人遗忘，也被人误读。然而，不管对陈兰彬作何评价，历史已经把他定位为中美早期外交史和文化交流史的参与者和见证者，他的行为已见证了中国从中世纪走向近代的社会转型，也反映了近代中国外交转型时的步履维艰，中国人走出国门的艰辛。考察了他一生的足迹后，现在，似乎可以给他下一个合乎历史事实的结论了。
第一，陈兰彬率领幼童赴美留学是有功劳的。
陈兰彬是近代中国留学教育事业的开拓者。留学教育是洋务新政的重要举措。曾国藩、李鸿章等洋务派所设计的留学，是要让学生们“西学”、“中学”皆有，而且是“中体西用”。“西学”指的是西方的学问，即坚船利炮及引申的声光化电、机器制造、电器电报和格致之学等。“中学”指的是中国传统文化。基于中国必须学习西方的认识，陈兰彬对留学教育抱有浓厚的兴趣，“议及此事，辄复雄心激发，乐与有成”，他不顾年事已高，怀着“为中国建无穷之业”的雄心，到达新大陆——美国，并身体力行严格执行曾、李等制订的留学宗旨和规章要求。
根据分工，陈兰彬在美国的职责是“专司监督学生留美时汉文有无进步”，陈兰彬秉承了清政府的旨意，一丝不苟地履行职责。他制定了“轮班章程”，有计划、有秩序地对幼童进行中文教学。与此同时，他很注意学生的读书方法。他认为，读书“贵熟不贵多者，非谓能多读而故减之也，以读而不熟，与不读同，且不能读者，见多读者均此敷衍，彼少读者亦以敷衍应之，遂致一节书不熟，甚且字亦不识矣。惟知读必贵熟，教习先生随时切实解复，使群晓然于读书之法，必须如此，乃肯用心”。郭廷以、陶振誉主编：《中美关系史料》同治朝，下册，第1059页。然而，在具体工作中，他并不是一味抓“中学”，而是考虑到如何处理才达到中、西学均不误。因而，他主张幼童学“中学”，必须集中起来学，而学“西学”就应该分散，融入美国社会，才能学得好。由此可见，在新的教学环境中，陈兰彬还是能善于思考，结合实际，因材施教。
陈兰彬的态度和工作是无可厚非的，他任出洋肄业局监督期间，在安排学生的学习和生活，完善留学章程，解决留学经费，沟通出洋肄业局与国内的联系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事实说明，他既是留学教育的开拓者，也是忠实的执行者。
当然，语言的不通造成工作上的诸多不便，确实困扰着陈兰彬，他在信中说：“特于洋语洋文一无所知，除督课幼童外，欲别做一事，隔手则诸多不便，转有不若在中国时之耳目灵通、手足便利者。”到了美国，亲自经历和体验美国文化，形成了陈兰彬早期的美国观。他对美国的印象很好，最直接的体会是通过美国人对幼童的态度，深深感受到美国人民对中国的友好，与英、法两国不一样。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谈到：“至此间人情和善，与英法之欺蔑华人者大相径庭，各童在馆，洋人供保护顾爱，体贴周至，有疑如学工差使者绝不然也。”《晚清洋务运动事类汇钞》上册，第64页。在美国的陈兰彬，尽快适应新的环境，一步一个脚印去做应做的事情。
陈兰彬第一次出国，也是第一次接触基督教，对基督教的认识是肤浅的。他把教堂里的礼仪活动比作中国京城里的戏院，这显然是不恰当的。同治十二年（1873）他在信中有一段描写反映他早期的宗教观，他写道：“天主教堂、耶稣教堂、太阳教堂，花旂四十三邦处处有之，教其所教者以此为业。彼中所谓礼拜日，教士撞钟登台，手舞足蹈，笑啼并作，聚观者给与坐钱，与京中戏园无异。每当一年坐位数十金为教士生涯，教读诸馆师并不得分润。彼中聪明人亦不信教，大约到礼拜堂者，百人仅数人耳。”《晚清洋务运动事类汇钞》上册，第64-65页。这段话，说明当时美国共四十三个州，存在各种宗教，采取宗教自由政策，但是，信教者不多，反映了当时美国早期宗教文化的情况。无论他对宗教何种认知，但他却谨记留学章程的规定：学生是不能信奉基督教的。
留学生思想的变化不是洋务派官员们所能左右的。幼童中出现信教、易服、不习“中学”、不尊重师长等“异化”现象。这些情况，容闳看来是“琐琐细事”，不伤大雅，而陈兰彬以及后来继任的监督却忧心忡忡，认为有违规章。李鸿章亦责成陈兰彬、容闳，对学生要“规劝诫勉”，“不啻至再至三”。因此，陈兰彬严格要求学生，不同意学生的越规行为，只能反映其不折不扣地执行政府设定的留学规章的忠君立场，不等于他反对留学教育，更不能借此把他说成是“保守派”。
陈兰彬在驻美公使任内的光绪七年（1881），清政府把留美幼童全部撤回国内。容闳把一肚子的怨气都发泄在陈兰彬和吴嘉善身上，并给陈兰彬扣上三顶帽子：“守旧派的代表”、“破坏新政”、“阻碍中国进步”。容闳：《西学东渐记》，第102页。过去由于对陈兰彬的资料发掘得不够，在研究这段历史时，往往以容闳的说法为依据，对陈兰彬的评价也就如此延续下来，这显然有违历史的真实。事实说明，裁局撤童不是陈的主张，陈任驻美公使后，从不对留学事务所的事情作任何表态，后来给朝廷的奏折，只能说是奉旨发表自己的看法，但是，出洋肄业局的去留问题，他仍然绝口不谈。至于有人说他厌倦国外生活想回国，更是子虚乌有，因为这一年，陈兰彬的驻美公使任期已满，即使幼童不回国，他也要离任回国。还要一提的是，面对在留美教育方法上持不同意见的容闳，陈兰彬在任何文件和信中，并没有说容闳一个“不”字，显示其有修养的君子风度。
第二，陈兰彬任驻美公使期间是有作为的。
陈兰彬是穿着儒袍的近代中国第一代外交家，做的是开拓性的工作，从无到有，不能不说有难度，但他一路走来，有所作为。先是在华盛顿设立中国公使馆，建章立制，维持使馆的正常运转。使馆是租来的，在华盛顿西北隅，楼高三层，虽无院落，但门外花草树木，浅草如茵，还有喷水池，屋内有宽敞的会客厅、办公厅、餐厅、舞厅和健身房等。陈兰彬已感到使馆已经很豪华了，可以与美国驻华使馆相比美，但后任公使张荫桓尚觉不满足。可见，陈兰彬是个不讲奢华，只干实事的人。
建立领事馆是保护海外华人的重要机构，近代中国第一个驻外领事馆是在1877年设立于新加坡，第二个中国领事馆于1878年在日本横滨建立。第三批领事馆就是陈兰彬建立的旧金山总领事馆、檀香山领事馆以及古巴领事馆。可贵的是，陈兰彬根据实际情况建立起领事馆的班子，使其更有效率地开展工作。他安插使馆的同事任领事官，又起用德高望重的在美华人，甚至大胆聘请能为华人排忧解难的美国人为领事官，在中外合璧的班子领导下，华人的一些困难、一些纷争的案件也逐渐得到解决。陈兰彬开创了近代中国外交史上的第一次，为后人完善使领制度提供可行的、有益的经验。
担任公使期间，陈兰彬和他的同事们，深入了解美国的风俗人情、文化教育、经济发展、军事技术，甚至对政治制度和政府运作也有了解的欲望。在其著作和书信中，反映他思想深处发生变化，他提出学习美国的物质文明，美国的先进技术总有一天能在中国得以应用，甚至美国的用人制度，培养人才以及教育方法等等，也纳入陈兰彬反思的范围内。他主张发展中国对外贸易，甚至在中美贸易方面，他一再呼吁美国政府给予在美的中国商人互惠条件，与各国在美商人享有平等的待遇。在一定程度上，陈兰彬的工作促进了中美经济、文化的交流。
陈兰彬是在“一无”、“两不利”的环境下开展外交活动。“一无”就是毫无近代外交经验可循。“两不利”就是此时正处在美国排华的大背景之下，在中美关系中中国处在不利的位置；就世界格局而言，中国又处于弱国地位。处于如此困难的境地，每往前走一步均实属不易。然而，陈兰彬是个坚持原则不随波逐流的外交官，他尽其所能展开中美外交。
陈兰彬以公使身份正式与美方就华工问题进行交涉。当美国国会通过“十五名旅客”议案时，陈兰彬直接向美国政府提出抗议，强调这是对全体中国人的侮辱，是违背中美条约的规定。他的抗议得到曾在驻华使馆工作过的卫三畏支持。卫三畏向海斯总统送交了由他起草、耶鲁大学全体员工签名的请愿书，呼吁总统否决这个中国移民法案。最后，总统否决了“十五名旅客”议案。
丹佛事件是当时最重要的侨务案件，也直接考验陈兰彬的应对能力。陈兰彬第一时间派专人调查现场，掌握了第一手数据，有理有据与美方进行交涉。同时，先后三次照会美国政府，指出这是一起专门针对华人的暴力事件，并以中美《天津条约》为依据，指出美方违约行为，最后，提出赔偿要求。陈兰彬不辱使命，通过外交途径，“援公法，据商约，侃侃力争”，以情、以理、以法不懈的斗争，尽心尽力，也占据了法理、条约、道义方面的优势，但是收效甚微，甚至无果而终。侨务工作未能取得预期的效果，这与中国国势虚弱，国际地位低落有关。在正常的情况下，中国保护她的海外臣民是条约赋予的权利，由于在不平等关系的制约下，中国人在美国居住和保护权却得不到认可，中国还必须为维护这些权利而奋斗。正如一位学者指出：“陈兰彬占了理，却输了交涉。事实说明，国力衰弱的清政府没有能够为受害国民讨回公道。中美条约没有能够给在美华人提供保护。美国法律也没有给予这些‘异教徒’以公正。”《纪念陈兰彬出使美国13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汇编》，第140-141页。
还须提及，陈兰彬出使美国，始终保持克己奉公、清廉的品格。无论是留学生监督，或是驻美公使，作为第一把手，他有权支配经费，但他始终不乱挥霍，相反，在物价高涨、经费拮据的情况下，仍然合理地处理好各项开支，保障经济上的正常运转。如学生留学美国时，美国物价飞涨，开销很大，而国内又有人指责出洋肄业局“浪费钱财”。陈兰彬给朋友的信中，也体谅到“中国筹添固难”，因此“至年底将出入之数统计，苟可勉强支柱”，尽量在内部调节，以解决经济上的一时困难。同时，他又告诫学生：“繁华非体面，悭俭非不体面”，养成节约的习惯。《晚清洋务运动事类汇钞》上册，第65页。在任公使时，使馆经费开支很大，陈兰彬仍然节约用钱。《张荫桓日记》记载：“美使馆饭食自陈副宪至今，历任均按照俸薪匀派，早晚共食，有事便于商办。”《张荫桓日记》，任青、马忠文整理，第420页。这是节约开支的办法，正是合理支配经费，到离任时还有剩余。待张荫桓任公使时，由于物价上涨，入不敷出，幸好“有陈副宪移交之项”，也能帮补解决一些困难。《张荫桓日记》，任青、马忠文整理，第338页。
陈兰彬以驻美公使身份赴美时，他已经不是初出国门，国内外媒体已公认他是一位有外事经验的中国官员。当他踏进美国的领土时，美国《纽约时报》就以《中国公使团》为题高度评价陈兰彬，称他“举止彬彬有礼”，“是一位六十多岁，嘴和下巴留少许胡须”的清朝官员。在公使团一行中，记者注意到他的官服，“唯一的在帽子上配有鲜红色的羽毛”，从他的穿着证实他是官衔最高的官员。报道称：“他充满智慧和沉着自若的特征，令人感到十分愉悦。他是中国最高级别的翰林院的一名翰林，具有丰富学识；又是一个具有丰富游历经验和洞察力的人。”这里的“游历经验”，是指他代表清政府出国的涉外经历。该报具体指出陈兰彬曾于1872年率领中国第一批留学生到了美国康涅狄格州接受教育，随后又奉命到古巴。该报最后还强调，陈兰彬在驻美国、西班牙、秘鲁使命中，计划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建立公使馆，并在美国华人聚居的城市设立领事馆，并意识到要在古巴设立领事馆，然后又到秘鲁着手进行类似的计划。The New York Times。 August 4， 1878.
在美国记者的笔下，陈兰彬绝不是个守旧派，而是一位走向世界、认识世界、见多识广的开明之士，一位充满智慧，对任何新事物都充满好奇，勇于探索和了解的中国人。聪明的记者捕捉了几个镜头，反映陈兰彬对新事物、新技术的热情。“电梯”是当时美国刚启用不久的新玩意，连在美国的中国人都望而却步，只有一些中学生对这个新东西表示百般的兴趣，进进出出都坐电梯。陈兰彬使团到达旧金山时，入住满金茉莉街九层楼宫殿酒店。记者报道使团坐电梯的场面：“当时电梯是一个新事物。一些本地商人也因而却步，跑到拐角处不敢进去，而一群学生却高兴地进入电梯。陈兰彬公使信心十足，他富有旅游经验，又是非常有风度的绅士，他严肃地进入电梯，其他人也紧接着进入。电梯载重上升，引起人们一片欢乐声。”The New York Times。 August 4， 1878.1878年11月4日，陈兰彬一行十二人，在美国总统私人秘书的陪同下，从华盛顿抵达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参观。在一间安置有火警警报器的房间里，陈兰彬要求打开警报器进行测试。在场的人高兴地为客人们展示这一新技术，并通过翻译讲解火警警报器的用途。 The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5， 1878.从这一角度亦可看出陈兰彬对国门以外的新事物充满好奇，这也是其向西方学习思想的又一体现。
第三，陈兰彬是一位奋力维护海外华人权益的中国外交官。
早期中国外交官的职责重点均放在保护海外华人权益的工作上。沿着陈兰彬的海外足迹，不难看出，陈兰彬与海外华人关系如鱼水相依。陈兰彬爱生于斯、长于斯的祖国，更爱生于斯、长于斯的吾民，出国后萦系在心头的还是远离故土，饱受欺凌的海外华人弱势群体。
在美国，他对华人的分布、处境以及生存空间了如指掌。在美华人约有十六万人，旧金山占六万人，有二百多件华案未了结，三百多名华人蒙冤入狱。保侨、护侨就成为陈兰彬这位首任驻美公使的工作重心。他首先通过建立领事馆以保护在美华人，接着通过外交途径逐一解决遗留的侨案。投桃报李，在美华人没有忘记这位掌门人，唐人街的中华会馆里，悬挂着陈兰彬的肖像，官方的《外交部公报》也赞扬陈兰彬为华侨解除不少痛苦，至今称道勿衰。
陈兰彬的名字铭刻在古巴华侨史上。陈兰彬赴古巴调查华工受虐案，开启了中国与美洲的外交事务，也显示了陈兰彬出色的办事能力。必须指出，陈兰彬赴古巴前已做了充足的准备工作。“在纽约面询身经受虐者八九人，众词如一”；又派出洋教习叶树东到古巴哈瓦那“密查问遍中国九十余人，及彼处英美两领事，所言均无不合”。《晚清洋务运动事类汇钞》上册，第67页。到了古巴后，获得了大量虐待华工的罪证，共录得口供一千一百七十六纸，又收到一千六百六十五名口禀帖八十五张。陈翰笙主编：《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1辑，第2册，第580-581页。
深入细致的调查，无可辩驳的第一手确凿证据，使西班牙殖民当局无法抵赖，促成了有利于华人的《古巴华工条款》十六条的签订。被委任为驻西班牙公使后，陈兰彬又马不停蹄在古巴建立领事馆，为古巴华工取得“行街纸”（即护照），“侨民脱奴籍，庆生还者，不可以数计”，海外华人通过陈兰彬使团的活动，兴高采烈，“深知祖国可依赖”。重获自由的华工撰联称赞：“感德永难忘，身经九万里重洋，济人苦海；奇功真不朽，手订十六条和约，出我生天。”李钦主编：《陈兰彬颂》，第289页。陈兰彬以具体的行动，为海外华人与祖国架起沟通的桥梁。
第四，陈兰彬是一位充满爱国情怀的清朝官员。
陈兰彬谦称自己为“一介京员”、“碌碌依人，靡长足述”、“抱拙依人”、“一事无成”。作为一个清朝官员，他有忧国忧民思想，目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每念及此，耿耿杞忧，曷其有极”。他对仕途的看法：“仕途茫茫，令人浩叹！”工作中他也有烦恼，有“心绪烦闷，殆难自解”的心结。往往在这时，他会思念家乡，“夜间魂梦往往越五岭而南”，也会写信与好友倾诉，但小心谨慎的他，总要叮嘱朋友，“不足为人道之也”。当然，他也知道，官场上的人际关系是难处的，知道他的一举一动也有人议论，不过，他却能以“一笑置之”的心态淡化，寄情于工作，“为力之所能为，尽心之所能尽”。这是一种心怀坦荡、严于自律、自觉和自强的精神。
容闳说陈兰彬在刑部工作达二十年之久，按照陈兰彬的自述，陈兰彬在刑部工作的时间没有那么长。咸丰六年（1856）陈兰彬开始进入刑部。咸丰八年（1858）至同治六年（1867）他在广东。同治六年（1867）九月至同治八年（1869）才回到刑部。后就入直隶加入曾国藩幕府，以后一直没有回到刑部。但是，刑部的工作，锻炼出他慎重、冷静、思辨的工作态度和作风。刑部工作繁杂、大小案件数不胜数，朝廷对这一部门要求也很严格。咸丰三年（1853）五月，皇帝曾上谕：“国家设立刑官，原以发奸摘伏，无论案情轻重，均应详细推求。……刑部为刑名总汇，凡奉旨特交，及咨交各案，荟萃纷繁，尤当慎重，若遇疑难之案，或先存成见，辗转推卸，希图了事，……何以肃法纪而惩奸顽。……嗣后无论大小案件，该部堂官，务当督饬承审司员，认真讯究，既不可有心锻炼，拖累无辜，更不得任意颟顸，轻脱奸究，总期情真罪当，毋枉毋纵，用副联明慎用刑之至意，懔之慎之。”《清实录》第41册，文宗显皇帝实录（二），卷93，第282页。这一段工作经历对陈兰彬的思想提升尤为重要。没有这段经验的积累，就没有后来的工作成绩。后来他能秉公办事，清理众多积案，在直隶的时候，他看到地方吏治的弊端，提醒曾国藩注意地方官吏的逢迎和虚假，并提出吏治的好坏是社会安定的重要因素。
还在出国前，陈兰彬已具有世界的眼光和洞察时局的观念。他虽然是科举出身，却非守旧之辈，早年就接触洋务，有过在广州、天津、上海三地办洋务实事的经历。出国前，他已具有一定的世界眼光，知道世界发展日新月异，必须向西方学习，但西方列强对中国的欺凌，又使他认识到，中国必须立足于富强。要富强，当然离不开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又要充分利用中国的物质资源，使中国能自强自立，不受制于外人。这就说明在办洋务中，陈兰彬已形成了“眼观全局”的思维模式，即使在地方忙于具体差事，仍然离不开思考全局的问题，无怪乎推荐他出国的曾国藩说他“学优识正，练达时务”，在朋友的圈子里，树立起“熟悉夷情”的形象。
陈兰彬又是个胸怀全局的清朝官员，即使他办地方上的事情，办某一具体实事时，仍然是眼观全局。他的那种审时度势，从大见小，以小见大，把全局与地方结合起来的思维方式和办事方法，使他能把每一件实事都办好。如他接受任务在直隶赈灾救灾时，不仅仅是到灾区发救济粮和救济款而已，而是在赈灾过程中，发现地方官吏的腐败，造成百姓受苦遭殃。他认为，不消除腐败，救灾工作难以顺利进行，因此，他向上级提出整顿吏治的问题。曾国藩就非常欣赏陈兰彬善于思辨的精神，经常在幕僚面前谈及陈的冷静沉实，具有远略的品格。翻阅陈兰彬的信件，几乎没有一封不谈国际形势。他说：“日本好动喜事，俄人蒸蒸，疆域严密，甲于诸国，西人亦畏之。”《晚清洋务运动事类汇钞》上册，第65页。在陈兰彬的眼里，中国是个内忧外患的国家。外患固然是列强的侵略和欺凌，内忧，除了中国积贫积弱外，中国还存在许多弊病，陈兰彬认为内忧重于外患，尤其是应该以整顿官制官风为急务。
走向世界后，陈兰彬的世界意识不断增强，也向清政府传递世界的新信息，诸如国际上发生的各种事件、所在国的发展，尤其是制造业、军事和商业方面的创新，均成为他信函中的主要话题。美国学者高度评价陈兰彬，虽然他不懂英语，不如容闳那样活跃，但他“也在睁大眼睛看着这个新世界”。 The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Vol。 61， No。2 （May， 1992）， p。248.陈兰彬的《使美记略》是中国外交官记述亲身经历的文献，更充分反映他的美国观和世界意识。由于搜集了大量第一手资料，该日记成为中国人改变对西方世界认识的有价值的历史文献。
陈兰彬是一位冷静、善于思辨，有才华、有才智的官员，但他低调、不张扬、不外露，也因为如此，他往往被误解为“胆小怕事”、“谨小慎微”之人。如果我们从历史的角度进行分析，就不难理解他似乎矛盾的性格特征。陈兰彬肩负的使命是属于改革前沿的史无前例的新生事物，他深知必然遭到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因此他只管做实事，不要在言行上冒犯清政府“敏感”的神经。他的同行郭嵩焘在出使英国时，写下《使西纪程》，实事求是介绍了西方，却遭到守旧派群起攻之，落得了悲剧的下场。其实，陈兰彬出国后，他的思想又何尝不是受到极大的震荡，我们从他日记中的字里行间，亦感受到他称赞西方的进步，多么希望中国能尽早把西方先进的东西学到手。但他的言行却特别的谨慎和含蓄，就躲过像郭嵩焘那样的厄运。即便是如此，他的一举一动也招来非议，被冠以“卖国”的帽子。
人无完人，金无足赤。作为一位封建士大夫，陈兰彬的一切言行都打上他那个时代的烙印，他无法超越他的时代。他爱国也爱皇上；他期待中国富强，仿效西法，但又不愿离开祖宗之法；他主张变革，推动中国社会发展，但又不愿超越封建雷池，这些均反映他的时代局限性。时代囿人，无可厚非，我们不应苛求筚路蓝缕的先辈。尽管如此，陈兰彬仍然是一位具有爱国思想，勇于走向世界、了解世界，学习西方先进文化，促进中国进步、自强的晚清外交官和爱国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