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世才投靠国民党以后，打算借国民党的力量来巩固他的统治，因而对国民党大小官员都极尊重，殷勤款待，探询寒暖，无微不至。凡是国民党中央派来的人，他都分别接见，馈赠金钱和礼物，并且在西大楼举行宴会，席间还有督办公署的乐队奏乐，特别对朱绍良更是殷勤备至。他知道朱绍良喜欢喝酒，经常将库存的苏联白兰地整箱的托飞机送往兰州，至于送哈密瓜则更是微不足道了。可是1943年秋，他从重庆归来以后，态度就大为转变。
1943年9月5日，盛世才和邱毓芳乘蒋介石派来的“昆仑”号专机，自迪化直飞重庆，出席国民党全会，行前秘密，很少人知。当时，因为已有杜重远、梁寒操、王德溥等作了广泛宣传，一般人士把盛世才视为雄居边疆创业而有奇才的英雄豪杰式传奇人物，都以一睹为快。国民党中央全会请他作报告，中央训练团请他作特别演讲，各报记者也纷纷访问他。但是，盛世才却深居简出，除与蒋介石长谈及赴中央重要的宴会以外，不多谈话。这一个多月中，盛世才对国民党各方面的情况，作了冷静的观察，看到国民党政治腐败，工作效率迟缓，因而自信有办法来对付国民党。
10月13日，盛世才从重庆返回迪化，国民党中央迪化分社主任陈万里曾访问盛世才，询问去重庆的观感。盛世才答称：“离中央已十余年，此次能藉赴会之机与中央各首长见面，深以为快。”寥寥数语，语焉不详，不着边际。
盛世才返回新疆以后，就很少出席“总理纪念周”和省党部及省机关的集会，深居简出，甚至不和省党部书记长黄如今见面，对国民党人员也不像以往尊敬热情，对“通令周知”命令的执行也不及以前彻底热烈，与省党部的意见也开始产生矛盾。
省党部委员张志智，是国民党中央政校二期毕业生，曾任福建中央日报社长，是省党部中的强硬派，是维护中央尊严贯彻中央政策的代表性人物。他首先对盛世才这种冷淡态度表示不满，某次在讨论编印《新新疆》杂志的编辑方针时，盛世才坚持其主张，而张志智即起立声称：“我没有见过这样办杂志的！”又一次讨论发展各县党部组织，张志智主张先派出县党部筹备员，直接大量吸收党员，盛世才则主张“慢慢来”，先由各县警察局提名，由省党部审查入党，至一定数量后再派人筹建县党部。张志智则驳斥这是“警察国家”的做法，“不是吸收党员而是吸收警察”。盛世才当即严肃批评说这是“政治性错误”。依靠警察提名党员，本来是可笑的，但是盛世才一贯以警察控制全疆，产生这样的想法，也合乎他的思想逻辑。从这一点也反映出，盛世才认为警察比党员更可靠。因为警察是他自己培植的实力，而党员是属于国民党的。至于所谓“政治性错误”，这是从苏联学来的政治术语，国民党人是不容易理解的。
盛世才与国民党之间距离日远，矛盾日深，必然引起国民党人普遍的不满，由对盛世才的倚重尊敬一变而为埋怨愤怒。黄如今曾是教授，温稳持重，素不与盛世才正面冲突，也不表示态度，因而被称“无能”与“软弱”。但是，国民党人慑于盛世才反复无常与手段毒辣，只能在口头上发牢骚，却不敢公开反抗。
尽管盛世才对国民党开始冷淡，但国民党并没有因此影响到本身的工作，他们仍然排除一切困难，继续开展各种活动。迪化全市直属区党分部的小组会经常召开，新生活晚会经常举行；宣传活动以各学校为主要对象，诸如举办“党义论文竞赛”，“各区党部代表演讲比赛”，“音乐演奏会”，有线广播电台每日广播宣传材料，以及组织各文化会剧团举行晚会等等。
自从省党部成立以后，一年多来盛世才再没有乱捕滥押。迪化人心稍事安定，都以为国民党入新以后，盛世才再不会像过去那样残酷。过去对盛世才虐政不满而又不敢吐露的人，这时也开始敢于揭露新疆政治的黑暗与所谓“阴谋暴动案”的真相。可是，盛世才从重庆归来以后，一变其常态；因为盛世才每着手一次小逮捕之前，必须有一段时间不公开露面，以作出防止“暗杀”的假象，掩人耳目。果然，在盛世才经过一段酝酿之后，就在1944年4月制造了“程东白案”。
盛世才逮捕了教育厅长程东白、《新疆日报》社长宋念慈、副社长郎道衡、市政委员会主任委员王乃中、中运会委员长郭希良、中训团办公室主任何耿光等。在严刑逼供之下，强迫他们承认接受周恩来的指挥，向苏联驻迪化领事馆取得支持，和国民党派来新疆的工作人员组成反盛的团体，企图推翻盛世才政权，建立共产主义政府。盛世才并不以此为满足，又在这年6月26日采取断然手段，搞了一次集体大逮捕。这样，就为最后逮捕黄如今等和彻底赶走国民党制造了前提。
1944年的“端阳节”和往年一样，是在恐怖氛围中度过的。当时崔景富初出茅庐，在省立迪化师范学校任教，因为忙于备课，节日那天没有回家。第二天，6月26日，他刚准备回家尝几口节日晶糕，校当局紧急通知全校师生集合，到督办公署西大楼前集合，听督办训话。崔景富虽然有点毛骨悚然，但是并没有把问题估计得过于严重，因为根据过去多年的经验，盛世才逮捕人都是单个的秘密的，从来没有实行过集体逮捕。
当迪化师范学校师生到达“训话”现场时，新疆学院和第一中学的师生早已到场。会场上虽有一些警卫人员，但是气氛并不紧张。不一会，盛世才的卫队团跑步进场，个个端着冲锋枪，把会场团团围住，气氛骤然紧张、森严、恐怖。约莫5分钟后，盛世才在贴身卫士的保护下来到会场。这天，他一反常态，没穿那套黄色的上将军服，而是穿了一套灰白色的西服。这或许是他有意要“缓和”会场的紧张气氛。这次训话由盛世才的头号刽子手、警务处处长李英奇主持，警务处副处长刘秉德为维语翻译。国民党进入新疆之后，公安处改称警务处。
盛世才开始训话，由国际形势而中国形势而新疆形势；他突然提高嗓门，大声疾呼：“最近，政府又破获了一起新的阴谋暴动案！”尽管盛世才以十分严峻的口吻宣布，但是因为盛世才宣布所谓“阴谋暴动案”已经习以为常，而且经常是“案犯”全部逮捕后才宣布的，所以大家很坦然地听着。一些刚刚入校的一年级学生，更是像听故事一样的倾听，有的还交头接耳，但遭到卫士的严厉训斥。盛世才把话头一转，触及问题实质。他说：“新疆学院上至教授下至学生，一师、一中上自教员下至学生，受人之骗，参加了程东白等人所组织的阴谋暴动案，企图颠覆三民主义政府。这次参加的人数之多，规模之大，手段之毒辣，都是空前的。今天在座的教员、学生，参加这个阴谋暴动案的大有人在……”顿时，大家的情绪紧张起来。盛世才却故作姿态，改用缓慢的语气说：“我不忍你们自跳火坑，所以召集你们来，给你们一个悔过自新的机会……”这时，会场上鸦雀无声，个个聚精会神地听着。盛世才拿起桌上准备好的铅笔和纸条，又比画又说：“凡是参加了阴谋暴动案的人，自动到这儿来，写上自己的名字！”师生们面面相觑，没有一人去“自首”。等了一阵，还不见行动，特务们便按照盛世才的授意，把铅笔和纸条发给每个人。结果，全体交了“白卷”。这时，会场上的岗哨比刚才增加了好几倍，个个持枪巡视，如临大敌。
中午时候，盛世才带着卫士退场了。大家以为这场恐怖戏剧要闭幕了，哪知李英奇一伙坐镇不动。片刻，特务们把准备好的烤饼拿出来，每人发给一个，叫大家就地进食，不准移动。这时候，教师的亲属、学生的家长拥聚在督署门外的广场上，以焦虑地心情观察着里面的动静，但是等候了很长时间还不见一人出来。“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人们暗暗自问，谁也不敢互相交谈。1000多名禁闭在督署大院里的师生，个个心情沉重，低头不语；只有一些不懂事的小学生，大口大口地啃着烤饼。
下午两点多钟，盛世才第二次出场。他满面怒容，指着大家说：“政府已经做到仁至义尽，有自首的，再给你们5分钟的机会……”说罢，即有三人举手走出，口喊“我自首”！盛世才说：“好！自首为好，你们三人的罪过概不追究，散会后可以各回各家。”带头“自首”的三人是盛世才的密探，他们的“自首”是事先安排好的。李英奇一伙乘机威风大作，连呼“快自首，快自首！”可仍不见一人行动。盛世才穷凶极恶地从衣袋里掏出一个小本子：“你们既然拒不自首，我就要点名了！点了名的往东边站！”在师范学校的教师中点到第11个人的名字时，崔景富还存着侥幸心理，他想：“不会有我吧！”就在这一念之间，他的名字点了。一声霹雳把他从梦幻中惊醒，只得走进东边的行列。
这天，被点名的师生共有150人，其中有年仅15岁的初中学生。傍晚时候，5辆卡车开到他们的队前。特务们端着枪逼他们依次上车。150名不幸者上车以后，在武装特务的押送下进了第二监狱，经一个个搜身以后，用布袋蒙了头，然后分别送入牢房。从此，崔景富等纯洁无瑕的青年，就被打上了“阴谋暴动”的烙印，开始经受铁窗生活的折磨。6月26日没有点到名的师生们，虽然侥幸回家了，可是在几天之内又有几百人被捕。
据说，新中国成立以前，兰州城隍庙山门对联中有一句曰：“你也来了么”。集体大逮捕之日入狱的“案犯”，在狱中一见后来的“难友”，也不禁惊问一声：“你也来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