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在北京遭到通缉的逃亡者，到了广州以后，立即成为备受欢迎的人物。
青年学生对鲁迅特别感兴趣。他们是一群天生的不安定分子，对社会现实怀有本能的不满和改造的热情，因此，自从有了鲁迅来校执教的消息，便纷纷开始打听、猜测、议论，直到中大的布告厢里出现了周树人的名字，目送他搬进庄严瑰丽的大钟楼。
从此，大钟楼成了瞻望的目标。
随着党派之间的关系进一步复杂化和紧张化，中大内部的斗争也变得日趋激烈起来。两年来，从学校领导到教员学生，政治思想基本上是两大营垒，尤以学生中的楚河汉界更分明。左派学生组织叫新学生社，还有一个社会科学研究会，由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领导，毕磊是其中得力的领袖人物。右派学生组织是由原来的民权社分化出来的孙文主义学会和树的派，还搞了一个左派青年团，学生会主席李秀然是它的总头目。右派组织的人数不多，但能量很大，一起开会时常常纠集打手，寻衅捣乱。会后，左派搞组织，他们同样以组织相对抗。在宣传方面，左派创办了《做什么？》，他们就马上出版《这样做》，针锋相对，纠缠不休。
鲁迅搬进大钟楼以后，访问者接踵而来。或新派，或旧派，或左派，或右派，或有名，或无名，或慕名，或奉命，各式各样，色彩纷呈。既有毕磊，便有李秀然；既有徐文雅，便有朱家骅。国民党的头面人物陈公博、甘乃光、孔祥熙、戴季陶等还请吃饭，送礼物，表示出罕有的热情。作为中国思想界的著名斗士，鲁迅不能不成为各派政治力量共同争取的对象。
如何应付眼前的局面呢？
爱与复仇/梦与醒人间鲁迅（下）他需要观察。置身于漩涡之中，稍有不慎，随时都有覆灭的可能。这是生平未尝遭遇到的全新的局面。虽然，即时的环境还不如袁世凯时代的险恶，但是复杂得很，他已经能够凭借他的敏感意识到潜在的危机了。然而危机何在？却又未能具体地加以辨识。是的，他必须把航船向前推进，而此刻最重要的问题是：把稳舵柄，绕开礁区。
对于中国共产党，应当说，鲁迅至今仍然缺乏深入的了解和基本的认识。在厦门，他只知道一个共产党的总名，到了这里以后，才知道其中尚有CP和CY的区别。即使此后接触了一些共产党人，读过他们赠阅的各种刊物如《少年先锋》、《做什么？》等，倾向于其中的革命主张，但是，他也必须保持一定的距离，即如被诬为“共产党走狗”的许广平，以被目为有“色彩”者为可怕一样。人必须能生存，然后才能战斗。至于国民党，虽然已经清楚知道其中有左右之分，但关系到个人时也都很难一一判别，何况在政界，变色龙多的是呢！
沉默是不得已的事情。
不知怎的，顾颉刚的影子也来到了广州。
岭南大学中文系的职员钟敬文，一天收到顾颉刚从厦大寄来的一封信，其中报告了鲁迅来粤的消息，使他读后非常高兴。第二天，他吃过早餐，立即去找国民党省党部直辖的报纸《国民新闻》编辑梁式，又邀了几位朋友，一同去找倾慕已久的鲁迅先生。
在大钟楼，他们先找到孙伏园。可庆幸的是，鲁迅就住在他的隔壁，只是此刻睡着还未起来。于是，他们一边漫谈，一边静静地等候。
不久传来咳嗽声，凝神听着，大家都不免肃然起来。孙伏园出去好一阵，大约是报告情况吧，结果鲁迅走过来了。他穿着一领灰黑色的粗布长衫，脚下是绿面胶底的陈嘉庚式运动鞋，面部苍黄，颧骨突出，长发而短髭，嘴上含着半段香烟，态度从容舒缓，虽然不见一丝笑影，却也没有他的文章那般凌厉的样子。是一个十分平凡的人。
谈话开始了。
鲁迅表现出相当的热情，说话深刻而风趣。回答问题时，由于担心对方听不懂他的绍兴口音，偶尔重复几遍。但是，听到对他的恭颂之词，脸上便流露出不愿听下去的神色。
黄尊生是一位世界语的提倡者，几乎一开始就发出邀请，说：“明天有一个大会，是为欢迎一个周游世界的世界语学者而开的，希望周先生参加。”鲁迅似乎对参加这样的会议并不热心，以不认识广州的路向来推却。黄尊生当即请梁式领路，梁式说：“如果周先生明天去，我便来陪行。”他只好答应了。
接着，黄尊生对鲁迅恭维了一番，说他从前在北京，曾极力提倡世界语云云。鲁迅连忙否认，说那是周作人，不是他，言下颇有点不愉快。
话题很快转到了厦大风潮，鲁迅很愤慨，谈了种种内幕，颇致叹于学校前途的绝望。突然，他问起《现代评论》，说：“许久不见了，不知道近来它的态度怎样？”
钟敬文回答说：“现在，它也渐渐赞成国民政府，像是要革命起来了。”
“是吗？”鲁迅笑道，“这才真没有法子呢！”
梁式几位请他今后常为《国民新闻》的副刊写稿，他说，怕一时找不到说话的材料，原因是没有什么可闹的事，就不会引起多写文章的欲望，而且初到一个地方，事情太隔膜，要说话也无从说起。并且解释说，半年来在厦大，不能写出什么文章来，也就是这缘故。
说到厦大，钟敬文转达了顾颉刚的好意，说是信中说鲁迅初到，人地生疏，一定有许多不便，因此嘱咐他要随时效点微劳。
不知道是顾颉刚的原话呢，或是钟敬文的托词，不料鲁迅听了，只是极简短地回答一声：“哦！”半句道谢的话也没有。
钟敬文以为鲁迅没有听清，又说了一次，而他的回答还是一声“哦！”
孙伏园看了看大家，并不插话。
大家面面相觑。
谈话的气氛马上冷了下来。
人总苦于不能摆脱世界的纠缠。次日，鲁迅果然如约赴会并作了演说。到底说了些什么呢？其实什么也没有说，说了等于没说。还不是平空赚得“新文学大家”、“世界语同志之模范”的纸冠吗？他不满意自己。
要做到彻底的沉默是不可能的。虽然，他从书本子上知道古来森严的党锢之祸，而且亲历了清末民元以来的各种险恶的风波，但是天生的好斗性格，却不容许他留在世故的茧壳里。他憎恶中庸、忍让，以此为卑怯，既然他是一个时时解剖自己、审判自己的人，就必然会从极度的克制中挣脱出来，虽则从旁人看来或许有失凶猛，而显得格外沉重与迂回。总之，他不能放弃他的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他知道那是他的使命。即如蜜蜂，有刺便用，一用便丧失掉自己的生命也在所不惜。这是无可如何的事情，正如这种两难的状态构成了他的基本命运。
1月25日，才隔了一天，鲁迅又出席了以学校特别党部和学生会名义召开的欢迎大会。
大会由朱家骅主持并致欢迎词，他说，周先生是思想先驱者，新文化的革命家，杰出的战士，诸如此类。又是纸糊的假冠。
说完，朱家骅走到旁边，向一个个子矮小的长发布袍的人鞠躬，请他演说。呵！鲁迅先生就是他？他就是名作家、思想界的权威者？这时，掌声像大海的浪潮一样哗然响了起来……
鲁迅把腰微微一屈，站起来踱到了讲台前面。
庄严静肃的大礼堂。楼上楼下，密密麻麻坐满了学生，他们正屏息等待着一个导师的慷慨激昂的演说。
然而，他却慢吞吞地用低沉的声调开口了。
他说：“开欢迎会这件事是不大好的，因为我实在没有什么值得欢迎。现在欢迎了，不说话不行，要说又无话可说。朱先生说我是‘革命家’，我这个人能有什么‘革命’？和章士钊斗就算‘革命’；当时，我在教育部当差事，章士钊把我的差事给撤了。我有一个老娘要养活，没有钱了，当然要斗，不给饭吃，就斗到底！就是这么回事，这能算‘革命’吗？因此我要申明，我并非什么‘革命家’和‘战士’。如果我真是一个战士，便该不来广东了，应该留在北京或厦门同恶势力作斗争，然而，我现在是悄悄地到了广州了……”
他说得很轻松，幽默，的确没有沾带一点战士的火药味儿。
“从前我很惹人讨厌，这里也讨厌我，那里也讨厌我，实在无地可跑了；这时恰好中山大学委员会打电要我来这里，”他咽了一口唾液，继续说道，“我为什么要来呢？听人家说，广州是很可怕的地方，而且赤化了！既然这样，我就想来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
说到广州印象，他的声调依然是那般平缓。他说：“我到这里快一个礼拜了，并没有看见任何可怕之处。据我两只眼睛所看见的，广州比起旧的社会，不见得有什么两样。纪念列宁的电影，还有许多工会的组织，在外省确实看不到，但这也并不稀奇，原来是很平常的现象。说是‘赤化’罢，连红颜色的东西也不大看见。街上的红布标语，中间也还用白粉写的字——‘红中夹白’。我是从来不‘革命’的，我对这种革命还有点害怕呢！……”
能够说害怕革命吗？怎么可以攻击“革命的策源地”呢？鲁迅未免太放肆了！在热烘烘的革命舆论中成长的青年，自然少有思考所在环境的本质，像这样一盆浇头冷水，怎么能不使他们感到震骇！一个自称不是“战士”的战士，就这样不期然地开始发起攻势了。
可是，谁也不曾怀疑他的坦诚。他了眼，习惯地把全场环视了一遍，然后说道：“广东实在太平静了，因此，刺激和压迫，也不免太少了，诸位青年不知是何种感觉，我是觉得不大舒服的。因为我从前受的刺激和压迫太多了，现在忽然太轻松了，反而不高兴起来。我好比一个老头儿，本来负着很重的担子，负惯了，忽然把担子从肩膀上放下来，一定觉得像少了什么似的，怎么可能高兴呢？”他也提高了嗓子，大声地说：“这个时候，我以为极像民元革命成功的时候。大家不要以为目的没有了，要做的事也做完了，个个觉得很舒服了，这样下去是不行的！许多要做的要建设的还未着手，我们必须紧张一点……”
他的眼睛闪闪发亮。最后，说到文艺运动，便如剥茧抽丝般一气往下说：“文艺这东西是不可少的，究竟我们还有意思，有声音，有了这些便要叫出来，我们有灵魂，得让它叫出来使大家知道。虽然有的是旧的意思，有的是新的意思，但不论新旧，也当一齐叫出来……有的以为怕人家骂，这也不要紧，若是没有人骂，反而觉得无聊得很。好比唱戏，台下的拍掌喝采，固然要唱下去，就是喝倒采，也要唱下去，唱完了才算……思想旧也不要紧，也可以发表，旧的对于新的来说不是全无意义的。有了旧的，才可以表示新的。有了旧的灭亡，才有新的发生，旧思想的灭亡，就是新思想的萌芽了……我以为文艺这东西，只要说真话，暂时总可以存在的，至于将来，可也不必管它，现在是过渡的时代。不过，新的运动也该开始了！……”
学生坐不住了，变得骚动起来了。
他挥了一挥那双瘦硬有力的手，口号般说出了最有力量的话：“现在不是沉静的时候了，有声的发声，有力的出力，现在是可以动了，是活动的时候了！……”
演说告终，长时间的掌声淹没了所有活跃的思考……
他溜了出来，学生们也一起跟着他向门外拥去，把他重新包围起来。问题连珠炮式地发出来，简直无法应付。他诚挚地说了许多话以后，才脱离了大家的包围，回到大钟楼去。
从此，他便没有安静的时刻。题字的，谈话的，求序的，问难的，一天到晚地闹个不已。
演说也还做过几回，这实在是无法逃避的事。临时到来一班青年，连劝带逼，便绑架似的拉将出去。于无可奈何之中，只得自作规定：演说以十分钟为限。这样，他又觉得自己是到“革命的策源地”来做洋八股了。
鲁迅在广州的活动，成了广州地方报刊的热点之一。
新闻、评论、肖像，不断刊登出来，甚至有人开始研究他的胡须了。与初到厦门的气氛相反，一时间，真是热闹得可以。
“我们久处在这工商业化的广州，心灵真是感觉得枯燥极了，烦恼极了：我们很希望鲁迅先生能多做些作品惠与我们，给我们以艺术精神上的安慰。同时，希望先生继续历年来所担负的‘思想革命’的工作，引导我们一齐到‘思想革命’的战线上去！”《广州民国日报》副刊《现代青年》的文章，喊出了广州知识青年的心声。
鲁迅的讲演，即使是批评，青年也一样报以积极的热烈的响应。张迂庐著文说，鲁迅是“敢于向牛鬼蛇神正视的”，“最有对待叭儿狗的本领”。毕磊写道：“广东文坛实在太寂静了”，“我们必须用全力来打破，用全力来呼喊，在这沉静的沙漠上猛喊几声。”刘一声第一次这样指出鲁迅的战斗特点：“有人说过他是用医生诊视病人的态度去写小说的。这话如果不错，那么，他当然是用泼皮打狗的态度去写论文的了。在前者，他用的是解剖刀，在后者，他用的是短棒。他对于封建社会和它的遗孽是如此的仇视，憎恨到使他丢了医生的解剖刀，变成泼皮，拿起短棒，去和他们相殴打。”又说：“他的攻击法是独战的，不是群众的，所以他不高喊冲锋陷阵的口号，只是冷笑，呐喊。”最后，他用了激烈的反诘语气鼓动说：“两广的青年呵！我们欢迎鲁迅，我们认识了鲁迅么？我们有决心和勇气去创造这个新时代的使命么？”
这时，广州的民气的确很盛，没有谁指责鲁迅犯了“攻击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