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作为一位杰出的思想家和政治改革家，他的思想是十分活跃的，当然也是复杂的。他虽力主“统合儒释”，希望把儒家和佛家的思想“通而同之”，但其思想及伦理观念的主导面，无疑仍不出儒家范畴。他一生努力的目标就是“延孔子之光烛于后来”（《答贡士元公谨论仕进书》），“惟以中正信义为志，以兴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为务。”（《寄许京兆孟容书》）
柳宗元儒家思想的突出特点之一，就是继承和发展了儒家民本思想的传统。他非常关心百姓的疾苦，“仕虽未达，无忘生人之患”（《答周君巢饵药久寿书》），自己官虽未做大，但从不敢忘记百姓的苦难。他时时把人民的疾苦放在心上。他的《捕蛇者说》一文，突出表现了赋敛之毒甚于毒蛇，希望“观人（民）风者”了解并改变这种状况；在《送薛存义序》一文中，借称赞薛存义，提出了“讼者平，赋者均”的政治理想。这种诉讼公平，赋役平均的思想，在当时虽然难以实现，但他反对豪强兼并，反对官僚地主把繁重的赋税转嫁给贫苦百姓的主张，无疑是其思想中民主性的精华。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他从爱民的基点出发，提出了官民关系的新观点。河东人薛存义在湖南零陵县当了两年代理县令，昼夜“勤力而劳心”为百姓办事，现在要离任了，柳宗元认为薛存义是一位不拿老百姓钱的好官，于是备了酒肉，送至江边为其饯行，并写下了《送薛存义序》一文。序中说：“凡吏于土者（做地方官的人），若知其职乎？盖民之役（是被百姓使唤的），非以役民而已矣（不是以其职位来奴役百姓的）。凡民之食于土者（百姓中靠种地为生者），出什之一（拿出十分之一的收入交租赋），佣乎吏（用作地方官的俸禄），使司平于我也（是为了让他治理好我们老百姓）。今我受其直（如今的官吏们接受了百姓给俸钱），怠其事者（不好好为老百姓办事的），天下皆然（各地的地方官都这样）。岂惟怠之（岂止是不办事），又从而盗之（掠夺百姓财物）。”柳宗元认为：地方官的职责是替老百姓办事的，而不是奴役老百姓的。现在的情况是：老百姓养活了地方官，希望他们替百姓办事；他们不但拿了钱，不替百姓办事，反而大肆搜刮民财。柳宗元的这个见解是十分新鲜的，对地方官吏的揭露和批判也是十分深刻而大胆的。柳宗元在《送宁国范明府诗序》中就曾提出了“为吏者人役也”的思想，本文更进一步发展了这一思想。这一思想比“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说法更明确，更具体，也更有进步性。它不但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儒家官尊民卑的传统偏见，讲清了谁养活谁的问题，而且这种官为民役的思想已经非常接近于今天的“公仆”的观念；这一思想，在唐代，应该说是非常超前的；在今天，也是非常正确的。柳宗元尖锐批评的那些拿钱不办事，还欺压百姓的官吏，在今天仍然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说，柳宗元官为民役的思想仍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柳宗元官为民役的思想，从根本上摆对了官、民的位置，表现了他重视人民群众的地位和作用。基于此，他在《贞符》一文中进一步提出了“以生人为主，以尧、舜为的”的观点。他非常重视人心的向背对朝代更替、社会治乱的重要作用。他反对天人感应、君权神授的说法，认为“受命不于天于其人，休符不于祥于其仁”。君王登基掌权，不是老天爷给的，而是取得了老百姓的信任；皇帝应该行仁政，统治才可以长久。他还明确指出：“唐家正德受命于生人之意。”即是说，李唐王朝统治天下，是顺应了老百姓的意志。
作为“待罪南荒”的“闲员”，能写出《送薛存义序》这样的文章，敢发表官为民役的见解，确实表现了他的政治卓见和过人勇气，是其思想的一次闪光和升华。后人多高度赞赏此文，如清人沈德潜认为：“牧民者（当官者）宜铭座右。”（《译注唐宋八大家古文读本》卷八）蔡铸认为：“一般公仆，宜书一遍，置之署侧，以触目惊心。”（《蔡氏古文评注补正》评语卷七）我们可否也补充一句：如果今天的公仆们都能将柳宗元此文作为座右铭，肯定是百姓们的一大幸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