寓言，作为一种文体，其主要特点是通过讲一个带有劝谕性或讽刺性的故事，说明一种事理，多用以此喻彼，以古喻今，以小喻大等手法，而让读者从故事中去领悟事理。
柳宗元被贬永州，一方面，他孤寂、苦闷，甚至产生了某种消极情绪；但另一方面，作为一个政治家和思想家，他并没有放弃自己的政治理想，没有放弃对社会现实的关注，当然，也没有忘掉仍在置他于死地的政敌。柳宗元对自己的政敌有深刻的本质认识。他内心充满了愤怒、反抗和斗争的激情，他要揭露政敌，要劝谕人们认识这些人的无能和丑恶。但他更清楚地知道，自己所处政治环境之险恶，不允许他指名道姓地去进行揭露和讽刺。在这一特定情况下，寓言就成为他进行政治斗争的一种有力武器。
柳宗元写寓言，有着非常明确的目的性。他在《三戒》的小序中说：“吾恒恶世之人不知推己之本，而乘物以逞。或依势以干非其类，出技以怒强，窃时以肆暴，然卒迨于祸。有客谈麋、驴、鼠三五，似其事，作《三戒》。”这就明白无误地告诉读者，他所写寓言，都是干预时事的，《三戒》如此，其他亦如此。
《三戒》由三篇短文组成，《临江之麋》写麋因得主人宠爱而忘乎所以，认犬为友，终被外犬“共杀食之，狼藉道上”，但“麋至死不悟”。借以讽刺那些依仗主子宠爱而得意忘形的人物；《黔之驴》写黔驴徒为庞然大物，技止于鸣叫和“蹄之”，而最终被老虎“断其喉，尽其肉”，借以讽刺那些表面上声势显赫，实际上既缺德又无能的外强中干式的人物；《永某氏鼠》写老鼠因主人爱鼠而活动猖獗，新主人来后仍“为态如故”，终被新主人多管齐下，“杀鼠如丘”，借以讽刺和抨击那些钻空子肆无忌惮的家伙，同时也把矛头指向纵鼠为患的房主人。《三戒》中所讽刺、抨击的对象，可以说都是现实官场中某些官吏的形象，作者都让他们遭到杀身之祸，隐含着作者对这些阴类恶物的辛辣讽刺和切齿痛恨。
《蝂传》是他的又一篇名作。文章叙写这种善负重的小虫，性贪婪，喜爬高，而最终“坠地死”的故事，借以讽刺社会上那种“遇货不避”，贪得无厌，日思“高其位，大其禄”、不择手段向上爬的无行官吏，并指出他们“虽其形魁然大者也，其名人也，而智则小虫也”，必然招致灭亡的下场。《罴说》是一篇短文，写一个没有真实本领，只靠“能吹竹为百兽之音”的小技和懂得几种动物之间的制约关系，就企图诱猎野兽的猎人，最终被罴吃掉的故事，借以讽刺那些不图自强，只靠外力的人，实际上是指责和讽刺当时的朝廷“不善内而恃外”，对藩镇采取“以藩制藩”“以夷制夷”的错误策略，警告朝廷如此下去，必然会祸及己身。《鞭贾》写一个厚颜无耻、谎言欺世的商人和愚妄无知而又自以为是的贵公子，实际上是借以揭露那些专靠狡诈而巧取名利的腐败官僚和那些上当受骗而重用他们的大人物。
可见，柳宗元写寓言并非为了编故事以自娱，而是有着显明的政治意图。他的每篇寓言都是有为而发的。他以政治家的敏锐眼光和卓越见识，选取富有社会意义的典型事物，透过现象，抓住本质，把极其深厚的社会生活内容带入寓言之中，使高度的哲理性和强烈的政治性有机融合，具有强烈的现实性和战斗性，既痛击了自己的政敌，又使其政敌难于找到借口加罪于己，充分体现了作者睿智的斗争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