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巩和王安石都是临川人，可谓“大老乡”。王安石在中进士之前，已经结识了当时的文坛秀士曾巩。王安石将自己的文章给曾巩看，“友生曾巩携以示欧阳修，修为之延誉，擢进士上第。”（《宋史·王安石传》）可见，王安石于庆历二年（1042）中进士，与曾巩的推荐、欧阳修的延誉不无关系。此后王安石与欧阳修、曾巩一直保持着亲密的往来。庆历三年王安石曾写过一篇《同学一首别子固》的文章，称曾巩为江南之贤人，“非今所谓贤人者，予慕而友之。”文章写得情深意切，不仅表明了他与曾巩之间的友谊，而且对曾巩的道德文章赞叹有加。
此前，曾巩曾写过一首《怀友》诗，表达了对王安石的深切思念。曾巩的《年谱考略》说：“子固《怀友》一首，最后，见收于《能改斋漫录》，此自是子固少年之文，非其至者。然而二公立志之早，望道之卓，终其身能砥行立名于后世，至今六七百年，未能有继之者，尤不能无重感于斯文也。”很长一段时间，曾王二人情深意笃，即使远隔千里，也不曾隔断他们的友谊。曾巩有一首《江上怀王介甫》：“江上信清华，月风亦潇洒。故人在千里，樽酒难独把（一人喝酒）。朱弦任尘埃，谁是知音者！”其对王安石情意之深切，溢于言表。
王安石的新法出台后，曾巩明确表示了不赞成的态度，其《过介甫归偶成》一诗云：“结交谓无嫌，忠告期有补。直道讵非难？尽言竟多忤。知者尚复然，悠悠谁可与？”由这首小诗我们不难想象他们之间关于新法的一次不愉快交谈：曾巩直抒胸臆，向王安石表达了对新法的不满，对他加以“忠告”，而王安石将此认为是曾巩对自己的“非难”，由于二人“尽言竟多忤（不合）”，所以曾巩慨叹：多年的老朋友尚且如此，其他人的话恐怕就更听不进去了。由此可见，“变法”成了截断他们二人友谊链条的利剑。
此后，王安石积极推行新法，曾巩对新法虽不满，但鉴于众多知名之士因反新法而被废逐的现实，采取了较为中庸的态度，在多年的地方官任上，尽量避开新法与自己认识上的矛盾，没有给新派人物抓住什么重要把柄，所以也未被列为主要打击目标。这样，表面看，曾巩和王安石并未公开反目，但二人之间的友情已几乎荡然无存。直到王安石罢相，二人之间虽还有书信往来，但总是不那么愉快。如王安石在给曾巩的一封信中，透露出他“连得书（曾巩给他的信）”而曾巩指责他的所谓“经”乃乱俗之“佛经也”。对此王安石加以反驳，最后说：“子固视吾所知为尚可以异学乱之者乎？非知我也。方今乱俗不在于佛，乃在于学士大夫沉没利欲，以言相尚，不知自治而已，子固以为如何？”不见二人友谊，但有唇枪舌剑。
二人矛盾日深，关系也渐走渐远。元丰六年（1083），曾巩去世，当时许多社会名流写诗哀悼，但已闲居金陵的王安石对此却无任何反映，二人之间的“友谊”尚存几何，于此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