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之子王雱（pāng），字元泽，“为人慓悍阴刻，无所顾忌，性敏甚，未冠，已著书数万言……举进士，调旌德尉。”“雱气豪，睥睨一世，不能作小官。作策三十余篇，极论天下事，又作《老子训传》及《佛书义解》，亦数万言。”（《宋史·王安石传》）当时王安石执政，所用多为年轻人，王雱也想参与政事，就和王安石商量说：执政者的儿子虽不可干预政事，但研究儒家经典还是可以的。王安石同意他的意见，于是就把王雱所作策论及所注《道德经》刻版印刷，然后在大街上出售，这样，皇上很快就知道了王雱。此时又有王安石的亲信邓绾、曾布竭力举荐，于是神宗召见王雱，除太子中允、崇政殿说书。宋神宗又多次与之交谈，王雱又受诏写了《诗、书义》，被提拔为天章阁待制兼侍讲。书成，又升为龙图阁直学士，可见，其仕途十分畅达。
王雱虽年少，但其变革现实的思想比其父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常称商鞅为豪杰之士，认为不诛杀对新法持异议者则新法难于推行，即主张在肉体上消灭持不同政见者，以扫清推行新法的道路。有一次，王安石和程颢谈话，王雱“囚首跣（xiǎn，光着）足，携夫人冠以出，问父所言何事。”王安石告诉他说：“以新法数为人阻，故与程君议。”王雱即大声说道：“枭（xiāo，砍下人头悬挂）韩琦、富弼之头于市，则法行矣。”由此可见，王雱不仅是个改革派，而且堪称改革派中的极左派。
熙宁八年（1075）二月，王安石复相，王雱被推为龙图阁直学士，王雱表示辞意，吕惠卿就劝神宗答应王雱的辞职请求，因此，吕惠卿和王氏父子间的嫌隙愈加明显。当时吕惠卿为蔡承禧所攻击，居家待命。王雱则让御史中丞邓绾弹劾吕惠卿与华亭县知县张若济为奸利之事。吕惠卿被关入狱中，后出守陈州，因华亭狱案久不成，王雱就让其门下客吕嘉问、练亨甫共同商议，取邓绾所列吕惠卿事，杂以他书交到狱中，此事王安石并不知晓。在陈州的吕惠卿得知此事后，写奏状给神宗，并且讼告王安石：“安石尽弃所学，隆尚（崇尚）纵横之末数，方命矫令，罔上要（yāo，要挟）君。此数恶力行于数岁之间，虽古之矢志倒行而逆施者，殆不如此。”同时“又发安石私书曰‘无使上知’者。”神宗拿到这些材料后给王安石看，王安石矢口否认此事。王安石回家后问王雱，王雱详述其中缘由，王安石责备了王雱。王雱对此十分气愤和怨恨，“疽发背死”，时年三十三岁。
对于爱子的英年早逝，王安石“尤悲伤不堪，力请解机务”。可见，王雱之死，对王安石是一次巨大的精神打击，这无疑也是他二次罢相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