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了英宗朝的郁闷期，王安石深深意识到：没有重臣的推波助澜，仅凭自己个人力量，改革是无从谈起的。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他开始有意识交结当时的名臣，如宰相韩绛、韩绛之弟韩维，以及吕公著等人。此三人则到处称扬王安石。如神宗为太子时，韩维为其记室，每次讲说得到神宗称赞时就说：“此非维之说，维之友王安石之说也。”因此，王安石“名始盛”，神宗也由此而很想见王安石。朝中不少士大夫也开始把治国希望寄托在王安石身上。
治平四年（1067），英宗去世，神宗即位，立即任命王安石知江宁府。几个月后，召入为翰林学士。熙宁元年（1068），以翰林学士入对，神宗问他：“祖宗守天下，能百年无大变，粗致太平，以何道也？”王安石下殿后，殚精竭虑，写下了一篇析理甚密的奏札——《本朝百年无事札子》。此札子在简略列举北宋有国百年间何以无事的原因之后，便尖锐地指出在“百年无事”表象掩盖下的严酷现实，即指陈国家累世因循苟且之失：“然本朝累世因循末俗之弊，而无亲友群臣之议。人君朝夕与处，不过宦官女子；出而视事，又不过有司之细故，未尝如古大有为之君与学士大夫讨论先王之法以措天下也……君子非不见贵，然小人亦得厕其间；正论非不见容，然邪说亦有时而用；以诗赋记诵求天下之士，而无学校养成之法；以科名资历叙朝廷之位，而无官司课式之方；监司无检察之人，守将非选择之吏……交私望养者多得显官，独立营职者或见排沮……农民坏于徭役，而未尝特见救恤……兵士杂于疲老，而未尝申敕训练……其于理财，大抵无法，故虽俭约而民不富，虽忧勤而国不强。”这篇奏折尖锐地揭露了宋王朝、特别是仁宗统治时期的种种弊端，道破了宋王朝在政治、经济、军事、文教等方面潜藏的种种矛盾，描绘出了危机四伏的社会现状，实际上是有力地论证了社会改革势在必行，并以“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来敦促神宗下定改革的决心。此文以其尖锐性和强大的鼓动性，甚合神宗之意，自然也使神宗为之振奋。
《本朝百年无事札子》与《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一脉相承，成为王安石变法的先声和重要的理论依据。神宗也因此视他为不可多得的有用之才。变革现实的共同愿望把他们君臣二人紧紧捆绑在一起。王安石由此被留在朝廷。熙宁二年，即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开始了各个领域中的全面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