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一生反佛老，却留下了一批送和尚、道士的文章。而这些文章又多是借题发挥，倡扬儒道而贬斥佛老。曾巩一生也不信佛老，同样也写了一些有关佛老的文字，也同样是借题发挥，或大讲儒家之道，或直斥佛老之害。
抚州菜园院僧人可栖造成佛殿后，求曾巩撰文写记。曾巩就写下了《菜园院佛殿记》一文。此记先叙僧人可栖如何历十年之久，将无人居住之弃地修成一座佛寺，又如何得州人高庆、王明相助到民间集资修成佛殿，接着就此大发议论：“吾观佛之徒，凡有所兴作，其人皆用力也勤，刻意也专，不肯苟成，不求速效，故善以小致大，以难致易，而其所为，无一不如其志者，岂独其说足以动人哉？其中亦有智然也。”这段话貌似在称赞佛教徒用力勤、用意专，不求速效，他们的成功，不仅是宣传得力，而且也有其智慧。但曾巩的用意并不在此。文章接着写到：“噫！佛之法固方重于天下，而其学者又善殖（繁殖，此指传授）之如此。至于世儒（当世之儒者），习圣人之道，既自以为至矣，及其任天下之事，则未尝有勤行之意，坚持之操，少长相与语曰：苟一时之利耳，安能必世百年，为教化之渐、而待持久之功哉？”“由是观之，反不及佛之学者远矣。则彼之所以盛，不由此之所自守者衰欤？与之记，不独以著其能，亦以愧吾道之不行也已。”显然，曾巩在借赞佛徒“用力也勤”来指责“世儒”们“任天下之事（做着官）则未尝有勤行之意”，并进一步指出：这正是佛教徒所以盛，儒道所以衰的根本原因。借作佛殿记而批评当世之儒者，表达了自己对儒学不盛的深切忧虑。
曾巩也有为佛寺作记而直接批评佛教的文字，但也往往是旁敲侧击，借题发挥。如他写于庆历年间的《鹅湖院佛殿记》。信州铅山县鹅湖院修成了佛殿，僧人绍元来请曾巩作记，曾巩便写下了这篇二百字左右的短记：“自西方用兵（指宋与西夏作战），天子宰相与士大夫劳于议谋，材武之士（武将和士兵）劳于力，农工商之民劳于赋敛（赋税）；而天子尝减乘舆（车马）掖庭（宫廷）诸费，大臣亦往往辞（谢绝）赐钱，士大夫或暴露其身，材武之士或秉义而死，农工商之民或失其业，唯学佛之人不劳于谋议，不用其力，不出赋敛，食与寝自如也。资（助）其宫（佛殿）之侈（豪华），非国则民力焉，而天下皆以为当然，予不知其何以然也。今是殿之费，十万不已（不够），必百万也；百万不已，必千万也；或累累而千万之，不可知也。其费如是广，欲勿记其日时，其得邪（能做到吗）？而请予文者，又绍元也，故云。”此文是一篇佛殿记，既不讲此佛殿修建过程，佛殿的富丽堂皇，也不讲营造佛殿的僧众之勤，而是着重讲述修建这一侈华佛殿的社会背景：从天子宰相士大夫到农工商之庶民都因为与西夏作战而在劳心、劳力，以致付出生命的代价，只有佛徒们不但可以不劳心，不劳力，照吃照睡，而且还耗费国家和人民不计其数的人力和物力。两相比较，人们不难看出曾巩对佛教的看法：佛教不但对国计民生无益，而且有害。用修佛殿的事实来说明佛教对社会的危害，远比大讲辟佛的空话更为有力。
曾巩这类文章都不是声色俱厉的，但却深寓着他对一些重大社会问题的看法，表现出他对国事的隐忧，其用心多与韩愈相同，而文风则明显有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