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巩一生为官二十多年，既为州郡官吏十多年，辗转多州，又先后出任京官，虽时间不长，但也做到历代文人所向往的中书舍人一职，史称其晚年受神宗器重，未来得及受重用即辞世。但从当时的社会现实及曾巩的政治态度来看，其一生虽关心时局，但却无突出的政治见解。从其一些政论文章看，如《唐论》《熙宁转对疏》《移沧州过阙上殿札子》等，其主要观点是泛称三代之制，赞扬后周和初唐的贞观之治，而对于北宋的社会现实并无多少见解。他不但对北宋中期积贫积弱的现实没有任何不满，而且还大加称颂，说什么“生民以来未有如大宋之隆也”“今陛下履祖宗之基，广太平之祚（zuò，福），而世世治安，三代所不及，则宋兴以来，全盛之时，实在今日。”意思是说，大宋的兴旺是有史以来最好的，连传说中的尧舜禹“三代”也比不上宋代。这种盲目的颂圣，说明曾巩确实缺乏政治见识，更谈不上提出什么改革社会的建议。他虽和王安石政见不完全一致，但他在王安石变法期间正在各州主政，也未见其发表过什么具体意见。可见，曾巩确实不是一位好的政治家，这与欧阳修、王安石大不相同，甚至和三苏也有相当大的差距。
曾巩不是一位好的政治家，但不失为一位受人尊敬的清官循吏。史称曾巩转徙六郡均有政绩。今天看来，他确曾在地方上做过不少好事，但多是历来清官循吏之所为，如救灾、防疫、缉盗，维持社会治安等。他在通判越州时就曾禁止乱收乡户的助役钱，灾荒年时，设法提前储备粮食，避免病疫传播等，使百姓顺利度过灾荒年。他在知齐州、襄州、洪州、福州、亳州等地时，都曾毫不手软地打击当地的恶势力，并将为首的绳之以法，为民除害，有效维护了社会治安，做到“民外户不闭，道不拾遗。”在襄州时，他还平反冤狱，对误判的死囚犯依法“即日纵去”，并释放犯人一百余名；在洪州，疾病蔓延，他想方设法，“自州至县镇亭传，皆储药以授病者。民若军士不能自养者，以官舍舍之，资其食饮衣衾之具，以库钱佐其费，责医候视……人赖以生。”其他各项兵役、徭役，他都想尽一切办法少收费，少扰民。由于他能考虑百姓生活，减轻百姓负担，令行禁止，所以社会秩序良好，以致“囹圄（监狱）屡空。”各州吏民“皆安其政，既去，久而弥（mí，更）思之。”
曾巩不仅能替百姓着想，尽职尽责，而且廉洁自律，不贪不腐。福州多佛寺，僧人们为利益而争当寺院住持，“赇（qiú，贿赂）请公行。”曾巩让僧人们“自相推择”，排出顺序，“以次补之”，谢绝一切私谢，也杜绝了身边人受贿之弊。其门生故吏，“以币交者，一无所受”，绝不收门生故吏送来的一分钱。他任福州知州，福州无职田（即职分田，古代按品级授予官吏作俸禄的公田），但每年“鬻（yù，卖）园蔬收其直（值），自入常三四十万”，即卖菜园的蔬菜可得三四十万钱。曾巩认为太守不可与民争利，停止了这一做法，其继任者也不再拿这笔钱。
曾巩的确不是一位政治上的风云人物，没有突出的政绩可言。但他为官数十年，无论在什么条件下，都能为百姓着想，严于律己，清正廉洁，在“文恬武嬉”、享乐成风的宋代，做官能如曾巩，确属难能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