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的燥热退却了，秋的宁静弥漫汴京。
司马光脱去了他翰林学士的朝服，换上普通的布衣，带着全家老小，悄然离开了汴京，退居洛阳。
这场变法改革的辩论中，司马光输了。临走前，他以私人的名义给王安石写了封信，恳求王安石在改革进程中不要太急功近利，要渐进而行。然而，执拗的王安石再次拒绝了司马光的好意，他铁了心要在短时间里完成这场史无前例的改革。
司马光的眼光是老到的，他看到了政府的软肋：王安石提拔上来的新人，普遍缺少阅历，急功近利，在商业化推广的进程中，他们迅速由新政执行者蜕变为新政篡改者，利用上层的指令，巧立名目，借着“改革”的旗号大肆捞取财富，这些人成了改革中的暴发户。
然而年轻的神宗和激进的王安石听不进这些。司马光无能为力，他回望着汴京的皇宫大殿，只能长长叹一口气。
临走那天，苏轼前来相送：“司马公，此番离开京都，回洛阳有何打算？”
司马光捋了捋长须，仰望天空：“我心系天下，奈天不遂人愿，只有退居著书立说。《资治通鉴》我已开始编写，欲用十年之功，成一家之言，从历史的成败兴亡中，提取治国的借鉴，留作后世之名。”
汴京的驿站里，苏轼与司马光挥手拜别。
此时的苏轼，面临着同样的政治窘境——他也不能留在京城了。
想当初，年轻的苏轼、苏辙兄弟科举高中，红遍京都，仁宗皇帝拍手称赞“我为儿孙又得两宰相”，那是何等的风光。苏轼这个后起之秀，不仅在欧阳修、司马光眼里是难得的人才，即使是政敌王安石，也对他赞赏不已。只是，生性旷达的苏轼总是处处与王安石抵触，常常写诗批判新政的失误，神宗熙宁二年，苏轼上了著名的《上神宗皇帝书》，驳斥了王安石激进的科举制度改革，令大权在握的王安石恼怒不已，冲突逐渐升级，随着反对新法的人士陆续遭贬，苏轼知道自己也不能再在京城里呆下去了，他请求外放，到南方做官。
三十六岁的苏轼挥一挥衣袖，唱着“大江东去”，潇洒地去了南方，京城里的政治斗争眼不见心不烦。在后来的八年里，苏轼在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做官，也在基层了解到王安石新法的具体实施。他发现，新法的许多政策传到基层时，已经变味，被地方官僚层层加码，不仅没有给百姓带来效益，反而加重了人民的负担，政府富裕了，百姓却更加贫穷了。
生性豪放的苏轼不忘针砭时政，用他的如椽大笔，挥洒出篇篇诗词，时而嬉笑，时而怒骂，时而悲悯地抒发心中的感慨，隐晦地讽刺王安石的新法。
而这一切，都导致了新党对苏轼的打击报复，一场政治灾难陡然降临……
最先对苏轼发难的竟然是他曾经的同僚沈括——这位中国古代伟大的科学家，在政治方面上却是个小人。当然，此时的他尚未写出《梦溪笔谈》，而是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前往南方考察新法，拜会苏轼。
昔日同僚见面，不免寒暄一番，苏轼热情地将自己的新作赠与沈括，谁知沈括回京后便向朝廷告发，揭发苏轼诽谤新法，讽刺朝政，用心歹毒。
一代文坛领袖，从此开始了他政治生涯的厄运。
继沈括之后，新党人士开始了对苏轼的接连诬陷，王安石曾经提拔过的政客李定、舒亶、何正臣等人开始搜罗苏轼的文章，断章取义，搜集苏轼攻击新法的证据，朝廷里弥漫着一股邪恶的气息，最终，神宗皇帝也开始怀疑这位文坛领袖了。
神宗元丰二年，苏轼因“愚弄朝廷”、“文字毁谤君相”罪名在湖州被捕，当即被长途押往京都！
那是一个沉闷的午后，风雨欲来，空气里弥漫着令人窒息的氛围。一代文豪苏轼被官差反绑，尚未能与家人告别，就匆匆踏上了前往汴京的路。湖州的百姓群集路边，流着泪送别这位大诗人，家人踉跄赶来，任小儿子撕心裂肺地叫喊“爸爸”，也留不住苏轼的背影……
苏轼还不知道自己为何获罪，也不知道这一去是否还能活着回来。他猜不透朝廷的心思，惶惶地问官差：“我是否犯了死罪？为何如此着急押送京都？”
官差装模作样不说话，讳莫如深的神态更加让苏轼绝望，苏轼猜想，这次他一定得罪了新党，离死期不远了。四十四岁的苏轼如今衣衫褴褛，步履沉重，面对着过往行人，他的内心充满羞辱与悲怆。他不知道，自己的罪行将会牵连到多少朋友，又会给家人带来多大的灾难……
一代文化大师在示众，整个民族在丢人。
此时，新法已在全国施行了近十年。在神宗的支持下，新党得势，权势熏天，新一批的政客走上政坛，开始了对旧党的打击迫害，曾经在大庭广众下进行的王安石与司马光君子式的辩论，已经不复存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