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企业的本质
企业是股东和管理者利用资本调动各种生产要素，通过契约进行各种产品生产、销售和提供劳务，以降低成本、提高效率、追逐利润最大化的组织。
1.企业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在14～15世纪，欧洲商品货币经济发展到了一定的阶段，采掘业、冶金业、造船业、对外贸易等行业，都需要比较大的规模才能维持基本的经营，这时出现了新型的商业组织，商人们合伙共同经营工业生产和海上贸易。威尼斯有一家造船厂占地60英亩，有近2 000工人。同时也出现了政府企业，或与政府合作的企业，或是政府支持的企业，因为有特权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像英国的艾维里恩家族为政府提供军火生产，法国皇家厚玻璃板公司拥有1 000多工人，规模都很大，这一时期，合伙制成为标准的企业组织形式。企业的资本被分成份额，有一定的份额才能参加管理，份额太少的几个投资人就请一位代理人来投资并参与管理，每一个合伙人都有与份额无关的投票权。这种合伙企业在法国有三种情况：全部合伙人都承担完全责任，部分合伙人承担完全责任，全部合伙人承担有限责任。
地理大发现以后，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英国等国之间展开了激烈的商业大战，加之国际贸易的海上风险，使得原有的商业组织形式不再适应商品经济的发展，规模较大的股份公司就在这种情况下来到世间。1581年，英国成立利凡特公司（又称土耳其公司），是世界上第一家股份制公司，专门从事海外贸易，投资入股的股东多达242人。1600年，英国女王伊丽莎白特许成立了东印度公司，股东100人，股金6.8万英镑；到1617年，股东增至近千人，股本增至162万英镑；到1708年，增至350万英镑。它是一家特权公司，可以置备自己的武装部队，垄断了英国对印度、东南亚和中国的一切贸易，并行使殖民地政府的职能。随后荷兰的东印度公司、法国的西印度公司等一大批股份公司纷纷建立。
这些公司采用的是商人集资入股的方法，所以都是股份公司。最初的股份公司是一种特许公司，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就是典型。任何人都可入股，订立公司章程，股本永不返还，可以转让，同股同权，按股份分享红利，出资多者入董事会，聘请经理具体经营。很快，出现了这样一批股份公司。股份公司发给每个股东股票，利润留作红利分给股东，股票虽然不能退还但可以转让，股票交易所随之就诞生了。17世纪，股份制迅速在采掘业、制造业、银行业、运输业等需用巨额资本才可以经营的行业中迅速发展起来。18世纪，当科学技术走出实验室，成为人类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的工具，并以实物形态凝聚为大机器时，人类社会实现了热分子力、电子力、原子力和信息力的产业化，为了适应机器的需要而创造和完善的制度框架，股份公司成为现代企业的组织形式，并伴随着英国工业革命迅速扩展到各行各业，19世纪又迅速发展到欧美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20世纪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最普遍的一种企业组织形式。
2.企业是市场交易费用节约的产物
诺贝尔经济学得主科斯在《企业的性质》中提出了交易费用问题，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认为社会存在两种交易，即企业外部的交易和企业内部的交易。企业外部的交易，即在平等的基础上，交易双方多次协商，通过讨价还价的谈判而实现的交易。而企业内部的交易，则是通过正式的组织程序，用行政命令的方式在内部完成交易。在一般情况下，外部交易需要了解信息、需要谈判磋商、需要签订契约、需要履行合同，并需要承担交易所产生的各种风险，这样一来，就会产生很多费用，即所谓交易成本。一言以蔽之，达成契约和保证契约执行的费用即为交易费用，也叫交易成本。
在《企业的性质》之后，阿尔奇安和德姆塞茨发表《生产、信息成本和经济组织》一文，认为现代社会的生产活动具有团队性质，多人在一起合作生产的效率要高于他们分别生产的效率的总和，因此适合于采取企业的形式生产。采取企业的形式是众多人在一个企业内生产，每个人都有贡献，产生的问题是很难把一个人的贡献与其它某些人的贡献分开，也就难以按照每个人的生产贡献准确地支付报酬，从而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偷懒，因此需要有人来监督，通过让监督者拥有企业的剩余索要权来鼓励监督者的监督积极性，拥有资本、并出资成立企业的人就成为监督者。
市场交易需要成本，企业内部交易也需要成本，如果企业内部交易的成本低于市场交易的成本，人们就会选择企业合约形式。现代大企业出现了所有权与经营权或者说控制权相分离的问题。从经济学的角度看，每个人都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经营者就成为所有者的代理人，于是又出现了代理费用问题。但是，代理费用明显低于使用代理人而给公司带来的经济利益。尤金·菲莫在《代理问题与企业理论》一文中认为，由于管理者（职业经理人）市场和股票市场的存在，极大地约束了管理者，降低了代理成本。管理者市场包括内部市场和外部市场。内部市场决定着管理者获得荣誉、奖励和升迁，所以可构成约束。外部市场是管理者的职业生涯的声誉和无形资本的价值，当然也有约束。股票市场就是外部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可以直接对管理者构成评价。解决了这些问题，只要决策科学、运作有序，实施企业内部协调的成本往往要比市场交易小得多。正因如此，人们选择了企业内部交易方式。当然，企业运作也有成本，也有组织费用，这就决定了企业交易不可能完全替代市场交易。这样，得到了企业存在的界限：市场交易成本＞企业交易成本＜企业市场效益。由此可见，企业是节约市场交易费用的产物，交易费用的节约是企业存在的依据。
3.企业是制度创新的产物
建立在市场效应基础上的企业，一旦形成规模，工业文明的逻辑准则就会产生作用，从而要求制度的规范性以适应其要求。随着大量缺乏制度效应的企业倒闭，人们越来越重视在企业成长与发展中以及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作为资本、技术、劳动力之外的第四生产要素，企业以特定的制度框架实现生产要素的有序结合，从而规范经济组织内各种要素的组合及其运作方式。因此，制度稀缺必然导致管理无序，导致其内部各种生产要素组合方式的混乱，从而使企业效益低下。
企业是科学技术与经济机制结合的理性机器。作为生产力内涵（机器）与生产关系框架（制度）的结合体，企业绝对不是一种简单的物质关系，而是一种生产关系，一种制度关系，一种社会关系。瓦特发明蒸汽机时由于找不到能够生产加工蒸汽机的工人，结果是瓦特用自己培养的工人，在自己创设的制度框架下，按自己设计的蒸汽机图纸生产出蒸汽机。可见缺乏现代企业所必须具备的企业制度、企业文化等，就不能够称为真正意义的企业。
（二）中国企业的特殊性
中国的企业从诞生那天起就是一个怪胎，之所以对中国企业如此大不敬，主要因为中国古代基本上是官办企业，仅仅是为官府及官宦生产物品及奢侈品的专门机构。明清时期，虽然在东南沿海地区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但也基本是一些与官府勾结的官商，真正意义上以盈利为目的进行生产和经营的企业甚少。鸦片战争以后，在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双重压迫下，中国的民族工业发展缓慢，这时候出现了某种带有现代意义色彩的企业，当然具有先天不足的特征。辛亥革命后，中国饱经战乱，企业发展迟缓。新中国成立后，我国长期实行计划经济，工业管理体制是行政管理体制，企业的人、财、物，甚至产、供、销都由政府直接管理，政企不分、条块分割、多头管理、多层管理和交叉管理，政府不像政府，企业不像企业。也就是说，企业不是市场竞争意义上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而是政府计划的执行单位，不仅仅是个经济组织，而且是个社会组织，甚至在某些地区还是个军事组织，特别是大型企业，有自己的党政组织，群众组织，甚至有妇联、团委、统战部、公安局、学校、幼儿园，简直就是一个有众多职能的小社会。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对旧体制进行了先易后难的改革，从形式到内容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市场经济体制迅速建立起来，企业真正成为经济建设的主体。世纪之交，中国又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中国在经济体制，市场法则等多方面都已经与世界接轨，企业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并且企业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目前，国有企业不仅在数量上变得非常少，就是在经济总量中的地位也在急剧下降；外商投资企业一直突飞猛进地发展，早已经三分天下有其一；而私营企业更是如雨后春笋，蓬勃发展，逐渐成为市场经济的支柱。在市场经济这块土壤中成长起来的中国企业基本上与世界各国企业没有本质的不同。但是，中国的企业毕竟是近20年的产物，又是在特定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下成长起来的、具有明显的特殊性。
1.企业管理以“情”为特征
中国几千年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形成了义为先、情为重，家为本的人文文化。所以中国的人情渗透到社会的各个层面和角落，即使在追求经济利益的企业也非常注重“情”的作用，往往对制度管理和条例管理比较松懈。因此，法规制度的不严，理性精神的不足，正是这种以“情”为特征的管理所存在的缺陷和困惑。中国企业缺乏制度规范，在家族管理为主的私营企业表现得淋漓尽致，在制度相对健全的国有企业也同样为一个“情”字所笼罩。
2.企业还比较“受气”
通过政企分家、放权让利、归并管理部门、组建股份公司、改变工业管理部门职能、企业层层下放等对旧的管理体制进行改革，治理了旧体制的一些弊病，但政企不分、条块分割、多头管理、多层管理的色彩依然浓厚，甚至出现了一些新问题。比如，有利时多头管理，无利时则无人负责；国有企业尚没有完全的独立自主、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企业的权力，同时又出现了权益和利益无约束的放任自流；当利益发生冲突时，中央和地方政府往往不合理地干预企业，而企业的许多问题地方政府又无力解决。
3.产权依然比较模糊
改革开放以后，国有企业推行了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即国家仍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而经营权则下放给企业的管理层，由企业的法人代表从事企业的生产经营管理活动，强调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但是，“国有”仅仅是法律上或者说仅仅是纸上的意义，所有者缺位的现象非常严重。事实上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与经营权不是分离，而是一并都交给了企业的法人代表，形成了最为典型的内部人控制。更为严重的是私营企业的产权也存在明显的模糊问题，因为中国的私营企业几乎是清一色的家族企业，家族成员的能力、贡献各不相同，而中国几千年又形成了兄弟分户析产的历史传统，并且在人们看来这是天经地义的。这样一来，企业的产权界定并不清楚，仍然存在着究竟属于谁的问题。
4.薪酬改革很不彻底
国有企业的管理者依然由行政部门任命，而不是在市场中通过优胜劣汰的竞争程序产生。尽管国有企业的管理中有大量的具有真知灼见的企业家，但并非完全是制度的产物，有的是凭觉悟、良心和天才。这样一来，评价国有企业的管理者就没有客观的市场标准，既然不是市场的选择，就没有办法按职业经理人的市场价格给予薪酬，而只能依照国家的相关规定给予一定的工资和奖金，不能完全与能力、贡献、效益挂钩。非但管理者如此，就是企业的一般员工，也从社会安定的角度，没有实行完全的按劳分配制度。私营企业的薪酬尽管比国有企业更合理些，但私营企业从管理者到员工也有很多的“特殊人物”，从而出现人情薪酬。
5.缺乏完全自由竞争的外部环境
我们在研究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时，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中国企业必须处于自由竞争环境中，才谈得上如何提高竞争力，如果没有自由竞争的外部环境，企业国际竞争力的提高必然会受到制约。现代市场经济并非放任自流，政府通常会干预经济，管理市场，这不但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是必要的和可行的。我们并不是要求给予中国企业完全的自由、绝对的自由，而是给予像欧美一般自由市场经济国家给予企业的经营自主权，目前中国企业特别是私营企业在经营范围这样的问题上还没有取得完全自由的权利，当然不能说中国企业已经具有良好的外部环境。
6.缺乏企业发展的体系支撑
企业并非可以单兵冒进孤立发展，从其产生的历史可以说明这点，从企业的发展实践更可以说明这点。一定的科学技术，一定的知识更新，一定的基础设施建设，一定的产业结构，甚至一定的思想观念都构成企业发展的体系支撑，缺乏任何一个因素的支持都会制约企业的发展。中国科学技术的总体水平较低，科技成果向企业的生产领域转化水平则更低。科技进步对企业发展的贡献率远远低于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也只是一般水平。科学技术进步缓慢在工业企业的生产领域表现得尤为明显。中国的许多企业设备老化，工艺落后，产品品种单一，更新速度慢，技术含量少，附加价值低，所有这些都严重影响着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中国金融市场与服务业的发展严重滞后，在国际上居于相当低的水平。金融体制不适于企业发展的需要，国有银行不良债务增多，使其既不愿对经营困难的国有企业发放贷款，也不乐于给非国有企业贷款。中国的资本市场还很不健全，中国股市远不能满足众多企业到股票市场上筹集资金的需要，风险投资基金还很滞后，致使企业普遍感到融资困难。中国的基础设施在世界上还处于落后水平，道路拥挤，运力不足，费用居高不下，电信业虽有发展，但电信费用之高堪称世界之最。所有这些，都严重制约着中国企业的发展，制约着中国企业国际竞争力的提高。
（三）中外企业越来越有可比性
1.中外企业生长在市场经济的土壤中
改革开放后，个体工商户成为市场经济燎原之势的星星之火，随后在20世纪80年代出现所谓“价格双轨制”，市场经济充满了无限的生命力。进入90年代，市场经济开始入宪，成为受法律保护的经济制度，社会生产和资源配置开始由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来调控。目前，生产要素市场纷纷建立，市场体系基本形成，绝大多数生产要素都由市场进行配置，绝大多数商品和服务价格都由市场竞争决定。中国政府虽然在中国市场经济中仍然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主要是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进行宏观调节，综合运用税收、利率、价格和投资政策等调节经济运行。按照国际公认的标准测定，我国已经是一个无可争辩的市场经济国家，企业之间就存在竞争。目前，企业争夺市场、争夺顾客已经到了相当激烈的程度。一轮又一轮的价格大战、广告大战，都是竞争激烈的标志，都是市场经济日益成熟的标志。
2.中外企业都以盈利为目的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模仿前苏联模式建立起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在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几乎全部是国有企业。国有企业不是市场竞争意义上追求自身利益的企业而仅仅是政府计划执行单位，是政府职能的延伸，国有企业吃国家的“大锅饭”，职工也就吃企业的“大锅饭”。由于企业是为了完成政府下达的生产、流通、分配等计划，自然会受到政府的庇护，因此企业无破产可言，对追求利润显然不甚感兴趣。经过二十多年政企分开的改革，中国企业已经脱离了政府的卵翼，开始进入市场，进行拼搏，进行你死我活的竞争，企业如果想生存发展就必须盈利，目前，中国企业同外国企业一样，完全以追逐利润为最终目标，利润最大化已经成为企业的最大追求。中外企业无论如何标榜，不论如何强调社会责任，也不论如何重视自己的企业形象，归根到底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赚钱，再赚钱，赚更多的钱！
3.中外企业都是自负盈亏
尽管目前仍然有部分国有企业还不能完全做到自负盈亏，但不论从制度上还是从发展趋势上，国有企业已经没有什么救星，命运全靠自己掌握，况且国有企业的比例不论从数量上还是从经济份额上都已经风光不再。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要根据市场需求确定投资方向、投资地域、投资时机、投资规模，政府即使在这些方面进行干预，也基本上是进行宏观调节，对于具体企业的盈亏并不承担任何责任，这样企业就对自己的一切经营行为承担风险，自负盈亏。由此看来，中国的企业不能在竞争中生存就会在竞争中消亡，那么企业的竞争力就成为问题的关键，中外企业也就具有了可比性。
4.中外企业遵循同样的市场法则
欧美资本主义大工业所造就的数量庞大价格低廉的商品就像重炮一样，轰开了各国闭关锁国的大门。许多落后国家和地区很快被卷入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原子能的和平利用和电子计算机的发明创造为代表的科技革命极大地推动了世界经济的发展，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脚步加快，经济全球化日益深入人心。商品、服务、人员等各种生产要素越来越自由地在世界各国流动，并且流动的规模不断扩大。各国各地区的企业投资经营的范围日益扩大，所有经济活动都互相渗透、互相依存，“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成为世界经济整体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世界经济一体化在客观上要求各国各地区承认国际组织国际会议制定的通行规则，并且熟悉规则，理解规则，遵守规则，运用规则，维护规则。2001年，我国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迫使国内企业必须按照国际的游戏规则进行经营管理。按照WTO规则我国将逐渐降低关税税率，使得本国企业不再享受高关税保护，企业要生存和发展就要到更为残酷的国际市场去厮杀去竞争，要完全融入国际市场。也就是说，在WTO规则下，企业的国别化逐渐淡化，都按国际通行的规则运行，中外企业之间的可比性越来越强。
5.中外企业都开始了国际市场竞争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过数百年的发展，市场竞争非常激烈，对于占领中国市场具有浓厚兴趣，于是开始向中国投资，中国利用外资额逐年增加。到目前为止，中国已经有数十万家外商投资企业，世界500强企业中的80%以上的企业在中国设立了子公司，这些子公司按照跨国公司的全球战略和统一步伐进行完全以盈利为目的的经营，对中国企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成为中国企业学习的楷模，甚至成为中国企业奋斗的目标。中外企业之间的相互合作，相互渗透，使得企业之间形成一种互相学习的势头，互相学习对方先进的管理方式和运作模式，进而改正自己的缺点，弥补自己的弱势，从这一方面讲世界企业有着一种趋同性。中国在经历了一场又一场政治运动后，认识到经济建设的重要性，开始了改革开放。改革开放以后，我国不但奉行“请进来”战略，全力吸引外资，而且还开始了“走出去”战略，尽管“走出去”的企业远远没有“请进来”的企业多，但“走出去”的步伐已经迈出，且由于世界贸易组织的多年努力，各国之间的贸易壁垒逐步被铲除，中国成为国际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
6.中外企业基本上都是公司制
西方国家早在15世纪中叶为了适应大规模的贸易就建立起了股份公司。股份公司的最大优点是可以在短时间内迅速把社会的闲散资金集中起来，并可以通过公司这种组织形式使企业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目前，我国的公司股份制已经渗入到我们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各个领域。“九五”期间，建立现代企业制取得了积极的进展，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中大部分进行了公司制改造。据国家统计局统计，截止到2002年底，全国4 350家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已有3 468家完成了公司制改革。目前，我国已经有1 300多家企业在沪深交易所上市。尽管占中国经济三分天下有其一的民营企业（私有企业）基本上处于有限责任公司阶段，但其中许多民营企业也进行了公司股份制改造并成功上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