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刘湾镇上的所有店铺在太阳刚落山后就上排门打烊了，人们都养成了早早吹灯上床睡觉的习惯。并不是刘湾镇人学会了修身养性，而是因为近来日本人闹得很凶。一段时间来，日本兵阻断了浦东和浦西之间的交通来往，黄浦江边的轮渡码头上，守着许多戴钢盔端着枪的鬼子，他们对过江的人一一搜查过，从衣服摸到裤子，随身携带的包袱行李也必须打开检查，差不多连鞋子都要脱下来翻一下。常冀昌亲眼看见有人带了一袋自家吃的大米过江，被搜出来后发了急，为着一家老少等着下锅的米，那人便昏了头，冲上去想从鬼子手里抢回来，结果挨了枪子儿，抽搐着躺在地上，再也无法把米带回嗷嗷待哺的老人孩子面前了。
连一袋米都无法过江，更不要说批量的粮食和布匹了，那是根本无法通过黄浦江的。那年月里，日本人闹得十分猖獗，百姓是整日里过着惶惶不可终日的日子。浦东的抗日游击队更是在明里暗里与鬼子频繁对抗交手着，日本人便通过封锁黄浦江来阻断浦西与浦东之间的物资来往，连带着遭殃的，是如信丰祥绸布庄这样的商号，和普通老百姓的生计。常冀昌在江浦路上的店铺与刘湾镇上的店铺之间来回奔走，却并未能让两处的生意顺畅起来，市区和乡下，几乎脱了节。
日本人攻占了上海，又封了吴淞口，有一些从浙江、福建还有很多内地来的装了大米绸缎的商船，本应该通过黄浦江运到市区，然后再装载着上海的洋布煤油回乡做买卖。过去向来是这么做的，现今，这些船只停泊在外捍海塘边纵横交错的河道里，无法进入黄浦江。外地商船总想卸货后带些上海货回去，坐落在钦公塘边的刘湾镇便因此而成了特殊时期的地下贸易中心。因为饭还是要吃的，所以冒险做这些生意的人还是不少。
信丰祥绸布庄的货物，大多是上海杨树浦的那些棉纺厂里购买并通过东昌路摆渡口运回浦东的刘湾镇的。这些日子里，东昌路渡口成了日本宪兵队的主要检查口。布匹因属军管之列，严禁私运，所以常冀昌便要想着法子避过日本人的检查。他从杨树浦的棉纺厂里买来原匹布，花钱请了专门的运送线人，通过线人偷偷运过日本人设立的各个军事管辖口，再运送到浦东的刘湾镇上。遇到冬天，线人就把原匹布缠在身上，通过辖口的时候，就是搜身也因为穿的衣服多而容易蒙混过关。夏天可就没有那么方便了，衣服本就穿得少，更不可能在身上缠布了。只有趁天黑换岗的时候，冒死穿越关口。
守法良民常冀昌第一次做起了所谓的走私生意，似乎也是有着严密的组织的，无论在什么时候，都有不同的分管项目。在日本宪兵队眼皮地底下的走私，确是需要周详安排，常冀昌不愧为一个从商十几二十年的有经验的生意人，此刻，他冷静的头脑和大胆的做法，无疑显示了一个优秀商人的聪明和魄力。他雇佣了一批在纺织厂做工的浦东女工，女工们每天都要过关口上下班，不容易引起日本人怀疑。过了东昌路关口，就有一个接应点，东昌路的一间不到二十平米的小房子里，女工们把夹带过来的布匹，重新还原成一匹一匹原布。然后再由雇来的工人，用自行车从东昌路骑车运到四十里外的刘湾镇。
胆大心细的刘湾镇工商联合会会长常冀昌，又组织了刘湾镇上开店做生意的人家，在月黑风高的夜晚，悄悄把洋布煤油等紧俏货运送到海塘边的商船上，卸下粮食绸缎，一来一往，花了比以往贵许多的价钱，倒也疏通了看似已顿滞的生意。常冀昌因此而囤积了不少日用品、粮食和布匹。又有许多别镇上的店铺到刘湾镇来进货，甚至有市区一些大胆的投机商，也冒险来到刘湾镇，从常冀昌的店铺里进了粮食绸缎，小批偷偷运到浦西。刘湾镇上的生意，因为日本鬼子封锁了黄浦江，倒因祸得福地分外红火起来。只是这红火，也是悄悄的，是暗地里来往的生意。多半是夜深有潮汛的日子，赶在日本人疏于巡察的时分，从外捍海塘的船上卸货运货。白日里的交易做得不露声色，出入的陌生人也不会大张旗鼓地带来一些钱币和货物的响动。表面上看起来十分平静安详，可这安详里，却也常常透出一些不安详的阴云。就象一片阴霾的天空，正孕育着一场巨大的雨，乌云已经密布，天空下的人们，却依然顶着将至的雨，做着抢收的活计。
常冀昌是十分清楚其中的危险性的，但生计迫人，那也是不得已的事情。
那是一个将近打烊的傍晚，别的店铺在悄悄完成一天的生意后都歇了下来。信丰祥自然也是该打烊了，店里的雇员阿弟哥正上着排门板，坐东面西的店铺被夕阳照得满堂光辉，那块楠木匾上“信丰祥”三个字，也在太阳的余辉中灼灼闪耀。常冀昌坐在帐台边，亲自算着今日里的帐目，算盘珠子轻幽幽地敲击出压抑的响声。
常冀昌正埋头算帐，只听得阿弟哥的喊声传来：先生，打烊了，明朝再来好伐？哎，先生，你到底有啥事体？先生你寻老板有啥事体？
常冀昌抬头看，阿弟哥紧跟着一个穿灰色长衫戴铜盆帽的男人，男人居然不听劝阻低着头直闯店堂里间而来。常冀昌站了起来，拱手道：这位先生，有啥贵干？
男人脱下铜盆帽，抬起头，一张胡子拉碴的脸顿时呈现在常冀昌面前，粗糙的脸上，一双带着血丝的眼睛略显疲惫地看着他。常冀昌心里暗道：来者不善，得小心应付。
男人开口便说：你是帐房先生吗？我找常冀昌张老板，麻烦你请他出来，有人托我带东西给他。
常冀昌赔笑说：在下就是常冀昌，先生，你是？
男人一咧嘴，居然笑了笑，那双布满血丝的眼睛闪出一缕柔情的光芒，这双眼睛里的光，让常冀昌有些恐慌的内心忽然为之一松，来人的眼神里，带着说不清楚的亲切感，似乎是一位久未谋面的老朋友，仔细分辨，却分明还是一个陌生人。
陌生人看着常冀昌疑惑的表情，然后迅速收起笑容，压低了嗓门说：张老板，久仰了，冒昧求见，只是受人之托，带一封信给您。
说着，警惕地看了看跟在身后的阿弟哥。阿弟哥的脸色显得十分紧张，两只手不知所措地捏在一起相互搓着，好象随时准备在来人身后给他一记出其不意的老拳。阿弟哥是担心，张老板最近做的生意若给日本人知道了，是要吃枪子的。要是这个陌生人是日本人的汉奸，那今日里他阿弟哥和张老板都死定了。所以，阿弟哥心里十分害怕，手上做出来的动作，却是摩拳擦掌的样子。这令常冀昌有些生气，又有些好笑。常冀昌对手脚不定的雇员说：阿弟哥，去把排门板上好，这里没你的事体了。
阿弟哥出去后，男人才从长衫夹层里掏出一张牛皮纸信封，双手递给了常冀昌。
常冀昌接过没有写谁收、也没有写谁寄的信封，心里忽然涌出一股莫名其妙的激动情绪，他并不知道是谁的来信，他也不敢问陌生人。来人也是默默地看着常冀昌颤抖着双手撕去信的封口，好似这信里写着所有疑惑的答案，只等常冀昌读了信，一切就迎刃而解了。
常冀昌抽出一张毛边纸，打开，只见信纸上布满了密密麻麻的蝇头小楷，信的开头写着“父亲”二字，这是他儿子的信？哪个儿子？常冀昌的心跳得十分剧烈，他越过信的内容，直接看落款，信的末尾，常明诚三个字赫然在目。
常冀昌紧张地抬头看来人，只见那陌生男人正微笑着看他，并不说话。常冀昌便埋头读起信来，紧皱的眉头一会儿舒展开，一会儿又撮了起来。
那的确是二少爷常明诚托人带来的信，自从上次从家里逃出去后，他只来过一封信，之后的几年里，他却音训全无了。常冀昌无奈地权当儿子在外面过得很好，并不需要家里替他操心。那只是宽慰自己，只当作从未生过这个儿子，但心里终究是放不下的。现在，久无消息的二儿子居然托人带了信来。他在信里向父亲通报了自己在内地如火如荼地投入了一场大事业。他说，比起自己在上海读书的生活、比起父亲做生意的日子、比起大哥做一个庸庸碌碌的国民党小官员，他过得比他们充实幸福得多，那也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工作，是当被子孙后代称颂的、流芳百世的事业。然后，他话锋一转说，前来送信的人，是他最好的朋友，是娘家人，专门到上海来做生意的。希望父亲能帮一下忙，弄一批棉布和药品，想办法运到苏北，云云。
常冀昌读完信，陷入了沉默。他不是很清楚这来人究竟是谁的娘家人，但儿子信里的暗示，他是摸到了少许脉搏的。这个惹是生非的二儿子，要么没有音信，一来信，就让常冀昌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中无法抉择了。陌生男人见常冀昌面有难色，便说：张老板，明诚特地托我来见您，听说您在刘湾镇上是出了名的善人，所以我们才找您来了，货款我是带来了，不会叫您破费，您好好想想该怎么做吧。我先走了，明天我再来。
来人走后的这一夜，常冀昌是再也无法入睡。儿子在上一封信中说过，他是去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参加抗日了，现在儿子托那个陌生男人带来了信，要父亲帮着这娘家人完成一趟颇为困难的生意。常冀昌想到如今的局势，猜测到二儿子的景况，便惶恐不安起来。这一夜，他在似睡非睡的状态中做了一场梦，梦境里，尽是二儿子常明诚饿着肚子、衣不蔽体地在战场上与日本鬼子拼杀的样子，简直要把他的心疼出血来了。常冀昌想了整整一夜，熬红了眼睛，最后拿定了主意。当然是为了儿子，也是为了更大一些的道理，譬如那个陌生男人说的“你是刘湾镇上出了名的善人”这句话，是触到了他心中神圣的按纽了。至于儿子在出走后的第一封信里提到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之类的道理，那是大道理，是常冀昌张老板还未觉得与自己有切身的厉害关系的道理，这些道理无法让他有深切的体验。他是一个生意人，只要能顺利地做他的买卖，只要不昧着良心坑害人，什么都是与他无关的。但做一个善人，却是他除了做生意赚钱以外的一个理想，是他认定的真正能让自己流芳百世的理想。所以，就为了做一个众口皆碑的善人，他也要冒险做一回这从未做过的“善事”了。
常冀昌十分清楚，那些小商船既然能从湖州安全抵达上海，他们必定是有他们的门道的，苏北的官路不通，还有私路，江浙地区的河道纵横千百错综复杂，这些船家，对鱼网似的水路了如指掌，只要出够钱，这种冒险的生意，他们还是愿意做的。那的确是很危险的事情，但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只要有钱，什么事情办不到呢？
他没有把这事告诉李月珍，更没有告诉李厚娣。辗转反侧一夜之后，常冀昌在天刚透亮时，便起了身。他找到捍海塘边已经卸空了货又装上了洋布煤油准备回转湖州的商船，谈下了一笔当属人财两赔的蚀本生意。他只说是娘舅家的亲戚做生意，要跟船去湖州，然后再从湖州转往苏北。商船上的人不同意，说苏北游击队闹得凶，日本人守得严，运苏北是很危险的，比到上海不知道危险几十倍，弄得不好是要丢了命的。常冀昌好说歹说，出了高十倍的价格，商船上的人才同意做这笔生意。
傍晚时分，灰色长衫铜盆帽的陌生男人又来了。常冀昌什么废话也不说，只把与商船上商议好的生意一五一十地交代给来人，然后拿出一个沉甸甸的包袱交给来人说：你带来的货款肯定不够，现在外面行情不对了，一路很危险，要价就高。这点款子可以补上，先不要交钱给湖州人，等货运到了再给，我不能陪着你去押货，你只好自己一路当心了。
陌生男人握住常冀昌的手，胡子拉碴的脸上居然露出明媚的笑容，象春日里的阳光，温暖明亮。来人千恩万谢后，说了一句令常冀昌既是宽慰欢喜、又是忧心忡忡的话：我为明诚有你这样一个父亲感到骄傲，后会有期！
说完，提着一包银洋走了。常冀昌看着那人匆匆而去的身影，连连叹息了好几声。似乎是为这世道，也似乎，是为自己那讨债的二儿子；是为自己平白无辜地奉送了不少银两，也为自己终于满足了二儿子的恳求而安心；是为那来人说“后会有期”而担心是否还有下一次，也为他说到“为常明诚有这样的父亲而骄傲”而颇有满足感。至于那两船棉布和药品是不是如期运到了苏北，他是不得而知了。但是，他是尽力了，他想着，他的确是又做了一桩善事，并且是冒着生命危险做的，这积善，该当是加倍的修行了。
后来，灰色长衫铜盆帽的陌生男人又来过两次，已经不能叫陌生人了，那张胡子拉碴的脸已经是常冀昌熟识极了的。那人再来，当然也是同样的原由，常冀昌自然是毫无推委，只一手一脚地打点来人要的货物。趟次一多，原本是带着一些表演性质的“修缮积德”，做出门面上的善事给他人看的想法也渐渐淡了下来。也会感觉麻烦，预感到一些不测的风雨会降临到他的身上。这种时候，想得更多的已是二儿子常明诚那张期待的脸，还有他离家出走前一天那一声凌厉的“汉奸”。此刻，感觉自己已不是为了“大善人常冀昌”的名声，只为不要再让儿子骂他“为富不仁”，不要让和儿子一样的年轻人在外边吃不上饭、穿不上衣裳、病了没药治。仅仅是这么简单的理由，常冀昌便义无返顾地顶风冒雪，几次三番地想办法把粮食、药物和布匹运往苏北，替“娘家人”一次次促成着那危机四伏的生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