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哪一天开始，刘湾镇上开始出现了一帮带红袖箍穿绿军装的学生子，他们成群结队地在学校、街道、商店门口贴大字报，他们打着红旗、喊着震天的口号走过镇上的每一条大街小巷，红旗飘向哪里，哪里就发出他们还没有完全发育成熟的毛躁嗓音。那些涌动的身影让本是平静的刘湾镇忽然变得躁动起来。
那天，常尧仁买菜回家时，看到一群红卫兵正在自家门口张贴大字报，桌面大的白色宣传纸上赫然写着：打倒不法资本家常冀昌。常冀昌三个字上还打着一个大大的黑叉。常尧仁慌忙闪进家门，只见阿奶李月珍脸色煞白、手脚颤抖着站在门后。看见常尧仁进门，李月珍一把拉住孙子，说：他们究竟要做啥？
常尧仁也是一脸疑惑，但大字报上被黑叉覆盖的爷爷的名字，让他意识到，家里大概又要遭什么灾祸了。常冀昌的身体有些每况愈下的意思，茶馆里的说书人被赶走了，他便只能呆在家里，拖一把藤椅坐在门口的小院子晒太阳，阳光并没有因世道的改变而改变。常冀昌就这样坐在藤椅里，闭着眼睛，如睡着了一般，安然静坐。与其说他在晒太阳，还不如说他是在等待，等待着家门被砸响、门口涌进一群戴红袖箍的小年轻的那一天。他坐在院子里，听着院门外渐渐走近的纷杂重叠的脚步声，脚步声逼近门口，又远去了。他知道，今日是躲过去了。可终有一天，还是躲不过去了，那些走近的脚步声停了下来，然后隔着墙门，一阵吼声传进了门内的常冀昌耳朵里：不法资本家常冀昌，出来，快出来！
常冀昌心头一阵揪痛：你们，终于来了。
他从藤椅里颤巍巍站起来，他是打算去开门，但腿脚却硬得搬也搬不动。常明义从屋里跑出来，一把拉住常冀昌，轻声在他耳边说：爹爹，不好开门的，放他们进来就完了。
常冀昌却似有些木讷，他看了一眼儿子，说：今天关门，明天总还要开的。
说完，继续往门口蹒跚走去。程美珊拖住公公央求道：爹爹不可以开门，你年纪大了，受不住的呀。
门外“打倒不法资本家常冀昌”的喊声一浪高过一浪。李月珍身后跟着几个孙子孙女，也出现在了院子里，老的和小的，眼睛里都流露出不解和惊恐。小妹头率先开哭了，程美珊赶紧去捂她的嘴，捂了一个，另一个也哭起来，孩子们被吓得一个接一个哭起来。彼时，只听见那扇并不薄弱的门，不知被哪双脚“咣铛”一声踹了开来，门板颤抖了一阵，倾斜着倒了下来。绿军装红袖箍的年轻人一双双愤怒加之骄傲的眼睛，就被门内的常家老少看见了。哭着的孩子，哭得更凶了。常明以搀扶着父亲，与门口的人群相对而立，顷刻间，铺天盖地的吼声再一次轰响着扑进敞开的大门：打倒不法资本家常冀昌！把地主恶霸揪出来！
人群蜂拥而入，团团围住了常家老少。其中一个带头的年轻人走上一步，用他还处于变声期的嗓音，对常冀昌说：常冀昌，你认罪吗？
老爷子眼皮一耷，并不作答。程美珊和李月珍急得眼睛都红了，孩子们却已吓得不敢哭出声。
毛嗓子见常冀昌不回答，怒眼一瞪，厉声喝道：红卫兵小将问你话，为什么不回答！
因为喊得过于用力，嗓音便像破竹子，发出刺耳的撕裂声。常明义扶着父亲小心翼翼地答话：我们，实在不晓得有什么罪啊。
愤怒的红卫兵小将们纷纷指着常冀昌叫喊起来：老奸巨滑的资本家，剥削阶级，还不知罪！把他押出去批斗！
毛嗓子一脸潮红的疙瘩豆泛出油腻的光亮，他得了有力的声援，便更加自信了：常冀昌，你要接受人民群众对你的审判，快站出来！
常冀昌被他一喊，颤巍巍地往前走了几步。常明义赶紧跟上父亲扶住他，对毛嗓子说：有什么事体我去吧，我阿爹老了，立都立不住了。
毛嗓子身后的一个小个子红卫兵说：老头子太老了，押出去也站不了几分钟，批斗会起码要开两个钟头，还是让他儿子顶他吧。
毛嗓子想了想，点了点头。便有人一拥而来押住了常明义要往门外拖，程美珊急了，她扑上去拖住常明义的胳膊，哭喊着：小将们，他身体弱，换我去吧，我去。
毛嗓子看了一眼程美珊，说：也好，你就陪斗吧，你们是一家人，都逃不脱干系。
红卫兵们手忙脚乱地在常明义和程美珊的脖子里挂上了“资本家小开常明义”和“资产阶级少奶奶程美珊”的木牌子，他们的名字上，一律打着黑色的大叉。随后，常明义和程美珊就被押到了大街上。原来他们是早有准备的，他们做了三块木牌子，那块写着“不法资本家常冀昌”的木牌没用上。
这一日，刘湾镇上进行了一场声势最浩大的游街批斗会。游街的线路，和四九年人们跳着秧歌舞、唱着“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挥舞着彩带庆祝解放时游行走的是同一条路。游街队伍走过钦公塘，命塘内随塘河里的水，依然长年不息地流淌着，从未中断过。游街队伍走过中市街，街边的三开门店堂里，一卷卷布匹码得齐齐的，柜台上放着剪刀、尺子，这里依然是卖布的商店，只是门楣上早已不再挂“信丰祥”牌号。站在店堂里的两名年轻营业员探出脑袋看着游街队伍走近，又走远。常明义和程美珊，他们弯着腰、弓着背、低垂着脑袋走在队伍最前头，他们头上戴着纸糊的高帽子，脖子里挂着木牌子。他们的脑袋几乎磕到了地面上，屁股几乎撅到了天上，身后，不时有一只脚揣上来，他们便行进得踉踉跄跄、跌跌撞撞。口号声在他们耳边呼啸着，他们低着头，不敢看一眼膝盖以上的世界，他们的视线范围内，是越来越密集的裤腿。常家三少爷和少奶奶，象两条丧家之犬，在响彻的口号声中走过中市街，走向刘湾镇每一条街道、每一个角落。
从这一天起，常明义夫妇每天都在等待着随时可能忽然出现的红卫兵，他们挂着木牌子头戴高帽子的形象在刘湾镇街头频繁亮相，有时候半夜三更，那群精神亢奋的年轻人居然也会忽然闯来，押着常明义夫妇拉出去游斗。那段日子，常家人是半夜三更也不敢入睡的，听到一点点响动，便起身端坐于床头，等着红卫兵来把家里的人揪出去。红卫兵不仅对游街批斗感兴趣，他们还对资本家的私人财产感兴趣。一拨拨红卫兵闯来抄家，从金银细软到红木家具，包括那只灰色的真皮沙发，全部在劫难逃，甚至连一块绸缎料子都要搜罗去。日子变得惶惶不可终日，每次常明义和程美珊被拉出去游斗，常冀昌就坐在院子里的那张藤椅上等待着儿子媳妇回家，即使天黑了，他依然坐在院子里，儿子媳妇不回家，他决不进屋。
不知是第几回被押走，这一日，夫妇俩游街挨批直到天黑还没有回来。常冀昌坐在漆黑的院子里，任凭李月珍一次次劝他回屋，他也不搭理。
那日上午，红卫兵小将照例把夫妇俩押了出去，中午时分，游街批斗告一段落，常明义和程美珊又被带到镇革委会，分别关在两间小屋里接受审讯。关常明义的那间屋子显然是个办公室，屋里除了摆着两张写字台外，墙角里居然横着一只沙发，这只灰色的真皮沙发一看便知是常家的，这是刘湾镇上唯一的一只沙发，从常家抄来后，就成了革委会办公室里的家具。现在，常明义坐在屋子中央的一张方木凳子上，几个苦大仇深的工人阶级和赤贫的农民代表坐在对面的沙发里，因为沙发比较柔软，几个审讯者的身躯凹陷于沙发中，位置明显低矮。看起来，常明义倒是有些居高临下。但常明义是低着头的，低着头的常明义便与审讯者们目光平视了。戴鸭舌帽穿蓝色工人装的男人伸长脖子是主讯，他清了清嗓子，说：常明义，你要老实交代，你家里到底还藏着多少钞票？剥削来的钞票必须交出来，听到没有？
常明义抬头，脸上有明显的恐惧和茫然。鸭舌帽男人把脖子伸得更长一些，似乎是想把视线调整得更高，否则就显得不是他在审讯常明义，而是常明义在审讯他了。常明义良久的沉默激怒了他，他一声大吼，脖子上吼出了一片青筋：常明义，不要以为我对你没办法，你要是不交代，今朝别想回家。
审讯一直持续到傍晚，常明义没有说出家里到底有多少钱，他只是沉默着不说话，问得急了，便回答一句：没有了，抄家的都拿去了。
隔壁屋里关着程美珊，她正被逼问着同样的问题。程美珊的回答与常明义如出一辙，她不是不想交代，她是实在交代不出什么了。家里究竟有多少钱，她的确不清楚，她每个月拿几十元的工资，养家糊口都来不及，没有闲钱可以存下来。况且，这段时间好几批红卫兵来抄家，值钱的东西都没有了，她当年出嫁时爹妈给的嫁妆——几个戒指和镯子也未能幸免，至于家里究竟还有多少钱，那只有老爷子知道。
直到傍晚时分，被分隔在两间审讯室里的常明义夫妇俩依然没有交代出任何有价值的材料。程美珊的膝盖下已垫上了一张长条凳。长条凳看起来材质很好，大约也是抄家搜罗来的东西。程美珊被逼着双膝跪在长条登上，她低着头，膝盖支撑着整个身体的重量，小腿两端横架腾空着。审讯者正用他自认为绝佳的办法试图让程美珊交代，这个被刘湾镇上的人们叫了近二十年“新娘子”的女人，曾经因她隆重的婚礼和出众的美貌令刘湾镇人倾慕不已。现在，她披头散发，衣衫凌乱。她长时间地跪在条凳上，小腿骨上的疼痛已消失。她甚至已到了半昏迷状态，讯问声和喝骂声听来离得十分遥远。
审讯者是十分懂得心理战术的，天色渐黑，夜将来临。审讯者对着程美珊换了一种口吻：你就不要再犟了，快讲出来吧，讲出来了好回家。你看看，天都黑了，你家里还有小囡吧？他们等着你回去呢。一家老小瞪着眼睛巴巴地等着你，你呆在这里能安心吗？快说吧，说了就可以走了。
一提到孩子，神志恍惚的程美珊忽然惊醒，眼泪顿时“哗哗”淌了下来。她想起最小的女儿才九岁，此刻，一定大哭着要找姆妈了。她仿佛看到大儿子尧仁牵着小女儿站在门口，他的身边围着大大小小的孩子，他们伸着脖子等爹爹姆妈出现在钦公塘上，那是家门通向外面的唯一的路。他们望眼欲穿，还是没有望到爹爹姆妈回家的身影，小的便哭，大的便哄，然后，一群孩子纷纷哭着，直哭得一片凄然。
审讯者的诱导让程美珊想象到了一幕凄惨之极的场面，她跪在条凳上哭得泪水横流，她低着头思来想去也说不出家里还有多少钱。但是不说出家里有多少钱，她就得一直这么跪着，今夜就别想回家了。可是，孩子们正在等着她，两位老人也在家里翘首以盼……程美珊终于崩溃了，她抬起头，脸颊上挂着两行泪，哽咽着说：家里还有三百元存款，我都说出来了，放我回去吧，快放我回去吧。
这三百元钱是程美珊省吃俭用攒下的一笔私房钱，里面也有常明义交给她家用的一部分工资。不管这钱是剥削来的还是自己辛苦上班赚来的血汗钱，只要是钱，交代了，就是态度好。态度好，就有被放回家的希望。
审讯者终于从程美珊嘴里撬出了三百元钱，有了成果，便决定把程美珊放了，去援助隔壁房里的同伴继续逼问程美珊那个死不开口的丈夫常明义。程美珊被告知可以走了时，她发现自己已经站不起来。跪在长条凳上好几个小时，腿脚已经失去了知觉。她挣扎着坐起来，然后颤巍巍站着，缓了好一阵子，才勉强迈开了脚步。走出革委会大院时，她看到夜空里已是漫天星斗。一早离开家，直到天黑才被放出来，就是为了说出那个三百元。早知说出三百元就可以回家，不如早点说出来，何必拖到这么夜深。程美珊叹息着，拖着疼痛异常的双腿，在清冷的夜色中走向自己的家。正如她的想象，孩子们等在门口，还有婆婆李月珍，也随着孩子们张眼眺望着。他们看到了她，便雀跃起来：姆妈回来了，姆妈回来了。
程美珊眼睛一热，泪水再一次汹涌而下。进了家门，程美珊听到公公的声音从黑暗中传来：美珊，明义呢？程美珊这才知道，常明义没有被放回来。常冀昌发现只有儿媳妇一个人回来，便坐在藤椅上不动。程美珊劝他：爹爹，明义就要回来的，我都回来了，他也快回来了，你进屋吧。
常冀昌坐在黑暗中岿然不动，李月珍说：美珊，你先进屋吃饭吧，谁也劝不动他的。
就在另一间审讯室里，常明义始终坚持说家里已没有钱了。戴鸭舌帽穿蓝色工人装的男人已掌握了程美珊交代的信息，便越发强硬起来：没有钱是不可能的，你们这种资本家，剥削了多少人的血汗，居然还不肯交代。今天你说也得说，不说也得说。
常明义依然不发一言。鸭舌帽男人似乎也很有耐心，他拉了一个刚才审讯程美珊的黑皮肤农民样的老男人过来：你帮我看住他，我先去吃晚饭，这个顽固派，都一天了还不说，今天他不说出来，就别想回家。等我回来啊。
说完扬长而去。鸭舌帽男人去吃晚饭了，留下了黑皮老男人和常明义呆在审讯室里。常明义始终低着头，黑皮男人在椅子上坐了一会儿，说：老常，你就说了吧，顶着有什么意思呢？
黑皮男人说话似乎还客气，居然称常明义“老常”。常明义却已麻木，听到这人的劝告，便机械地回答：家里没什么值钱的了，抄家时都拿走了。
黑皮男人笑笑，看了看门外，回转身说：老常，你抬起头来，我对你讲句话。
常明义抬起头，呆滞地看着黑皮男人。那男人伸出三根手指，轻声地说：你们家程美珊已经说出来了，这个数。
说完，男人收回手，又坐回了椅子里。
鸭舌帽男人回来后不久，常明义终于交代了家里还有三百元存款。审讯者带着胜利的微笑结束了长久的逼问，常明义被放回了家。回家路上，常明义一直在想，那个长得象农民一样的黑皮男人为什么要帮他？他们从不认识，世界上还有这样的好人？
那时刻，已是半夜时分，常冀昌依然静坐在夜露中等待着儿子，直到常明义一脚跨进院门，才听到父亲坐在黑暗中轻吁一口气，说了一句：回来了就好，风潮过去了！
然后，他从老藤椅里站了起来，他想抬腿迈步，身子却有些摇晃。然后，常明义看到，父亲的身影在黑暗中晃动，他想去上去扶一把父亲，刚跨出一步，他就看到，父亲的身躯象熄灭了灯火后的皮影戏，薄瘦的身子，竟象一片断了牵绳的剪纸，轻飘飘地歪倒了下去。
常冀昌倒下后，就再也没有站起来。他得的是急性脑梗阻，从此以后只能躺在床上，他瘫痪了，现在，他连话都说不清楚了，他所能做的，只是张嘴吃一口李月珍喂的饭，或者，发出一些含糊不清的声音，嗓子眼里总是塞着一口浓痰，那些不成调的声音，依稀能听出几个诸如“尧仁”、“明义”之类的词汇。他的身子是瘫了，脑子却依然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