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乔伊斯·凯利
本文是想探讨艺术家和他心目中的世界之间的关系，看看他是如何对待它的。也就是说，一方面是被称作艺术家的直觉的那种东西，另一方面是他的作品或艺术品。
我讨论这一问题的唯一资格，是关于两门艺术有一些来自实践的知识。关于美学原理我所知甚少，所以我将尽量根据实践经验来讨论。
艺术家、画家、作家或作曲家都是从像是一种发现那样的体验出发开始其创作的，这种说法完全是对的。他获得这种体验时感觉就像是有所发现；实际上，更确切地说是这种感觉作为某种发现抓住了他。它使他感到意外。这就是一般所说的直觉或灵感。它总是伴随着一种直接的感觉。比如，你去田野里漫步，突然田野向你呈现出全新的面貌：
它会突然变成这样，让你感觉非同寻常。莫奈在年轻时就碰上了这样的情形。田野在他看来，突然已不是覆盖着青草或是有用的庄稼、长着零星的树木的平面实体，而是有着惊人的繁多种类和微妙层次的色彩。
这给了他一种欢愉的、全新的快感。这是极其令人振奋的发现，尤其因为发现的是真实存在的东西。我的意思是它是独立于莫奈而存在的东西。这，当然，就是快乐的一半来源。莫奈发现了一条关于真实世界的真理。
从发现属于或关于世界的某样新东西中得到的快乐是自然而古老的东西。所有儿童都有这种能力。它经常持续到二十岁或二十五岁，甚至持续一生。
早在学会说话之前，儿童就从探索世界中获得乐趣，这一点十分显然。他们几乎把自己的所有时间都花在这上面。我们并不谈论他们的直觉，但这其实跟艺术家的直觉是一样的。这就是说，它是关于实际存在的世界的直接知识，是对事物、性质、表象的直接了解，而这就是艺术家和作家的基本知识。发现的快乐是他们的出发点。
克罗齐也许是最有意思的美学家，他说艺术就是直觉。但他也说过，直觉与表现是一回事。他的看法是，我们并不知道自己直觉到了什么，直到我们给它命了名，或赋予了它形式的特性，这种活动本质上便是艺术的任务。
但艺术家或作家可不是这么觉得的。对他们来说，直觉和艺术品完全是两码事。因为艺术品的本质就是它是劳动，而且是很艰苦的劳动。让我们回到画家身上来吧。在他获得直觉，有所发现之后，他迫切地想探索它，表现它，把它固定下来。因为直觉很容易转瞬即逝，至少在成年的、受过教育的人身上是这样。当华兹华斯提到那些直觉消失在平凡的白昼的阳光里时，他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我说过，发现的欢乐通常在大约二十岁以后就消失了。这完全是从观察中得来的真理；我们从自己的经验中就可以知道。在春日以特有的外形呈现在我们眼前的美妙物体，很容易转眼就变成不过是又一株樱花，变成一个常见物种的一个普通样本。我们早已见过它，常常提到它的名字。但豪斯曼，作为诗人，在它变成不过是又一株樱花之前，就把他眼中的樱花固定了下来。
但豪斯曼不是通过无法与直觉相区别的无中介的活动，为他自己和为我们把它固定下来的。他必须去劳动，找到体现他对那株树的感觉的，替他把它的意义固定下来的词语、意象、韵脚，这样当他需要它的时候就可以再次得到它，还可以把它传递给我们。他创作了一件艺术品，但他是通过劳动把它创作出来的。
所以，对画家来说，当他面对新奇、美妙的风景时，他必须把它固定下来。这样他就马上面临巨大的困难。他拥有的只是他的颜料与画笔，还有一块平面的画布，用来传达关于一个三维世界的感觉、感情。
他必须设法把对真实物体的直觉转变成色彩与形状的形式化与理想化的安排，而这种安排仍会神秘地固定与传达那些独立存在的物体的独有特性与魁力。这就是说，他的任务需要动脑筋，需要技巧和需要很多的经验。
对小说家来说，他的情形更糟。他也从直觉或发现开始；就像康拉德在东方的一个港口里，看见一个年轻的高级船员受审出来，他被判犯有撞船后胆怯地逃离客船和乘客的罪行。这个年轻人名誉扫地，就在这一瞬间，康拉德意识到了这对他意味着什么，于是他写了《吉姆爷》来固定与传达这一发现的全部感染力。
为此他必须创造人物、描写情节。和画家面临的情形一样，所有这些细节必须强调他试图传达的那种印象和感情。读者在读完故事以后，必须感觉到，“那很重要，那是真的”。要是他说，“我觉得这可能是真的，但我以前听说过它”，这就不妙了。如果那样的话康拉德就失败了，至少在那个读者身上。因为他的目的是要让读者作出同样的发现，让他感觉到对那个年轻人来说名誉扫地意味着什么，感觉到对男人来说名誉是多么重要。
为了让读者得到这一深刻、强烈的感受，不能让他们给次要问题搞糊涂。所有的背景和人物，书中的所有事件，必须为总体的效果、总体的意义服务。这本书必须给人以真实世界中的真实人物的感觉。不然他们不会吸引读者的同情，他的感情一点也不会被打动。
但实际生活不是这样的，它没有总体的意义，它只是一团混乱的事件，从中我们必须筛选出我们认为对自己有意义的。随便拿起一张晨报看看。它毫无意义——它的意义只是混乱。我们只读自己认为是重要的消息；也就是说，我们自己赋予消息以意义。我们必须这样做，因为不然它就不会有意义。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有某种评判标准，我们必须知道政治事件与谋杀，或是离婚与股市行情，或是股市行情与谁赢了德比马赛哪一样更重要。
简而言之，作家必须首先在生活中找到某种意义，然后他才能在书中把它传达给我们。而且他的题材比画家的更为复杂。当然，在这一方面，大家的处境都差不多。不单单是作家，所有人都面对同样的混乱，都被迫对这个世界，对什么重要，什么不重要形成自己的看法。他必须从最早的儿童时期，为了他自己的安全起见就这样做。如果他犯了错，如果他的看法和现实不一致，他会为此而吃苦头。我有一个朋友，在他还是个孩子时，以为他自己会飞，就从屋顶上跳了下来。幸运的是他掉在了一个花畦里，只断了一条腿。
这似乎跟我刚才说的每天早晨面对着我们的混乱相矛盾。因为那个没飞起来的男孩不仅仅是因为运气不佳而遭难。他违反了重力的法则，这条法则对他来说是客观存在的现实的一个永恒部分。正如我们所非常了解的，在混乱的事件之下都存在着关于事实和情感的规律或者说一致性。被科学称作物质的，也即存在的某些固定的特性，给予我们一整套现实的框架，我们违反它的话就要自食其果。关于重力或是氢氰酸的安全性的错误想法总是致命的。
人性和它与社会的关系也有某些恒久不变的东西。精神病院和监狱充满了忘记或忽视了这些东西的人。从另一方面来说，我们仍然能够理解与欣赏旧石器时代的艺术与荷马。荷马的英雄和我们有着同样的人性。
这些人性中的不变之物也是对我们来说客观存在的现实，也即我们所知的世界的恒久性质的一部分。于是我们有了由恒久的、十分顽强的现实与恒久的、十分顽强的人性组成的现实。而人性总是与物质事实发生冲突，尽管人本身是事实与情感的最奇特组合，而且实际上有赖于他的机体的机制来实现他的感情、欲望与抱负。机体同时是灵魂的物质形式、仆人、局限、完美形态与叛徒，尽管灵魂不可能脱离机体而存在，它总是试图获得对它更大的控制权，试图改变它。
人的确对物质获得了更大权力，但要改变它是不可能的。也许有人会说所有艺术品，所有生活理想，所有哲学都是建立在“假设”之上的，但我想指出的是它们可以用客观现实来检验。它们可以被称作真理的命题，它们的真实性可以根据它们与现实是否符合来判定。人不能改变世界的基本性质。如果你能的话，世界也许会消失得无影无踪。
但正是因为这些基本性质的恒久性，你可以用新的形式把它们组合起来。你可以拿用于建造最古老的罗马城的砖头去建造新的房屋，因为它们仍然是砖头。可以任意地不成其为砖头的砖头对建筑师来说一点用处也没有。而可以任意地停止跳动的心脏对艺术家也毫无用处。创造性的灵魂需要机体，就像有生命的世界需要固定的性质，不然它就根本不可能存在。它就只能是一种理念。但矛盾的是我们必须接受，这种固定性质的一部分便是自由的思想、创造性的想象，它不断地与事实，包括它自己的机制、它自己的工具发生冲突。
（谈瀛洲译）